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东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

通常所讲的“魏晋南北朝”,是指公元 220 年到公元 581 年一段历史。魏晋中“魏”指三国鼎立时期中国北方政权,一般称为“曹魏”,而“晋”是三国之后由司马氏建立的晋朝。

自公元 304 年刘渊与李雄分别称王建立了汉赵和成汉开始,中国北方各民族纷纷建立起雄霸一方的诸侯王国,直到公元 439 年,这些纷乱的局面才被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历时共计 135 年。在此期间,入主中原的众多游牧民族以匈奴、羯、鲜卑、羌和氐为主,统称“五胡”,他们分别建立了多个不同王国,主要包括成汉(巴氐人李氏)、夏(匈奴赫连氏)、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族石氏)、前秦(氐族苻氏)、后秦(羌族姚氏)、西秦(鲜卑族乞伏氏)、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后燕(鲜卑族慕容氏)、南燕(鲜卑族慕容氏)、北燕(汉族冯氏)、前凉(汉族张氏)、后凉(氐族吕氏)、西凉(汉族李氏)、南凉(鲜卑族秃发氏)、北凉(匈奴族沮渠氏)等十六国。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王国数目远不止 16 个,比如还有汉人冉闵建立的魏、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西燕,以及北魏前身的代国,等等。因而,后世称这一时期为“五胡十六国”。

魏晋与十六国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文化交流频繁,在此期间,思想、文学、艺术等得到了很大发展。期间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其东段节点止于中国西北部,大致在高昌地区(今新疆吐鲁番)。伴随时光荏苒,北方十六国政权故地尽属北魏之后,离析了百余年之久的中华北方得以归一,在其后的北周王朝,也几乎尽囊北魏旧地,尤其是北周武帝朝国力盛极一时,在此政治格局下,相较于十六国时期而言,丝绸之路昔日的活力又被重新唤醒了,丝绸之路上的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诸多交往都相对开始活跃起来。

法显与鸠摩罗什:东晋丝路上传播佛教的大师

魏晋时期,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贡献之大者,必须提到东晋的两个僧人,一位是法显,另一位是鸠摩罗什。

法显俗姓龚,公元 337 年出生于平阳郡武阳县(今山西临汾)。东晋隆安三年(公元 399年)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结伴,自长安始发,穿过河西走廊,经敦煌、鄯善至焉夷(今新疆焉耆),继而往西南方向越北河抵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后折返于今巴基斯坦境与阿富汗境,始至天竺(今印度);而后又横穿尼泊尔至摩竭提国首都巴连弗邑留住 3 年(公元 405 年-407 年),在此学习佛教经典并拜会名僧。自此之后,法显开始取道海路只身回国,搭乘海上商船于公元 410 年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曾驻足一年有余,续乘商船东归,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后由此直达山东半岛牢山(今崂山)弃船登陆,在他75 岁时历经艰难从海路返回,最后到达建康(今南京),顺利实现了自己的西行取法宏愿。期间历时 14 年,辗转 30 多个王国,取得佛经约 12 部 60 余卷。在随后的日子里,翻译了多部佛经,并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佛国记》,此书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作为传记文学杰作的同时,又是学界研究东晋时期西域和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

大家最为熟知的前往西方天竺取经的人是唐僧,因为由唐玄奘西行求法故事演绎的名著小说《西游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比唐玄奘大师还早了 230 年的东晋高僧法显,乃是我国第一位不远万里历经磨难域外取经的伟大僧人。

法显

另一位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贡献的僧人是鸠摩罗什。他是东晋时后秦的高僧,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精通各类佛教经典。在法显西行的 2 年后,即后秦弘始三年(公元 401 年),鸠摩罗什大师从西域龟兹国出发来到长安。他曾与弟子们翻译了大量的经律论传等,如佛经《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共计有 94 部 425 卷之多,其影响颇为广泛,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恰恰就在法显大师从天竺返回一年之后,即公元 413 年,鸠摩罗什高僧圆寂于长安草堂古刹(今西安草堂寺)。其后,在弟子们火化大师遗体时,发现舌根化为舌舍利子。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颗三藏法师舌舍利子,见证着鸠摩罗什对中西佛教文化交流和发展做出的万世之功。

鸠摩罗什

就在同一历史时期内,曾西往东来于漫漫丝路上的法显与鸠摩罗什两位伟大高僧,彼此却始终无缘谋面,尽管有此遗憾,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意志和信念,为佛教传播与弘扬做出的巨大贡献,使未曾谋面的这种遗憾变得不值一谈。正是在这些大德高僧以及众多佛教信众的共同努力之下,佛教——这一起源于恒河上游的地方性宗教,通过诸多条类似于丝绸之路这样平凡而伟大的文明交往纽带,最终得以传遍世界,并深刻影响着世界,让世界文化变得丰富多彩。

