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空西域
——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
帝国路网：罗马帝国大道修筑与丝路西段的贯通
公元前后的两个世纪，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存在着两个强大帝国——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东端的秦汉帝国尤其是汉帝国对西域的经略，以及西端的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扩张，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的文明交流，在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罗马帝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一条著名的交通体系产生了，它就是“罗马大道”，作为古代罗马建筑奇迹之一，它以当时首都罗马为中心，几乎连接整个罗马帝国，构建起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路网系统。罗马早先仅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城邦，后来逐渐向外扩张，势力范围遍涉整个地中海地区，并进一步向西扩展到大西洋沿岸及向东深入欧洲大陆内部，形成了强大的罗马帝国。在公元前 1世纪—公元 2 世纪，罗马帝国达到极盛时期。
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的 500 年间，在罗马帝国建立规模宏大的全国性交通运输体系之中，罗马人铺设的罗马大道仅主要干道总长就达 8 万余公里，若再计算支线长度，则总长约 15 万公里，其中有非常密集的支线通往帝国各行省。在罗马大道体系中，比较著名的有阿庇安大道、阿尼亚大道、奥勒里亚大道、卡西亚大道、波皮尼亚大道、弗拉米尼亚大道、埃米尼亚大道、小弗拉米尼亚大道、埃米尼亚—阿尔蒂纳特大道、波斯图米亚大道等等。闻名世界的谚语“条条大道通罗马”（All roads lead to Rome）就来自罗马大道。
罗马大道体系的修建和逐渐完善，几乎与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基本保持一致，在帝国极盛时期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国家道路网络。整个道路系统以罗马城为中心，以 29 条干道为主架构，呈辐射状向周围地区延伸，就当时的工程技术标准和通行程度而言，罗马大道的各项指标水准可谓非常之高，史学家们对此曾给予了高度评价：“罗马大道是罗马最有特色的文化纪念物”。
罗马大道的修建经历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两个时期，一般认为罗马共和国标准道路肇始于公元前 4 世纪晚期，其后伴随着领土扩张道路随之不断拓展。
阿庇安大道 阿庇安大道被罗马史学家认为是最早的罗马大道，于公元前312 年开工建设，伴随罗马帝国不断向东扩展，道路工程的进展也分为若干阶段，经过 70 年不断修建才最终完工。大道得名于罗马当年的一位财务官阿庇尤斯，是他向元老院提议修建此路并获得通过的。该道路是第一条连接罗马与南部地区的主要大道，最初只通到卡普亚，之后延伸到维努西亚、塔伦托，直至布林迪西港口。阿庇安大道建设质量优异，由青石板铺设，路面平坦，结实耐用，可以满足当时军用交通要求，能保证罗马军团迅速移动。在今天的罗马郊区，依旧可以清楚的看到阿庇安大道遗迹。
弗拉米尼亚大道 弗拉米尼亚大道约修筑于公元前 220 年，该道沿台伯河谷地穿过法里斯齐和翁布里亚，直达亚得里亚海边的比萨乌努姆，它是罗马通往北方最重要的一条道路，最初是在埃特鲁里亚人（生活在亚平宁半岛中北部的一个民族，位于罗马北部）修筑的一条无名道路基础上修建而成，建造执政官是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
奥勒里亚大道 奥勒里亚大道自罗马的埃米里乌斯桥起程，穿过沃尔西尼、克鲁西乌姆，到达阿雷提乌姆和佛罗伦提亚。该道路的建造执政官是盖乌斯·奥勒里乌斯·科塔，在充分利用原有道路基础上，使蒂勒尼安海岸与内陆地区之间的道路连接更加便捷。
埃米尼亚大道 埃米尼亚大道由建造执政官埃米尼乌斯·雷比杜斯于公元前187 年规划设计，它是从里米尼到普拉森提亚的一条大道。途经李维乌斯广场、法文提亚、科尔涅乌斯广场、波洛尼亚、木提纳，最后到达帕尔玛。自此道建成运行开始，就成为罗马帝国北部波河流域的交通运输轴心线。随后，该地区所有道路几乎皆以此道路为中心而修建，一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波斯图米亚大道 波斯图米亚大道于公元前 148 年开始修建，建造执政官是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这是一条穿越山崖的大道，从热那亚出发，穿过波尔切维拉和斯克里维亚河谷，到达里巴尔纳和得尔多纳，在这里继续沿着波河右岸而行，穿过斯特拉德拉后到达皮亚琴察，在这里与埃米尼亚大道相汇，并继续伸向克雷莫纳。穿过波河之后，在波河北面的贝特里亚库姆分成两条路线，主要一条所经之处多为低地、沼泽，多处须开挖掘壕沟和筑堤，穿过维诺纳、维克提亚、塔尔维希乌姆、奥彼特尔吉乌姆和康科尔迪亚，最后到达阿奎勒亚；另一条则穿过曼图阿通往奥斯提亚。
罗马大道可谓建筑有序、管理规范，它将罗马帝国的城乡紧密连接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帝国的繁荣和强盛，为罗马文明的传播创造了优越条件。与此同时，罗马大道也使丝绸之路西段全线得以贯通，以至于为丝绸之路这条漫长的商路东、中、西三段全线贯通打下坚实基础，从而促使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亚、欧、非三大洲文明交流的一条大动脉，也使东西方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更为便捷。罗马大道的修筑与丝绸之路向西拓展，开启了位于亚欧大陆两端的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更加直接有效对话的新时代，成为了当时沟通世界文明交往的重要纽带。
