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铺，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茶铺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茶铺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
历史就是这样作弄人，当清王朝灭亡的时候，正是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正在试图变革的时候。这或许告诉我们，变革如果不及时，或者不彻底，将不可能扶大厦之将倾。
在清政府倡导、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精英积极参与的新政运动中，20世纪最初的10年出现了一个城市改良的热潮，城市成为工商业、教育以及社会改良的中心。
晚清的成都，正是新报、新刊、新书不断出现的时候，开启了大众阅读的时代，这个时候新学堂开始建立，出现了受过新式教育的一代年轻人。
这个城市犹如整个国家一样，正在经历一场改革运动，不仅是像政治、经济这样的大问题，就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发生变革，例如城市的卫生和交通。
过去到了晚上，街上都是黑漆漆的一片，但是这时开始安装街灯，有专门的更夫负责晚上点亮街灯，虽然用的是煤油灯，但是这给成都带来了新的面貌。
成都还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设施，比如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那里首先使用了电灯，还开始使用自来水。在劝业场的顶端，还出现了第一座钟楼，改变了市民对时间的观念。
成都茶铺产生于城市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20世纪初改革之前，茶铺较少受到政府之影响。长期以来，茶铺为各个不同阶层的人民提供服务。当然，茶铺的经营者建造了这个公共聚集的空间，他们的顾客——包括劳工、小贩和艺人等——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茶馆文化。这个小小的空间提供了一个广阔而复杂的社会舞台，深深地浸透着当地的文化特质。
这个时候的成都可以称为改良时代的成都，特别是有一些改良人物，例如傅崇矩，作为一个民间的改良者，出版新书报，把电影首先引入茶铺里放映。
还有官僚改良者周善培，他创办警察，改良戏曲，设立戏园演新戏，等等。从设立警察开始，便开始规范茶铺，制定卫生标准，茶铺和茶铺生活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从晚清以来的日益流行的崇尚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茶馆经常作为“惰性”或“落后”生活方式的典型而受到批评。
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文献中，茶铺总是被指责为各种社会弊病的萌生地，诸如糟糕的卫生条件、散布流言蜚语、赌博、下流表演等，不一而足。
因此，茶铺不断成为社会改良者针对的目标，他们运用政府力量对茶铺进行严格控制，作为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并对社会全方位操纵的重要一步。
虽然一些改良精英肯定茶铺的积极因素，承认茶铺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角色，但许多西化的地方精英配合国家观念，对茶铺持否定态度，为政府限制、控制、攻击茶馆文化的正当性提供了根据。
在这一时期，地方精英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积极参与改良，扩展他们对民众的影响，确立他们的社会声望。这些活动显示了精英对大众文化所持的态度，以及国家怎样对待茶铺生活的一贯政策。
坐茶铺是一种生活方式
《暴风雨前》话茶铺
人们的生活方式是长期形成的，因此是根深蒂固的。
由于过去人们的居住环境不便，普通人有事相商或会友，总是安排在茶铺里，由于既方便又舒适，即使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铺作为他们的会客厅。
李劼人在长篇小说《暴风雨前》讲述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成都发生的故事，描述了不少成都茶铺与成都人的关系：“坐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就形成了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晚清的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铺，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茶铺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茶铺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
在中国，成都的确以茶铺最多、茶客最众、在茶铺中消耗的时间最长而名声在外。如《暴风雨前》所描写的晚清：
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
李劼人还描述了晚清成都市民对茶铺的依靠：
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竟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
就是说哪怕在士绅家里，来了客人，寒暄几句，就立即一起出门，到附近的茶铺里喝茶聊天。
按照李劼人的生动说法，如果某人在夜里发现了一点值得告诉人的新闻，“一张开眼睛，便觉得不从肚子里掏出来，实在熬不住了。有时却仅仅为了在铺盖窝里，夜深的时候，从街上，或者从邻居家里听到一点不寻常的响动，想早些打听明白，来满足自己好奇的癖性。”
人们喜欢到茶馆喝茶，还因为那里真是一个自由世界，无拘无束。正如李劼人所形容的：人们可以“提高嗓子”地畅谈，不论是“家常话，要紧话，或是骂人，或是谈故事”，可以“不必顾忌旁人”。
在茶铺中陌生人之间也能够相互夸夸其谈，也可以只洗耳恭听，不语一言。所以李劼人写道，如果“你无话可说，尽可做自己的事，无事可做，尽可抱着膝头去听隔座人谈论，较之无聊赖地呆坐家中，既可以消遣辰光，又可以听新闻，广见识，而所谓吃茶，只不过存名而已。”
茶馆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喜欢打赤膊”的顾客“只管脱光，比在人家里自由得多”。
茶铺一般都提供理发服务，茶客可以理发喝茶两不误，而且经常就在茶座上进行，“哪怕你头屑四溅，短发乱飞，飞溅到别人茶碗里，通不妨事”。
茶铺还有修脚匠，尽管把鞋袜脱了，“将脚伸去登在修脚匠的膝头上”，让修脚师修趾甲、挖鸡眼、削茧皮，在茶馆也无伤大雅。
在茶馆里喝茶从不受时间限制。买上一碗茶，顾客可以随便待多久，任意加多少回水，堂倌从不会因此给你看脸色，甚至顾客茶吃到半截，如果有事要办，“可以将茶碗移在桌子中间，向堂倌招呼一声：‘留着！’隔一二小时，你仍可去吃。”
如果他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大家也并不见怪，而且畅所欲言，既可以同声附和，亦可以抬杠。晚清的茶铺，就是一个自由的小世界。
《大波》里的茶铺
茶铺在晚清也是成都社交的首选地。李劼人的《大波》里，描写了晚清几个受过很好教育的年轻人聚会，其中有人建议：
我们每人只出两角半钱，这比戏园副座的票价还少半角钱。我们先去劝业场吃碗茶，可以看很多女人，地方热闹，当然比少城公园好。然后到新玉沙街清音灯影戏园听几折李少文、贾培之唱的好戏，锣鼓敲打得不厉害，座场又宽敞，可以不担心耳朵。然后再回到锦江桥广兴隆消个夜，酒菜面三开，又可醉饱，又不会吃坏肚子。每人二角半，算起来有多没少，岂不把你们所说的几项耍头全都包括了？
这个建议得到大家赞同。虽然他们囊中羞涩，但作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聚会，去茶馆看戏则既体面花费亦不多，然后再到餐馆享口福，也是可以承受的消费。
请注意李劼人在文中所说的是“吃碗茶”。在成都以及整个四川，不说“买一杯茶”，而说“来碗茶”。今天通常所说的“一杯茶”，过去是用“一碗茶”。四川人也不喜欢说“喝茶”，而习惯说“吃茶”。
在这部小说的另一个情节中，故事主角楚用想找一个地方打发时间，便去了武侯祠，那里古木参天，还有一个道士开的茶铺。巨树之下，摆放着方桌和八仙桌。楚用发现方桌都占满了，客人似乎都不像喝完茶即离开的游客，而主要是避暑的小贩或手工匠，穿着短褂，吸着叶子烟。一些在打牌，一些下棋，有的甚至手上还做着活，真是消闲和做工两不误。
在另一个炎热的下午，由于去看戏“时间不对头”，楚用又来到武侯祠的茶铺，却发现“没有空桌子。有一张桌上只坐了两个手艺人，都戴着牛角边老花眼镜在做活路，有两方空着”，但他又不屑与他们为伍。
