第2章 原版序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博士在心理学领域里所做的工作，尽管从方法上而言都是科学性的和概括性的，但从本质上来看，却是对我们的独立个体所做的研究，也因此才被人们称为“个体心理学”。这种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具体、特殊且独一无二的个人。所以，唯有研究我们碰到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才能真正习得这种心理学。

在阿德勒博士对现代心理学的此种贡献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揭示所有精神活动结合起来为个人所用，以及一个人的所有官能与努力都与同一个目标紧密相关这一过程中，“个体心理学”所用的方式。这样，我们就能深入理解人类同胞的种种理想、困难、努力与失望，而所用的分析方式，也将使得我们可以对每一种个性都获得一种全面而生动的印象。根据这种整合思想，我们就可以实现诸如“终极目标”这样的东西了。不过，我们必须将这种“终极目标”理解为基础性的终极目的。以前，人类还从未有过哪种方法，像“个体心理学”一样严谨而又具有强大的适应性，能够在所有现实当中，紧紧追随人类那最不稳定、最具易变性和最难捉摸的心灵。

由于阿德勒不但认为科学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认为才智本身也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己做出独特贡献的自觉性，远远超过了被其过去与当代合作者所公认的、那种淡化了的程度。因此，研究阿德勒博士与所谓的“心理分析”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很有裨益的。并且，不论如何简单扼要，我们都应当首先来回顾一下促成整个心理分析运动的种种哲学动力。

潜意识是一种关键记忆，即生物学记忆，这是现代心理学的一种共同观点。不过，从一开始就属于治疗歇斯底里症专家的弗洛伊德却认为，一个人在性生活当中的成功与失败才是最重要的，并且几乎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身为天才精神病理学家的荣格力图揭示出那种超越个体的记忆，或者说种族记忆的重要性，想要扩展这种令人苦恼的狭隘的观点。他认为，种族记忆与性生活的力量一样强大，并且对人生具有一种更高的价值。

而将潜意识的概念更加牢固地与生物学现实联系起来的任务，则留给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这位经验广博而全面的内科医师。他原本是心理分析流派里的一位心理分析学家，曾经用这种方法做过大量的工作，对记忆进行分析，并将记忆从一种聚合的情绪状态中归纳出清晰性与客观性来。不过，他却表明，每个人的整体记忆体系都是不同的。个人并不会全都根据同一种中心动机来形成自己的潜意识记忆。比如说，我们不会全都围绕着性欲，来形成自己的潜意识记忆。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会看到，他们会用一种具有个人化的方式，从所有可能经历的事情当中选择自己的经历。那么，这种选择所依据的原则又是什么呢？阿德勒回答说，从根本上来看，这一原则就是一种简单的需求意识，就是某种必须得到补偿的自卑意识。这就好像是说，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整个生理现实，并且孜孜不倦地坚持着，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为生理现实当中存在的种种缺陷获得补偿似的。

这样，一个人的整个人生，比如说一个身材矮小者的整个人生，就可以理解为通过某种方式马上变得伟岸起来而进行的一种努力，而耳聋者的整个人生，就是努力为自己听不见而获得补偿了。当然，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一系列缺陷可能引发出一系列的指导思想。而且，在人生当中，我们还得对付自己想象出来的各种缺陷以及各种异想天开的追求。不过，即便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相同的。

性生活完全没有控制我们的所有活动，而是完美地融入了那些更加重要的追求当中，因为性生活明显受到了情绪的控制，而情绪则是由整个生命经历塑造出来的。这样，弗洛伊德的分析法虽然的确真实地说明了某种给定的人生原则在性方面所导致的种种后果，但也只是在那种意义上来说，它才是一种真正的分析。

