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触到安徒生童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学习英文的时候。那时学英文是用英国出版的课本，里面选有安徒生的童话。我记得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野天鹅》，童话中的主人公艾丽莎，为了救助她几位被巫婆皇后坑害了的哥哥所表现出的决心、毅力和勇气，深深地感动了我。后来我在世界语中又读到了更多的安徒生童话。原来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为了使他的语言成为文学语言，从而奠定它的牢固基础，亲自译了许多世界名著，其中包括从德文转译的当时他所能搜集到的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这篇故事，更触动了我的心，我一直忘不了“小人鱼”的生动形象和她在爱情上所遭到的悲惨结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我在英国战时宣传部工作，向英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战事迹，以配合英国准备开辟欧陆第二战场的国内动员。大战结束后我去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西方文学，生活变得意外地安静起来。在这情况下，我又不时翻阅起安徒生的童话来——特别是在夜间感到疲劳的时候。我一进入童话人物的生活和感情中去，我的感情也就立时活跃起来了。由此安徒生的国家和人民也引起了我的兴趣。1946年以后，战时一度消沉了的剑桥大学又变得生气勃勃。许多服兵役的大学生又回到了学校，外国留学生和学者也不少。我在他们中间结识了一些北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寒暑假期间常常邀请我去他们的国家度假。从1947年开始，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去瑞典或丹麦，住在他们的家中。丹麦我去的次数最多，有两个家庭几乎把我看做是他们中的成员——1988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我“丹麦国旗勋章”时，我又应丹麦文化部的邀请同老伴访问了丹麦三个星期。
当年住在丹麦，自然要看每天的丹麦报纸。我得学丹麦文——为了同一目的我也学了瑞典文。逐渐我也通过丹麦文读了一些安徒生的童话。我发现过去通过英文或法文所读的那些童话，不少与原作大相径庭。首先，那些译者可能为了适应本国图书市场的需要，常常在译文中作些删节或改写，有的改写对原作的损害——甚至歪曲——相当严重。至于原作中的浓厚诗情和幽默以及简洁、朴素的文体，那些译文几乎完全没有表达出来。很明显，有些译者只是把这些童话当作有趣的儿童故事，而未意识到这些作品是诗，是充满了哲理、人道主义精神和爱的伟大的文学名著。于是我便感到手痒，想把这些作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我在剑桥，空闲时候就开始做这件工作。
翻译本身是一种语言的训练，是对作品及其作者深入理解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痛苦，也有愉快。如何把一种语言转化成为另一种语言，而又使原作的思想、感情、风格，甚至行文的节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完成后，心情上总是无例外地感到一阵轻松，因为许多难点克服了。
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既然如此，就不能只限于对原手稿、写作背景和作者生平的考据和推敲，从而在文字上“精确”地表现出原作字面上的意义，那只是把一种文字机械地移植到另一种文字的生硬过程——过去所谓的“直译”大概就是如此吧。也许对数学论文和机械说明书人们可以这样做，但即使这样做，也还得具有严复所提出的翻译三个标准中的两个标准，即“信”和“达”。文学翻译则还必须满足第三个条件：“雅”。但这三个标准也还不过是“文字”的标准，我想还应该加一个“文学”的标准。安徒生是诗人、哲学家、民主主义者，他的童话作品，也像世界许多其他的名著一样，也是诗、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结晶，虽然这些作品是“为讲给孩子们听”而写的——其实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喜欢读，特别是老年人，生活阅历深，最能从中体会出“人生的真谛”。但对这种“真谛”的实质，并非人人都是“英雄所见略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其所以“不同”，也就是各人的生活经历、文化水准和政治及哲学素养的差异。我对安徒生童话的理解，就是我在各方面的“素养”的一种表现。我的译文的所谓“风格”就为我的这种理解所制约，因此这里面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成分。尽管我在翻译时逐字逐句紧抠原意，但当我把它们转变成为中文的“文章”时，我个人的“文字风格”就发生作用了。我所选择的词汇及通过它们我所希望产生的联想和所掀起的感情冲动，就带有很深的个人色彩——所谓“文如其人”，在这里也露出了它的马脚。但有一点认识我是坚持的，即安徒生的童话是诗，因此我希望我的译文也能具有“诗”的效果——是否达到了这个愿望，那当然只能由读者去判断了。
安徒生童话在世界上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在有些文字中还出现了好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译本。基于前面说过的有关翻译的一些因素，有的译本站住了，流传下来；有的译本经过时间的考验已经自动消亡。新的翻译总在不断地出现。但有些译文，如果它们真的具有独特的优点，也可以作为一定历史时期或一个文学时代的成就而永垂不朽，成为世界文学名著。我的这种译文当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将来也许会被时间所淘汰。不过在目前，根据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汉学家埃格罗教授在“丹麦、挪威、瑞典东方学会”出版的《东方世界》上所写的有关我的中译本的评论认为，这个译本可以与美国让·赫尔舒特的译本并列，是“当今世界上的两个最好的译本”。正因为如此，丹麦的跨国公司宝隆洋行特从中文的全集中选出一本《安徒生童话选》于1979年出版（以后又陆续重版过），作为非卖品，赠给与该公司有联系的海外华文机构和读者。安徒生博物馆附属的弗伦斯德出版社也与哥本哈根的汉斯·莱泽尔出版社从中译文中选出一本《安徒生童话选》，联合在丹麦出版。丹麦当然不会有多少读者购买这样一个中文选本，但作为文献，安徒生博物馆还是认为有必要在丹麦出版这样一本书。这是一种重视严肃文学翻译的友好姿态，也是对我作为一个译者的鼓励，当然我也认为这是我做完这项工作后所得的另一份奖赏。
叶君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