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上海机电设计院到七机部第八设计院

1963年1月底，春节刚过（那年春节是1月25日），根据钱学森的指示，我们一行四人到达五院。五院科技部很周到，安排我们住在741部队招待所，上班、学习、用餐等在749部队研究室。重要的临时性的活动安排，由钱学森秘书王献和五院科技部科研处处长吴鹏通知我们。

科技部参谋谢昌年陪同我们第一次来到钱院长办公室。钱学森的办公桌很大，背后是一排书架。他面前放着我们四人的简介材料，我们就在办公桌对面坐下。他与褚桂柏、李颐黎、朱毅麟一一作了简单的对话，询问学习和工作情况。最后轮到我时，钱学森笑眯眯地只说了一句：“我们是老搭档了”（意思是说我从1956年开始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了，情况了解，不用介绍）。

接着转入正题。钱学森布置我们要完成几项任务：一是要深入学习和掌握空间技术相关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他说：“干这一行知识面要广”；二是要全面了解当时国外空间技术的发展现状，特别是应用情况，包括卫星本体、运载火箭、地面设施等；三是要在两年内完成我国空间技术十年远景规划（初稿）。

最后，钱学森交代我们每周四下午向他汇报一次学习、工作进展情况，有什么问题和见解，可以进行广泛地交流和讨论。

钱学森对我们四人的培养工作，抓得很紧、很细，非常认真。

1．要求学习的知识是多方面的，或者说钱学森对我们的培养是多方面的。我们从住地到749部队研究室上班后，如饥似渴地阅读相关的技术资料，好在研究室馆藏的技术资料丰富多彩，能够满足我们的阅读需求。

除了书本知识，钱学森要我们熟悉实验设备。例如，参观刚落成不久的全箭试车台。钱学森亲自打电话给试车台负责人，说定我们何时要去参观，请他们准备好。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十几米高的实验装置，感到相当震撼，台上竖立着试验型的中近程火箭，环绕箭体有多层工作台，配有各种监测仪器。在与钱学森的交流中我们感到，他希望我们开阔眼界，大胆设想。他不止一次谈到，发展空间技术必须要有现代化的大规模工厂化作业，而不仅是学院式的研究试验。

此外，钱学森还要我们在教学中学习。他当时兼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给58级和59级学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钱学森要我们接替他在1963年秋季学期给中科大近代力学系60级和61级的学生讲授专门课程。他微笑着说：“如果能讲得让学生听懂了，说明老师也就真正掌握了。”

钱学森让我们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亲自帮我们联系，以便我们学到更多东西。例如，1963年，全国天文学学术研讨会在紫金山天文台召开。那时紫金山天文台在人造卫星观测和小行星带研究方面做过很多工作。他知道会议的消息后，在一次与我们的交流会上，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立即拨通了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略带夸张地笑着说：“张所长，我们这里有几位年轻的力学家，想参加你们的学术研讨会啊。”张所长爽快地回答：“欢迎！欢迎！”

再就是，让我们作为钱学森的全国星际航行委员会主任这一职务下的技术秘书参加委员会会议。一次，王献秘书通知我们，要随钱学森一起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并告诉我们钱学森的轿车号码，但不要记录。来函向钱学森约稿或要求审稿的事情很多，其中有一些他要我们代劳，以便我们从中受益。

2．全面了解国外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的相关技术，这是我们的主课。除苏联外，当时美国已经发射的卫星有：①军用卫星，主要是侦察和预警卫星共133颗；②各种气象卫星9颗；③各类通信卫星15颗；④导航及测地卫星9颗；⑤科学探测卫星55颗。

我们重点了解的有：国外的侦察卫星和预警卫星、测地卫星及导航卫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科学探测卫星，还有苏联和美国的飞船、脱离地球引力的宇宙火箭等。

这些工作经过一年时间大部分算是初步完成了。

1964年春，在钱学森的安排下，我在国防部五院小礼堂给各分院设计室主任以上和院直管理人员介绍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一些初步设想。我把大家进修一年来的学习工作以及钱学森对我们培养和教诲的情况，在会上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发展空间技术的重要意义。我讲述了人造卫星在国民经济和国防上的应用，并说明空间飞行器和导弹武器是相辅相成的。不过，当时的认识远不如现在深刻。