如今，心理学开始以生物学为基础了。人们认为，从一开始，心灵的种种倾向性以及精神的成长，就受到了为了弥补生理缺陷或劣势位置所做出的努力的制约。一个人性情当中所有的异常之处或者独特之处，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这一原则，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动物，并且很可能还适用于植物界。因此，我们应当认为，不同物种所具有的特殊禀赋，源自它们在自身环境当中所经历的种种缺陷与劣势，而这些缺陷与劣势，通过物种的活动、成长与结构，已经成功地获得了补偿。

将补偿看作一种生物学原理，这种观点没有什么新鲜的，因为人们早已知道，为了补偿其他的受损部位，我们的某些身体部位会过度生长。比如说，如果一个肾脏丧失了功能，那么另一个肾脏就会生长异常，直到它能够发挥出两个肾脏的功能；倘若心脏瓣膜出现了裂缝，那么整个心脏就会长得更大，从而弥补此种供血效率不足的情况；若是神经组织受损，那么另一种毗连组织就会努力承担起神经组织的功能来。为了应对某种特殊工作或者努力过程中出现的迫切需要，整个机体进行这种补偿性成长的现象数不胜数，因此我们无须再加以说明。不过，首次整体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心理学领域，将它当成是一条根本原理，并且说明了这一原理在心灵和智力中所起作用的，却是阿德勒博士。

阿德勒不但建议医生应当学习“个体心理学”，而且建议普通的非专业人士，尤其是教师，都应当学习“个体心理学”。心理学中融入文化，已经成了一种普遍必要的现象。尽管公众反对，我们也应当大力提倡这种做法，因为公众的反对态度，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为基础的：虽然毫无益处，但现代心理学还是需要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疾病与痛苦等病例上。诚然，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著作，已经揭示出了现代社会当中那些最核心和最普遍的弊端。不过，如今我们面对的，却不再是一个反思自身过错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从过错中汲取教训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地生存着，仿佛人类的精神不是一种现实，仿佛我们可以无视心理方面的种种事实而确立起一种文明生活似的。阿德勒提倡的，并不是对精神病理学进行全面的研究，而是根据他业已确定其基本原理的一种积极而科学的心理学，来对社会和文化进行实实在在的改良。不过，假如太过害怕面对真相，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非但不可能对人生当中的那些正确目标形成一种更加清晰的、不可或缺的意识，而且也不可能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身所犯的错误。或许，我们都不想去了解那些丑陋的事实，但越是真正认识人生，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那些真正对人生构成了障碍的错误，就像是光线聚集起来，使得阴影更加清晰一样。

一种积极的、有益于人类生活的心理学，不可能仅仅源自心理现象，更不用说仅仅源自临床的病理表现了。这种心理学，还需要一种规范性的原理。在这种需要面前，阿德勒没有退缩，而是认识到了我们在世间共同生活所遵循的那种逻辑性，仿佛它具有绝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似的。

认识到这一原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必须对与之相关的个体心理状态进行判断。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与集体生存的关联方式，可以区分为三种所谓的“人生态度”，即一个人对社会、对工作和对爱情的总体反应。

通过对待整个社会，即对待其他任何个人以及对待其他所有人的感受，任何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了解到，自己在社交方面的勇敢程度如何。身处社交场合时感到害怕或者是有一种没有把握的感觉，往往都会表达出一种自卑感来，而不管其外在表现究竟是一种胆怯还是抗拒，是一种缄默不语还是焦虑过度的形式。对于所有与生俱来的疑虑或者敌视感、不明确的谨慎感以及渴望有个藏身之处的感觉来说，倘若总体上影响到了一个人的社交关系，那么这些感受都表明了一种逃避现实的相同倾向，而这种倾向，又会阻碍一个人对自我进行肯定。我们对待社会的理想态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待社会的正常态度，应当是毫不勉强、不假思索地认为人类都是平等的，并且认为这种平等不会因地位不平等而加以改变。社交勇气所依赖的，就是这种身为人类大家庭里的一员而具有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又取决于个人自身生活的和谐。通过一个人对邻居、所处市镇、国家以及其他民族的感觉，甚至是在报纸上看到与这些方面相关的新闻时的反应，他就可以推断出其心灵本身的安全程度来。