北魏时期的丝绸之路

北魏由鲜卑拓跋氏建立。鲜卑族发迹于东北大兴安岭一带,两汉之际沿着漠北草原,之后陆续向西扩展。西晋时期,其控制区域从今内蒙古东北部一直贯通到天山以北的费尔干纳盆地。公元 376 年,代国为前秦所灭,其北部故地转移到了柔然的控制之下,拓跋氏的势力也一步步往东收缩,最终退出西域。十六国时期,北方嬗代频繁,丝路东段的主要商贸道路自然而然受到重重阻隔。就在原代国的拓跋氏崛起之后,拓跋珪于公元 386 年在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定都称王,北魏开始,可惜的是至公元 534 年,北魏又分裂为东西魏。在此期间,拓跋氏数十代人一直不断地经营着丝路的几条主要通道,尤其是迁都平成以来,国家势力在逐步壮大同时,继而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结互动,当然这似乎也是为能在丝绸之路贸易交往中占有一定主动权。由于当时南北方正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北魏与西域及域外诸国的交通主要经由西北丝路,面对新崛起的北方游牧政权柔然的步步紧逼,以及沿途吐谷浑、高昌、高车、鄯善等国的不断限制,丝路沿线局势始终动荡不定,北魏与西域各国的正常交流也呈现出时兴时衰的交替状态。大体看来,在争夺丝路主动权的过程中,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大致经历了三次由阻隔至通畅的历史阶段。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 435 年),鄯善、粟特、悉居半(西域南道上的小国)、高车、焉耆、车师等国相继经行鄯善道遣使来贡,表示愿意臣属,帮助北魏通达天山南北。于是在第二年,北魏就派遣多批使者前往西域。一支穿过鄯善道北折,经行白龙堆至焉耆、龟兹诸国走西域北道;一支穿过鄯善道继续西行,行经且末、于阗等国走西域南道。至太延五年(公元 439 年),北魏与西域诸国的沟通交往掀起的第一个短暂通畅时期告一段落。

太延五年(公元 439 年),正当北魏与西域的交往日益密切、如火如荼之际,丝路形势却又突然急转直下。一是当时北魏与柔然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导致经行伊吾的北道动荡受阻;二是该年北凉被北魏攻破,其残余势力向西扩张,使原鄯善、高昌之地处在沮渠氏的直接控制之下。至此,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几乎被阻断。同时期的丝路中段也并不安宁,崛起于中亚的嚈哒一路南下,攻伐地居今印度地区的吐火罗斯坦、寄多罗王朝等中亚、南亚政权,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嚈哒的这一系列举动,与波斯的对外战略发生严重冲突,最终导致大规模对战。至此,丝绸之路主要阶段又一次开始陷入了数年持续战乱状态。

至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公元 444 年),中西交通开始逐渐恢复,进入了持续半个世纪的第二次通畅时期。首先,在与西域各国的交往过程中,北魏统治者愈发认识到控制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于是从太武帝开始,数代君主对经营西域皆持积极态度。一方面北魏遣兵北击伊吾大胜,与柔然作战亦接连获胜,使柔然单于绝迹远遁,其将士或随之西行,或归降北魏,北魏历经数年经营,最终取代柔然,控制了丝路北道,此路得以再次畅通;另一方面击败了吐谷浑,借吐谷浑旧地进击鄯善,攻克焉耆、龟兹等丝路沿线诸国,为丝路的畅通进一步扫除了障碍。其次,嚈哒在中亚地区的势力非常之大,不仅兼并了四周小国,就连萨珊波斯东部贵霜治下的犍陀罗诸国,以及印度北部诸多区域都尽为其有,此时的中亚基本在同一辖区范围,使得葱岭以西的丝路中段进入了稳定畅通阶段。再者,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拜占庭依仗其强盛的国力,及其国都——君士坦丁堡的地域优势,扼守了丝路西段的诸多出口,由此攫取了丝路贸易过程中巨额商业利益。这一阶段,北魏不仅频繁遣使西域,而且与南天竺、萨珊波斯和拜占廷等葱岭以西的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使节往来频繁。

