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耕读龙门到走进长安

按秦汉时代的风气，经常是“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里的“山”指华山，司马迁是一个大文人，却出在当时的“山西”。可见特立独行的人，也可以不为风俗所限。

司马迁出生在今陕西韩城，地在黄河之西。黄河这一段由北向南流，把横跨陕西、山西的龙门山一劈两半。黄河水位在这一段有很大的落差，河水形成“龙门三跌”的壮观，然后南流而去。“鲤鱼跳龙门”的故事，最早就应该产生在这里。相传每年三月冰雪融化时，几千条鲤鱼逆流而上，聚集在这里，为的是跃上台阶状的河床。跳上龙门的，便成龙升天。司马迁就是这样一条在艰苦绝伦的逆境中跃上龙门的鲤鱼。他凭他那部不朽的著作《史记》，登上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座巨峰。说他是“谈古论今第一人”，没有人会觉得过分的。

他自己说，“迁生龙门”，小时候“耕牧于河、山之阳”。古时候以河之北或者山之南为阳。他的家乡在黄河之北（其实是西）、龙门山之南，所以说是“河山之阳”。关于他这一段幼年的“耕牧”生活，我们知道得不多，他自己接着上面一句说到的，已是“十岁则诵古文”。所谓“古文”，是指的秦统一之前就流传下来的《国语》、《左传》等书，因为它们不是用秦朝统一后所通行的隶书体写的，所以叫“古文”。

司马迁学习古文，他的老师大概就应当是他自己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迁十岁前后，他父亲已被汉武帝召到长安去，担任的官职叫“太史丞”，后来又做了“太史令”。太史丞、太史令的职务，主要是观察天象变化、制定历日、为朝廷大事预测凶吉。当时人普遍认为天文现象与人世间的重大事件之间具有一种很神秘、很紧密的呼应关系，因此，连带观察和记录人间社会的重大事件，或许也就属于太史令的职责范围。应该是在十岁上下，司马迁结束他所谓的“耕牧”生活，迁居到了西汉首都长安，去跟在朝廷里做太史丞的父亲一起生活。由于职务的关系，司马谈对古今历史向来十分留意。在对自己的儿子进行启蒙教育时，他把这种兴趣也深深地移植在少年司马迁的思想里。

是的，韩城对这个十岁上下的少年来说，已经显得太小了一点。幸亏他有机会居住到京都长安。这应该说是他的幸运：在西汉王朝正处于迅速迈向全盛时代的当口上，他正好走进了“天下”的中心。

春秋末叶以后，华北陷入“七国争雄”的战争状态长达两三百年。那时候，战争的持续时间之长，战争动员所涉及范围之广，战争残酷程度之剧烈，都是空前的。所以后来人使用“战国”两个字来概括那个时代。这个时代好不容易由秦的统一而结束。但紧接着又发生秦始皇的暴政，秦末农民起义，以及由秦末农民起义演变而来的楚汉战争，一打又是近十年。秦首都咸阳被项羽烧成一片灰烬。华北是满目疮痍，南部中国本来还没有获得开发。西汉初年，政府穷到连天子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将相大臣则只好坐牛车代步。

这样一种经济凋敝的局面，逼得西汉前期的政府只好采用“轻徭薄赋”的“无为”政策，好让百姓“休养生息”，从极度贫苦和疲惫的状况中喘过一口气来。经过五六十年的恢复，形势才逐渐有了转机。国家变得富庶起来，国库里“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积累的钱币因长期不使用，以致穿在钱孔中的绳索都腐烂了；官仓里收来的谷子长期不消费，都一批一批地变成陈谷）。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跟着带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全面繁荣。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大批极其杰出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涌现到那时的历史舞台上。其中有很多人直到今天仍是大名鼎鼎的。如文学家司马相如，军事家李广、卫青，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外交家张骞，经学家董仲舒、孔安国，音乐家李延年，幽默大师东方朔等等。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这档节目的主角、历史学家司马迁本人。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元前第二世纪的下半叶，真是一个星汉璀璨的年代。

