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做郎中官的十年

司马迁所担任的郎中一职，实际就是皇帝的侍从官员。平时参与守卫宫城门户，皇帝出巡时，就充当随从车骑。侍从官分为三等，郎中属于最低的一等。当时的郎中，或由高级官员的子弟入选，或由博士子弟（有点类似国立大学的大学生）中的优等生充任；此外也有立了战功被选入宫廷的，还有一些是从家中积累了巨额资产的大户中选用的。通过郎中官制度，皇帝可以与社会上有钱有势的家族结成效忠君主的个人关系，很有利于收买人心，当然也能吸收一部分没有背景的青年才俊。这些侍从人员在皇帝身边见多识广，又随时被皇帝差遣出去，慢慢变得对国家大事熟悉起来。经过若干年的熏陶见习，就会被派到朝中或者地方上做官。所以郎官很像就是一个干部培养学校，在西汉属于走上仕宦道路的正规途径。

上面说到，做郎官是需要一定的家庭背景或个人经历的背景的。这些条件，司马迁都不具备，那他又为什么能够做郎中呢？

司马迁自己说，他做郎中，是“幸以先人之故”、“赖先人绪业”。那就是说，因为他父亲做朝廷的太史丞，可能获得了武帝的欢心，所以就把他的儿子任命为郎。

他被任命为郎中的时间，王国维说“其年无考”。后来，诸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其中最有理有据的一种说法，应该是在他二十八岁的元狩五年（前118）。这样说有两条理由。一是元狩五年武帝重病，命一神巫在甘泉宫作法。紧接着就把他供奉在一个名叫“寿宫”的便殿里。这本是一件很保密的事，局外人绝不知情。但司马迁却自言，“余入寿宫侍祠神语”。他并且明白地说，这个巫师所说，与一般人都懂的常识绝没有任何不同，但武帝就是愿意相信他。是知他显然已在这一年随从武帝见过这个巫师。第二条理由是，我们知道司马迁与任安相知相善，他怎么会认识任安呢？任安恰恰在元狩五年入宫做郎中，而且在那里只待了一年。所以元狩五年时，司马迁必定已经担任郎中的官职。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认识任安的机缘。

他何时担任郎中为什么就那么重要呢？

因为恰恰是在这一年，担任郎中的长官，也就是九卿之一的郎中令的，就是飞将李广的儿子李敢。

李敢在这一年做郎中令，接替的是他父亲李广的位置。当时的李广已经有一点老了，已从地方长官调入内朝，做了五年的郎中令。看到朝廷正在组织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他的手又痒起来，再三要求到前线去打仗。所以到元狩四年，李广受命为“前将军”，离开郎中令的职位，从卫青出击匈奴。卫青力图亲手擒获匈奴单于，硬要把李广调到侧翼的方向上去。李广争辩说：“我身为‘前将军’，本应为全军前锋；而大将军你却把要我改调到东道侧翼去。我自从束发成人以来，就与匈奴搏战。现在总算有了当面迎击单于的机会！请把我派在最前面，先与单于死战。”而卫青在出发前曾暗受武帝指示，说李广已年老命薄，恐怕不能成事，不要让他独当一面去对付单于。所以卫青坚持先前的命令。李广只得怏怏离开主攻方向，移军迂回包抄。因军内无向导，他未能及时与卫青形成合围之势，单于由此得逃脱。卫青下令追查迷失道路的战况。李广不愿忍受面对刀笔吏问讯的人身侮辱，于是在前线引刀自刎。“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李广的儿子李敢在那一年也随霍去病出征，元狩五年回到朝廷，遂代李广担任郎中令。他痛恨卫青排挤父亲，还将他逼死，因此寻机会殴打卫青。卫青自知理亏，未敢作声。卫青的亲戚霍去病，很为卫青抱不平，于是乘跟随武帝打猎时，用箭射杀了李敢。汉武帝对此中内情心知肚明，对外却宣布李敢在行猎时触鹿角而死。后来，李敢的儿子李禹又因为与武帝的侍从吵架，被武帝处罚，要他与老虎搏斗。这一家也够倒霉的（西汉皇室好像很喜欢搞这种黑色幽默的恶作剧。武帝的祖母太皇太后窦氏，也曾叫一个她不喜欢的儒家大臣去和野猪搏斗。幸亏当时在位的汉景帝、也就是武帝的父亲，偷偷地塞了一把刀给那大臣，才保住了他的命）。

李敢任郎中令的元狩五年，正是司马迁开始担任郎中职务的时间。他对自己的这位上司肯定是同情的。在《史记》所描写的对匈奴战争中的三个名将，即李广、卫青和霍去病中间，司马迁评价最高的是李广。可以说没有一句批评，只有好话。对卫青和霍去病则颇多委婉之辞，说他们虽然有一点才勇，但其实是以外戚贵幸用事，甚至还说，把他们写在《佞幸列传》里，也是可以的。司马迁替李广之死抱不平，对霍去病射杀李敢也心存自己的看法。他写的《李将军列传》，在以“上讳云，鹿触杀之”结束对李敢的叙事后，又加上“居岁余，去病死”这么六个字。如果他不是在暗示，这是对霍去病仗势欺人的报应，那么把这六个字放在李敢的传记里就完全是多余的。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心态。

