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衣冠拜冕旒
——唐代丝绸之路

世界CBD：唐长安城的空间格局

丝绸之路发展到唐代，达到了繁荣昌盛的巅峰。中国的丝绸、金银器、瓷器、制茶、漆器等传统手工业产品技艺精湛、品质优良而风靡海外。有唐一代，丝绸之路的畅通程度，可谓继汉代以来的第二次高潮时期，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广泛和深入，丝绸等手工业产品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唐代的长安城，既是丝绸之路这条国际大道的西去之起点，亦是东来之终点。唐长安城的面积达83km2，按中轴对称布局，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其中街道东西交错，分画出110座里坊。著名的东市、西市，是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区域，还有当时大型的人工园林——芙蓉园。从总体看，规划井然有序、布局整齐划一，堪称中国古代都城之典范。

唐代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呈长方形，东西长9720余米，南北宽8650余米，城墙宽12米左右，高5米多，全部用夯土版筑，城门处的墙段还砌有砖壁。目前，城墙和其外侧的城壕已基本被毁，仅在北面的玄武门和南面的安华门附近留有部分残垣。长安城的外郭城开12座城门，南面正中为明德门，东西分别为启夏门和安化门；东面正中为春明门，南北分别为延兴门和通化门；西面正中为金光门，南北分别为延平门和开远门；北面的中段和东段分别与宫城北墙和大明宫南墙重合，西段中为景耀门，东西分别为芳林门和光化门。除正门明德门有五个门道外，其余各门均为三个门道。据实测，明德门址东西广55.5米，南北长17.5米，每个门道宽5米。明德门原有台阁式门楼建筑，唐末被朱全忠焚毁（遗址位于今陕西师大雁塔校区西门对面的杨家村）。明德门内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更是宽达150米至155米，大街两旁集中了当时长安城最有影响力的佛寺和道观，如荐福寺、大兴善寺、唐昌观、玄都观等。

宫城位于郭城正北中部，平面布局呈长方形，东西2820米，南北1490米；四周皆有围墙，南面正中为承天门，东西分别是延喜门、安福门，北墙中部为玄武门。宫城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太极宫，东侧是东宫（太子居所），西侧是掖庭院（后宫人员住所）。

皇城亦为长方形，位于宫城以南，其东西与宫城等长，南北宽1843米，周长9.2公里。城北与宫城城墙之间有一条横街相隔，其余三面辟有五门：南面三门，中为朱雀门，两侧为安上门和含光门；东西面各一，分别为景风门和顺义门。南面正中的朱雀门是正门，向南经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的明德门相通，向北与宫城的承天门相对，构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城内有东西向街道7条，南北向5条，道路之间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社稷等祭祀建筑。

唐王朝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都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唐朝的经济总量位居当时世界第一。按照梁方仲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的相关统计，唐天宝年间的税收总收入为每年5230万贯，建中初为3000万贯，元和年间约为3515万贯；粟米麦等谷物的总收入在唐天宝年间为2500万石，唐建中初为1600万石。唐代中叶的其他总收入也很可观，绵1430万两、丝织品800万多匹、布2000万端（按照唐制，罗、锦、绫、缎、纱、榖、绸之属，以四丈为匹；布则以五丈为端；锦则以六两为屯；钱以千文为贯，亦称为缗）。唐朝征收的是实物税，以唐宪宗元和初年矿产业为例，每年征收的实物产品为：银1.2万两、铜27万斤、铁200万斤、锡5万斤，盐280万石。

唐初长安城内的手工业店面和商贸铺面，仅限分布于东市与西市，唐高宗时曾在一段时间内在城南设置过中市，之后又继续设置了南市，但为了便于管理，其他绝大部分坊里仍旧禁止开设店面和商铺。再到后来，伴随经济和需求的不断发展，长安城诸坊开始慢慢都有了酒肆及其他一些商铺。值得一提的是，就连当时的曲江池附近，也开始有了许多专卖西域名酒的胡姬酒肆，并有西域女子歌舞侍酒。

绵延不断：唐代丝绸之路的走向与节点

“沙漠之舟”驮载着川流不息的商队、使团和民间交往群体，加上那清脆入耳的驼铃声，勾勒出一幅鲜活美妙的画卷——这就是丝绸之路。

从唐长安城出发一路西去，经陇东过陇西，穿越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天山北麓草原地带，逾过葱岭、飞渡北流河水（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楚河、锡尔河），进入中亚、南亚、西亚，直至里海、地中海沿岸区域。