如今，司马迁可以在帝国的中心，亲身见证这个星汉灿烂的年代了！

在司马迁走进长安城的时候，那里不但生活着上面提到的那一大群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在长安城的天子宝座上，恰巧坐着一个把自己的天才与平庸同时都发挥到极致程度的皇帝。他就是汉武帝刘彻。他比司马迁大十六岁，在司马迁六岁时登上皇帝位，在位凡五十四年（前140—前87），属于中国历史上在位年代最长的少数几个皇帝之一。

上面已经说过，西汉长期奉行“无为而治”，“六十余年，天下怀安”。武帝当朝时，国家越来越富足，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而活跃多变。这种情况，一方面不允许政府继续“无为”下去；另一方面，现在要想有所作为，也有了物质和政治的基础。这就为武帝变“无为”为“有为”，放开手去施展他在文治武功方面的雄才大略，提供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时机。

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少几个大开边功的时期。武帝朝在南面平定了位于今广东的南越政权。在西南，汉朝攻灭了云贵高原上的滇国。于是就把西汉的南方疆域扩大到今天的中国边界，甚至比它更南面的地方。在北方，西汉在这时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把匈奴驱逐到今天蒙古国境内的草原上。在西面，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设想，西汉派张骞出使今中亚地区。由此，中国人第一次详细地了解到河西走廊西端以外那个极其广大的地区。

在内政方面，武帝做了三件重大的事情。一是继承前朝的政策，不动声色地化解了汉初所封的同姓诸侯王的最后势力。二是“独尊儒术”，为后来的历朝历代定下了意识形态的基调。从孔子以来在政治上一直不吃香的儒家学说，至此获得了长期统治中国思想领域的地位。三是通过实行盐铁专卖，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

武帝统治时期的西汉，就以这样一个“全盛”时代的形象，被记录在中国的历史里。

雄才大略的刘彻当然还有他作为个人的另外一面。

他本是一个率性到荒唐的人。即位后的最初几年，朝政实际上还控制在一手把他扶上皇位的太皇太后窦氏手里，武帝事事做不得主。在郁闷之中，他竟逐渐迷恋上在月夜乔装，骑马出宫，到民间胡闹的消遣。那时他经常冒用姐夫曹寿的封号“平阳侯”，在夜里带了一帮人，“微服乘马出游”。有一次因为他的马队践踏了太多的农田，激起民愤，被当作流氓团伙受到当地县令围捕。又有一次，他闯进民宅，看中了人家的婢女，就强迫人家陪着他在那里宿夜。结果遭人袭击，差一点丢了命。窦太后死去之后，他确确实实地管起天下来，大概没有再像这般行事。但其实他还是照样荒唐，只不过“荒唐”的形式有所改变而已。

一是贪好女色。据说他自称可以三天不食（他在后半辈子练过辟谷），却“不能一时无妇人”。一时者，一个时辰也。在他之前，西汉皇帝的宫室中，“宫女不过十余，武帝时，取妇女数千人以填后宫”。宫人既多，最幸运的人也不过“数年一再遇”。他出游各地时，也经常带两三百妇人，“载入后车”。

另一件荒唐事是希求长生，所以就好神仙。他自己说过，如果能像传说里的黄帝那样不死而升天，那么他丢弃妻子儿女就会如同丢弃破鞋子。《史记·封禅书》就生动地记录了他屡次求仙，屡次失败，至死而不悟的经过。

