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格廷根到柏林
海涅抱怨在格廷根日子过得无聊乏味，很后悔自己没有留在波恩。
在那里不仅有三位导师，他的周围还有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家的圈子——弗里德里希·封·博伊梅姆、约翰·巴普蒂斯特·卢梭、约瑟夫·诺伊恩齐希、克里斯蒂安·泽特。
相形之下，他在格廷根没有朋友，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
但他是诗人，不会自甘寂寞。他租了一所花园住宅，晚上，他在月光下，玫瑰间散步，捕捉诗的灵感，早晨6点以前，他被夜莺唤醒，便开始工作。
他在写非同寻常的诗——戏剧《阿尔曼索》。
这是海涅的第一部戏剧。剧情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阿尔曼索被天主教徒逐出西班牙为背景的，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的爱情悲剧，暗喻犹太人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遭社会集团排斥。
显然，这部戏是根据作者在格廷根惨遭排斥的经历和体验而写成的。
年轻的海涅非常认真地去掌握有关伊斯兰文化知识。
在他心目中，剧场的活动墙只是手工工具，是反映他本人剪影的镜子。他赋予人物声音、形象、面相。把剧中中世纪的历史服装和摩尔人的戏装看做是犹太人的伪装。
这部作品，表面看分量很轻，让人觉得过于时髦，但却是以对冷僻的资料进行精心研究为基础的，因此真实可信，让历史说话，借古讽今，揭示深刻的主题。
海涅说：“在这出戏里……我把我自己扔了进去，连同我的种种悖论、我的智慧、我的爱、我的恨以及我的全部疯狂。”
他每天深居简出，仿佛在密室里。终于完成了《阿尔曼索》的第三幕。
使他高兴的是，海因里希·施特劳贝答应给他发表，此人是《测泉杖》的出版人。
另一个使海涅高兴的便是到英格兰餐厅用餐。那里的一位女招待小洛特并不拒绝他这位大学生给她一个吻，而对其他大学生，她是绝对禁止的，她当众说：
“跟其余的大学生先生们不同，您则是另一回事了，您已经像我们的教授们那样出名。我读过您的诗——哎呀，多美啊……现在，海涅先生，您可以当着所有这些先生的面吻我。愿您勤奋努力，写出更多这样美的诗来！”
……
此时海里的家搬迁到了汉堡，父亲日益病重，医生诊断为癫痫连带着各种后果。父亲和两个兄弟所罗门和亨利曾上书丹麦国王，申请长期居留在奥尔德斯洛厄，结果被认为是“白日做梦”。他们又保证在那里既不经商也不从事其他活动，仍然毫无结果。
海涅对这种反犹限犹的政策极为不满，他说：“这些邦国的每个国王都该死。普鲁士国王更是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
就在他义愤填膺的当口，忽然又传来堂妹阿玛丽和克尼斯堡的一个地主结婚的消息。
他顿时如五雷轰顶，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认为这是叔父早已设下的一种不可原谅的阴谋。
他把国仇家恨揉成一首诗：
我梦见一个小人，矮小而滑稽，
他总是趾高气扬，自命不凡，
穿着上等的外衣，雪白的衬衫，
他的内里却是龌龊而卑鄙。
他的内里是草包，可怜之至。
可是外表却显得十分尊严，
他就勇气的问题大谈特谈，
甚至显得很固执，又很惊异。
“你可知道他是谁？过来看看！”
梦神说罢，狡猾地指给我看，
一面镜框里的多人合影。
在祭台前面站着那位小子。
我的恋人靠着他，双双说：愿意！
无数恶魔大笑着叫道：阿门！
海涅以这样的情绪写给波恩大学挚友克里斯蒂安·泽特9首十四行诗。其中4行是：
我不跳祭神舞，也不对神祗焚香祷告，
它们表面披金裹银，骨子里却泥塑木雕；
我不握背地里糟蹋我名字的坏小子的手，
他们当面对我嘻嘻哈哈，然而笑里藏刀。
海涅愤然离开了缺乏乐趣的伤心地——格廷根。
1821年3月20日到了柏林，住在贝伦街71号。
柏林正处歌剧演出和音乐会的高峰，舞会、化装舞会、戏剧首演你追我赶，这些便是城里的大事和话题。
文学在这里没市场。快舌的柏林人不是浪漫派的爱好者，他们无视童话家蒂克，更不读阿尼姆的书，就连歌德也不屑一顾，还贬斥说：“他就像是一只桶，箍桶匠忘了用箍把它箍紧，水就从四面八方流出来。”
至于作品带有神秘怪诞色彩、影响较大的恩·特·霍夫曼，也很少有人读。
但是，歌剧作曲家、指挥家、独唱歌手、女歌手、剧院经理却很受欢迎。
海涅憎恶铜鼓喇叭的喧闹，响亮的夸夸其谈，不自然的装腔作势。
当卡·马·封·韦伯的歌剧《魔弹射手》里的“流行歌曲”、“我们用紫罗兰色的绸子为你编少女的花冠”从大街小巷、市场酒馆传来时，他就用双手捂住耳朵，做出极其厌恶的样子。
海涅讽刺整座城市完全陈腐了！
你只需站到菩提树下大街和腓特烈大街的街角上，朝左朝右瞧一瞧，就可以清楚地体验到这种陈腐。
在这种炫耀摆阔的高雅文化的旁边，就是另一些散播流言飞语和轻浮放浪的酒店。
海涅从排斥他的格廷根逃出来，却又进入陈腐的都市，他情不自禁地在树阴下独行。吟唱自己满怀的愁绪——
我在树阴下独行，
怀抱着无限悲痛；
往昔的旧梦飞来，
潜入我的心中。
高空中的小鸟，
谁教你们这支歌？
别唱吧！我的心听到它，
又勾起无限深愁。
“从前有一位少女，
总是来唱这支歌，
我们小鸟就记住
这支动听的妙歌。”
你们狡猾的小鸟，
不要再说给我听；
你们要引我伤心，
可是我谁也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