这条漫长的交通道路，主要分为东、中、西三大段。

东大段：

自长安至玉门关/阳关之间路段。此段自长安城之后，大致有三条线路，分为南路、北路与青海道。

东大段之南路走向：长安→西渭桥→始平（今陕西兴平）→武功→岐州雍县（今陕西凤翔）→陇州汧源（今陕西陇县）→穿越陇山，转而沿陇山西南行→清水→秦州（今甘肃天水），继而西行→伏羌（今甘肃甘谷）→渭州襄武（今甘肃陇西）→渭源→狄道（今甘肃临洮），转而北上→兰州（今甘肃兰州市），逾黄河、越乌鞘岭→河西走廊→武威，至此与北道汇合，而后西行→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甘肃安西东）→沙州敦煌。

东大段之北路走向：长安→咸阳→奉天（今陕西乾县）→永寿→邠州（今陕西彬县）→泾州（今甘肃泾川）→平凉→原州（今宁夏固原）→石门关→会州（今甘肃靖远）→乌兰关→逾黄河、越乌鞘岭→河西走廊→武威，至此与南道合二为一→甘州→肃州→瓜州→敦煌。

东大段之青海路：实则为南路支脉，狄道/兰州→河州（今甘肃临夏）→鄯州（今青海乐都）→鄯城（今青海西宁市）→渡大通河，越祁连山→大斗拔谷（今扁都口）→删丹（今甘肃山丹），至此与北道合二为一→甘州→肃州→瓜州→敦煌。

中大段：

主要位于今新疆境内。敦煌是丝绸之路东段节点，其中主要以阳关、玉门关为地标，阳关位于敦煌西南、玉门关在其西北向——继续西行就是丝路中段，西南出阳关、西北出玉门关，由此构成了中段三条路线，分南、中、北三路。

中大段之南路：敦煌→阳关，向西南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昆仑山北麓的绿洲带→石城镇（今新疆若羌）→播仙镇（今新疆且末西南）→于阗镇（今新疆和田南）→皮山镇（今新疆皮山）→碛南州郅支满城（今新疆叶城）→喝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之后穿越葱岭，进入中亚。

中大段之中路：属于汉代西域的北道。玉门关→西州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而后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天山南麓的绿洲地带西行→焉耆镇（今新疆焉耆西南）→乌垒州（今新疆轮台东）→龟兹镇（今新疆库车）→姑墨州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疏勒（今新疆喀什），之后逾过葱岭，进入中亚。

中大段之北路：敦煌→莫贺延碛（今哈顺戈壁，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伊州（今新疆哈密），然后逾过天山→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北庭都护府（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轮台（今新疆米泉）→弓月城（今新疆霍城西）→渡伊丽水（今伊犁河）→碎叶镇（今吉尔吉斯北部的托克马克），进入中亚。

西大段：

指西域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陆路交通。当时此路段上的国家、民族众多，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因此该路段除干线之外，包括诸多支线。干线大体分南、中、北三道。

西大段之南路：起始与丝路中大段之南路相接，进入乌浒河（今阿姆河）上游区，由此一分为二：其一，帕米尔瓦罕谷→兴都库什山→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罽宾国（今阿富汗东北部）→天竺北部（今巴基斯坦与印度北部地区）；其二，帕米尔瓦罕谷地→大小勃律地区（今克什米尔及印度河沿岸一带）。

西大段之中路：与丝路中大段之中路相接，进入粟特地区。拔汗那（位于吉尔吉斯费尔干纳盆地）→昭武九姓的石国（今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曹国（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何国（撒马尔罕西）→安国（今乌兹别克布哈拉）→穆国（今土库曼斯坦马里）→波斯（今伊朗）→西海（今地中海）。

西大段之北路：与丝路中大段之北路相接，碎叶镇→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越过杀药水（今锡尔河）→大湖（今咸海），渡过亦克水（今里海东北的恩巴河）→得嶷水（今里海北面的乌拉尔河）→阿得拉水（今伏尔加河）→黑海沿岸的卡拔亚（今乌克兰刻赤）和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爱之如一：唐王朝的民族政策

唐王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比较平等地对待周边各民族，有力促进形成了当时多民族融合的繁荣局面，唐太宗曾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将所谓的“夷狄”与汉族平等看待，非以往视少数民族为异类。唐朝积极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商贸往来，除了在边境设立互市监进行贸易外，还允许各国各族商人在内地进行自由贸易，在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地的各国商人数量较多。唐朝重视与各国各族的文化交流，允许域外人员入长安学习，贞观年间进入长安国子学的各国各族子弟多达数千人。