一些特定的社会人群、职业等等，也有钟情于某一家茶铺，成为他们经常聚集的地方。如一些团体和学生也常在茶铺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周末和假期尤为拥挤。文人们则偏好文化茶社，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即使是人力车夫、收荒匠、粪夫等都有他们自己的茶馆。
李劼人所总结的茶铺功能
有的时候，一个事物的表面似乎是单一的，其实内部却是非常复杂的；如茶铺看起来是休闲之地，其真实角色却是多功能的。
作为一个成都本土作家，李劼人十分了解成都，发现茶铺不仅是一个放松和娱乐之地，而且是具有市场、聚会、客厅等多种用途的公共场所。他在《暴风雨前》里写到，茶铺在成都人的生活上具有三种作用：
一是各业交易的市场：
货色并不必拿去，只买主卖主走到茶铺里，自有当经纪的来同你们做买卖，说行市；这是有一定的街道，一定的茶铺，差不多还有一定的时间。这种茶铺的数目并不太多。
二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
不管是固定的神会、善会，或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要商量什么好事或歹事的临时约会，大抵都约在一家茶铺里，可以彰明较著地讨论、商议乃至争执……
三是社交的地方：
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不过只限于男性使用，坤道人家也进了茶铺，那与钻烟馆的一样，必不是好货；除非只是去买开水端泡茶的，则不说了。
这里李劼人所称的“坤道人家”，就是指妇女。在晚清，虽然茶铺基本上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但是年纪稍长的女人，其实也并不受此限制。
茶馆为其他小生意提供空间，买卖双方都得到了方便。在一个茶铺里，如果一个商人一桩买卖没有谈成，他可以很容易找到下一个买主。如果他想得到有关市场、运输、政策、价格、利息、利润、税务等方面的信息，他首先去的就是茶铺。一些行业和行会经营有自己的茶铺，为同行的生意和聚会提供贸易场所，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
在清末的各种记载中，便描述了茶铺作为市场和交易场所的功能。韩素音在其传教士家庭的家史中写道：“‘来碗茶’的叫声不断地在茶馆里响起。”这种呼喊“便是洽谈生意、敬老、请求帮助、买卖土地或其他商品的开端，生意正式交易都是在茶馆或饭馆里进行的，因为家里不适合办理这类事务。”
因此，至少在晚清，茶铺就是成都市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要了解当时成都的社会和文化，那么就必须了解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
掺茶也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
“生意数他茶馆好”
有许多人依靠茶馆为生。除了茶铺的店主之外，还要雇佣许多工人，包括堂倌、烧灶的瓮子匠、挑水的水夫，等等。还有许多小商小贩、算命先生、掏耳师、擦鞋匠等，也依靠茶铺为生。茶铺为许多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
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人们买肉以后一般喜欢到茶馆坐一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吃肉对普通人家是一件大事，他们有的甚至一月才有一次。
人们可以想象一个贫民去市场上买肉时的心情。他提着鲜肉来到茶馆休息片刻，在回家之前与他人共享欢悦，甚至还有某种炫耀、让人嫉妒的成分。
另外，人们在饭后也喜到茶馆喝茶。为买卖方便，肉摊和小吃摊总是摆到了茶馆门口。茶客可以请堂倌出门为其购买食物。这种小吃服务，实际上延长了人们在茶馆的逗留时间，人们不用迈出茶馆一步，便可解决肚子问题。
茶铺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茶铺也较少受到波及。正如一首竹枝词所称：
萧条市井上灯初，
取次停门顾客疏。
生意数他茶馆好，
满堂人听说评书。
茶馆投资少、回笼快而且利润不菲。茶馆老板总是对其雇工和配茶的方法保密，对其利润也是秘而不宣。
有人说，如果将茶、煤、人工、租金的总成本看作一个单位，茶馆利润在二三倍之间，换句话说，茶馆对投资者的回报大概是其原始投资的二三倍。可能这个估计过高。据《通俗日报》的报道，1910年，悦来茶馆的股东每10两银的投资获得了1.67两的分红和每月0.8%的利息。这样，这个茶馆的投资者在1909年的投资，获得了20%—30%的利润，较之其他行业，如此回报也相当不错了。
为了确保利润，茶馆使用了很多方法吸引顾客，一般是延长营业时间、抓住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但各茶馆亦按各自情况有所不同。
如棉花街的太和亨茶铺地处一个蔬菜市场，菜贩一般在开市之前到茶铺喝茶，因此该茶铺在清晨3点即开门营业。而在湖广会馆的茶馆则在午夜12点以后才打烊，以便于春熙路、东大街一带商业繁华地区店铺工作的师徒们在关门后到此打发时光。
茶铺对清晨顾客总是另眼相看，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常客，其茶碗中的茶叶往往多于他人。
另外，茶铺也尽量创造一个悦目的环境，紫铜茶壶亮可照人，桌椅整齐干净。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茶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有机地和这个城市和市民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茶馆的灵魂”
茶铺里边的堂倌，他们有独特的掺茶的技术，嗓门很高，充满热情，幽默有趣。人们称他们为茶博士，这些堂倌创造、传承、解释、发扬、丰富了茶馆文化，他们散布在整个成都的茶铺里。
他们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如堂倌、茶房、么师、提正堂、提壶工人等，但“茶博士”成为他们最经常的“雅名”。虽然“茶博士”这个词带有点谐谑的味道，但也的确反映了他们高超的服务技巧、对茶的独到知识以及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用特有的声调来迎送客人，增进了茶铺热闹的气氛，路过的行人也被感染，被吸引过来。
从堂倌的服务态度上，似乎顾客待得越长越好。位子不够了，加椅子便是。成都人就有这个怪脾气，清静的茶铺他们会怀疑生意不好，留不住客，越拥挤他们越要去，觉得这个茶铺一定是好茶铺，茶客心中总是有一个打米碗的。如果茶铺挤得水泄不通，不正说明茶铺合顾客之意么？
扶着茶壶的手柄，笑容满面，自信、谦和、朴实，头型还有那么一点时髦。有这么可爱的堂倌，不来喝茶简直就是一种损失。许多堂倌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了解人情世故，所以经常被人们称为“茶博士”。
这个“茶博士”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见多识广，了解社会，懂得世故人情，对茶也非常有了解，所以叫他们“博士”。“茶博士”这个词出现的时间还是很早的。在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就记载：“御史大夫李季卿宣尉江南，陆羽来见，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手自烹茶，口通茶名。茶罢，李公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煮茶博士。”
而且在唐宋时期，社会风俗喜欢以官名谑称百业，如医生称郎中，地主称员外等，所以有“茶博士”之称。在冯梦龙的《三言两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酒博士”的说法。如《喻世明言》第三卷，“揭开盒子拿一个肚子，教酒博士切做一盘”。
在成都，“茶博士”经常被认为是“茶馆的灵魂”。虽然老板或掌柜负责经营，但其主要角色是坐在柜台后面，分茶叶到碗里，收堂倌交来的钱，将已配好茶的碗清点给堂倌等。而堂倌才是直接与顾客周旋的人，他们的态度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茶馆是否能吸引更多的顾客。两者不同的角色反映在当地的一则俗语中：“长官不如副官，掌柜不如堂倌。”
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也降低了茶馆的经营成本。堂倌的工资，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数来计，大约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价钱之间。不过，堂倌也有一些外快，如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而常常多于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伙夫收的“火钱”照例归为己有。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给工钱，其饮食由茶馆提供。