汉风西渐：张骞凿空与汉帝国对丝路中东段的经营
张骞出生于公元前 164 年，是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属于今陕西城固县人。他作为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臣，不仅富有开拓和冒险的精神，而且具有坚毅和忠勇的品德，后来被封为博望侯。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带领的出使西域团队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西汉元鼎三年（前 114 年），张骞病逝于长安，后归葬汉中故里。
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汉朝打败匈奴之后，汉帝国在西北地区设置了河西四郡，随后又设立了西域都护，使当今所谓的丝绸之路东段与中段基本处于西汉统一王朝经营与管理之中，此后丝绸之路东、中、西全线贯通，从而保障了道路上商品交流和文化往来的通畅，促进了中西方文明交往的空前繁荣。正因为张骞及其出使团队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将丝路开辟之功归于张骞，并称之为“凿空”之举。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西汉建元二年（前 139 年），张骞率领 100 多名出使西域团队成员，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当西行进入被匈奴人控制的河西走廊之时，碰上匈奴骑兵，张骞团队被俘获，并被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当时的匈奴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就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译为现代汉语，意为“我们当然不会容许汉使通过匈奴地区出使月氏，如同汉帝国不容许匈奴使者穿过西汉国土出使南方越国一样”。至此，张骞一行人被扣留在匈奴王庭，期间匈奴人一直想打消其出使月氏之信念，而张骞仍“不辱君命”，甚至“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元光六年（前 129 年），张骞趁匈奴人不备，逃出了匈奴控制区。
张骞在滞留匈奴期间，西域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要出使的月氏国已遭受乌孙攻击，被迫从伊犁河地区西迁至咸海附近的妫水流域。张骞改了预先计划，经车师后未向西北进发，转而折向西南进入焉耆，沿塔里木河西行，越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
到达大宛之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出使月氏的使命。大宛王本来也想与汉朝通使往来，缘于匈奴的阻碍，一直未能实现。随后特派了行路向导与翻译官，将张骞出使团队送至康居，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康居又派遣人员，将张骞护送至大月氏国。然而此时的大月氏人已无意向匈奴复仇，张骞未能说服月氏国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于元朔元年（前 128）动身返回汉朝。在归途中，为了避开匈奴控制地区，从莎车，经于阗、鄯善等地，进入青海羌人地区。当时羌人也是匈奴之附庸，张骞团队再次被俘，滞留一年有余。元朔三年（前126 年）初，趁匈奴内乱，张骞与甘父逃回长安。自西汉建元二年（前 139 年）至元朔三年（前 126 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共历时 13 年之久，出使时一百多人的团队，至返回时仅剩张骞和甘父。
客观上说，张骞的第一次出使西域，不仅是一次非常艰险的外交之行，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域外考察。当时，张骞亲自访问了西域诸国以及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地，初步了解了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今伊朗一带）、条支（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即印度）等地区的实际情况。回长安后，张骞对葱岭东西两侧、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作了详细记述，至今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珍贵史料。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汉帝国在控制河西走廊之后，匈奴开始向西北退却。西汉元狩四年（前 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此次出行，团队多达 300 多人，满载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牛羊万头。据史书记载，此行目的有二，一是招抚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国东归故地，以此隔断匈奴右侧势力；二是劝说西域诸国与汉帝国联合一起进击匈奴。然而，当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未完成原先之计划。但在此期间，张骞之副使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进一步加强了西汉帝国在域外的政治影响及其与诸国之间的了解互信。