其三是刚愎而又深怀猜忌之心。秦始皇无理杀人，尚须有一个“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说法来作理由，也就是说，至少还有“巷议”（到街头去散布不满或小道消息）这样“现行”的罪名。汉武帝则可以用“腹诽”的罪名杀人。说人家犯了在肚子里诽谤他的罪，这就真变成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武帝时期的丞相，如果从他亲政（也就是窦太后死后）算起，总共有十人。其中有四人病死、一人免职，还有五个都是被他处死的（自杀三人，腰斩一人，族诛一人）。公孙贺被任命为丞相时，竟至于惊恐万状，顿首涕泣，不敢接受官印，口称“从今天起，我就危险了”。后来他果然被族诛。

这样一个汉武帝，表面上讲仁义，内心其实多欲而猜忌，就是司马迁即将要侍奉的君主。他既喜爱司马迁的才华文章，又容不得他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因此不难理解，当司马迁被他猜疑为是在婉转地攻击自己宠爱的将领兼亲戚时，他会把何等的怨怒加在司马迁头上。

不过，刚刚到达京城长安的司马迁还不容易看到这里隐伏的凶险。长安城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正在迅速上升的社会财富、国家权力与文化艺术。司马迁成为这一繁荣的见证。他在长安读书将近十年，这期间很可能曾向当时正在首都的董仲舒、孔安国等大儒问学。在他后来的思想中，儒家影响的色彩很浓，不像他父亲那样崇尚黄老之学，也许就与董仲舒等人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不但能在各种场合遇到第一流的学问家，而且或许还能因为父亲的职务关系，间接地通过父亲转述，接触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里的各种书籍。那时离秦的禁书令被废除已有几十年，各种各样的书籍正在被人们重新发掘出来。身处在全国文化中心，接触这些书籍的条件，是僻居在韩城龙门这样的小地方所万不能比拟的。

司马迁十九岁那年，他的家庭迁居到距长安城西北八十里的茂陵。汉代有一种制度，把天下豪强富猾迁到京城附近的诸帝陵区居住，好对他们进行就近监视。汉人把这个做法叫做“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族而害除”。到他十九岁时，武帝为自己预修陵寝已有十二年，墓在长安西北槐里的茂乡，所以叫“茂陵”。于是把各地的豪杰以及家产三百万贯以上的人都迁往茂陵。司马谈一家也在这时搬迁到茂陵新居。

在茂陵新居，司马迁亲眼目睹了当时的一位大侠，叫郭解。此人年轻时曾做过很多坏事。与人交接，一不合意便动手杀人，私铸伪钱币，盗墓掘宝也是家常便饭。但他的运气很好。犯了罪，不是侥幸逃脱，便是遇到大赦、免于被追究。年长之后，随着阅历和势力的增加，他的行为发生很大的改变。他开始乐善好施，帮助别人后总是不愿张扬；待人接物往往以德报怨，为人谦恭；生活上也很节俭。但他仗义赴难、扶弱救急的侠义心肠却没有改变。有一次，他姐姐的儿子仗势欺人，聚众酗酒时强行对一个狐朋狗友灌酒，结果打起来，被对方杀了。郭解的姐姐拒不收尸，想以此胁迫弟弟出面干预。郭解派人暗访到那个躲藏起来的凶手，当面问明情况后说：“你杀他本没有错，是我的外甥理亏。”于是放走那个人，把外甥埋葬了事。这件事传开后，他比从前更得人心了。

据说郭解的家产并没有三百万贯，但他还是被列入迁徙的名单中。郭解动员了朝中大将军卫青去替他说情。武帝说，郭解虽然是一介平民，居然能支使大将军替他说话，看来家里不会没有钱。结果仍被强制迁移。他到关中之后，当地豪杰，无论过去与他是否相识，都争相和他结交。朝廷最终还是找了一个罪名把他杀掉了。

