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是一段乡愁

一

那一年莺飞草长的三月，站在黄鹤楼上的我，忽然想起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对于“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意境非常推崇。于是忽发奇想，能否雇一条船，带上弦歌与美酒，从胭脂色的波浪上，遇埠则歇，对月而歌，半醉半醒地航行到扬州去呢？朋友也想体验一下唐人的闲情，自告奋勇地去寻找客船。帆船找不到，觅得一只机动的画舫也好。数日后，朋友沮丧地告诉我，偌大长江，找不到任何一只帆船与画舫。再者，扬州不在长江边上，即使雇到船只，也到不了瘦西湖边上那一片令李白痴迷的城郭。我这才意识到，千年前的优雅与浪漫，早已是沉湮的古典了。

这一种迷惘，我曾写进《烟花三月下扬州》那篇散文中。虽然失望一直在心中发酵，但也存着疑惑，为何古人可以从长江进入扬州呢？我记得瓜洲古渡是运河与长江的接口。如今，瓜洲的二三星火，也沉入历史的苍茫了吗？

还有一次，大约是两年前吧，我访问河南永城县境内的华佗村，这里距亳州只有20多公里，是汉丞相萧何的封地。村里一位老人告诉我，村中央曾是扬州通往洛阳的运河故道。农家砌房，经常从地下挖出一些残舵和铁锚，当然，也有一些断桅与朽腐的船板。老人让我看到了一个锈蚀的铁锚，我抚摸它，像抚摸一段戛然而止的历史。从村里走出来，无论是东望扬州还是西眺洛阳，我看不到浮在波浪上的舟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不再允许一盏桅灯或者一朵渔火在这里作片刻的盘桓。

数年间，因各种机缘，我或者走在京杭大运河已经干涸的河床上，或者在它尚在流淌的河段上看夕阳下的浪影。淤塞与疏浚，开凿与废弃，辉煌与衰落，保护与开发，似乎它永远都有着诉说不尽的忧伤，展示不尽的画卷。站在杭州的拱宸桥上，我希望看到从烟波深处摇来的乌篷船；在无锡城中的清名桥上，我披着烟雨蒙蒙的春雨，思忖着，为何脚下的流水，再也不能流到幽燕之地，在通州燃灯佛舍利塔的身旁，听一听京韵大鼓，洗一洗北国的胭脂呢？

崛起于历史，必示寂于历史。寒山寺夜半的禅钟依旧，但客船不再；扬州仍不缺三月的烟花，但迎送游子的布帆，早已消失在水远山重的前朝。

难道，那一条流动着繁华与锦绣的人造的动脉，只能在屡遭虫蛀的线装书中寻找吗？

二

如果在历史的版图上寻找中国古代文明最伟大的标识，则应该首推长城与运河。它们一个傲然矗立，一个悄然流淌；一个横贯东西，一个牵引南北；一个伴着铁马金戈，一个浸于桨声灯影。一个静态的阳刚，一个动感的阴柔。比拟于人，它们应该是一对夫妻。一个冷峻，一个灿烂；一个征伐，一个孕育。相伴而生千年厮守，在它们的结合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王朝。

但是，在今天，在世人的文明谱系里，长城却是要比运河的名气响亮得多。长城上的雉堞与砖堡，至今仍让世界迷恋；而运河里的船队与波浪，似乎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

作为中国人对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运河早于长城。在公元前5世纪，当人类虔诚的心智尚处于神话的年代，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在他统治的疆土的北方，决定挖掘一条河渠以运输战争的粮草。这个国君叫夫差，这条河渠叫邗沟。六年前，我到扬州，专程造访邗沟。多么瘦弱的一条水沟啊，在水脉旺盛的扬州，它显得过于寒碜。它现在的样子，不要说运送粮草，就是采莲船也无法通过。但我知道，这不是历史的原貌。公元前486年就已经通行的人工河，应该是一条动脉而不会是一条毛细血管。2000多年历史的变迁，我们早已习惯了沧桑之后的陌生感。被截断或者淤塞的辉煌，只能让我们亲近古人理想的碎片。

河流死去的显著特征便是消失了桨声帆影。这有点像沙漠上的胡杨，它保留了生长的姿态，但再也不能用绿色哺育大地。幸亏运河并没有完全死去，还没有变成仅仅只是供人景仰的舍利。