西汉元鼎二年（前 115 年），张骞出使团队返回长安，当时乌孙国派出过百人的使团随行，一年后返回乌孙。汉武帝接见了乌孙使者，欣然收下乌孙王赠送的宝马良驹，格外优待乌孙使者，这是汉帝国和西域国家正式来往的开始。自此以后，汉武帝每年都派使节访问西域诸国，西汉帝国和西域诸国已然建立了友好关系。
张骞从乌孙国回来之后时间不长，乌孙国王就表示想迎娶汉朝公主和亲，随后汉武帝就把他的侄孙女刘细君嫁给了当时已 70 多岁的乌孙王，而细君公主不过 20 出头。据史载，细君公主父亲江都王刘建曾经带头叛乱，败后畏罪自杀，其母被以同谋罪处死，由于细君当时还是孩童，被收养在长安皇宫。由于上述原因，细君公主自认有罪之人，去与乌孙和亲是将功抵罪。细君公主曾写过一首凄婉感人的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当她远嫁之后两年左右，乌孙国王就去世了，按照当地习俗，她要改嫁新的乌孙国王，即前夫乌孙王的孙子，这让她不能接受，请求回国，而汉武帝却仍要她按当地习俗留下改嫁，之后生有一个女儿，之后没有几年就病死他乡。汉武帝又于公元前 104 年将另一位宗室之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昆莫。
张骞不畏艰险，曾两次出使西域，虽未能达到同大月氏、乌孙等西域诸国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但产生的实际影响和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不仅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乃至于欧洲的直接和间接交往也日益密切起来。沟通了中国同西亚与欧洲的通商关系，彼此之间的商贾也络绎不绝，中国的蚕丝及其丝织品，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运到安息（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再从安息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大秦（罗马），开拓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此后，汉朝与西域诸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西域民族的汗血马、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与此同时，汉族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金属工具等，亦扩散至西域诸地区，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
汉帝国对丝路东中段的经营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帝国于元封三年（前 108 年）出兵攻破楼兰、车师，打败大宛后，在西汉太初四年（前 101 年）在西域设立了“使者校尉”，一方面保障了通往西域诸国的道路安全畅通，尤其是其中人烟稀少、艰险重重路段的安全畅通，另一方面令其率士卒数百人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积谷，以之供应途中出使西域的使者。“使者校尉”应该是汉帝国在西域最早设置的行政机构。
到西汉地节二年（前 68 年），汉帝国派遣侍郎郑吉率兵屯田于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并令郑吉守护鄯善（今罗布泊一带）以西的丝路南道，也就是统管天山以南的各地区。此后不久，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右贤王屠耆堂继承王位，理应继承王位的左贤王之子日逐王先贤掸，于神爵二年（前 60 年）率数万部众投附汉帝国，西汉特派郑吉迎接日逐王，封其为归德侯。是年，为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帝国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自此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并推行政令，开始行使西汉国家主权。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中央政府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其级别相当于郡太守，年俸二千石粮食。汉宣帝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由其统辖西域诸国，管理屯田，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则发兵征讨。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都护统辖西域诸国有 48 国。