堂倌为茶铺中最显眼、最忙碌之人，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是饭一吃完便开始工作，甚至边吃饭边干活。一个民谣曾给予他们以生动的描述：
日行千里未出门，
虽然为官未管民。
白天银钱包包满，
晚来腰间无半文。
还有这么一个顺口溜：
从早忙到晚，
两腿都跑断。
这边应声喊，
那边把茶掺。
忙得团团转，
挣不到升米钱。
反映了他们在工作场所的真实处境。
堂倌热情为全体茶客服务，当有顾客进来，堂倌立即招呼“某老爷请”“某兄弟请”“某先生请”等，带领其到位，问要何茶。如果是熟客，甚至不用问便把茶端上了。
顾客经常一到茶铺门前，便会听见堂倌的声音在吆喝：“茶来了！……开水来了！……茶钱给了！……多谢啦！……”堂倌必须立即答应顾客的召唤，眼观四方，耳听八面，服务周到，使大家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有经验的堂倌有着高超的掺茶技术，哪怕站在一米开外，也可以准确地把开水冲入茶碗中，而不会有水溅在桌子上。一个传教士是这样描写堂倌的：“长嘴茶壶列成一排，闪亮发光，自豪又有技术的堂倌把滚烫的开水从高处冲进有绿茶的碗里。”
堂倌的反应要快，以便能立即回应顾客。他们的吆喝逐渐形成一种非常特别的风格，在高峰期，即使是人声鼎沸，顾客仍能听到堂倌一声又一声的回应，顾客并不介意他们抑扬顿挫的吆喝，相反，那些变化无穷、诙谐风趣的长呵短唱，为顾客增加了许多乐趣。
火头军与水烟贩子
其他茶铺工人也体现着强烈的茶馆文化和传统。瓮子匠——烧水的工人——可能是仅次于堂倌的重要雇员，不过他们不用在茶铺里来回奔忙，也不直接与顾客打交道，但他们的工作并不轻松。
他们在黎明前就起身，把炉子捅开，烧火准备开门营业，天不亮许多茶客便要到茶铺喝早茶。一直忙到半夜，当堂倌已经结完账，他们还得仔细用炭灰把火盖好，留下火种，以便第二天清早开灶烧水。
他们经常是满面尘灰，夏天还得忍受酷热。他们还得尽量节约煤炭，同时又要及时提供充足的开水，并能够根据一天的“涌堂”（高峰时间）和“吊堂”（清淡时间）来调整火候。要做到这一点，亦需长期的工作经验不可。
瓮子房对茶铺来说十分重要。一般瓮子有两个部分。一是“茶水灶”，用黏土砌成，面上是一个厚铁板，上有十来个“火眼”，每个火眼置一个铜壶或生铁壶烧开水。
另一部分是一个或两个大瓮子，一装河水，一装井水，大约可以装一两吨水，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茶水灶的余热烧热水。热水也可以卖给附近居民使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成都人过去把烧开水的房间叫“瓮子房”，把烧水的人叫“瓮子匠”。
另一个茶铺里独特的行业是“装水烟”，又称“装水烟娃儿”，来成都的外国人称他们为“烟草贩”（tobacconists）。装水烟有两个袋子，一个装烟，另一个装几根铜管和纸捻子。他一般拿一个大铜水烟袋在左手，一根燃着的捻子在右手。
水烟管很长，经常可达两米多，这样他很容易把烟管伸到茶铺的另一边。如果烟管还不够长，他还可以将准备好的管子接起来，这样，即使是热闹得水泄不通的茶铺，他也可以为坐在远处的顾客提供服务。
这种服务方式的发展，说明茶铺非常拥挤，在那里谋生的人会想方设法来方便顾客，一些独特的服务方法和文化现象便应运而生。
李劼人在《大波》中，对装水烟有这样的描述：
装水烟的矮子老远就拐了过来。晓得学生是不吃水烟的，把一根两尺来长的黄铜烟嘴只朝吴凤梧肩头上敲着。
“瞎了眼吗？难道我有两张嘴，一张吃纸烟，一张吃水烟不成？”
矮子瞪了他一眼道：“总爷，怎吗还是这们毛法？”
“你晓得我是吃粮子饭的？”吴凤梧奇怪起来。
“两年前就认得你了。两年前你就是这们毛法，不开口骂人，好象过不得日子似的！”
恰逢靠街有人喊水烟，矮子才悻悻然拐了过去，口里还叽里咕噜地没停歇……
吴凤梧也笑起来道：“记起来了。这矮子原来在皇城坝吟啸楼茶楼装烟，难怪认得我”。
这里所谓“吃粮子饭”也就是当兵吃粮的意思，吴凤梧过去在打箭炉外的川边巡防新军里当过管带，所以矮子称他为“总爷”，这是老百姓对当兵的——无论官兵——的一个通常的尊称。
茶铺中还使用大家都理解的“行话”。例如，在一个茶铺开张的前一晚，要举行仪式，称“洗茶碗”，或叫“亮堂”，该晚提供免费茶给客人，他们大多是老板的亲戚朋友或地方的头面人物。这个仪式不仅是为了开张大吉，也是争取地方权势人物的保护。
茶水灶总是热气腾腾，特别是冬天，给人们带来了温暖，附近居民还可以买开水和热水回家。在过去成都，如果说茶铺就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真不是言过其实。
茶铺一天的生意也有闲忙之分，如前面提到的忙时称“打涌堂”，闲时称“吊堂”。
穷人买不起茶，可以买白开水，茶铺允许顾客自己带茶叶到茶铺泡，也只需要付开水钱便可，称“免底”，或叫“玻璃”。
根据晚清傅崇矩所编辑出版的《成都通览》，在茶铺里经常使用的词汇还有：
附近居民到茶铺买的开水和热水：出堂水；
茶叶：叶子；
把茶叶放到茶碗里：抓；
碗里茶叶多：饱；
茶叶少：吝；
掺第一道水：发叶子；
水不够烫茶叶浮在水面上：浮舟叶子；
水开后放久了：疲；
擦桌布：随手；
茶刚开始喝：一开或两开；
喝了一阵的茶：好几开；
喝了很久的茶：白；
配茶的技术：关或关法。
这些词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是乡土文化的一种有趣的呈现，是茶铺文化的一部分。
水夫走出城门洞
茶铺的生意和水密切相关。虽然城内也有河水流过，但水浅河道窄，人们往里扔垃圾，洗衣服，故污染不可饮。
1911年成都人口30多万，六分之五住在城墙内，使用依靠井水，但饮水多靠运江水进城。
江水取自城外的锦江、府河和南河，东门的珠市街，西门的柳荫街、三洞桥、饮马河，北门的下河坝等地，都建有取水码头。
每天成百上千挑水夫用扁担挑两个水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取水，运水到城内的民宅、官署、公馆以及各茶铺，如果挑水夫不工作的话，那情况就相当不妙，可以说整个城市的日常生活都会停顿。
各茶铺都以味道好的江水招徕顾客，但也有例外，如望江楼下的薛涛井，以唐代著名歌妓薛涛，当是叫女校书，曾在此居住而得名。该井的水质高，许多茶铺都到这里取水。
薛涛井附近有一家茶铺，由于用薛涛井水，加之沿江的风景，故生意兴隆。一个民间的说法是薛涛以井水洗脸，胭脂流到水里，有人于是写竹枝词揶揄道：
薛涛井水最驰名，
人人爱喝洗脸水。
从晚清开始，成都也逐渐开始用自来水，最早是从劝业场开始的，吸引了许多顾客。不过这个所谓“自来水”，是由成都自来水公司用竹筒从万里桥接到华兴街的大水池，然后由水夫把水挑到各茶铺。因此，晚清出版的《通俗画报》上，还有一幅漫画讥讽这是“人挑自来水”。
江水比井水贵得多，在晚清，两桶江水大约值四个锅盔。19世纪末江水大约值30—40文一挑。
茶铺成为成都最重要的商业之一，尤其对许多普通老百姓来说，是赖以为生的风水宝地。
有多少人以经营茶铺为生呢？1909—1910年，成都有6.7万户，其中518户经营茶馆，931户卖水烟，9户搭戏班子，111户从事演唱，589户为茶铺挑水，总共2158户以茶馆为生计。如果按当时户均五口，那么可以说茶铺养活了1.1万人。加上在茶铺做小买卖或打工之人，诸如小贩和理发匠之类，这个数字将会更大。
大众的头脑是怎样被塑造的
“打围鼓”
在传统社会，国家对民众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很少干涉，哪怕它试图管控，但是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和手段。对民众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大众娱乐，特别是说地方戏和讲评书，可以说是最有效的正统思想的灌输和历史教育的手段。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成都，人们以茶馆为娱乐中心，当然对民间艺人来说，茶馆也是他们极好的舞台。茶馆中的精彩表演反过来也吸引更多的顾客。成都早期的剧场都产生于茶馆，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演出班子，之后茶馆成为固定的舞台。
这种状况与上海不同，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顾德曼（Bryna Goodman）的研究，上海的剧场从会馆的舞台演变而来；也和北京不同，北京的茶馆是由戏园发展而来的，这是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的研究中所展示的。
由于成都大多茶馆都面向街道，唱戏和锣鼓声总是吸引路人停下观看。许多人并不进入而是站在外面当免费观众。
成都居民从小就在茶铺里受到戏曲的浸润，这培养了他们对川戏和曲艺的爱好。曲艺和木偶通常在较小的茶铺演出。
“打围鼓”是戏曲爱好者在茶铺的聚集，他们在一起唱戏，仅用简单的乐器，不用化妆，不穿行头，基本没有动作表演，所以又称“板凳戏”。在晚清印行的《成都通览》中有一幅插图，便生动描绘了这个活动。
打围鼓经常吸引众人观看，有的人参加这个活动经年累月，不觉疲倦，甚至成为职业演员。著名川剧演员天籁便是其中之一。他无所事事，每日到万春茶馆去打围鼓，几年之内成为著名的票友。他家破产之后，他便以唱川戏为生。
由于川戏演员多、场面大，外加布景等，则多在大茶馆里进行，那里的设施比较完备。在早些时候，茶馆和戏园并无明显区分，表演不过是茶铺所提供娱乐之一部分。
