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心里修篱种菊（《归园田居·其三》）

说起陶渊明，我们脑海里可能马上会浮现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桃花源”，另一个是“采菊东篱”。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是要求全篇背诵的。最有意思的是，他笔下的“桃花源”原型到底在哪儿，好几个地方争得不亦乐乎。最具有竞争力的两个地方，当然就是陶渊明隐居的江西庐山和湖南常德的桃源。作为湖南人，我自然要支持湖南常德的桃源，毕竟连唐代大诗人刘禹锡都写过《桃源行》《游桃源一百韵》等诗，留下了“误入桃源行数里”（《桃源行》）、“渊明著前志”（《游桃源一百韵》）等句子。刘禹锡可是在常德住过十年的人，桃源也去过无数次，可见很多古代诗人都相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在湖南常德。

好了，这桩公案我们暂且按下不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的应该是庐山，这个倒是没有疑问的，毕竟庐山是陶渊明主要的隐居地，也就在今天江西的九江。这首《归园田居·其三》，应该也是写于他隐居庐山的时候。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是一组诗，有的版本认为有六首，但第六首也有人认为是江淹的仿作，因此通常的版本确定为五首，我们要讲的是其中的第三首。

《归园田居》整组诗都写于东晋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之后，例如其中的第一首，也是最著名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就是写于义熙二年，即406年。405年，是陶渊明一生中最后一次做官的时间，当然也是他最后一次辞官的时间，之后他就开始了自己彻底而纯粹的隐居生活。

《归园田居·其一》很可能是写于他辞官之后的第二年春天。至于他辞官的原因，就是那个大家都熟知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了。

陶渊明的最后一任官职是江西九江彭泽县县令。义熙元年十一月，当地督邮要来视察彭泽县，于是，“县长秘书”好心地提醒陶“县长”：“督邮大人是郡太守派来的上级长官，您得穿好官服、束上带子，穿戴得整整齐齐，备好礼品了才能去拜见。”

陶渊明看着“秘书”战战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心想这位督邮大人在本郡早已是臭名远扬，谁都知道他仗着自己是奉太守之命巡视各地，每到一处都耀武扬威，到处搜刮民财。可是，彭泽县并不富裕，我本人更是一贫如洗，拿什么去侍奉这位贪得无厌的督邮大人呢？难道当一方父母官，主要工作就是一天到晚赔着笑脸、恭恭敬敬地伺候上司吗？！

陶渊明一边想着，一边又是一声长叹：“罢了罢了，看来我天生就不是当官的料。我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五斗米的‘工资’，就去向那种小人打躬作揖呢？不干了，回家种地去！”说完，他转身就把身上的官印取下来交给“秘书”，收拾行李回了老家。

就这样，陶渊明这年八月被任命为彭泽令，十一月主动挂冠，辞去了仅仅上任八十多天的官职，也结束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仕，回到老家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当了一名真正的“田园诗人”。

从此，陶渊明再也不接受官府的任何征召，与他朝夕相伴的就是山水田园、父老乡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辛苦，却也自由自在，了无挂碍。春天到了，他起早摸黑，带领妻儿、童仆去南山（庐山）脚下开荒、耕种。每天早上太阳刚探出头来，他就和家人下地干活儿——他在前面耕田，妻子翟氏在后面播种，孩子们虽小，却也能帮着砍柴挑水。虽然干农活儿很累，但他的心情却很轻快。

《归园田居·其三》里描绘的场景就是这种农村生活的写照。从诗意来看，这首诗应该作于春季或者春夏之交，诗歌描述了陶渊明一天的劳动情形：“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他在南山新开垦的荒地里种下了豆子，高兴地看着豆种发芽成长。因为土地荒芜太久，野草丛生，豆苗稀稀疏疏地长在草丛里，看上去反而是野草比豆苗还要茂盛得多。

有的老师根据这两句诗，开玩笑地调侃陶渊明：“你看他哪里像一个合格的农民？根本就不懂种田嘛！忙活了半天，长的全是野草，一看就知道没啥收成。”

其实，陶渊明真正想说的并不是他的种植水平如何，他想描绘的是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

