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凯蒂：
从星期天到现在，这段时间飞快地溜走，仿佛过去了好多年。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我的世界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还活着，凯蒂，这是最重要的，爸爸是这么说的。
没错，我确实还活着。但请别问我在哪儿，怎样活。你肯定对我说的这些话感到困惑，一头雾水，那就让我从周日下午发生的事情开始跟你讲起吧。
三点钟（哈里刚走，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前门门铃响了。我那时正懒洋洋地躺在走廊里，一边晒太阳一边读书，所以没听见门铃响。不久，玛格特出现在厨房门口，她看起来非常激动。“党卫队给爸爸下达了召集令，”她低声说道，“妈妈已经去找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先生是爸爸的朋友，公司的同事）我十分惊恐，召集令？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集中营和阴森森的监狱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不停地闪现。爸爸会遭此厄运吗？“他一定不会去的。”玛格特肯定地说。我们一起等着妈妈回来。妈妈去和凡·达恩一家商量我们要不要明天就搬到秘密藏身处。凡·达恩一家会与我们一起走，我们两家共七个人。屋里一片寂静，我们都说不出话来了，心里惦记着爸爸，也不知道事情怎么样了，他当时去了乔德赛·恩瓦利德（犹太福利院）探望老人。也不知妈妈那边怎样了，炎热加上心头的不安，这一切让我们非常难受。
突然门铃又响了。是哈里！“不要开门！”玛格特把我拦住。随后听到妈妈和凡·达恩先生在楼下跟哈里说话，我们才松了口气，接着他们进屋了，随手把身后的门关上。每当门铃一响，我和玛格特都会猫着身子看看那是不是爸爸，如果是别人的话，都不给他开门。
凡·达恩先生想和妈妈单独谈谈。于是玛格特和我被支出了房间。当我们两人单独待在卧室里的时候，玛格特告诉我那份召集令并不是发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这更让我害怕了，忍不住哭了起来。玛格特才16岁，他们真要把这个女孩单独带走吗？“但是她不会去。”妈妈亲口这么说。爸爸跟我说我们要藏起来的时候也肯定是这个意思。
可我们往哪儿躲呢？到小镇还是小乡村？是大房子？还是小村屋？何时？怎么走？在哪里……我知道这些问题不允许我去问，可我就是无法不去想它们。玛格特和我开始把一些最要紧的东西装进一个书包里。我装进去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这本日记，接着是卷发棒、手帕、课本、梳子、以往的信件。我收拾着这一件又一件妙不可言的物品，想着我们就要离开这里躲起来了。但我并不难过，对我来说，漂亮的衣服远不及回忆重要。
五点钟左右，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给库菲尔斯先生打了电话，问他晚上能否过来一趟。凡·达恩出去找梅爱朴。梅爱朴是爸爸的老朋友，从1933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共事，她的新婚丈夫亨克也是。梅爱朴过来装了一些鞋子、袜子、外套、大衣和内衣带走了，并说晚上会再来一趟。周围都静悄悄的，大家谁也没心思吃晚饭，天气不算太热，屋里的气氛显得特别怪异。我们楼上的一间大屋子租给了一位名叫古德施密特的先生，他三十几岁了，是个离了婚的男人。在这个特殊的夜晚，他好像特别闲，一直赖着不走，直到十点。十一点梅爱朴和亨克·凡·森腾又来了。同样，又一批鞋子、袜子、书和里面的衣服被塞进了梅爱朴的包和亨克的大口袋里。十一点半他们再次离开。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尽管我知道这会是在自己床上睡觉的最后一晚了，但是我仍倒头就睡，直到次日早上五点半被妈妈叫醒。幸好气温不像星期天那么热。暖暖的雨下了一天。为了尽可能随身多带走些衣服，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穿着，像是马上要去北极似的。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没想到我们会拎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出门。我穿了两件背心、三条短裤、一件上衣，还在外面穿上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夏天穿的风衣，两双袜子和一双系带的鞋子、另外还戴上了毛线帽和围巾，等等。还没出发我就快被闷死了，可谁也没说什么。
玛格特将她的课本塞进书包里，骑上自行车紧跟在梅爱朴后头先走了，即使到这时候我仍不知道我们的秘密藏身地在哪儿。七点半，我们关上了身后的门。我的小猫咪，莫蒂，是唯一跟我告别的生灵。我们在一封留给古德施密特先生的信里，写到拜托他将莫蒂送给邻居，相信它会跟邻居过上好日子的。
厨房里留给莫蒂一磅的肉，搁在桌子上的早餐用具，被扒得光秃秃的床，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我们狼狈离开的印象。但我们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一心只想赶快离开，只想着赶快逃走并平安抵达目的地。
明天再继续。
你的，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