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思想照亮前行

历史如炬，照亮现实。我们如果要探讨中国百年商学的进程，一定不能跳过1917年。这一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商科。虽然当时仅开设会计和普通商业两科，但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应运而生。1921年春，东南大学校长、“中国现代大学之父”郭秉文和暨南学校校长柯成懋联袂赴沪，会同上海商学各界名流，推选出黄炎培、黄奕柱、史量才、聂云台、马寅初、穆湘明、钱新之、简照南、高践四、赵正平等15人，组成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负责筹办事宜，除了租赁霞飞路尚贤堂为校舍，还推选郭秉文为上海商科大学校长，聘请马寅初为教务主任、教授。

开办商科乃至商业大学，是中国商业教育的一大飞跃。

此前，中国人的商业教育大多是采用学徒制，也就是说，通过师傅的传帮带来获得经商技能和人脉资源。但是，这种学徒制不仅会陷入师剥削徒的批评中，而且因为是家庭作坊，来自前人的经验不易被广泛推广。到了近代，商业急速发展，尤其是开埠之后八面来风的上海，更是一跃成为一个中外贸易兴旺、华洋商号林立、中西客商群集、商务繁盛、全国首屈一指的通商巨埠。商业形势的巨大变化，促成了上海对人才需要和对人才要求的多元化，传统的学徒制已经跟不上时代。此前，上海滩的五金大王、火油大王叶澄衷就拿出自有资金并利用自有场地开设了商务学堂，将传统的一对一的学徒制教育转变为相对规模的学校教育。

1918年10月的《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中，此时正代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郭秉文曾指出，许多毕业学子缺乏职业技能，因此要提倡职业教育，倡导增设工艺、农业、商业等专修科，以满足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

和郭秉文一样，马寅初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言论、著作，处处是学理与事实并重，处处都表现着言论合一的精神，他的教育思想更是始终主张学以致用。

可以说，开办商科大学可以服务中国商业的现代化进程，这也和将大学放在上海是同一个出发点，因为上海的巨大商业市场，需要有力量的支撑。当然，上海在商业上的急速发展也为商科大学的立足和演进给予了重要的资源，比如说能够提供有关实际培训和与现实的工商业进行接触的机会，还有巨大的、可供依靠的社会力量。

此后的上海商科大学，在时代的鼓点中一路高歌。与此同时，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其中。马寅初、朱进之、沈籁清、李道南、潘序伦曾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教员大多为留学英美学者。1924年聘任的24名专任教师中，有留美经历的有14人，留英博士1名，外籍教授2名，占全体教师的71%。

这些无疑帮助上海商科大学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它在着眼于社会需要的同时，通过教学和科研积极回馈社会，从而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1932年，上海商科大学独立建校，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此后经过一系列的更名，1985年一脉相承的上海财经大学重装出发。

也是在1932年11月，国立上海商学院创办了《商兑》，为商学的发展提供学术讨论的平台。它无疑是其“人尽其责”的产物，对沟通学院与社会、融合学术与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使青年学子在“风气浇薄、思想错综”的环境中有轨辙可循。

可以说，上海财经大学的成立发展，以及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这个时代需求的呼应，也和国家的脉搏一起跳动。到了今日，在闯过了风高浪急的“历史三峡”后，改革开放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旧让商学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既要有理论也要有方法，去指导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随着和平成为时代的主流，世界的多极竞争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和经济的竞争。

为更好的培育人才，也为商学的发展提供讨论的阵地，更是为了在全球竞合的时代用思想来照亮商业前行的方向，我们在《商兑》的基础上，推出了这样一本《上财商学评论》。

它既可以依托上海特点、上财优势，为上财商学贡献声音和能力，成为传播商业文明的载体，还可以探寻“海派商学”的精神内核，为在商业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科学化的新商学，链接所有的参与者，并用最深刻的思辨来激发想象及践行。

在这本《上财商学评论》中，我们以“百年商学”作为主题。一方面，是致敬，通过梳理百年商学的光荣与梦想，来进一步了解和把握它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演变，感受它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是面向，通过思索商学所面临的爱与哀愁，来思考新商学的破局和提升。

近百年里，我们的商学虽然创造了不少影响和模式，然而也有时候为了过分追求它的科学性忘了自己从哪里出发，而缺失了思想性和实践性。今天的商学一定要与实践和社会经济结合，用理念指导实践，用实践来修正和提升理念。

我们有个理想：商学院的教授不仅可以研究理论，也应该赋能商业实践，也可以去创业，成为企业高管，将管理技术转化为实务或者将专利转化为经济价值。这也意味着，在百年商学新的起点，我们要实践新的功能，让企业是带着真问题进来的，而我们的教授或研究者可以把研究应用化。今天商学教育依旧需要持续改革开放，它不仅体现在人才培养规模与数量方面的跨越式发展，也体现在商学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方式更加产学研一体化。当大家的智慧能真正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那么，商学才会有真正的未来。我们希望通过“百年商学”，来一起营造这样的意识和氛围。

百年商学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无疑要感谢很多人，包括像叶澄衷那样的开拓者，也包括像郭秉文、马寅初那些继往开来的仁人志士，我们需要知道，商战即国争，一个没有商业素养和文明的时代，很难有所进步。此外，我们也得思考，当百年商学在今天开始又面临着全新起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商学？从波特的战略理论，到德鲁克的管理理论，到特劳特的定位理论，再到科特勒的营销理论……它们虽然持续地影响过中国的商业进程，但有着千年商业智慧的中国，是不是更应该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

特别地，今天的世界，格局在急速变化之中，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以及数据驱动的商业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商学教育又应该怎样顺时而动？

今天，当我们一一厘清这些问题，并用思想来浇灌商学的未来，那么，它也一定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冲锋陷阵，为我们的民族复兴，用我们的思想照亮前行的方向。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