司马迁对郭解被处死充满了惋惜。他并不盲目崇拜所谓“侠义之士”。他说，像战国“四君子”那样的“侠义之士”，不过是凭借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就像是“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还有一大批侠客被司马迁称为“豪暴”，专门欺凌贫弱，横行霸道，是游侠中的丑类。但在他看来，像郭解这样的侠客，虽说为人短小，貌不及中人，也不会说话，但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有舍生赴义的气概，所以天下人无论社会地位高下，全都仰慕他的名声。司马迁赞扬郭解，很可能是把郭解一类人看作是“在铺天盖地的专制政治巨压下”，为走投无路的人挣扎出来的“一条缝隙”（徐复观语），至少使受压制的人们能喘上一口气。他悲哀地感叹，自从郭解死后，天下为侠者虽多，却再没有足以称道的人了。

在长安读书将近十年后，二十岁的司马迁在父亲的支持下出发，去游历全国各地。他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验证书上所提到的种种山河形势和民间风情，去感受那些凝聚了沉重的历史分量的古迹旧地。他要通过行万里路来激发自己的历史想象力，使从书面记载里获得的知识活起来、丰满起来、立体起来，使它们真正化作能在自己脑海里一幕一幕展演的历史剧。

对司马迁的出游，还不能仅仅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角度来理解。尽管他已到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但这个都城所在，也包括司马迁故乡所在的那个区域，当时恰恰又是文化底子较薄弱的地方。

秦汉帝国的核心地区在华北，华北作为核心地区又可以分为两块。东边是黄河中下游平原，西边是渭水平原；这两块之间被太行山、吕梁山脉，以及由北向南流的黄河所阻隔，只有在南面互相连通。在连通两边的最主要一条道路上，有一个著名的关口，叫函谷关（秦汉以后函谷关湮废，它的功能遂为更西面一点的潼关所取代）。函谷关附近，有天险华山。所以东面这一块称为关东，又称山东，西面的渭水平原则称为关中（不大称关西，因为渭水平原四方都有关隘，将它包围在当中。当然，通向关东的，也不只有一个函谷关。如它东南还有武关，也是一处天险要塞。刘邦从关东杀进关中，就没有走函谷关，因为那里有重兵把守，而是走的武关）。古代中国文化底蕴最丰厚的地区是关东。关中虽是秦统一全国的根据地，但秦在很长时期内被关东六国看作“虎狼之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春秋战国时文化名人，差不多没有出于关中的。这里本来文化底子就不厚。加上秦始皇焚典坑儒，执行得最彻底的，当然是在他统治的根据地，所以关中在文化上一向不如关东。要讲历史文化的沉淀，那优势全不在关中，而是在关东。

在上面所说的核心地区之外，秦汉时代的次发达地区就是淮汉以南的南部中国，当时称为楚地，又分东楚、西楚和南楚。这个广袤的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得极快。从政治军事的实力来说，楚国在对抗秦国的局面里占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当时曾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秦始皇死后，起来反秦的人，果然都打出楚的旗号。司马迁因此在秦、汉之间特别插入一个“秦楚之际月表”，按月来记载这“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复杂形势（除此之外，《史记》里的其他表都是按年记事的“年表”）。楚的文化也与关东传统很不相同。老子、庄子、屈原都是楚人。只要比较一下《诗经》与“楚辞”在风格上有多么不同（每句字数的整齐与不整齐，语气词的不同，鬼神气象的有无），就不难体会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之大。汉初推行的黄老之学，它的基础其实就是楚文化。三楚以外，那就是秦汉帝国的边缘地带，远了，不去说它。

现在我们知道，关中文化从它的历史根源、历史积淀来说，远不如关东地区来得丰厚发达，甚至也远远落在楚地文化的后面。所以，如果枯坐在关中，尽管有再多的书看，有再多的饱学之士可以请教，总还难免隔靴搔痒，缺乏真实的体验。司马迁的志向，本在“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著（彰显）…兴坏之端”。所以，对他来说，亲眼看一看那些著名的故迹遗址，亲耳听一听故老传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即将开始的壮游，将会怎样把有关此前两千年的记载和传说，在司马迁的胸臆间激发成一幕接着一幕活灵活现的历史伟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