尽管邗沟衰败，但运河的历史毕竟从它开始。自夫差之后，多少代帝王都在进行着开掘运河的接力赛。到1293年，在一位统治中国的蒙古族皇帝的手上，自杭州到北京的运河才全线贯通。运河前后修筑的时间大约1800年，它的总长度也大约是1800公里。时间的长度就是运河的长度。这不是巧合，这是中国呈现给人类的奇迹。

说来奇怪，一条京杭大运河，少说也与几十位皇帝有关。但在民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吴王夫差与隋炀帝杨广。两人对运河的贡献最大，但两人都是昏君。杨广自洛阳乘着锦舟从运河来到扬州，最后横死在那里。我到扬州，专门去雷塘看了他的坟墓，并诌了四句：

杨花凋败李花香，地下谁能说短长。

铁马锦帆皆过尽，夕语无语下雷塘。

秦始皇暴虐，但没有他便没有长城。隋炀帝荒淫，但是他让南方的运河流向了北国。仅限于道德，我们便无法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运河是一部大书，我们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种环境下阅读它，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慨。

三

有人问我，可以说“运河文明”这四个字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引用拙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第三卷第二十七回明神宗朱翊钧对小太监说的一段话：

淮、扬一带，扬州、仪真、泰兴、通州、如皋、海门地势高，湖水不侵。泰州、高邮、兴化、宝应，盐城五郡如釜底，湖水常常泛滥，所幸有一道漕堤为之屏障。此堤始自宋天禧年间转运使张纶。因汉代陈登故迹，就中筑堤界水。堤以西汇而成湖，以受天长、凤阳诸水脉，过瓜州、仪真以通江，为南北通衢。堤以东画疆为田，因田为沟，五州县共称沃壤。南起邵伯，北抵宝应，盖三百四十里而遥。原未有闸也，隆庆六年，水堤决，乃就堤建闸。你们记住这建闸的谕旨，是朕登基后亲自签发的。兹后两年间，建闸三十六座，耗费金钱数万计……

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明神宗16岁。他并不是在讲一段地理常识，而是在述说自己的治国方略。在明代，有江南三大政之说。这三大政是漕政、河政、盐政。明神宗所说的“漕堤”即运河的堤岸。在明代，运河亦称漕河。江南三大政中，河政与漕政都与运河有关。明神宗十岁登基，在兹后两年内，由首辅张居正主持，在淮扬一带运河中修建了36道闸口。在财政几近崩溃的万历初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明代，几乎一多半的工部尚书，都是水利专家出身。列于朝廷财政预算的河道治理经费，仅限于长江、黄河、淮河与运河四条。由此可见，运河对于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性。

在沟通京杭的长达1800年的开掘过程中，运河从来就是国家工程。在明代，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达到了全盛。永乐十二年，由东南即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带通过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从过去的40万石左右升至260万石，从此成为大明帝国沟通南北的运输干线。运输物资的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加，一条运河供养了帝国的首都与辽阔的北国。

从隋代开始，这一条贯穿了唐、宋、元、明、清几个庞大王朝的交通动脉，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数十座湖泊。济宁、淮安、扬州等十几座繁华的都市也因它应运而生。在漫长的中世纪，特别是明朝，中国有一支特别的军队名叫漕军，在运河全线，这支部队的数量高达30万人。因为一条河流而诞生一支军队，或者说一个兵种，这也是运河独有的人文风景。

“文明”一词，据我理解，是人类某一种带有鲜明特色的生存方式。它涵盖了文化、经济、制度、风俗各个方面。如果以此来推断，运河文明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一条地球上最伟大的人造河流，在1000多年的历史时段中，对中国的经济、水利、交通、城市、科技、军事、财政等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与巨大的改变。

相比之下，地球上另外两条运河，即连接地中海与红海、联通亚洲与非洲的苏伊士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虽然因战略地位的重要，起到了重组世界的作用，但其意义，主要彰显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另外，它们的年龄与长度都比中国古代的京杭大运河小得多：苏伊士运河长度只有168公里，1896年正式通航；巴拿马运河长度为82公里，1914年通航。一个文明的发育与成长，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广袤的地域作为先决条件。从这两点上来说，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都无法同京杭大运河相比。