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正是密切取决于他在社会上的这种自我安全感。在一个人能够获得自己应得的那份社会利益与权利的职业当中，他必须面对社会需求的逻辑性这个问题。假如一个人觉得自己太过弱小，或者是与社会格格不入，那么这种感觉就会使得他无法相信自己的价值会获得别人的认可，因此他甚至不会努力去获得别人的认可了，相反，他不会去冒险，只是为了金钱和利益才去工作，并且会压制自己，不去想他究竟能够做出何种最切实的贡献。这种人往往既不敢给别人提供最好的东西，也不敢要求自己获得最好的东西，因为他害怕那样做会得不偿失。或者，这种人往往会在经济生活当中寻找某种安宁而波澜不惊的偏僻之所，因为在这种地方他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无须去适当地考虑自己所做之事有没有益处，或者能不能够带来利益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非但整个社会因为没有得到个人最好的贡献而会承受损失，而且这个并未实现自身社会意义的个人，也会产生出一种深刻的不满足感来。现代世界里有许多的人，与他们从事的职业都存在公开的冲突。而从一种世俗的意义来看，这种人当中既有成功者，也有不成功者。他们信不过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把无法实现某种现实正义的责任归咎给社会和经济条件。不过，他们往往都太过没有勇气，无法为实现自身经济功能的最佳价值而奋斗，这也是事实。他们都不敢公开宣称有权提供自己真正信仰的东西，如若不然，他们就会对社会真正需要他们做出的那种贡献嗤之以鼻。

因此，他们都是用一种利己主义的精神，甚至是一种鬼鬼祟祟、不那么正大光明的精神，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诚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在组织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因此除了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之外，一个决心真正去为社会公益服务的个人，常常也会遇到强烈的反对。不过一个人需要的，却正是这种拼尽全力的奋斗感。而需要的程度，也不亚于整个社会受益于此的程度。一种职业，倘若无法让人体验到某种克服困难之后的胜利感，而只是让人在困难面前低头，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去热爱这种职业的。

这些人生态度中的第三种，即对待爱情的态度，则决定了爱情生活的道路。只要前面两种人生态度，即对待社会的态度和对待工作的态度得到了正确的调整，那么最后这种人生态度自然就不会有问题。如果这种人生态度是扭曲和错误的，那么在与其余两种态度脱节的情况下，它就无法自行纠正错误。尽管我们可以想到改善社交关系与职业状况的办法，但若是把思想全都集中在个人的性问题上，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做法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个问题完全属于结果的范畴，而不属于原因的范畴。一个在普通社会生活当中受了挫折或者在职业领域遭到了失败的人，在性生活当中的做法，就会像是尽力要为自己没能在恰当领域里获得成功的种种表现获得补偿似的。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理解所有性异常行为的最佳办法，而不管这些性异常行为是让一个人变得孤僻离群、是让性伴侣受到侮辱，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扭曲一个人的本能。一个人的友谊关系，也与爱情生活紧密相关，形成了一个整体。至于原因，则不是像最初的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不是因为友谊是性吸引力的一种升华形式，而是与之正好相反。性冲动（即性是一种具有叛逆性的精神因素），其实是一种异常现象，用于取代能够激发出有益友谊的那种亲密关系；而同性恋呢，往往就是一个人无法与异性产生爱情的结果。

我们赋予种种感官的意义与价值，也与爱情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许多优秀的诗人，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感受大自然的特点，我们对壮美海洋与陆地的反应，以及我们对形状、声音和色彩等的意义的反应，连同我们在那些有如暴风雨般动荡不安和忧郁悲伤的场景中对别人的信任感，都涉及了我们人类能够彼此相爱的完整性这个方面。因此，我们的审美人生，连同审美人生对于艺术与文化的所有意义，最终都是通过个人，从社交勇气与智力的有效性当中形成的。