在晚清成都，很少有专门的戏园，在成都专业戏园出现之前，那些游动的戏班子、杂耍、民间艺人、木偶班子，往返在各乡场和城镇。在城市中，他们走街串巷，经常在大户人家表演堂会，为家庭、社区以及庙会的各种活动助兴，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演出。在一些庙的山门外，也有所谓的“万年台”，更是他们经常的表演场地。
不过，这些流动班子最经常的演出之地还是茶馆，那里租金便宜，时间灵活。加之成都茶馆甚多，选择性更广。如果这个茶馆的观众减少，他们可以很容易移师到另一家。还可以与茶铺老板讨价还价，以求最大的利益。
过去各个庙宇都有自己的戏台，称万年台。在那里演戏，是酬神仪式的一部分。时过境迁，许多万年台不再用来演戏，但还是可以派作其他用场的，戏台上可以当茶馆，戏台下可以卖杂货。这些充满历史感的建筑，每天都在消失，不知道它们还能在现实社会中支撑多久。
戏班一般喜欢固定在一个地方演出，而且茶铺也竭力留住好班子，以保持稳定的观众，因此这类茶铺都设有固定戏台。
可园、悦来与劝业场
在清末，一些大茶铺开始把它们的生意重点放到地方戏上，卖茶则退居其次，它们逐渐演变为成都最早的剧院，这里我姑且称它们为“茶馆戏园”。1906年，咏霓茶园改造装修后，更名为可园，成为成都最早的戏园。可园有“文化”和“文明”两个班子，轮流登台。
其他茶铺也纷纷跟进，悦来茶园不久也开了张，在同一个商场，然后是宜园、第一茶园接踵而至，面对面地唱对台戏。
悦来茶园开始时服务范围甚广，除售茶外，有两个餐馆，即悦来中西餐馆和一家春，外加一个戏园。
劝业场是在1909年成立的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次年改名为商业场，其目的就是把商铺集中起来展示，既有进口也有本地的商品，以推动工商业的发展。那里也成为茶铺非常集中的地方。
悦来也有自己的戏班，1909年，悦来雇著名演员杨素兰组织同乐班。不过茶铺和戏班的流动性还是颇大，目前可以从《通俗日报》1910年3月28日悦来茶园的广告中，看到何喜凤从二月初四在那里演出，但同一天另一广告预告其于同月十九在青羊宫劝业会戏园演出。
悦来茶园是当时最大最有名的戏园。据《通俗日报》1909年的广告，悦来茶园的楼厢，0.30元；普通座，0.10元；包厢，5.00元；特别座，0.50元。
观众对悦来的演出很欣赏，那些名伶的戏票很快售完。一次，一个男子被戏所感动，捐20元给演员，不过当地报纸认为这也是“可云特别”。也就是说，当时观众对演员直接捐钱的举动并不常见。20元虽然谈不上什么巨款，但是按普通座的价格，也值200张票了。
一些地方文人写诗表达他们对该茶园的欣赏，在1909年《通俗日报》上，便有这样一首对悦来赞誉的诗：
锦城丝管日纷纷，
一曲新歌一束绫。
劝业场中风景好，
挥毫试写悦园行。
悦来戏园壮如此，
楼阁玲珑五云起。
往来豪贵尽停车，
人在琉璃世界里。
梨园弟子逞新奇，
缓歌漫舞兴淋漓。
……
逐队随波戏园去，
对此真可酣高楼。
竟日繁华看不足，
吁嗟乎！
益州自昔称天府，
多来豪宗与富贾。
藉此象功昭德谱，
箫韶久成百兽舞。
自从悦园此一行，
除却巫山不是云。
月宫听罢霓裳后，
人间那得几回闻？
这首诗描绘了悦来茶园令人心旷神怡的环境、优雅的建筑、悦人的气氛、精彩的演出。许多观众乘马车、人力车、轿子来此看戏，表明他们都是有身份之人。
不过，该诗花费笔墨最多者是节目本身，描绘艺人的高超技艺，动人表演，观者众多，人流如潮。人们似乎永不厌倦这些演出，看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看戏时他们感到自己生活在天堂一样。
诗的语言显然有夸张，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关于悦来茶园和所演川戏的真实感受和满足之情。
演戏与大众教育
在晚清，改良者把地方戏视为最有力的大众教育工具，那些经常上演的剧目反映了人们的喜好及所受的教育。地方报纸上不少戏园的广告，提供了关于剧名、演出时间，有时甚至故事梗概、票价、布景等信息。另外，有时还发表对戏或名角表演的评论，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观众对剧情和表演的反映。
过去，爱情传奇、历史人物、神怪故事为地方戏的主流，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批评这些传统节目是“淫荡”和“迷信”的。新成立的警察1903年颁布的第一个茶馆章程，便规定了什么节目可演，什么不能。
1910年的《通俗日报》上一个地方文人这样写道：“演戏一节，系有形的教育，悲欢离合，善恶成败，摆在当面上，有见有闻的人，一览无余……足感动世人劝忠爱国之心”。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社会改良者把戏曲解决作为大众教育的一个工具。这个时候政府把重点放在对娱乐的控制上，而地方精英人士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地方戏的改良。
如果演员违背了当时警察颁布的有关戏曲的规章，还会受到惩罚。1910年3月一个晚上，在悦来茶园的一场演出中，两个演员被指控为“种种丑态，有关风俗”而被捕。
1909年的《通俗日报》上有一篇《论演戏与社会之关系》的文章，对戏园的作用进行解释，对戏园持积极的态度。文章首先简短回顾了中国戏曲的历史，称听戏从唐代开始。在唐明皇时期，“天下晏然，承平无事”，明皇发明了戏以供娱乐。在几百年时间内，便广为散布。中国戏曲的各个方面，包括唱词、音乐、唱腔、服装等变得越来越精致，从业者也甚众，看戏使成千上万的观众受到剧中悲欢离合故事的感染。
看戏花费不少金钱和时间，但为什么人们仍然喜欢去戏园呢？文章指出三个原因：摆脱烦恼、寻求灵感、陶冶情操。关于最后一点，文章进一步解释道：
演戏事情，虽是张冠李戴，荒谬无稽，然而果能做得有情有理，慷慨激昂，足以动人，或者也能感化人心。况且看戏的人，未必尽是明智之人，有一半小孩愚人也在其内。像这路人听戏，不过以假作真，听到善恶忠奸的地方，真能眼泪鼻涕，喜怒哀乐，一时千态万状俱作，更是有极大关系啦。时常演些新戏，大概于社会人心上不无小补吧。
这就是当时的改良人士所认为的看戏的大众教育的功能。通过看戏，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得以理解传统的价值观，即使所描述的历史并不准确。作者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为“愚人”，也反映出作者居高临下的优越心态。他相信如果精英能够充分运用这个工具，戏曲便可以成为社会改良之工具。
“淫荡”和“暴力”
在中国自来就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野，地方文人总是认为他们负有对百姓进行教化的使命，因此对大众文化，一般都持负面的态度。
当时的改良人士对戏班的批评很多。改良文人傅崇矩在1909—1910年间出版了《成都通览》，在当时的成都风行一时，里面列出了成都上演的360出戏目。傅指出有的戏班子巧立名目，把一些“淫戏”改名以逃避检查，如把《杀子报》改为《天齐庙》。
《杀子报》在晚清被定性为“淫荡”和“暴力”戏，被警察禁止。但实际上许多戏班子皆躲过审查上演。为什么这个戏能得如此之欢迎，因为情节的确是非常精彩：
清代，通州小商人王世成病故，其妻徐氏请纳云和尚来超度亡夫。两人在道场中眉来眼去，心性摇动，事后相互勾搭成奸。十岁幼子官保放学回家碰见，一气之下将和尚撵出家门，徐氏恼羞成怒，怒打官保。女儿金定跪地求情，徐氏方才罢手。
官保心里面对纳云十分愤恨，邀约一帮同学去天齐庙痛打纳云，不准他再到家中。徐氏见纳云几天未来，便借故偕金定到庙中烧香，与这个花和尚私会。纳云说出不敢再到王家的原因，徐氏恨官保作对，这个蛇蝎心肠的母亲便与纳云商议，要杀死官保，免得儿子耽误了她的好事儿。
金定在房外听到，忙到学校告诉弟弟，要他特别小心。放学后，塾师见官保仍留学舍哭啼，问讯缘由，便亲自送官保回家。徐氏等塾师离去以后，便用菜刀杀死官保，并将尸体肢解，放进了油坛，藏在床下。
塾师见官保几天都没有上学，去王家问讯。徐氏谎言遮掩。半夜官保投梦，塾师被惊醒，断定官保被害，即去官府衙门击鼓申冤，但因无证据，反受诬被关。师母不服，为夫鸣冤。州官便服私查，查出了疑点，又从纳云口中探出隐情，即升堂审案。
后从王家搜出官保尸体，又从金定口中获悉实情。在人证物证面前，罪犯招供。徐氏与纳云被处决，塾师得以平反，全案终结。
这个剧的情节与许多包公案和传统名剧类似。在这些剧中，冤案在正直的“清官”干预下，正义得到伸张。和尚和寡妇间的风流韵事总为观众津津乐道，再加上谋杀、通奸、淫荡等，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虽然一个邪恶的母亲杀死自己亲生儿子的情节并不常见，但其许多故事情节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戏里边的表演、道具和视觉，感到触目惊心。恐怖的屠杀现场和鲜血，特别是直接看到那妇人把他儿子肢解的过程。剧中使用了许多逼真的道具，诸如带血的刀、被肢解的尸体、装尸体的油罐等，有强烈的感官刺激。因此，许多社会改良者指责该剧太血腥、残酷、暴力和恐怖。
“改良优界之人格”
那些支持戏曲改良者在改良现存曲目和创作新戏方面双管齐下，同时，改良者以优伶之行为会影响到观众，因而力图“文明化”梨园中人。实际上，所谓戏曲改良是当时反大众文化运动之组成部分。《通俗日报》上还有一篇题为《提倡新戏须先改良优界之人格》的文章：