在郑吉任西域都护之后，汉元帝时有继任者韩宣、甘延寿，汉成帝时有继任者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汉平帝时有继任者孙建、但钦，新莽时期有继任者李崇。在今阿克苏地区古城中曾出土西域都护李崇的印。到了新莽后期，西域内乱，李崇也因此死于龟兹，西域都护府开始废弛。此后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 74 年），复设西域都护府，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然而就在第二年，焉耆和龟兹共谋反叛，屠杀陈睦，西域都护府又被废弛。到了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 91 年），班超平定了西域反叛之乱，此后汉王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扎龟兹，在班超返回洛阳之后，又有任尚和段禧先后为班超的继任者。十余年之后，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 107 年），西域又乱，从此之后，东汉帝国不再复置西域都护府。一直到东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 123 年），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屯驻柳中（高昌壁东南，今吐鲁番城东的阿斯塔那附近），随即平复了西域之乱，龟兹、疏勒、于阗、莎车诸国随即来归附，东汉与西域诸国中断了的统辖关系又得以恢复，自此以后，汉王朝开始以长史行使西域都护的职责。然而，当其时乌孙和葱岭以西的大宛两地已经不再归属东汉统辖了。东汉光武帝至安帝期间，丝绸之路历经了“三通三绝”，即三次中断与复通的曲折过程。
概而言之，汉王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进行任命官员、派兵驻守、屯田戍边，推行政令等行使王朝主权等等行政管理，奠定了后世历代中央政权统管西域的基础。西域都护府之设立，打破了西域诸小国林立、互有矛盾的分离状态，在中央政府统辖之下，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客观上增进了西域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当然也加强了西域与中原内地的密切联系。例如，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年间，西域局势常发生动荡，西域中的小国则会派使者至汉王朝，请求派遣西域都护，以维持西域稳定和平的局势，反映了西域诸国对汉王朝中央政权的信赖，也可以看出汉王朝对西域统辖和经略的历史功绩和意义。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描述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成就：“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奉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爰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统一管辖西域，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它使西域与中原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传入西域地区，促进了西域本地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互补性结构。当然，相互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也在日益频繁，如龟兹王从中原返回后，仿中原礼仪制度在龟兹实施。在中原文化制度对西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西域诸邦国的音乐、舞蹈也频频传入内地，从而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此一时期，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和西域各族民众的生活所需，丝绸之路在各国使团和商贾的频繁而密切的往来影响之下日渐繁盛。
丝绸贸易：文明交往中的汉帝国与西方诸国
1972 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属于西汉时期丝绸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其产地为西汉陈留郡襄邑县（今河南省睢县）。衣长 128 厘米，通袖长 190厘米，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构成，交领、右衽、直裾；面料为素纱，缘为几何纹绒圈锦；素纱丝缕极细，共用料约 2.6 平方米，重量仅 49 克，是世界上最轻的素纱襌衣织物，可谓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正如古人所谓的“轻纱薄如空”，它代表了西汉初期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酒神的狂女迈那得斯”是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倪索斯的女追随者。在罗马神话中，她被称为“巴克坎忒斯”或“梯伊阿得斯”。此丝绸制画像收藏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
公元 1、2 世纪左右，罗马、安息、贵霜和汉朝等四大帝国自西向东并列存在。罗马帝国在图拉真统治期间（公元 98-117 年）疆域最辽阔，版图至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安息帝国（即帕提亚帝国）进入反希腊化而回归波斯文化时期，体现出了融合希腊文化和土著文化之特点；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执政期间（约公元 78-101 年），曾称霸中亚与南亚；汉帝国在击败匈奴之后，控制了河西走廊，并进驻天山南路。而这四大帝国，基本处在一个相同时空尺度之上，东西方国家之间以最高水平的经济和文化互相吸引着，从而使得丝绸之路变得畅通繁盛。商业贸易是这条道路最主要的功能，汉朝的丝绸、铁器、漆器随着商人的旅程传播到了中亚、西亚以及欧洲；而欧洲、西亚、中亚的地毯、毛织物、蓝宝石、宝石、金银器、玻璃制品、珍珠、绿松石、青金石等也逐渐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了汉朝，西来东往的驼队马帮让这条中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充满了活力与光辉。