这两句诗其实是有出处的，汉代杨恽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报孙会宗书》）杨恽诗句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我在南山下开荒种田，地里长满了野草，我也懒得去除掉它。我种下了一顷豆子，结果到了收成的时候只收到了一堆没用的豆茎。“萁”，就是豆子的秸秆。

还记得曹植的《七步诗》里那句“煮豆燃豆萁”吧？“豆萁”不能吃，一般只能用来当柴火烧。可是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人生苦短，不如及时行乐，你想要享受富贵，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看来，杨恽的原意是想表达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意愿。杨恽又是谁呢？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司马迁的《史记》能够流传下来，杨恽做了很大的贡献。杨恽是官二代、富二代，但他却不好钱财，为人既正直刚烈又狂放不羁，他的万贯家财主要都用来救济穷人了。

陶渊明化用杨恽的诗，这说明他真正的用意并不是想写自己干农活儿的水平到底怎么样，而是想强调他真心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状态。因为追求自由，所以通往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也心甘情愿甚至是欢欢喜喜地承担了下来。毕竟，陶渊明和杨恽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杨恽是有钱人，钱多得花不完，他当然可以藐视富贵，表现出清高、桀骜的个性；可陶渊明没那个本钱啊，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个穷人。

当然，说起陶渊明的身世，那还是很厉害的。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鼎鼎大名的大将军，封长沙郡公，一度“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晋书·陶侃传》），可谓富可敌国的豪门大户。可惜的是，他的后代子孙并没有将祖辈的这份家业好好地传承下来。陶侃有十七个儿子，特别有出息的却并不多，其中几个不争气的儿子甚至在父亲死后为了争夺巨额家产兵戈相向，大打出手，这场内讧使得陶氏家道中落成为必然。

何况，陶侃出身也很贫寒，他是凭借赫赫军功才挣得显贵高位的，但在重视世族门第的东晋，出身寒门的陶氏家族是得不到世袭贵族的认同的。在那些世袭贵族看来，陶侃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而已，他的后代很难再像他一样建功立业。陶渊明生逢乱世，那时水灾、旱灾等天灾不断，政坛上更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他晚年还经历了从东晋到南朝宋易代的政变，生活的大环境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天无宁日”。

陶渊明这样性情淡泊之人显然不能适应这种混乱的政治环境，但是家境的贫寒又逼得他不得不接受现实。他不喜欢做官，但因为养家糊口的需要，他又不得不违心地几次出来做官，挣一点可怜巴巴的工资。就在他辞去彭泽县令的时候，他还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抒情小赋《归去来兮辞》，这篇小赋的序言就老老实实地承认了他不得不出仕的原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他有一群幼小的孩子，米缸里没有一粒多余的米，家里又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光靠种几亩薄田实在是无法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接受叔父的推荐，出任彭泽县令，当时县令除了有一定的俸禄，还可以靠种植官地来增加一部分收入。

很显然，我们心目中那个高雅的隐士陶渊明并不是一开始就不食人间烟火，相反，现实生活的残酷，也曾经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是在几番挣扎过后，他终究没有让自己的精神与人格屈从于现实压力之下，而是及时地超脱出来，舍弃了大多数人都舍不得的官位，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维护他心中至高无上的自由与尊严。

那么，自由的代价是什么？

是没有了官方按时发放的工资，一切经济来源都得靠自己动手一点一点去获取了。更重要的是，在晋宋时代，名士们普遍看不起体力劳动者。那个时候的名士，享受着世袭的爵位和财富，认为穿着宽袍大袖的衣裳，挥着麈尾、高谈阔论着玄学才是时尚。当农民？那是要被人瞧不起的。

可是陶渊明呢，终究能够下定决心，从事别人看来最卑贱、最艰苦的活儿。我相信陶渊明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内心也经历过反复、痛苦的挣扎。否则，他为什么会在《归园田居·其一》中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呢？这两句诗有的版本写作“一去十三年”。无论是十三年，还是三十年，这个挣扎的过程，对于陶渊明而言，都可以说是一个无比漫长的煎熬过程。换句话说，陶渊明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想明白，自己这一生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旦他想清楚了，就会毅然决然地去做，而且从此不再后悔。自从辞去彭泽县令的官职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还曾被朝廷征为著作佐郎等官职，可他丝毫不为所动，安心地享受着从风雅的知识分子向最朴实、最辛苦的“农民诗人”的转型。