改良戏剧，本是开通民智激发民情，改良民俗之一利器。如论其效力来，真比白话报不差上下。唱戏的好处，大概不差甚的人，也都知道的。为什么改良戏剧这件事，到底不能踊跃把它提倡起来呢？这也有个原因，因为我们中国向来把优界中人看得最贱，所以文界人，不为出头提倡。你想既拿优界中人，当着娼优隶卒，并且把唱戏的人，拿在妓女一块儿比较。这样一来，那些个高明的人，还肯到大舞台上来演艺度曲吗？说起来也难怪了，本来我们中国唱戏的里头，有些个当像姑的孩子，混在其内。这些当像姑一群下贱的东西，本来是人头畜牲吗？那着一个须眉男子，要夺妓女的权利，不但人格全无，而且廉耻丧尽。要叫他们梨园之中，滥竽充数，那就莫怪社会上人看不起舞台的人物喽。
文中所提到的“像姑”，有时也写为“相姑”，指男同性恋者，他们一般是在戏中间男扮女装，表演旦角，这些演员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女性化。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就是“娘娘腔”，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如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中张国荣所扮演的程蝶衣那样的女性化的角色。
当然，这些批评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当时富家老爷公子经常以追逐年轻俊俏戏子为时尚，此类现象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如《红楼梦》里薛蟠为抢戏子而引发命案。五四时期砸孔家店的文人吴虞，在日记中也满心欢喜地记录了在茶铺里经常与一个叫陈碧秀的演员眉目传情，也是这样的暧昧关系。
不过，以今天的观点来认识，当时的改良精英忽视的是，优伶处于社会底层，许多被有权有势者玩弄，也是迫不得已，也是受欺压的受害者。但改良精英却认为演戏者都存在道德问题，因此戏曲改良之首要步骤，是使这些人成为所谓的“正派”人。
在晚清，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精英力图改良和控制公共娱乐，这个政策成为当时打击大众文化之组成部分，该政策的实施也反映了茶馆、娱乐与国家权力关系之间的性质。
女性进入茶铺是争取平等的第一步
妇女进入茶铺
一个社会进化的程度，就是看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在晚清，穷人和妇女都是属于弱势群体。
清末是一个过渡时期，茶铺从一个男人世界逐渐向妇女开放。李劼人的小说《大波》便描述这个转化的早期情形。当主人翁楚用与他的情人黄太太路过劝业场的益春楼，他请她进去喝茶，李劼人写道：
中等人家妇女到宜春吃茶，也和到少城公园几处特设茶铺吃茶一样，已经成为风气。不过打扮出众、穿着考究的上等社会的太太奶奶们，还不肯放下身份，在这些地方进出。黄太太比郝家、葛家的太太们开通泼辣，少城公园的茶铺进去过几次，宜春、怀园，同劝业场对门的第一楼，几次想进去，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特别座不好去。你看，都是男宾，窗口又大敞着，人来人往的。”
“那吗，到普通座去。那里就有女宾。”楚用掉头向东边那间人声嗡嗡的大房间看了看。“喏！还不少哩！”
在成都，直到晚清新政和1902年警察的出现，社会习俗限制妇女到茶馆吃茶。即使是在晚清城市改良的浪潮下，新规则仍然要求“良家妇女”远离茶铺。当然，妇女也非完全被排斥在茶铺之外，她们可以到茶铺买开水热水，或者去那里炖肉熬药。其原因，正如前面提到的，一般人家烧火用水都不方便，特别是炖肉熬药需要用火的时间比较长，经常都利用茶铺来解决。
年纪大的妇女限制较少，社会对未婚妇女或少妇的公共角色更为关注。另外，人们对中产及以上家庭妇女的抛头露面更感兴趣，下层妇女有更多机会出现在街头，人们已见惯不惊。
男女分开
人们对禁止的事物总是充满着好奇心，官方总是以种种原因禁止其所不愿意人们看到的东西，但是往往却使人们更趋之若鹜。
1906年，可园成为第一家允许妇女进入的茶馆戏园，但这引来了众多的好奇者，他们在门口引颈围观衣着光鲜的富家女子，由于过分拥挤影响了交通和公共秩序，结果不久警察便禁止了妇女入园看戏。
同年，虽然悦来茶园允许妇女进入，但使用不同的进出口，男宾从华兴街正门入场，女宾在梓潼桥西街的侧门进园。
而且座位男女分开，男在堂厢，女在楼上，前面还拉上帘子，但帘子上晃动的女人风姿的影子，仍然引起楼下男人的无限遐想。
最好的位子是堂座前面的包厢，用帘子分开。后来包厢取消，楼厢的帘子也拆了，于是男女可以互相观望。
楼厢下面称“普通座”，价格最廉，每个座位后面加了一个木板以放茶碗。还有十几个“弹压座”，为维持秩序的士兵准备的。
可园和悦来都是改良茶馆，成为当时成都公共娱乐的新形式，但其主要是为中产以上阶层服务。
妇女能够进入茶铺，是成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开始，进入茶铺的妇女不得不有极大的勇气面对人们的闲言碎语和好奇的目光，到辛亥革命时，中上层人家的妇女到茶铺看戏已不足为奇。
在《大波》中，李劼人描述了楚用与黄太太去悦来茶园的情形：
那天，是楚用特邀约她到悦来戏园看京戏。演戏当中，楚用在男宾堂座内写了一张字条，叫服务的幼童送到女宾楼座上给她，蚕豆大的楷字，写得一笔不苟：请她不要吃点心，散戏后他在梓潼桥西街女宾出口处等她，一同到劝业场前场门口去吃水饺。因为她从楼栏边向着楚用微笑点头，表示同意，还引起堂座中好多男宾的注目；并引起服务女宾的一个老妈子的误会，故意来献殷勤，问她要不要给楚用送个纪念东西去；甚至引经据典地讲出某知府大人的姨太太、某知县大老爷的小姐、某女学堂的几个女学生都是在这里搭上了男朋友，都是她同某一个幼僮传书递柬送纪念品的。黄太太当时又好气又好笑，还故意给那老妈子开个顽笑，凑着她耳朵说：“那个小伙儿早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的交情正酽哩！等我耍厌烦了，二天要另找新朋友时，再请你拉皮条，只要服伺得这些太太们喜欢，锭把银子的赏号不在乎的！”还逗得那坏东西连屁股上都是笑。
这个情节发生在楚用与黄太太有染之前。他们是亲戚，所以一起去茶馆戏园并无什么不妥。尽管他们坐在不同的区域，但男女仍然可以相互看见，还可以通过茶铺雇工进行传递信息。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说的情节，但提供了辛亥革命前夜日常生活非常生动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人们在茶馆戏园中有怎样的行为。这个描述显示，茶馆戏园成为一个上等人家男女社交的场所，看戏、喝茶、品尝小吃等。悦来茶园的口岸非常好，离新开办的商业中心劝业场很近，在演出之后，人们可以很容易继续进行他们的夜生活。
茶铺成为两性间社交的极好场所，李劼人描写的这个场景显示，茶铺雇员可能为那些“茶馆恋人”充当皮条客。对这种现象的描述不乏其人，也引起社会关注。
茶馆戏园是最早允许妇女进入的公共场所，但是其他茶铺很快便紧跟这个新趋势。虽然妇女对进入茶铺与陌生男人共处一室仍然是很犹豫的，但她们也想抓住这个机会享受在公共空间的自由。
妇女还给茶铺带来了更多的生意，例如当临江影戏茶园生意不好时，它请求警察允许妇女进入，但没有被批准。赛舞台茶馆演出杂技生意原来很好，但在妇女被禁止进入以后，观众大减，演出只好取消。
1911年的《通俗日报》透露悦来茶园由于有女宾，故生意兴隆，该报还强调如果万春茶园允许女客，生意将会翻番，显示了女客和茶馆利润之间的密切关系。
“妇女不可听戏”
妇女进入公共空间和茶铺，经历了许多障碍，这些障碍不仅来自传统观念对妇女公共角色的束缚，而且还在于改良精英在妇女问题上的保守态度。
1910年的《通俗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妇女不可听戏》的文章便表达了这种精英改良者的矛盾心情。作者对世风日下十分失望，抨击戏班子为吸引观众而上演“有害”的节目。
在作者看来，观众看戏应该欣赏的是服装、表演以及唱腔，但茶铺中的氛围却与这些格格不入，“叫好的，拍掌的，不用问，必是淫戏”。更有甚者，演员“手提着裤子，口咬着手巾，哼哼唧唧……那一种声音，叫人听见，真不好受。甚至帐子动弹，解怀露胸，笑迷迷的眼，红敷敷的脸，嘴对着嘴儿，手拉着手儿”，按作者的话说是上演一场“活春宫”。
作者还攻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主张是“邪说”。对于妇女不喜欢看“改良新戏”、“文明新戏”而担心。女客吸引更多的男客到戏园，他们到戏园醉翁之意并不在看戏，是那些衣着光鲜的女人们使他们大饱眼福。
在演出过程中，男女在趁喝彩之时，暗送秋波。作者希望那些涉世不深、单纯的“良家妇女”，不要到戏园，以远离不良影响，家里人也应对其进行劝阻。
文章还抨击戏班不顾政府禁令，擅自上演淫戏，甚至有意加入色情内容，以悦观众。如果淫戏在城内被禁，妇女则蜂拥出城。因此，作者呼吁男人要管好他们的女人，“劝劝认识字，懂得礼，顾廉耻，保名誉，管得了家的人，作得了女人主的诸君子，千万别叫妇女听戏。”
那些“新式”精英在对妇女抛头露面问题上的保守态度，延缓了她们进入公共空间的过程，成为妇女追求公共生活的主要障碍之一。虽然这个时期，精英们以崇尚西方为时髦，但对妇女问题上的态度却与西方同侪们大相径庭。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并非有新思想的人，对所有问题都是持开放的态度，有可能他在某些事情上很趋新，但同时在另一些事情上，却是非常守旧的。
小茶铺是江湖的广阔天地
袍哥的“公口”和“码头”