（2）我国应该研制、发展哪几种卫星。我分别介绍了导航卫星、测地卫星、通信卫星、回收式卫星、气象卫星、预警卫星各自的用途和工作原理。我认为，要优先研制的是回收式卫星和通信卫星。

（3）对运载火箭，在我们日常的交流研讨中，钱学森多次讲道：在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初期，要充分借鉴弹道导弹技术，尽量做到“一箭两用”。甚至超过服役期的军用运载工具，也可以被拿出来加以检修和改进提高，用来发射某些卫星。

（4）地面设施牵涉面较广，地面跟踪监测设施很重要。当时美国跟踪站的布局沿一条经线，从加拿大延伸到智利、阿根廷；而苏联沿一条纬线，从1时区的民主德国延续到10时区的库页岛。这样的布局使卫星在轨道上运行每一圈差不多都能联系上。而中国陆地的经纬度都有限，影响即时跟踪。从星上向地面发送数据，往往要延迟一圈或两圈。所以当时我建议：一是要发展远洋测量船队。二是希望能在国外，特别是在非洲和西亚友好国家建立跟踪站。钱学森说：“这事可提交外交部处理。”三是控制中心可考虑建在陕西（我国的地理中心）。

关于卫星发射基地，仅有一个酒泉基地是不够的。为了节省发射所需能量，并为在我国本土对卫星发射轨道的测控留有足够空间，应该在四川省靠近西藏的地区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基地。这样便于发射赤道卫星、地球同步卫星。希望成昆铁路早日修通。⁽²⁾

以上报告内容是在钱学森精心指导下、我们四人小组共同努力所取得的结果。接下来是要把相关内容整理成书面材料。1964年4月，我们完成《我国空间技术十年远景规划（初稿）》并交给钱学森。

钱学森审阅了《规划（初稿）》以后说：“你们的进修任务基本完成，可以回上海去，尽快组织卫星研制总体室。”我与朱毅麟先回到设计院，向院领导汇报我们的任务完成情况，并转达钱学森关于尽快组建总体室的指示。过了四五天，钱学森给我来电话，催问总体室组织好了没有。（钱学森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令人万分敬佩！）我回答说：“还没有，院领导正在安排吧。”钱学森说：“不就是腾两个房间，搬搬桌椅嘛，怎么这么慢！”我立即向杨南生院长汇报了钱学森的指示。又过了两天，杨院长叫我去他办公室，他说：“组建总体室的事，得先准备抽调十来个人把架子搭起来，称为七室。”接着，他宣布两位七室副主任人选，不设主任。他转而以郑重的语气说：“这是钱学森亲自提名，经国防部五院干部部正式任命的。”下面是简短的对话：

“你有没有什么专业口径对不对口的问题啊？”

“那倒没有，只是这‘口’太大，‘径’太小，我觉得难以胜任。”

“觉得‘径’在里头晃荡是吧，那就尽快壮大起来，不让它晃荡吧！”

从此，八院七室开始回收式卫星的方案设计，这在我们进修期间已有了不少讨论。因为方案远未达到中央专委立项的程度，所以没有专项经费。我们在院内做些工作，如院里安排我们在三室做探空火箭中遥测遥控仪器线路的安装调试，了解国内相机和胶卷的生产情况等。

1964年6月下旬，国防科委交代钱学森一项有关空间技术的特殊任务。钱学森指定机电设计院派两位技术人员以科委的名义到安徽省军区、武汉军区、河南省军区和成都军区等地执行任务。同时，国防科委也已通知了各个军区安排好接待工作，所以技术人员的工作进展很顺利。每到一处，我们都可以通过电话直接向钱学森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前后大约花了两三个星期。第一阶段的工作完成后，我们赶到北京向钱学森做了详细汇报。他考虑后，要我们先回上海，然后他通知一分院和二分院各派若干名室主任到上海，共同进行分析和研讨，最后形成一个书面报告，完成任务。

1964年12月下旬，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决议。1965年7月，领导决定将上海机电设计院迁往北京，改称“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同时将七机部在北京的第20、21、22、24和27共五个所迁到上海，归上海机电二局领导，机电二局及其所属单位划归七级部建制。

2009年，四人小组重返当年的办公室（见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