别人看不起那又怎么样呢？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内心的智慧与信念铸成的。只有你自己才能让自己活得体面而有尊严。

不被别人的眼光和说三道四所左右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人。

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强大而自尊的人，哪怕他每天一大早就要下地干活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要先把地里的野草除干净，一直干到明月东升，才扛着锄头、哼着轻快的歌往家里走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正是农民最日常的生活状态。

田间的小路很窄，草木长势很快，傍晚的露水沾湿了衣裳，让他感觉到阵阵清凉，但衣衫被沾湿没有什么可惜的，这丝毫不影响他愉悦的心情：“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只要能这样过着符合自己本心的简单生活，不需要低眉顺眼地看别人的脸色，他就心满意足了。

最后一句“但使愿无违”，无疑是整首诗的关键句，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就好了。陶渊明的意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强调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复得返自然”可以说是陶渊明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这里的“自然”不仅仅是指大自然，更是指内心的自然，是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这是陶渊明一生最大的梦想。如今，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的人生梦想真是独具一格，跟绝大多数人不同。有人可能觉得官场就是一个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但在古代，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官场是他们削尖了脑袋想要进去，一旦进去就绝对不想也不能够再出来的地方。因为，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富贵、荣耀、名望，包括子孙的前途等都系于官场。辞官归隐这事儿放在嘴上说说容易，真要做到可是难上加难，而且陶渊明的辞官归隐跟别人还不同，魏晋时代隐士并不少见，可那个时代大多数的隐士本来就出身于世族大家，即使他们不当官，凭借自家祖传的成片庄园、成群奴仆也能丰衣足食，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们不仅不用亲身参与劳动，甚至还非常鄙视体力劳动。他们既“有闲”又有钱，既可以畅游名山大川，又可以邀集名士聚饮欢宴，更可以吟诗作赋或者著书立说，根本不用操心生计问题。像陶渊明这样放下身段自食其力的名士，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陶渊明才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隐士。

当然了，陶渊明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更是一个具有独特审美眼光的诗人，因此他往往能够从艰苦的农业劳动中跳脱出来，以审美的眼光欣赏着田园里清新自然的春天，抒发着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除了田间劳动，他最爱的事情大概还是读书和喝酒：“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劳动读书两不误，这是陶渊明最日常的生活方式。“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农村往往在冬季开始酿酒，春天正好酿成，所以称为“春酒”。初夏时节启开醇香扑鼻的春酒，此时正是园子里蔬菜成熟的旺季，这么好的下酒菜，新鲜水嫩，虽不及大鱼大肉，却也清新爽口。

陶渊明还会自己酿酒，著名的“葛巾漉酒”的故事说的就是他。有一次，当地郡守来拜访陶渊明，正好碰上陶渊明自酿的酒熟了。只见陶渊明摘下头上戴的葛巾滤酒，过滤完后又将头巾戴到头上，丝毫不在意一旁等候了许久的郡守。要知道，郡守可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啊！想想看，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自己不过是一介平民，当地的“市长”专程登门来看望，有谁能像陶渊明这样洒脱率性呢？

“但使愿无违”的陶渊明，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另类，但他却拥有无数隔代知音。他有两个超级“真爱粉”，其中一个是唐代的李白：“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狂歌陶令前。”（《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李白连做梦都梦见自己到了陶渊明家，和陶渊明一起把酒言欢、痛饮狂歌。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宣言，显然也是受到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影响。

陶渊明另外一个“超级粉丝”是宋代的苏轼。苏轼公然宣称他对别的诗人都没有特别的偏好，“独好渊明之诗”，连李白、杜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都比不上陶渊明。他甚至和了109首陶诗，把陶渊明当成他这辈子要努力赶超的典范。

李白、苏轼之所以愿意对陶渊明献上自己的“膝盖”，顶礼膜拜，正是因为他笔下的诗句、他的人格风度、他的风骨气节，无一不呈现出最真率、最自然、最有尊严的境界。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幸福的人，其实并不取决于世俗的标准，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是否能够静静地倾听自己的本心。无须刻意地避开车马喧嚣，只需在自己的内心修篱种菊，尊重自己的内心，便自然而成一种悠然优雅的境界。这样看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人生状态，和一首现代诗所描写的境界真是同样美好：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