除了顶头上司李敢外，在司马迁当郎中的那段日子，他甚至与李敢的侄子李陵也算做过几年同事。当时李陵是在另外一名“九卿”，即卫尉的部下做“建章监侍中”。司马迁所担任的郎官，也是属于侍中性质的一种职务。因而他自己说，他与李陵曾“同居门下”，即同在宫廷里做侍中。我们一向就知道，司马迁后来站出来为战败降敌的李陵说话，是出于他的一副侠义心肠，因为他看不得人间竟有这么不平的事。这当然是不错的。我还想补充的是，他替李陵说话，其实还不止是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仗义执言。他对这一家虽不熟识，却又是熟悉的。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推动力，促使他在眼看着继李广、李敢之后，他们的族人李陵又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时，忍不住要挺身而出。没有想到的是，他却为此惹出杀身大祸。

司马迁任郎中前后，汉武帝开始大规模祭祀神灵和巡行郡国的活动。司马迁作为随行侍从，于是有了不少机会访问名山大川、边障雄关。从前尚未到过的地方，现在有了绝好的机会去一开眼界。这中间，有两次行程特别值得一提，

一次是他三十四岁时，跟随武帝到长安西面的雍县（今凤翔）祭拜青、黄、赤、黑、白五帝，结束后又继续向北翻越陇山（在今六盘山脉中），到陇西的空桐山，相传为黄帝巡游所至之处。向西一直走到祖厉河（在今甘肃东部），才返回。司马迁于是亲身体察了“塞外”的地理形势和苍凉风光。

到第二年，也就是三十五岁那年，他又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那也是以前他的足迹未曾到达过的地方，司马迁奉命出使的这一年，西汉在巴蜀周边的外缘地带，设置了好几个新郡，包括越嶲、牂牁等郡。他出使之后两年，西汉又发巴蜀之兵，攻滇国，滇国降。西汉遂拥有今滇黔全境。司马迁此行，似乎是为了两年后的攻滇行动考察形势。这一次他可能是从长安西行，由关中西边的大散关南行，沿嘉陵江上源南行，然后择取后来所谓“剑门蜀道”到达成都，继续西南行，由此向南渡过大渡江，到今天西昌、盐源一带，再渡金沙江，进入今云南西部，就是当日的“昆明”。司马迁后来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的许多信息，当来自他这一趟长途跋涉的考察。

他从西南返回关中时，应当已是次年岁首。此时，汉武帝已经从长安出游，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去了。司马迁奉令立即出发，去追赶武帝一行。但刚离开长安不久，他就在路上遇到了因重病无法继续侍从武帝东游，而不得不留在周南（即洛阳及其邻近地区）的父亲司马谈。

元封元年（前110）正月，司马迁从西南奉使赶回长安时，汉武帝已经出发东行，正在去泰山“封禅”的路上。所谓封禅，是指由皇帝祭拜天地的最隆重的典礼。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本来是应该跟随武帝一起去泰山的，但是走出关中不久他就生了重病。武帝由此东行，首先去中岳嵩山，举行礼祭。司马谈大约还是勉强随行的。据说武帝在嵩山上拜祭时，群臣在山下好像听见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但司马谈的病这时越来越沉重，无法再一路跟着往东走，所以就回到了“周南”，也就是洛阳。正在洛阳奄奄一息之际，他遇到了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的司马迁。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司马谈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吾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颁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所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史记放绝”，意思是说，经孔子改编的鲁国史记《春秋》，写到周天子“西狩获麟”（前481）为止。抓获了被古代中国人看作瑞兽的麒麟，表示天下将有圣王出世。这本来是大好事。可是那麒麟不久又死了，表示已出世的圣王终于没有机会能真正治理天下。所以孔子非常悲伤，不肯再把《春秋》继续写下去。这就叫“获麟止笔”。两年后，孔子本人也忧伤而死。从此，存录天下大事的连续的历史记载中断长达四百年。司马氏父子一心想要接续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空白。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据司马迁家族的传说，他的先世，曾在舜在位时以及夏朝世世做“天官”，也就是观察天文、推算日历、预卜凶吉的巫师。传到西周，这一支家族中有个叫程伯休甫的，在周宣王时终于失去了世代相守的“天官”一职，改任司马，因以司马为姓氏。这一段家谱是否完全可靠，已无法确切地知道了。春秋中叶，司马氏离开东周去晋，以后又分为入卫国、入赵国和入秦国的三支。入赵国的那一支，就是后来两晋皇族所从出；而司马迁的先祖，则属于入秦国的那一支。在司马谈之前，入秦一支中最有名的人物，要数“司马错谏伐蜀”里的那个主人翁了。秦采纳他的建议；平蜀后，他做了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是秦名将白起的副将。司马靳历五世至司马谈，所担任的都是一些不大的官。司马谈担任太史丞、太史令，所以他自以为是接续了远祖的事业。这个职务需要许多专门的知识，当日常常作为“家学”代代继承。所以司马谈预料，他死后，儿子司马迁一定会继任这一官职。但他更关心的，似乎是他们父子两人已着手从事的一件“业余”的工作，这就是接续孔子“获麟止笔”以来四百多年的历史记录，写一部通贯古今的庞大历史著作。所以他谆谆告诫司马迁，自己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愿望无法再实现。他一再叮嘱说：你千万要记得这件事啊！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明白地知晓，司马谈临终之时，司马迁究竟是仍守在他的身边，还是早已经告别父亲，重新踏上追赶汉武帝的路途了。如果司马迁陪伴父亲一直到他咽气，那么他恐怕很难不再归葬关中，料理后事，这样他就可能赶不上武帝的封禅大典。即使他决定暂时搁下丧事，以戴孝的身份参预隆重的典礼也是不大合适的。恐怕父子两人之间当时还不是“死别”，而是“生离”。司马谈应该死于司马迁离开洛阳东去之后。因此洛阳一会，最可能就是司马父子的最后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