在清代的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茶铺里面，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个神秘的人群，他们的举止和语言似乎和其他茶客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可以听到奇怪的语言，经常在喝茶的时候吟诗。有的时候并不说话，只是把茶碗在桌上移来移去……
这当然引起了其他茶客的好奇，尽管人们不会去问他们是何人，来自何方，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属于那个神秘的叫“袍哥”的秘密会社。
所谓“袍哥”，就是四川的哥老会。社会动乱给了秘密社会扩大势力和影响的极好的机会。辛亥革命后，他们在地方政治中发挥作用日渐递增。
在清代，中央和地方都禁止袍哥活动，但在成都地区、特别是成都附近的小场镇，袍哥控制了地方社会，经常以开办茶铺、酒馆、旅店作为其活动的“公口”，也称为“码头”，这些地方亦成为地方社区非官方的权力中心，这些组织也从事各种非法的活动。
袍哥分职业和半职业两类。前者依靠袍哥组织为生，其收入来自受礼、捐款、红白喜事等活动，职业袍哥在介入土地买卖、店铺转手或其他活动时也收取手续费，一些则靠经营赌博或烟馆获利。
半职业袍哥则来自除理发匠外的其他各行各业，他们也合伙经营茶馆、戏园以及饭馆等，一般店主都以加入袍哥为护符，以避免地痞流氓的敲诈。
为什么袍哥排除理发匠的加入呢？1997年6月我在悦来茶馆采访评书表演艺术家周少稷老先生，他告诉我，在清以前并无理发这一职业，这一职业在清初出现是由于清政府下削发令后，剃头匠将削发诏书挂在剃头挑子上，人们于是称其为“待（带）诏”。由于这种特殊的背景，反满清的袍哥视剃头匠为清廷走卒而将其排斥在外。在李劼人的《大波》里，剃头匠亦称“待诏”，可以算是这个说法的一个旁证吧。
袍哥有“清水”和“浑水”之分。所谓“清水”袍哥是指那些有比较严密的纪律，不从事打家劫舍的活动，以“反清复明”作为其政治目的，能够维护地方治安和主持正义。而“浑水”袍哥则是没有正经职业，靠玩袍哥为生，横行乡里，经常作奸犯科的地方痞子。无论是清水或是浑水，他们都有自己的茶铺作为他们活动的中心。
袍哥在茶馆或其他地方建立公口，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其视某地段为自己的“码头”，并承担维持那一地区公共安定、化解冲突以及保护经济利益等职责。
袍哥话
袍哥被称为“秘密社会”，其实他们的行为方式非常高调，经常街头聚众，出入于茶铺，有些茶铺其实就是他们的码头。
袍哥势力为地方所认可，袍哥成员也以地方有头面人物自居，但也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受到挑战，甚至挑战的对象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1907年《通俗画报》便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卖东西的小孩拉着一个自称是袍哥“大爷”的汉子不放，说他讲好了价钱又反悔不买，感到有失颜面的汉子发怒威胁道，要把小孩送警察局，引起许多人围观。
争执当中，那汉子不小心碰翻临近货摊上的两瓶油，那摊主扭住那汉子要求赔偿。旁观者讥笑这正是应了“袍哥倒油”这句黑话，其意思是做错事而被迫服软道歉。
虽然地方政府禁止袍哥活动，但他们在像茶馆、烟馆、饭馆以及剧院等公共场所都很活跃。在清末《四川通省警察章程》便制定了有关条款：
查烟、茶、酒馆及会场人众处所，如有三五成群、气象凶恶、行止张皇、衣服奇怪者，巡兵即须尾随其后，听其言论迹其所至，如有烧香结盟端倪，即凛知本管官事先防范，待时掩捕。
茶铺经常是袍哥活动的舞台，他们的言谈举止、端茶的姿势，无不暴露他们的身份。这个曾经在四川叱诧风云的团体，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故事，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地品味和反思。
这里描述了袍哥的行为、衣着、表情等等，以便辨认他们的身份，随时逮捕。
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袍哥产生出一套独特的规则和行为方式，这对其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例如袍哥创造了他们自己的黑话，傅崇矩在他1910年出版的《成都通览》中的《成都之袍哥话》一栏，便收集了许多这类语言。下面举一些例子：
不苏气：对不住朋友；
下去：罚跪；
水涨了：犯事，有人追捕；
水紧得很：事急；
把他毛了：把他杀了；
摸庄：谋杀；
那里有个蜂子，口衔一枝花：行人带有财物；
整得住：能办事；
整不住：不能办事；
落马：党羽死亡；
不拉稀：有担当；
拉稀：不能担当；
打滚龙：流落；
有几只肥母鸡：有几锭银；
提烘笼：军师；
走水了：计策暴露；
扎起：与人帮忙；
光棍：不怕事；
叫梁子：报仇；
倒油：与人赔礼；
裁了：杀了；
依苗苗草：一；
耳子草：二；
散钱花：三；
狮子头：四；
乌供养：五；
留支皮：六；
凄凉网：七；
巴地虎：八；
舅普子：九；
柿子圆：十；
傅崇矩最后说：“彼等话语甚多，书不胜书”。还告诫道，听到有人说这些黑话，“即宜远避，以免中害”。就是说要远离他们，免得招惹到麻烦。
“茶哨”
袍哥的活动中心称为“公口”或者“码头”。“公口”几乎在每条街道出现，其成员耀武扬威地持刀枪进出。许多居民在门上贴一张红条，上书其所在公口的名称，这样就可以避免被骚扰。
袍哥利用茶铺开展各种活动，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都有庆祝活动。此外，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员开会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为“茶哨”。
茶铺亦是袍哥最便于联络的地点。在茶铺里，人们经常可见一些客人举止神秘，他们多半与袍哥有关。
如果一个袍哥犯事在逃，到省城后即先到他要联络的茶铺，找一个空桌，在右边坐下，茶端上后，但并不急于喝，而是揭开茶盖放在茶托上，不发一语。
堂倌从其举止便知其中文章，会假装不经意地问：“远道来？”当密语交接上后，来人便亮出自己的公口和姓名，老板便立刻遣人请公口管事，管事“则向来人提若干问题，其回答必须非常准确”。
他们联络最常用的方式是摆“茶碗阵”，这实际是一种密语，外人不知其意。
例如，管事出来见客时，把自己的茶碗正对来客的茶碗，这称为“仁义阵”或“双龙阵”，其对应的诗云：
双龙戏水喜洋洋，
好比韩信访张良。
今日兄弟来相会，
先饮此茶作商量。
如果一个袍哥去另一公口来求助，他将摆一个“单鞭阵”，即一个茶碗对一个茶壶的嘴。如果主人同意相助，便饮下那碗茶；若拒绝，则将茶泼在地上。
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挑战，便将一个茶壶嘴对三个一线排开的茶碗，此谓“争斗茶”。若对方接受挑战，便将三碗茶喝光；若拒绝，则只喝中间一碗。
“茶碗阵”反映了这个秘密社会组织所发展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对一个旁观者来说，两位袍哥是在表演一种独特的仪式，这种表演成为茶馆文化的一部分。
他们神秘的举动不同于其他人，会引起一般人的好奇。而且，他们令人迷惑的行为也是其生存和挑战地方权力的一种方法。
秘密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他们自身成功的能力，二是使他们成功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他们长时期同当局进行斗争中，创造了各种方法来应对官方的镇压。
他们有非凡的适应能力，并且能在恶劣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发展，甚至还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成员。当普通的人们感到无助时，秘密社会提供必要的保护和帮助。正是由于这样的功能挑战了官方的权力，所以地方政府竭力控制秘密社会，但是却收效甚微。
虽然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禁止他们的活动，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短暂时期，秘密社会一度公开化。尽管政府的控制和打击，他们的势力继续扩大。
“吃讲茶”
袍哥还经常在茶铺中间进行“吃讲茶”的活动。茶铺不仅具有经济、文化功能，而且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所谓“吃讲茶”，就是过去形成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民众间的冲突一般不到官府解决，而是去茶馆调解。
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Philip Huang）在研究清代民事诉讼的时候指出，清代民事诉讼，一般首先是对涉讼双方进行调解。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实际在这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过程——社会调解，许多纠纷在诉讼之前便已经过社会调解而化解，而这个社会调解便是在茶铺进行的，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茶馆看作一个“半民事法庭”。