无可否认，运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伟大文明体系中的灿烂章节。在这个章节中，我们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风俗的衍生与生活的愉悦。

四

小时候曾读杜牧的《江南春绝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我一直对这首诗中表述的江南风光表示了极大的向往。杜牧在扬州十年，他眼中的山环水绕之胜景，便是对运河流域的生动写照。后来，我又读到张祜的《金陵渡》：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夜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

瓜州古渡曾是运河最繁忙也是最繁华的渡口，在张祜的笔下，瓜州充满恬淡的诗意以及舟客羁旅的忧愁。

古代不少诗人，都为运河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明朝初年的东里先生，是唯一一个为我们留下运河行旅组诗的人。东里先生名叫杨士奇，是永乐皇帝深为倚重的大学士、内阁辅臣。永乐十八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杨士奇与僚属一起踏上迁都之路。一路上，他乘坐官船，尽情欣赏运河两岸的风光，写了六首诗。在《早至仪真》一诗中，他写道：

白沙岸头秋气清，仪真郭里早潮生。

五云北望金台路，初是朝天第一程。

最后一首《花园望北京》，杨士奇是这样表达心情的：

黄金宫阙望都门，预喜明朝谒圣君。

万岁山高腾王气，五云天上焕龙文。

迁都，是影响明朝国运的一件大事。从历史结果来看，朱棣迁都是英明之举。但离开花团锦簇的江南而来到风雪弥漫的北国定居，对依恋柳暗花明锦衣玉食的官宦来讲，毕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因此，围绕迁都一事，曾在永乐朝廷中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政治危机。作为朝中最为显赫的文臣，杨士奇拥护永乐皇帝的迁都主张。所以，在他的运河组诗中，我们读不到忧愁，看到的是一种迁往乐土的喜悦。

应该说，杨士奇的心情，也是运河的心情。一个国家的首都，必定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是为了将东南丰饶的物资运往北京。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废弃了北京而建都南京，京杭大运河便迅速地衰落。设想一下，如果朱棣没有把首都迁往北京，恐怕不到明代中叶，运河便会因无人管理而淤塞废弃。此前北京曾两度建都，但因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物用之需，对南方的依靠还不算太大。但自朱棣迁都之后，北京便有了第一个汉人士族集团。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将江南的生活习惯与民情风俗带到北京。为了满足汉人士族的需要，必须有大批江南的物产运到北京。因此，明代的运河，发挥的效益最大，它的繁忙程度，远远超过长江、黄河与淮河。为了增强通航与运输能力，明朝廷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与人力。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明朝那样将运河当成不可替代的生命河。

五

运河最灿烂的年代在明朝，它急剧地衰败则是近一个世纪的事。因为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的诞生，水上交通特别是内河的航运已经日渐式微。曾是农业文明的骄傲忽然间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弃儿。运河不再成为国家的动脉。这导致运河的功能的退化，也是淡出我们生活的重要原因。

当年，从杭州乘船沿运河到北京，少说也得一个多月。今天，连接两座城市的铁路与高速公路，都只需十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若是乘坐飞机，更是缩短至两个小时之内。科技发展导致交通利器的产生，同时也使人们的心智产生极大的变化。古时候，一个月的水上旅行，与帆桨为伍，与鸥鹭相亲，以两岸的风光养眼，以河上的波涛养心，该是多么惬意的乐事啊。但在今天，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日理万机，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再也无福消受。生活方式的改变，让运河的诗意退出了我们的心灵。

近几年，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在大力呼吁抢救运河，并争取将运河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听到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声音，我且喜且忧。喜的是运河的知音还在，他们的举动绝非是敝帚自珍，而是对已经逝去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珍惜与肯定。忧的是一条活生生的运河，竟成了一份遗产。谁都知道，大凡成为遗产的东西，都是文化的孑遗。它们不再属于生活，而是属于历史；不再属于享用，而是属于凭吊。

任何时候，提到“遗产”两个字，不知为何，我就会莫名地生起乡愁。精神故乡的迷失，让现代的人们乡愁越来越浓。这乡愁不是怀旧，而是反省。我很想回到600年前，像东里先生那样，雇一条客船，从杭州航行到北京。但我知道，这只能是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