概而言之，唐王朝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为宗旨，尊重各族利益与民族交往，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开明且进步的民族政策，可以说在中国民族政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唐代民族政策特点有二，即进取性与羁縻性。进取性特征即唐朝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繁荣时期，开疆拓土，疆域的空前扩大，最强盛时期的疆界：东到今朝鲜半岛，西至西域，南达越南中部，北至今蒙古大草原。羁縻性特征是“以夷治夷”之策。这是在总结过去历代王朝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边郡、边县，左郡、左县的经验基础上，采取设立羁縻府州的管理政策，保留少数民族原有的管理模式，即其行政机构维持原有，且各级官吏由本族人担任。但是，不允许自立为王侯、都督等，封号爵位与官衔职务，须由唐王朝封赐和授命，否则视为非法。唐代实行羁縻府州的民族政策，使得唐王朝的大规模开疆拓土的目的得以实现，并且较好的解决了边疆地方行政建置、民族矛盾等棘手的问题，这对当时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不断融合与形成过程，发挥了较大的历史作用。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唐长安城里的外国人们

唐长安城是当时国际大都会，大批从事政治交往、商业贸易的外国使者和商贾来到此地，还有各国僧侣、学者、乐人等也络绎不绝。可以说，活跃在长安城内的大批老外，质使通好者有之，求学取经者有之，从事商贸者有之，献艺谋生者有之，不一而足。唐王朝在长安城内设置了鸿胪寺、礼宾院等专门机构，负责接待和管理。

居住在当时长安城的中亚人，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乡土文化和习俗，逐渐对长安城的市井生活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竟刮起了所谓的“胡化”之风。这些中亚人还曾在唐王朝担任各类官职，比如昭武九姓国的康国人康谦，初期经商，在长安算是富商大贾，后来在唐玄宗时期，被任命为安南都护，到了唐肃宗时期，被任命为鸿胪寺卿，专门管理唐朝域外来客；还有康植，被封武卫大将军；安国人安兴贵，唐初为右武卫大将军、归国公；米国人米继芬，自其父时代即来长安做质子，后来米继芬又继续做质子。还有当时的诸多域外流亡王公贵胄，及示好唐朝而质子长安的那些人，如波斯王子卑路斯，其父为波斯萨珊王朝末主，当时大食（阿拉伯帝国）东侵，卑路斯求助于唐，唐曾以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高宗时授其右威卫将军，最终客死长安。其实，这些人已经不是质子身份，俨然就是当时的长安人了。除此之外，颇多中亚艺人，如演唱者安万善、康昆仑、米嘉荣、米和等人，胡乐演奏者曹妙达、曹保、曹纲、曹善才等人，胡舞表演者米禾稼、米万槌等人。所有提到的这些人员，仅仅是当时居住于长安城内的老外的一个缩影，若多的域外普通民众更是多不胜数，当时长安西市就有多处胡人聚居区。

唐长安城内民众的吃饭与穿衣等的日常生活，已然受到了诸多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在饮食上表现出涌现了多种风味特色小吃，如源自中亚的胡麻饼、饆饠等食品，当时长安城西北角的铺兴坊，以胡麻饼知名，而长兴坊则以毕罗闻名。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一诗中还专门提到了胡麻饼：“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饆饠即毕罗，是一种包馅的面制点心，当时长安长兴坊有胡人开的饆饠店，包括蟹黄饆饠、樱桃饆饠、天花饆饠等，当时颇有名气。在服饰方面，唐开元时期“穿着胡服、佩戴胡帽”已渐成为习惯。这些胡风东渐影响下的唐代长安城市井生活，在唐代诸多诗人笔下有着鲜活的记录，如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唐人身着汉服、胡服并立图（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

唐代仿北胡皮革水袋的镀银罐

唐三彩胡人背猴骑驼俑（唐开元年间）

出土于河南洛阳，高73cm，长55cm。人、驼、猴刻画生动，三彩釉施釉匀净无瑕疵，配色自然，清丽而不浮华，塑造艺术和三彩釉的烧制技术都达到了极其娴熟的高度，显示了我国唐三彩技艺之精湛。

唐代长安城的社会生活胡化之风盛行，唐王朝的中外商贸更是异常的繁荣，尤其是当时的西市和东市，是当时国际性商贸大市场。期间活跃着大批中外商人，特别是在西市附近，外国商人聚集较多，这些现象在唐代文献中有所记载，如西市商胡、西市贾胡、西市波斯邸等称呼。据说外国商人多达数千人，足见当时中外贸易之盛况。