罗马帝国与汉帝国的贸易
众所周知，中国人最早学会了养蚕缫丝技术，殷商甲骨文中就出现过“蚕”、“桑”、“绢”、“帛”等文字。在汉代种类繁多的东西方商品贸易之中，丝绸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西汉时丝绸技术已相当成熟，见诸于史料记载的大部分丝织品种有：绢、罗沙、锦、绣、绮等；颜色有茶褐、绛红、灰、红、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花纹有织、绣、绘等；服饰类有卷裙、素纱襌衣、素绢丝绵袍、罗丝绵袍、绣花丝绵袍、素缘绣花袍等。
西汉时期，大量的蚕丝和丝织品已经成为汉帝国主要出口商品之一，西方的罗马人即是通过丝绸逐渐认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能织造出完美织物的国度，也正是因此当时罗马人将中国人称为“赛里斯人”，把丝绸称作“赛里斯布”、“赛里斯织物”。希腊文献中早已出现“赛里斯（Seres）”，意思是“中国人”，根据公元前 4 世纪希腊人亨利克泰夏斯记述，将中国称名为“赛里斯”即起因于“丝（Ser）”；类似的如公元 2 世纪罗马人包撒尼雅斯在《希腊志》中将中国的“蚕”称为“赛儿”。由此可见，丝绸在很早时期就传到遥远的西方国家，且伴随丝绸的独特魅力在异国他乡产生过极大影响，甚至一度成为罗马人奢华和时尚的代名词。
公元 1 世纪左右，经过数次战争，罗马人的领土向东扩张至幼发拉底河畔，罗马与远东国家之间的距离也因此大大缩短，当时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开始直接进入罗马人的视野，中国的丝织品成为罗马人竞相谈论的内容之一。公元前 55 年，在罗马执政官克拉苏作为叙利亚总督征讨帕提亚时，士兵们就曾看到帕提亚军队的军旗是用中国的丝绸织物制成的。据说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杰出军事统帅恺撒大帝在埃及见到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时，这位被后世熟知的埃及艳后穿的就是透明的中国丝织衣服。此后数年，罗马人已经以穿着和使用丝绸制品为时髦，以至于在提比略元首时期，元老院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丝绸服装，说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名誉。不仅如此，罗马政府还对妇女使用丝绸做出了限制。然而，这种诏令并未在罗马起到作用，罗马的上层人物对丝绸的兴趣依然不减，罗马与中国之间的间接或直接的丝绸贸易依然兴隆。到了罗马的安敦尼王朝时期，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丝绸成了罗马市场上普遍受欢迎的商品之一。正如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所讲说：“从前，这种赛里斯布为贵族们专享，但如今最低贱者也能毫无差别地享用了。”
罗马贵妇人们穿着透明的丝绸衣衫，耀眼于公众场合。中国的丝绸不但受到了上层贵族的青睐，而且也得到了下层平民的喜爱。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许多身居要职的罗马人见到大量的罗马金币和宝石，因支付中国丝绸制品而源源东流而非常担心。正如古罗马的科学家老普林尼在著作《自然史》中说过：“保守估计，印度、塞雷斯和阿拉伯半岛每年可以通过贸易从罗马帝国赚取 1 亿塞‘塞斯退斯’（sestertius，古代罗马的货币单位）的利润，这就是我们的奢侈风气和妇女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无疑，这话有点言过其实，但根据多年以来我国的考古发现，东起中原，西到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陆续发现了一大批古代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钱币，其中尤以后期的东罗马金币为多。如 1914 年在新疆和田首次发现东罗马金币；1945 年在甘肃武威唐墓出土了 1 枚东罗马早期拜占庭帝国金币；1953 年在西安郊区 1 座隋墓中出土了 1枚拜占庭帝国金币；1978 年在河北磁县 1 座东魏时期的茹茹公主墓中发现 2枚东罗马金币；1981 年在洛阳龙门唐墓中又发现 1 枚东罗马金币。
虽然以上发现的金币多属于东罗马时代，但这正说明了一点，自古罗马和汉王朝两大帝国开始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往以来，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中西双方之间大批量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盛。根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 166 年，大秦（古罗马）皇帝安敦派遣商贸使团来到东汉帝国拜访，并进献了象牙、犀牛、琦瑁等珍奇物品。这表明在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有过直接交流。
