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疆绝大部分地区都缺水，尤其是乌鲁木齐以西，凡有点儿水的洼地，常常被当地人称作海或海子，含着一种期望和寄托。有“海”的地方，就有人烟和牲畜。
我们到的时候，天已很晚了，四望不辨东西。远处的砾丘在未尽的天光下影影绰绰，偶尔有白影飘忽，那是被大风吹荡着、挂在荆棘上的编织袋子或塑料膜。目力极尽的地方，有一片灯海，据说那就是有名的乌尔禾。
三支井架呈鼎立之势，相距都不太远，直直地戳向天空。它们都挂着大功率灯棒，照耀得四周亮如白昼。罐斗上上下下，矿石不停地哗啦一声倾倒在矿仓里，腾起一阵白尘。
选厂的灯光更有点儿夸张，宣示着它作为工程生产的霸主地位。在料仓口，两个人抡着大锤奋力砸矿石，大锤高高扬起，重重落下，他们的影子在地上被灯光投成巨人，隔着暴扬的灰尘和机器声的帷幕，有如皮影戏的画面。
我们在铁厂沟吃的羊肉饺子，才两个小时，竟有点儿饿了。背包里还剩下火车上没吃完的半包花生，你一把，我一把，梁子和我一会儿就给解决了。
工头这时拿来一瓶酒，瓶子上贴着“小白杨”三个字的商标，说，喝两口，几千里路，都乏了，解解乏，早点儿睡。又说，他还要下井看看夜班情况。他是四川人，精瘦精瘦的。说完，带上门出去了。
这是一间地下室，十几平方米，不到五尺高，我和梁子都伸不直腰，但非常隔风，暖和。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地人称它地窨子。
有一天，给老婆打电话，说这回住得高级，是地窨子。老婆说，地窨子里没好人，你们可得当心，接着讲了一个有点儿遥远的故事。说有个山上有座庙，香火旺得不得了，上香的有男人，也有女人，女人都是富贵人家的妻妾，花枝招展，和尚们就起了歹心，在地下修了地窨子，凡姿色好的女香客就关进去，供自己糟践。
这事儿做得很神秘，好多大户人家丟了家眷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后来事情还是败露了，被官兵一把火烧了寺庙。地窨子至今还在，唯周遭的草四季不死，人说那是浸染了阴气。
梁子是真乏了，不一会儿就打起了鼾声。我盯着天花板却怎么也睡不着。天花板是一排杨树干，再上面是芦草，顶上是沙土，不知道有多厚，但可以听到呼呼的风声。风一会儿从东往西刮，一会儿从西往东刮，有时候能听到东风与西风在地面碰撞、缠斗、撕裂，把一些东西推倒了，又把一些东西扶起来。戈壁隆冬的深夜，风是唯一的活物。
咚、咚、咚……接二连三的炮声，夜班爆破工上班了。我听见石块在空空的采场间飞起来，采场就在地窨子的下边。它们冰雹一样在岩石上撞击，有的力度很大，有的力度很小，有的发出呼啸声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接着，鼓风机开动起来了。
二
离选厂五十米的地方，有一个水塘，那是选厂排出的污水沉淀而成的。池水不断被乱石沙土渗掉，活水不断注入，水塘因选厂生产而生，不久也将因矿山废止而逝。
水里面含了说不清的工业原料，但水色异常清澈，像一片小湖泊，也像一匹缎子铺展在地上。
我们每天上下班，进出罐笼时会远远地看见它。每天工作时间非常长，矿石硬得一根钻头钻到一半的深度就报废了，震得虎口肿痛，出了罐笼，人已经累得半死，看见那一方蓝玻璃似的东西，止不住长长地舒一口气，立刻轻松了许多。仿佛因为它，我们得以再次安然无恙。
有一种叫鹅喉羚的羚羊，经常到塘子的注水口喝水，那里是唯一不结冰的地方。它们一群群、一队队，像一群野孩子，一点儿也不怕人，但谁也近不了身。
萨尔托海早已没有了海，只剩一个空空的地名。除了这里，不知道哪里还有可供它们喝的水。
慢慢地，它们越来越多，白天来，夜里也来。它们跑动起来，像一道影子，忽闪而逝。在不远处的砾丘上，有人捡到过它们的角，细而长，坚硬锐利，简直可做武器。
梁子有一只相机，他说很贵，我们都不懂。他经常给我们拍照，一分钱也不收。相机用的是胶卷，听说也很贵。梁子好这一口，说钱不钱的无所谓。
他给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吃饭的，出罐的，换衣的，打麻将的，荒天野地的，什么都有。
他给我拍过两张很有意思的照片，一张题着：长天落日圆；另一张题着：大漠孤烟直。苍凉的天空下，我无助地站在荒野里，背后是无尽的天空，像是失败归来，又像是要讨饭远行，神情里透着一股暮气。
它让我发现了我的神情与这片大漠如此匹配，仿佛彼此为对方而生。这些照片成为我在这里六个月矿山生活的唯一见证，可惜后来都弄丟了。
梁子说，我一定要把鹅喉羚的鹅喉拍下来。
确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那个鹅喉是一个巨大的谜。谁都见过，谁都没有真切地看清过，它是怎样的结构，里面装的什么，成为巨大的诱惑。
但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工程，它比采场高空采矿作业都要艰难得多。鹅喉羚太机警了，它从来没有让人走近过。梁子端着相机，一有时间就守在坑塘边，他的耐心比一蓬骆驼草更坚韧。