自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 500 年)开始,一直到北魏末年,伴随北魏都城南迁洛阳,与西域各国交往活动频繁,迎来了丝绸之路的第三次通畅时期。先是高车消灭了柔然的残余势力,迫使高昌对其称臣归附,于是沟通西域的伊吾道尽统于高车政权之下,而高车与北魏通好,伊吾路自然得到了有效利用;吐谷浑也与北魏通好,双方停止交战,当时鄯善为吐谷浑占领,因此鄯善道也得以畅通无阻。丝绸之路通道上的诸多支线都处于基本通畅状态,使北魏王朝可以与西域有着较为密切商贸交往。一方面,当时大部分的西域国家与北魏建立了交往关系,当时中亚、南亚、西亚和拜占廷等近百余国家遣使北魏,以表沟通合作之诚意;另一方面,北魏也不断地遣使西行,发展与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的交往,这些都在客观上积极地推动了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文明交往。

北周时期的丝绸之路

公元 534 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公元 534 年-550 年)和西魏(公元 535 年-556 年),此后高洋废东魏自立而建北齐(公元 550 年-577 年),宇文觉废西魏自立而建北周(公元 556年-598 年)。短时期内政权更替迅速、战事不已,社会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但由于当时双方为了巩固政权,各自都在采取积极措施稳定秩序和发展商贸,以求恢复社会生产。北周继承了北魏在西北的主要辖区,借助与西域相接的区位优势,把经略西域作为国策,十分重视与西域和域外各国的商贸往来。

当时西域的高昌、焉耆、于阗和疏勒等,以及北方的突厥,均与北周有着密切联系。突厥是继柔然而起的北方游牧政权,它利用具有极强战斗力的铁骑,破高昌、灭柔然、驱嚈哒,名赫四方,其疆域最大之时,西起咸海,东到大兴安岭,不仅延通了草原路东段,更牢牢控制着丝路中段的广大区域。北周加强与突厥的政治关系,显然可使自身免于突厥的侵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而突厥为了保证丝路上货品的供应,也极力要和中原王朝进行经济贸易和政治交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突厥与中原尤其是北周的政治、经济交流甚为频繁,一则突厥多次遣使向北周贡献良马和方物,而中原回馈的物品主要包括丝绸、瓷器等丝路热销品;二则双方进行了多次的皇室婚配,以结秦晋之好;三则突厥出兵帮助北周对抗北齐。突厥利用北周、北齐之间的矛盾,每年都会从中原王朝接受“赏赐”(其实这是北齐北周给突厥的进贡),于是大量丝绸以极其低廉价格甚至免费流入突厥之手,突厥又依仗自身对丝路的控制,经草原路和绿洲路将之转运到沿途各国,包括西域诸国、中亚各地、波斯、拜占庭等。在中西商人的频繁来往中,草原路开始进入繁盛阶段。

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河西走廊一直扼守中国西北的门户,在中西贸易交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北周亦然。当时河西走廊一段的商人熙熙攘攘,中西特色商品琳琅满目,就地进行大宗货物交易的活动亦不在少数。国家常年征战,尤其是西北地区,征兵、征税对民众正常的社会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时任凉州刺史的韩褒为解决此类问题,下令要求过境货物必须由当地贫民先行购买,再经握货品的贫民转卖给其他商人,在倒手的过程中,老百姓基本上能获取一些中介收入,由此可见,当时河西段的贸易活动频繁程度不容小觑。在遗存下来的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地展现了当时丝绸之路上商品贸易的生活场景。

概而言之,北魏与北周王朝对西域的重视与经营,使得曲折艰难、时断时续的丝路再次畅通,譬如杨衔之《洛阳伽蓝记》就有相关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显而易见,北魏时期中西文化交往与商贸交流,形成了当时北方丝路沿线的繁荣景象。而后的西魏、北周承继北魏之风,加之地缘关系,继续与西域各国保持着频繁往来。北魏和北周时期中西贸易往来活跃,在东汉末年混乱格局之后迎来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也拉开了在其之后的隋唐时期丝路贸易空前繁盛的序幕。

拜占庭与波斯对丝绸之路西段的竞相经营

罗马帝国分裂以后,其西部逐渐衰落,而地中海东部地区在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数位君主的经营下,到査士丁尼(公元 527 年-565 年)统治时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征服战争,在环地中海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帝国,其对欧亚大陆的诸多地区的影响亦随之日显重要。

毕竟是脱胎于罗马帝国,拜占庭在建国之初就承袭了罗马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特征。受这种历史因素影响,地处丝绸之路西端的拜占庭凭借着日渐强盛的国力,几近穷奢极欲地追求来自东方的香料、瓷器等奢侈品,其中最受青睐的当属产自中国的丝绸。拜占庭对丝绸的需求量极大,比之前的罗马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对东方的奢侈品怀有浓厚而强烈的兴趣,曾经仅限于王公贵族等社会上层使用的丝绸,逐步扩展到普通大众,各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为显示身份与地位尊崇,争相购买,曾经在一段时期导致丝绸货品供不应求。与此同时,罗马时期教会与政权曾联手互动,奢靡贪婪之风愈演愈烈,到拜占庭帝国时期,教士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成为丝绸、香料、瓷器等东方奢侈品的重要消费者,其法衣皆以丝绸为材料裁制而成,魂归天国后的俗世之身,亦用昂贵的丝绸包裹后下葬,教堂更要使用大量大匹段的丝绸来装饰。