丝绸之路是相距万里的中国和罗马两大帝国之间相互交往的纽带，随着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从事丝绸贸易的商人也愈来愈多。据史料记载，有一位名叫赫里奥多鲁斯的叙利亚人在那不勒斯从事丝绸交易；另有一位名叫埃帕弗洛迪图斯的叙利亚籍希腊人在伽比伊镇专门从事丝绸贸易。当时，在第布尔与罗马城，都有销售中国丝绸的特定市场。与此同时，伴随古代中国丝绸等商品被运往古罗马，古罗马花样繁多的商品也自然而然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地区，比如有来自古罗马的琥珀、珊瑚、珍珠、玻璃、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正是通过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持续着不同文明之间的长久交往。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转国
公元 1 世纪之前，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几乎没有直接的商贸往来，罗马商人和汉朝商人都没有经历陆路直接到达彼此地区，他们之间的商贸完全依靠不同的中间人来完成，其主要的中间人是当时的安息帝国（帕提亚）和贵霜帝国的商人。
安息帝国（公元前 247 年-224 年）位于亚洲西部伊朗高原地区，里海在其北部，国外历史书称作帕提亚帝国，安息是中国古代对之的称呼。开国君主是阿尔撒息；起初建都尼萨，之后首都西迁至埃克巴坦那和忒息丰。在安息帝国国势强盛之时，疆域北至小亚细亚东南的幼发拉底河，东抵阿姆河。作为当时西亚的强大帝国，与汉帝国、罗马帝国和贵霜帝国并列，属于当时亚欧的四大强国之一，东可与贵霜、西可与罗马帝国相抗衡。到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2世纪之间，安息已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国家，最后在公元 226 年被波斯萨珊王朝代替。
从地理位置上看，丝路大动脉横贯安息帝国全境，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之间的商贸往来，大多数由安息人参与作为中间人，如此一来，安息帝国因过境贸易而得到了诸多利益，其许多重要商业城市也因丝绸之路贸易而得以繁荣，安息帝国顺理成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中心。着眼于丝绸之路的长久通畅，安息帝国与汉帝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公元前 115 年，汉朝遣使节至安息国，米特拉达梯二世命令二万骑兵迎于东界；公元 87 年，安息王遣使来汉王朝进献狮子和苻拔，可见双方一直存在非常友好的交流关系，这使得陆路丝绸之路更加通畅。
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 97 年），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他率领使团从龟兹出发，经由条支、安息等国，到达了安息西界的西海沿岸，但最后并未到达大秦。由于安息帝国是汉帝国与大秦帝国商贸交易中转点，或许是安息考虑到倘若汉帝国直接开通与大秦的商路，将会严重影响其贸易中转的垄断利益，于是安息未提供通往大秦的便捷陆路，而是将甘英引至安息西部的西海，并大肆渲染海路的艰难程度，甘英闻听此言，即却步返还，未完成使命。此历史事件在《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如下：“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贵霜帝国（公元 1 世纪至 3 世纪）是中亚古国，其鼎盛时期（105 年-250年）疆域从今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恒河流域。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一世和其承继者统治时期达到鼎盛，拥有人口千万，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亚欧四大强国之一。创建于公元前 140 年，当时月氏人南下至大夏，月氏有五个部落，每个部落的首领被称为翕侯，其中的一位称为贵霜翕侯丘就却（约 16—65 年）统一了其他五个部落，建立了贵霜帝国，丘就却又继续南下，攻击喀布尔河流域和今喀什米尔地区，后定都为高附（今喀布尔），奠定了帝国的基础。之后，经历了阎膏珍和迦腻色伽一世两代君主的不断扩张，尤其是在迦腻色伽一世时，打败了已经趋于衰落的安息帝国，又继而南征印度，此时贵霜帝国的疆域已经西起伊朗边境、东至恒河中游、北到锡尔河和葱岭、南到纳巴达河。
贵霜帝国曾与东汉帝国有过一次战争，根据《后汉书·班梁列传》记载，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 90 年），贵霜副王谢率兵七万人攻打汉军，当时汉军主将是班超，汉军在人少的情况下坚守不战，后因贵霜军粮草囧迫向龟兹求援，班超派兵埋伏在其前往龟兹的途中，致使求援的士兵全军覆没，谢得知军情后派使者向班超请罪求和，自此贵霜帝国的军队退回，两国关系又重修好。
贵霜帝国扼丝绸之路之要冲，是中国丝绸、漆器，东南亚香料，罗马玻璃制品、麻织品等贸易的中转站。
贵霜帝国的多数国王信仰佛教，迦腻色伽一世对佛教的支持和宣扬力度最大，支持召开过一次佛教结集大会，促使以往对教义解释不尽相同的各学派坐在一起重新解释了经、律、论三藏，贵霜帝国因此成为佛教中心。佛教在贵霜帝国与汉帝国的密切商业来往过程中，也搭顺车传入中原。
概而言之，在公元前后的几百年间，亚欧大陆上共存着罗马、安息、贵霜和汉朝这四大帝国，各自国势强盛，幅员辽阔，丝绸之路在四国之间穿行。期间虽有间歇性停滞不畅，但总体来看是通畅的。丝路通畅有益于沿途各族民众的共同利益，因此是大势所趋。亚欧的四大帝国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参与者，更是丝绸之路持续畅通的主要守护者。经由丝绸之路，东西各方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且增强了对彼此异质文化的了解、认知与交流，客观上推动了整个亚欧大陆文明交往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