有一天，我们放了假，炸药用完了。矿山放假是非常难得的事儿，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放假的。
梁子挎着相机，我骑着哈萨克牧人的摩托车载着他，我们去拍鹅喉羚。牧人们经常来矿上卖牛羊肉，或者来找放丟的牛羊，有时候，他们会四仰八叉地睡在空压机房的泥地上，天亮了不辞而别。
离年关还有一个月，天冷得要命。我们沿着各种蹄迹，骑过一座又一座裸丘，鹅喉羚的蹄印好像与羊群的蹄印并无差别。我们看见山坳里羊群在啃食草根，浑身污脏，像活动的石头。牧人睡在石头间，像另一块石头，看见我们过来，只是懒懒地抬一下头，又睡下了。
他们日复一日，每天都睡到太阳下山或羊群消失。直到下午，我和梁子连一只鹅喉羚也没发现。也许是天太冷，它们藏了起来，也许是摩托车声太大，惊到了它们。
我坐在丘顶上抽烟，山丘被常年的风吹得寸草不生，不仅没草，一粒沙子也不见。石片一层一层的，下面被风掏空了，它们层次分明地悬着，仿佛小型金字塔。石头大概含了铁，锈红色，上面落满了鸟粪。
我想起有一年在陕西安康看到的石板房上鱼鳞般的石板，它们一模一样。梁子站在我身后撒尿，在戈壁旷野，撒尿一般是蹲下来撒，他没蹲。尿液被一阵风带到半空，它们飞过我的头顶、周围，在太阳光里晶亮异常，落下来时，变成了小小的冰粒。
直到工程结束，梁子也没有拍到鹅喉羚的鹅喉。后来某日，他的相机永远落在了池塘里，与泥沙金属混为一体。
那个黄昏，夕阳浓得像黏稠的胶水，涂满了戈壁和天空。野地里，不论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物体，一律呈现出金黄，不是浓黄，而是浅黄，世界仿佛一帧老照片，陈旧又真实。
有人喊，鹅喉羚又喝水来了！
哈萨克人老哈，开动起摩托车载上梁子往水塘里冲去，既然无法接近，就强行接近吧。老哈其实不叫老哈，叫什么，我们都记不住。他在料仓口砸石头已经两年了，十八斤的大铁锤，被他玩得龙飞凤舞。他有个妹妹，经常骑马来给他送肉干。有人开玩笑说，把你妹妹嫁给我，他说，那是你们的事儿。那女孩子不说话，骑马绝尘而去，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梁子和老哈箭一样飞过去，鹅喉羚箭一样跑开去。梁子挥着相机兴奋地大喊：这回拍到了，拍到了！摩托车返回时，冰面咔嚓一声破裂了。
梁子是个大胃王，在萨尔托海矿山的半年时光里，他吃光了我一次次从颇远的铬矿商店费力买回来的零食，大到面包，小到糖豆。他后来去了祁连山某地，捡到了一块狗头金，从此身价百倍，改了行，去了南方某城市，后来加入了摄影协会，天天培训班、研讨会，拍出的作品再无生气和灵魂。梁子原来是个有灵魂的人。
三
四川工头姓吴，他的工牌上的姓名栏写着：吴德。除了能挣钱，他喜欢赌博。他已经五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他从出渣工干起，再到领班、工头，这个过程堪比攀登天梯，在这里，老板已换过三任。这些，是别人告诉我的。
那时候流行诈金花，下了班，他就带领我们诈金花。有时候五毛起底，有时候五元起底，他大小都不论。但他老输钱，输了钱就拿一瓶小白杨或肖尔布拉克，一口气干了，睡觉。牌场上，大伙儿叫他“菜农”，我猜那是“送菜的”的意思，“送菜的”通着“送财的”谐音。
吴德死抠。比如爆破使用的导火索，长短不是我们爆破工做主，是他做主。该用一米五的，他裁成一米二，该用一米的，他裁成七十公分。看起来节省不了多大一点儿，但长年累月就不得了。其实包工头的利润差不多都是这样偷工减料节省下来的。我们干的是竖井，从采场到地面有二百多米，有一段要爬梯子才能到罐笼口。有几回刚到梯子口，下面炮响了，石头像蝗虫一样擦着我的屁股飞上来，我手脚并用，像导弹一样从井筒往外发射。
记得是腊月二十七的晚上。
那一年，腊月二十九过年，再有两天就过年了。矿量很富，矿石很硬，爆破下来的矿石块太大了，漏斗下不去，要解炮，就是在大块矿石上打孔，填上炸药，炸成小块。这本来是爆破工的事情，但吴德全揽了，他已经揽了好几年了。
那一晚上，他给六十多块矿石打了孔，装填了炸药，孔很浅，他就把导火索全裁成了一尺来长。他依次点燃，在点到最后一根导火索，刚转身，前面的炮响了，一块石头飞起来，穿透了他的胸口。
我们赶到采场，吴德还有一口气，采场浓烟滚滚，头灯的光柱无力地穿透尘幕里浮游粉物。我把他揽在怀里，用上衣堵住伤口。我紧张，心里更恨，问他，为什么要把导火索弄得这么短？他声音弱下去，但我还是听清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吴德的房间墙上，有一个玻璃框，里面有一张照片，一男一女两个少年人，笑得烂漫。背景是一块一块的高山稻田，稻禾在阳光下泛着金色，那是南国阳光难得充沛的秋天。我把它摘下来，挂在了地窨子里，因为那儿暗无天日，它一定会存放得更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