我们不应当认为集体感是一种非常难以产生出来的东西。集体感与自我主义本身一样，都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事实上，作为一种人生原则，集体感还具有优先的重要性。我们无须刻意地去产生这种感觉，只需在受到压抑之处将集体感释放出来即可。这就是我们在经历人生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生存原则。倘若有人认为，公共汽车司机、铁路工人和送奶工可以不具有一种高度本能的集体感去为人们服务，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种人必定拥有一种高度神经质的统觉结构。坦率地说，抑制这种集体感的，就是人类心灵当中那种强烈的自负心理。而且，这种自负心理极其微妙、不可捉摸，因此尽管少数艺术家已经领悟到了它的无处不在，但在阿德勒之前，却没有哪位专业的心理学家能够将其阐述清楚。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许多小记者或售货员心中的野心都足以导致一位大天使[1]堕落，而世界上那些伟人的野心，就更是如此了。每一种让一个人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变得痛苦不堪的自卑感，都会导致他用另一种上帝般的自负，来让自己心中充斥着一种想象出来的伟大感，并且最终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在许多情况下，此种幻觉都会膨胀得极其厉害，甚至不需要一个人在尘世间变得至高无上才能平静下来，而是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并且让他自诩为这个新世界里的上帝。这种对人性深度的揭示已经得到证实。不过，人们显然并不是在对那些怀有实实在在的野心（无论这种野心是多么像拿破仑那样狂妄）的人进行研究，而是在对那些消极抗拒、拖延不决和佯装有病者进行的研究中证实的，因为正是这些方面，最清晰地说明了一个痛苦地认为自己无法主宰现实世界的人会拒绝与现实世界协作，无论这样做会给他带来多么不利的后果；他这样做，部分是为了主宰一个狭窄的领域，部分甚至是出于一种非常荒谬的感觉，因为这种人认为，倘若现实世界得不到他非凡的协助，就终有一天会崩溃，并且缩小到他自己业已缩小了的那个世界的程度[2]。

这样，便导致了一个问题：在明知人类心灵当中具有此种过度自负的倾向，并且不敢只是再自诩为神奇异人来增强这种自负心态的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去做呢？阿德勒的回答就是，我们应当对自身的所有经历都保留某种态度。此种态度，他称之为“对半”态度。我们对于正常行为的那种概念，应当允许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或者我们面对的个人在正义一边以某种方式做到与我们完全平等。我们既不应该贬低自己，也不应当贬低自身所处的环境。我们应当认为，每个人都是正义当中的一半，从而平等地肯定我们自己与别人的现实情况。这一点，非但适用于我们去跟别人进行联系，而且适用于我们对雨天、假日或者负担不起的舒适品，甚至是对刚刚没赶上的那趟公共汽车的精神反应。

若是理解得正确的话，这种情况并不是一种艰难而令人反感的、理想的谦卑状态。实际上，要求具有与其他所有生物完全平等的现实与全能，而不管我们可能在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当中碰到其他生物，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精彩的假设。倘若要求低于这种程度，那就是一种虚伪的谦卑，因为事实上我们进行任何交流所导致的结果，其中一半的现实都取决于我们进行交流的方式。一个人应当在自身发生的每件事情当中，都按照自己所属的那一半，来确认自己的作用。