由于商贸繁荣，唐代域外商客的生活，也就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题材之一。元稹曾在自己诗句《估客乐》中鲜活的展现了当时商人（当时将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称呼“估客”）的生活面貌：“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即行……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此诗共计六十八句，洋洋洒洒三百余言，深刻表现了估客成为富商大贾的手段及历程，集中描写了当时商人的经商活动各个方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记录唐代商贸的“史诗”。

唐代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传统手工业产品，是西域、中亚、西亚及西欧的商人商贸交易的最大宗商品。唐长安城曾经产生过诸多大富贾，如唐代本土商人邹凤炽、王元宝、宋霸子等，域外中亚商人康谦、米亮等。有诸多外国商人在长安城里有专门的店铺，值得一提的是，多数店铺主要经营金银珠宝，据说当时的这些外国商家，都能快速辨认珠玉真假，颇有名气，被当时人们认为是金银与珠宝行业中的权威，比如唐代诗人崔融就说过：“欲知天下贵，持此问风胡。”显而易见，当时的长安西市，外国商人众多，居所与中国商人交错杂处。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明交往

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大家费孝通先生曾说：“美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意思是说，各民族、各国家都拥有自己优秀的文化，优秀的异质文化之间需要互相理解、包容和学习，那么就可以融合成一个多彩的世界。天下大同即和谐共生，是世界文化的大势。古代丝绸之路上中西文明交往的几个主要时期及发展大势，似乎可以用上述16字进行概括。

唐代在中西文明交往上的表现，就反映出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含义。唐王朝当时的外交关系具有世界性，用当今流行语言表达就是“全球化”特征。唐朝向西与中亚、西亚诸国，以及非洲、欧洲等地，向南与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和南亚诸国都建立了诸多邦交联系。唐王朝一般将外国、诸少数部族称之为“蕃”，据《大唐六典》记载，最初与唐朝往来的“蕃”有 300 多个，后来由于相互吞并和相继灭亡，到开元时期有 70 多个。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外交关系（当时与唐朝并立而当前为我国少数民族），如吐蕃、突厥、回纥、靺鞨、南诏、渤海等。与域外国家的外交关系（当今我国境外的国家和地区），如天竺、狮子国、大食、波斯、真腊、占城、泥婆罗、尸利佛誓、坚昆、日本、拂林、高丽、新罗、百济、昭武九姓国等。

步辇图，唐代画家阎立本绘

图画内容取材于唐代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事件，画面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

当时与唐王朝往来最密切，唐朝对其影响最大的则是东亚各国，包括高丽、新罗、百济、日本等国。尤其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入中国，以及大批留学生、僧人到唐长安城留学；与此同时，当时诸多唐朝人为中日交流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如唐高僧鉴真（公元 688-763 年，作为高僧，他又是著名医学家，佛教南山律宗祖师，也是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他不畏艰险，六次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双方的交流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曾对日本产生过极大影响，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又如当时日本著名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公元 698-770 年，入唐之后改名为晁衡），于唐开元五年（公元 717 年），由日本政府派遣入唐，当时是日本政府第八次遣唐船，由 557人组成，从日本难波（今大阪）起航。晁衡学成之后客居长安，并担任了唐王朝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等官职，是中日历史文化交流杰出使者代表之一。在长安期间，曾因思念故土，请求归国探视年迈双亲，不巧途中遇到风暴，历经险情，长安城内误传晁衡已溺死，多数亲朋故交得知此消息后，都表达了深深的悼念之情，其好友大诗人李白写下了《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不成想晁衡竟死里逃生，又辗转返回长安，之后一直客居长安城至终老。

在中亚地区，与唐王朝有外交关系的主要包括的国家：昭武九姓国（今乌兹别克境内，由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9个国家组成）、拔汗那（今塔吉克境内纳巴德）、解苏（今塔吉克的杜尚别）、骨咄（今塔吉克的库利亚布）、石汗那（今乌兹别克的捷脑）等。这些国家与唐朝均有朝贡关系，尤其是昭武九国，与唐朝经济关系非常密切，当时有大批昭武九姓的商人在中国经商。

中亚以西的波斯、拂林、大食等国，都与唐王朝有或多或少商贸和文化交流。其中，在大食灭亡了波斯以后，势力开始向东发展，以至于达到了唐王朝的西部边境，双方曾发生过战争——怛罗斯之战，该战役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的7-8月，最后以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胜利告终。有人说，唐军在怛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帝国完全控制了中亚，中亚开始了整体伊斯兰化的过程，从此在西域的汉唐文明开始变淡。其实，尽管怛罗斯之战失败，唐王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并未受到根本动摇，公元754年东曹国王设阿忽、安国副王野斛及诸胡九国王遣使上表，请求同心攻打阿拔斯王朝。与此同时，唐王朝仍在中亚继续扩张；至公元753年，封常清破大勃律攻占菩萨劳城，之后在公元754年又率军攻破播仙。至此，唐朝对西域的反击取得了全面胜利，此时在西域的势力也达到了极盛。然而，随后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却成了唐王朝在西域政治关系史上的真正转折点。