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做裁判，所以人们说这便是过去成都为何真正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张。
不过，在茶铺里解决的争端通常是市民日常生活和生意上的小冲突，如吵架、债务、财产争执，以及没有涉及命案的暴力殴斗等；否则，事情就要交给衙门处理。
因为各种纠纷时有发生，所以一些人，特别是当地有权有势的秘密社会首领，成为经常的茶馆调解人。沙汀在其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这样一个调解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
可以看出，那些有科举功名者、在地方保甲团练中任过职者或对地方公益事业积极或有贡献者，都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而袍哥的头面人物，更是这种活动的常客。至于那些大家族的族长、地方社团的头面人物以及大商号的老板掌柜等，也经常是茶馆讲理的座上宾。
李劼人对茶铺讲理的批评
据传教士戴维森和梅益盛的观察，“一旦纠纷发生，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边聆听陈诉，许多愤恨也随之消弭，最后由错方付茶钱。”
从各种资料中，我们知道茶馆讲理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暴风雨前》里，李劼人以讥讽的语调描述了成都茶馆讲理的情景：
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
但是，如果双方都有错，那双方就有责任分摊茶钱。因此，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
一张桌子四支脚，
说得脱来走得脱。
即是说如果你有道理，不用付茶钱便可走路。
解决争端有时可能酿成斗殴及伤亡，茶铺也因此遭殃。当此不幸发生，街首和保正将出面处理，参与打斗者将赔偿茶铺损失。按李劼人的描述，“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
邻里、社团、家族、同业等等内部或者之间，有纠纷要解决，茶铺就是它们的首选，一切都好商量。万一达不成共识，摆不平冲突，大庭广众之下，也不易发生暴力事件。总之，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不要肝火旺，忌恃势逞强。
李劼人对此嘲弄道，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其实，虽然茶铺老板欢迎人们讲理，这样可以赚不少茶钱，但他们还是害怕引起暴力冲突，因为这种事件不但吓跑了顾客，还可能使茶铺无法营业，财产损失更难完全弥补。因此李劼人对茶铺欢迎“吃讲茶”的理由未免太牵强，作为一个新知识分子，他对这个活动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
从清末成都建立警察起，在茶铺“吃讲茶”便被禁止，对此李劼人曾讽刺道：“这就是首任警察局总办周善培这人最初与人以不方便，而最初被骂为周秃子的第一件事”。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李劼人所说是实，但当地一家报纸的一条新闻就明确指出，民国初期，警察禁止人们在茶铺内解决争端后，茶社业公会就要求警察明示“吃讲茶”和“聊天”之间的区别，否则两者意思的混淆将危及茶铺的生意。
“吃讲茶”的确给茶铺带来不少顾客，禁止这项活动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茶铺生意。实际上这些现象从未在茶铺消失，人们经常无视政府规定而照常进行茶铺讲理活动。
“民事法庭”
遇到争端，居民们大多喜欢选择茶馆讲理，而不是到地方衙门告状，这一情况不仅表明人们不信任那些贪官和“糊涂官”，而且也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
当然，这样的民间调停活动在早期近代和近代中国的其他地方也能找到，并且已经成为社会自治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的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乏，为当地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活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
茶馆讲理被人们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处理争端，实际上在公众眼睛的密切注意之下，使判决者或调解者必须尽量按“公平”行事，否则，民众的舆论会对调解人的声誉不利，这也就是“吃讲茶”成为社会调解的同义词的由来。
另外，即使调解不成功，暴力也不是那么容易发生，一般人们在这样的公共场合还是尽量保持理性。而且万一斗殴发生，有众人的劝解，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调解不仅仅是帮助人们解决争端、处理矛盾，这种活动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在中国社会非官方力量始终存在，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
人们把自己的公平、正义和命运尽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是自己认可的人的手中。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便不得不惊叹其韧性和社会的深厚土壤。
许多事物在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在专制政权的控制和打击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刷下，都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但茶馆讲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韧性和持续性，是值得我们认真注意的。
茶铺成为社会改良者所针对的目标
规训茶馆
晚清时期，在日益流行的崇尚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茶铺经常作为“惰性”或“落后”生活方式的典型而受到批评。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文献中，茶铺总是被指责为各种社会弊病的萌生地，诸如糟糕的卫生条件、散布流言蜚语、赌博、下流表演，不一而足。
因此，茶铺不断成为社会改良者所针对的目标，他们运用政府力量对茶铺进行严格控制，作为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并对社会全方位操纵的重要一步。虽然一些改良精英肯定茶铺的积极因素，承认茶馆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角色，但许多西化的地方精英配合国家观念，对茶馆持否定态度，为政府限制、控制、攻击茶馆文化的正当性提供了根据。这些措施有的缓和但有的严峻，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状况和趋势而定。
在反大众文化的大趋势下，成都警察成立伊始，便在1903年制定了《茶馆规则》，作为当时城市改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反映了政府从开始便对茶馆问题十分重视。
该规则要求所有茶馆必须向警察登记，不得设赌、斗雀，不允许秘密会社活动。说书人应向警察禀告，不得“演说淫邪妄诞之事，”违反者“则逐之”。茶铺桌椅不得太密，不得放在檐外，以“侵占官街”。如果有人利用茶铺“评论是非”，则立即报告警察。
各茶铺必须在二更（即晚9—11点）打烊，警察可随时进入茶铺盘查，但不得饮茶，“有强买者可扭禀总局，私卖者同罚”。任何茶铺违反规则者，轻则罚款，重则勒令关门停业。
警察总是对茶铺和茶客密切注意。如清末颁发的《省垣警区章程》中的《了望巡回通守之细则》中，便把茶铺作为“最宜留心”的对象之一。如果有茶铺在半夜1点还未熄灯者，警察将“极宜加意注察”。不过晚清对营业时间之限制不像以后那么严格，而民国有若干时期甚至要求茶铺必须在晚上9点关门。
《省垣警区章程》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是1997年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东亚图书馆收集资料的时候，在书库里乱翻的时候偶然发现的，收入在《四川警务章程》的第2卷。但是原件并没有日期，我根据内容判断是在晚清制定和印行的。
成都精英们也指责去茶馆的茶客们“整日无所事事”，坐茶馆是中国人“惰性”的反映。政府也认为茶馆是“散布谣言”“制造事端”的地方，因为各色人等聚集于此，经常有人“行为不轨”。精英还指控坐茶馆致使学生浪费时日，荒废学业。