在职业领域里，我们常常都特别难以遵循这条建议。在业务当中，人们会面对许多赤裸裸的现实，它们会比社会生活当中通常允许出现的情况更加常见；并且，要让一个人自身的目标与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的现状同等有效，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那样做的话，就意味着承认现状是一个人的实际问题，并且事实上也是一个人正当的行为领域。劳动分工虽说本身符合逻辑并且有益于社会，但也给人类带来了狂妄自大地创造出全然虚伪的不平等、差别和不公的机会，因此我们如今才会生活在一种几乎无法维系的经济混乱之中。对于此种异常状况，绝大多数人常常会发现，他们很难不屈不挠地与自身进行对抗，很难一方面承认自身所处的现实，一方面又同等地努力地去改善这种现实。他们很容易通过内心的某种托词，默许这种混乱状况，或者是致力于去寻找某些肤浅的、逃避实际问题的补救措施；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必然会受到那些天生卑劣之事的玷污，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态度会让他们变得自高自大、傲慢无礼，并且从深层意义上来看，还会使他们变得寡廉鲜耻。很少有人想到，正确的办法就是在人性的基础上，在同样的处境与职业当中与他人结成同盟，并且把这种同盟当成一种社会服务，去维护其恰当的尊严和对其加以改良。不过，这正是一个人能够真正适应其经济功能的唯一途径。许多埋怨自己的工作条件普遍不好的人，在把工作当成人生一种职能去进行重新组织方面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并且，他们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与导致他们失败的那种不合规范的个人主义做斗争。从“个体心理学”当中，我们得出了这样一条绝对命令[3]：每个人的职责，就是努力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变成一种兄弟关系、朋友情谊和一种带有强大合作精神的社会统一体，而不管各自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倘若一个人不想这样去做，那么他自身的心理状态就会非常危险。诚然，在如今的许多职业当中，要达到这条绝对命令的要求，是极端困难的。而更加重要的是，一个人应当让自身的努力都指向协调一致。除非从广义上来说，一个人是在努力让从事的职业变成一种全面表达其自身的形式，否则的话，他的职业就永远摆脱不了自身诸多的精神力量。因此，一个人的职业观念，非但必须是一种能够让他在其中具有行动独立性的执行机构，而且应当是一种能够让他在其中具有某种指导权威性的立法机构。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此种“对半重视”的做法，会让他既承认现实，同时又利用唯一实事求是并且必然具有合作性的方式，去与现实做斗争。

倘若没有社会组织方面的这种实践，那么尽管“个体心理学”中的教育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也会毫无用处。从广义上来看，前文当中关于个人职业义务的论述，对一个人履行自身的整体社会职能而言，也是适用的。一个人的职能，既包括成为本民族与人类当中的积极一员，也包括成为家庭当中的积极一员。这就好比是一个从不休会，并且所有当选议员最终都必须服从其决议的议会似的。这个议会，在学校里、在市场上、在天南海北到处召开，因为它是“人类议会”，人们在其中交流的每一句话、每一种表情，无论是彬彬有礼还是反唇相讥，无论是充满智慧还是愚蠢无比，对于整个人类而言，都各有其重要性。让这个广袤的议会更加团结一致，使得其中的讨论变得更加可以理解，是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的，因为除非从中反映出来，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真正存在。倘若其中的会议和平安宁，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音调高扬，健康和财富就会增加，而艺术与教育也会繁荣起来；倘若其中的交流拘谨含蓄、充满疑忌，那么工作就会受挫，人们就会挨饿，儿童也会失去活力。在纷争达到白热化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成百上千万地死去。这个议会的所有裁决（我们的生死、成长抑或式微都是由此决定的），都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在每种人际关系中对待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个人态度之中。

平心而论，在面对所有的人与其相互责任之间关系的这个事实时，我们又怎么去看待精神病患者内心的那种混乱呢？这种混乱，只是兴趣领域变狭窄，只是过度关注某些个人利益或者主观利益吗？患上精神疾病，是一个人错误地对待其他人类所导致的结果。这种人似乎觉得，别人的人生与目标完全没有他们自己的人生与目标那么重要，因而他们对范围更加广泛的人生丧失了兴趣。与此自相矛盾的是，精神病患者的内心往往却怀有种种非常庞大的、拯救自己和别人的计划。这种人都很聪明，能够通过想象出一种夸张的重要性和有益的活动，来补偿他们在人类这个议会里那种现实的孤立感和无能感。这种人可能会希望改革教育、消灭战争、建立一种大同社会，或者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甚至还会带着这些目标去创立社团或者加入某些社团。自然，这种人与别人及整个生活进行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交流，从而会让他的这些目标都实现不了。这就好比是，这种人完全站在生活之外，却想要利用某种无法解释的魔法去引导生活似的。

