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空间技术发展规划的未来影响

四人小组在钱学森指导下进行的一年多的工作和进修，对后续的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①四人小组写成了《1964—1973年空间技术发展规划（草案）》，有助于钱学森在1965年1月8日向聂荣臻副总理提交将卫星工程研制列入国家计划的建议，从而推动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的研制进程。

②钱学森将四人培养成为空间技术的骨干，上海机电设计院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了卫星研究总体室。1965年8月上海机电设计院迁京后，该室更名为七机部八院七室（运载火箭及卫星研究室）。该室在承担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和我国返回式卫星总体设计工作中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③四人小组在进修中所获得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方法，使他们终生受益。

④四人小组学到了钱学森重视和热爱航天科普的优良作风。在进修期间，钱学森指导四人小组撰写航天科普文章，让四人小组代他给《航空知识》作来稿修改与答复。这让四人小组养成了撰写航天科普文章和修改答复来稿的习惯，后来四人小组终身坚持这一习惯。

四人小组成员之一李颐黎回忆说：“我们得益于钱学森先生的指导，在钱先生的指导下工作、进修，看的资料比较多，了解到末级固体火箭工作时间很短，不能像液体火箭这么慢慢地推，所以必须加一个滑行段。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1子级和第2子级工作完了以后，要加一个滑行段到顶点，然后由固体火箭加速，加速到7 hkm/s多入轨。钱学森的《星际航行概论》中也提到这个，他让我们直接去查阅美国和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资料。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轨道就是带有滑行段的，末级也是固体火箭。他让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如果谁都没搞过运载火箭，也不知道国外怎么弄的，怎么能凭空想象出一个滑行段呢，导弹不需要这样的滑行段。另外，1963年到1964年在北京工作和学习期间，钱学森先生有一天跟我们说，美国马丁公司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翻译成汉语就是《轨道飞行设计指南》。这本书对人造卫星的轨道设计很有参考价值，你们看一看。我接受他的建议看了这本书，当时看得还不是很深入，后来又陆续好好看了几遍这本书，发现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对后来我们搞卫星很有帮助。很长时间，我一直是搞轨道的，包括返回式卫星的返回轨道设计、‘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发射轨道设计，这本书对我们进行卫星轨道设计很有帮助。”

“钱学森先生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方案制定方面给予了正确意见，确定了正确方案。另外，他培养了我们七室的这几个人，再加上从外室调来的和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我们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拿出了‘长征一号’（当时叫‘卫运1号’）运载火箭的总体方案设想。”

“1967年11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被转给航天一院。我们移交技术文件的工作做得非常彻底，从国家利益出发，大公无私，我们一个纸片都没留，也没有复印件。我们还单独给他们写了一些资料，所以一院后续的任务做得也很快，我们在轨道方面，也跟他们交了底。比如针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当时有一个设计思想是，必须设计成近地点高度和远地点高度都比较高的轨道，特别是远地点还要更高。中国科学院在1965年9月提出的‘待与七机部商讨的问题’中就包括：要求近地点高度在350 km以上，远地点高度不超过700 km。我们一算，发现不行，如果速度偏差一点，就进入大气层，掉下来了。我们的设计方案是，末级火箭只有旋转控制，因此精度不会很高，我们算下来，最后选择的是近地点高度400 km多、远地点高度2 000 km多这样的一个大椭圆轨道。”

“跟随钱学森先生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就是搞返回式卫星和载人飞船。1966年，我们七室经过不断地努力争取到了返回式卫星的任务。据我了解，中国返回式遥感卫星是从‘民间’发起的，那时我们在基层做具体工作的人有这个积极性。我们了解到当时美国人搞‘发现者号’卫星已经成功了，虽然它失败了12次，到第13次才成功，但毕竟它最后成功了，因此搞返回式卫星是有技术可行性的。那时候我们就提出来要搞返回式卫星，1966年1月开始正式搞返回式卫星。搞返回式卫星，这个研究也是得到钱学森支持的，这方面也是有基础的。后来，1966年底的时候，我们八院七室主动提出搞载人飞船，并由我们做方案设想。我和另一个同志（张兰群）负责飞船返回轨道的计算。我给她编了一个程序，请她计算返回轨道，怎么算呢？用了钱学森先生所写的《星际航行概论》中一个比较简单的计算方法，那一章当年正好是我给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讲过的，我比较熟，已经推导过全部公式，所以不用再推公式了。把它排成计算程序，那时计算程序还是自己排，用计算数学的基本方法，只要有数学模型，就可以排成公式进行计算，这个确实也计算出来了。根据钱学森先生在《星际航行概论》中返回轨道的计算方法，我们很快就完成了返回轨道的计算。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我们就使用电动计算机（手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