茶馆的戏曲表演更成为当局的攻击目标。根据1912年的《国民公报》，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军政府迫使悦来茶园关闭，一些精英对此很赞赏，指出看戏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看来革命不仅是革清政府的命，对一些激进分子来说，也同时要革大众文化的命。
茶馆规章的制定可视为是精英对公共空间控制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尽管成都警察在清末已经推行过一些改革方案，但基本上在茶馆问题上并没有执行过于严厉的政策，这种适度控制得到当地精英的赏识，因此赢得了他们的积极参与。实际上，警察大多数规章制度也是在当地精英的支持下制定的。
茶铺里面的不和谐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发现引起许多激烈冲突的原因，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或者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仅仅是为了面子而不愿意退一步，不愿意妥协，结果小摩擦酿成大冲突，造成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在清末，地方报纸经常有关于茶铺冲突的报道，一些冲突的发生不过是因为细枝末节之事，像散布风言风语，传播他人隐私等，有恶意中伤，也有无意得罪了人。
饶舌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成为闲聊的中心也满足他们的虚荣，但有时闲言碎语引起争执甚至打斗。1910年的《通俗日报》上有一篇题为《吃茶冲突》报道，十来个人在方政街的一个茶铺里说闲话，引起斗殴，结果警察出面弹压。
即使很小的事也可能演化成暴力事件。悦来茶园由于过于拥挤，顾客为争位子打架，《通俗日报》讽刺道：“有人因争座位用武力起来，台上又有锣鼓助战，实茶园第一回之险竞争剧也。”
类似争端也发生在大观茶园看戏，一个迟到的客人端着凳子，想穿过拥挤的看客，造成争执，吵架演变成打架，有人受伤，有人被捕。
斗雀赌博也是茶铺里的经常活动，因语言、行为、赌注等所引起的纠纷甚至斗殴也在所难免。
即使是好奇心也可能引起麻烦，例如一个扮小旦的演员没有卸妆，便在宜春楼吃茶，“一群无知识之人”从窗外围观，把人行道都堵住了，引来警察驱赶。《通俗日报》报道此事时用了一个很煽情的题目：《粉脸吃茶》，称“吃茶的固然不要脸，看他的亦是不要脸”。
茶馆里还有不少的乞丐在那里谋生。在自己传教士家庭家史中，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把乞丐在茶铺乞讨的可怜处境描写得栩栩如生：
铜壶冒着蒸汽，漆得光亮的桌上，放着花瓷茶碗，人们坐在竹椅上，茶房把绣花坐垫拍得松软。乞丐拖着痛苦的腔调，人们的交谈淹没在悲伤的小曲中，枯瘦的小孩在桌子边翻筋斗，他们的手撑在两脚中间，茶房赶他们走，但就像驱散的苍蝇，他们马上又回来，饥肠辘辘，像狗一样在地上寻食。
茶铺总是人们谈论政治的地方，各种社会集团试图利用它为其服务。在那里，国家竭力实施社会控制，精英传播其改良思想，普通民众谈论政府政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等。茶铺本身也难免经常卷入政治活动，如反对增税、抗议对茶铺的限制、参加各种慈善救灾等。
当和平遭遇暴力
1911年夏天，当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后，保路运动爆发。
1903年，清政府同意四川自办川汉铁路，从上到下为了这条铁路的建成，而提供资金支持，购买股份，以此来抵制外国势力对四川铁路的觊觎。但是在1911年夏天，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这遭到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
当时成都市民感觉铁路是存亡关键，而竭尽全力保路，街头立即成为政治斗争的巨大舞台，公众集会成为发动民众最有效的工具。成都人充满着爱国热情，每天街头都有示威请愿，人们聚众围观，充满好奇和无比的兴奋。
其中一次四川铁路总公司的集会，会场所在的岳府街成为人的河流，估计有约五千人参加，几位运动领袖演讲路权与国家命运之关系，当会议达到高潮之时，与会群众多痛哭失声，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
保路同志会派代表向中央政府请愿，在南校场举行的大规模的送别仪式上，赴京代表发誓不达目的决不回川，此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在另一集会上，当一个小学生代表同学发言，建议每个学生每天向运动捐钱二文，与会者多被深深打动。一位老者上台搂着这孩子，声泪俱下地说：我们之所以争路，就是为了我们的后一代，在场万余民众亦失声痛哭，甚至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表示道：“我是川人，我是爱国者”。
在各个茶铺，都能听到茶客们在议论保路的事情，保路同志会也在茶铺和街头宣传，公开演讲成为街头一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贴在墙上，或者在茶铺里面传阅，到处都在议论事态的发展。
据说报告每期达1500份左右。每天《报告》一出，便在各处张贴，街头上到处是围观阅读，人头攒动，讨论热烈。茶铺里的大众娱乐的方式，也作为了政治宣传工具，诸如金钱板、大鼓书这样的“下里巴人”演唱都得以运用。
民众还响应运动的号召进行罢市。据描述，在罢市期间各街商店关闭，各业停工，整个城市像停了摆的钟。老成都石体元的《忆成都保路运动》中，有下面这段描述：
成都本是一个摩踵接肩、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铺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织绸的机声，打金街首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听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捡起来了。
这个城市从未这么安静过，就像突然失去了活力，以至于市民们对这失去的喧嚣甚感不惯。
然而，平静之中，正酝酿着惊天的雷鸣和狂风骤雨。
“成都惨案”
当发生民众请愿的时候，清朝地方官认为枪炮在自己手中，拒绝向民众的意愿屈服，不但拒绝妥协，还采取暴力镇压，结果就是以暴易暴，最后是两败俱伤。这些地方大员，手握兵权，是强势的一方，如果聪明一点，就要学会妥协，为了长治久安。对于治下的民众，要不惜低下高贵的头，这是利国利民又利己的选择。
1911年的成都，地方大员赵尔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在保路初期，运动在领袖们的设计之下平稳发展，但“成都惨案”导致了情况的逆转，和平请愿演变为反清政府的“暴乱”。
“成都惨案”是9月7日清军对和平请愿的成都市民的大屠杀。先是赵尔丰逮捕了罗纶和其他八位运动领导，全城为之震惊。
这天民众聚集示威，参加者达千人以上，群情激愤，男女老幼一只手拿着焚香，另一只手端着黄色的光绪灵位，涌向总督衙门。大家哭喊着：“还我罗纶；还我罗纶！”吁请释放运动的领导人。
街头曾经是民众的活动空间，但这时精英在街头也充当了一个关键角色。从未见过如此的场面：警察在前面开道，穿长衫的士绅领头，后面跟着无数的下层民众，上层人士和下层民众站在一起。
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令兵丁在总督衙门前大开杀戒，瞬间人们四散、店铺关门，母亲在街上声嘶力竭地寻找失散的孩子，总督衙门前顷刻间留下二十余具淌血的尸体。
可悲的是，赵尔丰在辛亥革命后也被砍了脑袋，这位干练的晚清封疆大吏，对晚清巩固中国西南边疆建树颇多，是主持编写《清史稿》的名臣赵尔巽的弟弟，自己也最后尝到了暴力的苦果。
为了纪念这些为保路而丢失生命的民众，革命之后在少城公园里修建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在1911年的保路运动中，茶铺更成为政治中心，每天人们聚集那里，议论运动最新进展。正如李劼人所描述的：人们“都一样兴高采烈地蹲在茶铺的板凳上，大声武气说：‘……他妈的，这一晌他们做官的人也歪透了，也把我们压制狠了！’”
韩素音的父亲周映彤那时正在成都，韩素音在她的家史中写道：1911年5月底“是不安的、焦急的、渴望的，在公园的茶铺里和在街头，充满着躁动。一个不安的城市，正面临着骚乱。”茶铺不再只是人们闲聊的地方，而充满着政治辩论和政治活动，“‘来碗茶’的吆喝，即是激动人心演讲的开始，吸引了三教九流。一小撮变成了一大群，一些人甚至站着听人们辩论，人们关心铁路国有化和对外贷款的问题。这场散了，他们又到另一个茶馆听辩论。”
也就是说茶馆不再是一个人们单纯休闲的公共空间，也不再是一个世外桃源，而是在国家不断的监督和管理之下，人们在茶馆中间的言论和娱乐都受到国家权力的监视和干涉，并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卷入了地方政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