尤其是，现代的城市生活，连同其中的知性主义，都使得精神病患者可以毫无限制地这样做，即通过想象出来的那种弥赛亚主义[4]，来补偿他们真正的孤僻离群心态。结果，一个民族里面全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救世主，从而会使得这个民族分崩离析。

我们需要的，自然是某种完全不同于此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个人应当放弃对弥赛亚的信仰，因为一个人对人类的整个未来所应承担的那一份义务，完全是属于个人的。个人所需的，只是应当对自己拯救社会的力量形成一种合理的看法，并且是从个人自身的立场出发，正确地来看待这种能力：我们必须能够这样去看待那些与自身最直接相关的人际关系和职业，仿佛从全世界来看，它们都举足轻重似的；因为事实上，它们也的确如此，是一个人唯一拥有的那种普世意义。倘若这些方面混乱不堪、错误百出，那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经历当中，并没有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无疑，我们有时候的确认为这些方面很重要，但通常来说，我们都只是从一种个人意义上去重视它们。

现代人的这种倾向，即在实际生活和理想当中都缩小兴趣范围的倾向，是最难加以克服的，因为这种倾向会得到统觉结构的强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除了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一个人是不可能独自去克服这种倾向的。他需要与别人进行联合，并且需要一种全新的联合。下定决心，去应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与日常活动，仿佛它们都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一样，这种做法，会让一个人马上与自身的种种抗拒心理发生冲突，并且往往还会与外部问题产生冲突；一个人无法马上理解这些外部困难，并且，除非正在进行同样的一种实验，否则别人也无法正确地对这些问题做出判断。因此，在实践“个体心理学”时，要求其中的学生心甘情愿地相互审视，每一个人都应当被其他人看成是一种完整的人格。这种做法，击中了伪个人主义的根本，而这种伪个人主义又是所有精神官能症的基础。因此，这种做法自然是很难掌握的。然而，作为整个人生当中处于诊所与咨询室之外的一种作用因素，精神分析学的整个未来，却正是取决于这种做法能不能获得成功。

在维也纳，这种小组已经通过努力，使得“个体心理学”的力量影响到了教育领域。学校老师和执业医师之间业已确立起来的协作关系，已经让某些学校的教学工作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并且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确立起了一种平等关系，从而纠正了许多儿童的犯罪倾向、麻木不仁与懒惰习气。人们发现，取消竞争、逐渐形成鼓励的风气，已经让学生和教师双方都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这些变化，正在影响着他们周围的家庭生活。而一提到家庭生活，我们就会想到孩子的心理问题。尽管教育理所当然地处于首要地位，但它并不是这些小组的活动唯一应当介入的领域。商业领域与政界，是最为强烈地体会到了现代人生困境的两个领域，也需要利用人性方面的知识来激发它们的活力，因为在这两个领域里，人们早已忘记如何去辨识人性了。

正是为了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及其改良提供一种新的能量，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才成立了“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这一机构。本书业已开始倡导的那种人类行为训练法，虽说可能被人们误认为是一种几乎可以说陈腐不堪的道德标准，但有两个方面除外，那就是这种训练具有实实在在的效果，并且是在科学方法的背景中呈现出来的。在实事求是地理解个人问题的社会性，以及不屈不挠地证明健康与和睦行为之间具有统一性的过程中，阿德勒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更像中国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假如西方世界还没有走得太远，还能充分利用他的这种贡献，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变得家喻户晓，变成西方的孔子呢。

菲利普·梅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