拜占庭帝国对东来奢侈品的嗜好之风,是推动拜占庭与东方世界进行贸易的强大动力,其中的丝绸贸易也是拜占庭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好景不长,这一优势财源,慢慢开始遭到了东部邻国——波斯的窥视、阻挠与威胁。除此之外,随着一波少数民族迁徙之潮的来临,相继入侵拜占庭帝国的不同集团的人群,受到如此豪华奢靡之风侵染,也展开了对奢侈品如饥似渴的追求和掠夺,而拜占庭为求得自身周全,开始不得不投其所好,对较为强大的入侵势力——伦巴底人、西哥特人、斯拉夫人、匈奴人及阿瓦尔人等民族赠送或供奉大量的金银珠宝、丝绸、香料等来自东方的珍惜物品。

公元 226 年,萨珊王朝代安息而起,开启了对波斯长达 4 个世纪之久的统治。萨珊波斯继承了安息与罗马抗衡的传统,4 世纪以后则与拜占庭帝国针锋相对。波斯横亘在丝路西段要冲之上,以其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垄断了丝路上的贸易往来,阻隔了拜占庭与东来商人的直接接洽,使拜占庭在东西方贸易交往上受制于人,丧失了主动权。缘于此,雄韬伟略的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拜占庭时期,为了谋求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东部的波斯萨珊王朝展开了持续百年之久的激烈角逐。试图向东打通丝路,直接与东方各国进行贸易往来,这也是拜占庭挑起两国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元 528-631 年,拜占庭与波斯先后进行了约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在前三次对战中,拜占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求得波斯转手而来的丝绸、香料等物品,维持双方贸易往来,不得不依萨珊波斯之意,向其支付大量的黄金,高额费用甚至使国家财政日益吃紧。随后,拜占庭在赢得西突厥人的支持后,于公元 571 年停止了对萨珊波斯的贡金,与西突厥联手,开始酝酿如何做掉中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波斯帝国,于是战争再一次打响。当西突厥退出战争后,拜占庭勉强与波斯打成平手,双方就进入了胶着状态。公元 589年,时局又开始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机,就在这一年中,波斯出现内乱,波斯过去的最高统治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了他一向敬重的死敌拜占庭。两年后,拜占庭出兵七万,帮助波斯复国,并取得了最终胜利。此后,波斯和拜占庭订立了“和平协定”。但政治上的和平友好并未延伸到经济领域,波斯仍然牢牢把控着对东方奢侈品的绝对垄断地位,以低进高出的垄断贸易方式转手给拜占庭,从中攫取巨额商业利益。

就在与波斯进行交战的同时,拜占庭也没有放弃通往东方的意图。红海是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的重要海峡,在拜占庭的海上商路的开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控制红海沿岸的贸易,对拜占庭低价获取东来品的计划至关重要。查士丁尼时期,一方面积极鼓励并支持民间贸易探险,致使拜占庭的许多探险家走上了开发远东的海上商路,如著名的哥斯马斯沿海岸线一直到达红海东岸、西奈半岛、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另一方面挑唆阿克苏姆人与波斯人进行商贸争夺,试图以此控制红海海峡,改变拜占庭在东方奢侈品贸易中的长期被动局面。然而,由于波斯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商贸往来早已稳定成形,并不断得到巩固,拜占庭支持的埃塞俄比亚等民族虽然曾顺利到达了东南亚地区,却很难融入当地的贸易圈子。因此,红海一线的商贸之路始终没有兴盛起来。

后来,中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最终经景教徒之手,传入拜占庭,拜占庭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丝织业,在科林斯、伯罗奔尼撒半岛等诸多地区形成了数个丝织中心,开启了欧洲丝织业的发展历程。然而,拜占庭与波斯两大帝国之间的冲突,却并未因此而止步。在最后的决战中,双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导致两败俱伤、国力虚空。之后,面对兴起的阿拉伯的入侵,两大帝国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

从表面上看,5 世纪东西方政权林立,战争和冲突不断,丝路各段看似完全阻隔,但实际上当时的民族迁徙与交往非常频繁。丝路东段的匈奴和月氏向西向南迁徙,中段的嚈哒人向南迁徙,西段的日耳曼人的迁徙更加的复杂。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整个丝路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实际上仍旧非常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