7-9 世纪的阿拉伯帝国

在南亚、东南亚地区，与唐王朝有外交关系的主要包括五天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泥婆罗（今尼泊尔）、箇失蜜（今克什米尔）、大小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骠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诃陵（今印尼爪哇岛）等。唐高僧玄奘、使者李义表、王玄策等人都先后到达过五天竺；五天竺等地的高僧、医生亦有多数到过唐朝。狮子国、泥婆罗、箇失蜜、大小勃律等国与唐朝保持了朝贡关系，有密切的文化交流。

有唐一代，中西文明的交往异常频繁，双方的交往实际包括了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如科技、文化、商贸、宗教等，这些无疑在客观上对于当时世界文明交往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唐代当时科学技术，如天文、医药、建筑、地理、算数、造船与航海、印刷造纸术等等，都算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火药已在唐朝后期开始运用于军事，至于中国的印刷术、造纸术的发明更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后者对当时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王朝的文化成就对当时世界各国文化发展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东方各国，唐朝的制度政策、儒道之学、诗词歌赋、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服饰装束、习俗风尚等，都成为东亚诸国纷纷仿效之对象。如当时的日本、高丽、新罗、百济、渤海等国，皆仿效唐朝职官制度、赋税制度建立了各自制度；除此还有唐朝的律令制度对当时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亦非常之大。唐代的中华文化向外的扩散无疑非常之广，大约公元 8-9 世纪，中医学传到了阿拉伯地区，阿拉伯著名医学名著《医经》中讲到中医的诊脉；中国音乐至迟在唐初已传到了印度，因为玄奘赴印度求法时，印度戒日王与玄奘聊过“秦王破阵乐”。

唐王朝吸纳兼容外来文化。对天竺天文历法的引入和应用，如唐代僧一行创制的“大衍历”就吸取了诸多天竺天文历法的成果。唐代域外乐舞的传入，对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唐代的乐典设置了十部乐：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多数为西域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唐代许多著名音乐家多是西域、中亚人及其后裔。唐代舞蹈，尤其是由西域和中亚传入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非常受当时各个阶层的民众喜爱，据说杨贵妃擅长跳胡旋舞，有一次唐玄宗为跳舞的杨贵妃击鼓，情不自禁之下，把鼓都击破了。

例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名为《胡旋女》的诗，把胡旋舞之美和舞者之美描绘的惟妙惟肖，诗中交代了胡旋舞的产地及在中原流行的大致情形，并提及善胡旋舞者如何受到唐玄宗的赞赏和器重。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描述此舞惊艳的同时，亦表达出对唐代君主沉溺于胡旋舞的批判态度。诗句如下：

胡旋女，胡旋女。

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飘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

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

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

天子为之微启齿。

胡旋女，出康居，

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

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

臣妾人人学圜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

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

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

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

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

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

数唱此歌悟明主。

除此之外，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域外宗教也在唐代传入我国，这当然是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

祆教又称波斯教、拜火教，祆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唐代最为兴盛，当时长安城里的一些坊里设置有祆教祠，当时把专门管理祆教的官员称之为“萨宝”。

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支，创始者为叙利亚人聂思脱里，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阿罗本来到长安传教，自此三年后在长安的义宁坊建了一座大秦寺，根据现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景教传到长安以后，在唐高宗与唐肃宗时期盛况空前，当时景教的寺院在中国各地纷纷建立。

摩尼教的创始人是波斯人摩尼，大约在公元7世纪末传入中国，当时长安城建立有摩尼教寺，当时也有人称其为光明寺，之后又陆续在全国其他一些州县建寺，其发展盛况可见一斑。

在中外宗教交流方面，当然必须提到唐代高僧唐玄奘。玄奘于公元629年自长安私自出发，冒险前往天竺，途经高昌国时，得高昌王麹文泰礼重供养，复欲强留奘师以为国之法导，但高僧婉言谢绝。离开高昌之后，继续行于西域诸国，而后穿越帕米尔高原，克服了种种异常艰难险阻之后，终至天竺。在天竺的十余年间，唐玄奘曾请教过诸多著名高僧。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玄奘启程回国，并携带共计657部佛经带回中土。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之后唐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译经讲经。另外，由玄奘大师口述，其弟子辩机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游记，后来到了明代演绎成了妇孺皆知的神话小说《西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