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的小船》。
“去中国的小船”搭载的是什么？村上开门见山地援引旧时歌谣：“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这是作者本人给予的答案，但毕竟是引子，未必可以当真。还是让我同样开门见山地引用一位日本女作家给予的答案：
《去中国的小船》是村上最初的短篇集。常说处女作包含了一切，的确，这部短篇集描写了迄今为止村上文学世界的所有要素——《寻羊冒险记》之“物语”膨胀力，《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之对于自我解离的恐惧，《电视人》之硬质，《奇鸟行状录》之徒劳感，《斯普特尼克恋人》之空虚的永恒性……无所不有。有的堂堂正正、有的蹑手蹑脚地隐身于语言背后搭上这条小船。（小川洋子：《想翻开〈去中国的小船〉的时候》，载于《EUREKA》2000年3月临时增刊号）
作为我，自然更倾向于采纳第二种答案。虽说“无所不有”未免言过其实，但不容否认，村上这部最早的短篇集确实同其长篇处女作《且听风吟》一样，可以从中推导村上文学之船所搭载的诸多内容及其日后航向。
短篇集收有七个短篇，作为单篇的《去中国的小船》写于1980年，即完成《且听风吟》的第二年，是村上第一个短篇。同后来的《象的失踪》和《再袭面包店》等短篇相比，可能不是最出色的，但无疑是最具个人色彩或“私人性质”的一篇。1983年连同其他六个短篇结集出版时特意以此篇作为书名，从这点也可看出作者对这一短篇的珍视之情。
2003年1月我在东京同村上见面的时候，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我和他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林：从您的小说或从您的小说主人公身上可以感觉出您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您的这一心情是如何形成的呢？和中国人实际接触过么？
村上：在美国的时候，我时常和韩国的、大陆的、台湾的留学生交谈，不过总的来说中国人还不多。同他们谈起来，觉得读者——美国的、欧洲的、韩国的、中国的读者反应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非常有趣。我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奇鸟行状录》有不少战争时候的hard（酷烈）场面，我还真有点儿担心中国人读了恼火。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份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翻开这个短篇，里边确有相应的描述：“高中位于港街，于是我周围有了不少中国人……我所在的班上也有几个中国人。成绩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性格有开朗的，也有沉闷的；住处有堪称气派的，也有光照不好的一个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且厨房亦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村上明确表示这个短篇是根据小时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也就是说，作为创作或许出于心血来潮，但并不纯属虚构。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体验或者作品中传达的体验是怎样的呢？下面就通过“我”遇上的三个中国人来梳理一下。
“我”遇上的第一个中国人是中国人小学里的中国老师。“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人”，但可以看出左腿有一点点跛，且跛的方式极其自然。他在对前来应考的日本小学生们开口讲话之前，“手像支撑身体似的拄在讲桌两端，直挺挺扬起脸，望了一会天花板……紧张的小学生大气不敢出地盯视桌上的试卷，腿脚不便的监考官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的一角。”作为教师，跛脚虽令人意外，但作派是较为常见的。开口讲话后给人的感觉至少可以归纳出两点：一是认真，认真交代考试注意事项，认真叮嘱不要往桌面乱写乱画和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二是诚恳，诚恳地诉说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和怎样才能友好相处，诚恳地提醒日本小学生要挺起胸并怀有自豪感。后一点想必出自他作为男人在异国他乡谋生的人生体验。诚恳的话语总能打动人，所以二十年后早已忘记考试结果的“我”仍能想起这个中国老师和“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不料，明明曾和“我”在同一考场考试的一个日本女孩——“我正恋着她”——却不记得了。
“监考老师是中国人？”
她摇头道：“记不得了。想都不会想到那上面去的。”
“没有乱写乱画来着？”
“乱写乱画？”
“往桌子上。”
她嘴唇贴着杯口，想了一会儿。
“这……写过画过没有呢？记不清了。”说着，她微微一笑，“毕竟是以前的事了。”
……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乱写乱画？想不起来了？”我又问了一次。
“跟你说，真的想不起来了。”她笑着回答，“给你那么一说，倒也好像那么做来着。终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同样在那间临时作考场的教室同样听了中国老师诚恳的叮嘱和鼓励，“我”时隔二十年而仍能想起，但“我”正恋着的女孩则“记不清了”、“真的想不起来了”——这种与主人公的“想起”同时存在的淡忘与诚恳的错位，可以从中隐约读取村上对中国人怀有的——或村上认为日本人应该对中国人怀有的——愧疚之情。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认为可以归结为“我”对于中国人的“原罪意识”，并认为这部分即“第二节同鲁迅的《藤野先生》有相似的结构”。鲁迅对“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藤野先生“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为此感到愧疚，不妨说“背叛”了藤野先生；“我”的女友那种淡忘不妨视为对中国老师诚恳叮嘱的“背叛”。就此而言，藤井教授的看法有一定道理（藤井省三：《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朝日新闻社，2007年7月版）。
这种愧疚心情没有就此终止，于是在第三节出现了“我”认识的第二个中国人。这时“我”已大学二年级了，对方同样是大学生，女大学生。两人是在一家小出版社仓库里打工时认识的。中国女孩同样十九岁，个子不高，长相说漂亮也并非不可。“她干活非常热心”，并且她的热心不是一般的热心，而“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由于太热心了，以致工作中“任何人都在所难免”的一点点差错就使她陷入了长达三十分钟的精神危机——“一条小小的裂缝在她的头脑中逐渐变大，不一会竟成了无可奈何的巨大深渊，她一步也前进不得。她一句话也不说，完全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那样子使我联想起夜幕下缓缓沉入大海的轮船。”三个星期后打工结束时，“我”邀这个中国女孩跳舞喝啤酒。夜晚在电气列车站送她上车后好一阵子我才意识到：“我”把她送上了方向相反的列车！“我”在另一车站见到她时，已快半夜了。“我”一再向她解释，以求得到她的谅解。
她又一次把额前被泪水打湿的头发拨往一边，有气无力地淡然笑道：“可以了，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我不知道她所说的场所是指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指在黑漆漆的宇宙中绕行不止的这个岩体。我默然抓起她的手放在自己膝头，再把自己的手轻轻放上去。
本来，“我”由于同原先的女友关系“也不似以前那样融洽了”，很有可能同这位中国女孩发展恋爱关系，并且我也让她告诉了电话号码。不料女孩再次上车几个小时以后，“我”意识到那天夜里自己犯下的彻底致命的第二个错误：“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我四处找得好苦……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对此，“我”当然十分愧疚——主人公在见到第一个中国人时通过“尾声”间接传达的淡淡的愧疚感在这里变得刻骨铭心。亦如藤井教授在其专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所说：“对于中国人的原罪意识这一主题，在回忆大学时代的第三节也得到了重复。”
最后看一下“我”遇见的第三个中国人：
对方面孔没有印象，年龄与我相仿，身上一件藏青色轻便西服，配一条颜色谐调、规规整整的领带，一副精明强干的派头。不过，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倒不是说衣服旧了或显得疲劳，单单磨损而已。
如果说第一个中国人给“我”的印象是诚恳，第二个中国人给“我”的印象是热心，那么不用说，第三个中国人给“我”的印象便是“磨损”。此人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工作是走街串巷推销百科事典——仅仅向中国人推销——但年已二十八的“我”一开始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好歹想起来了，“依我的记忆，他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的那个类型。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想来也有人缘。”然而他现在混得不好，没有固定工作，人生的弧线显然正在下滑，精明强干的派头掩饰不了“磨损”的窘况。尽管如此，对于他“我”还是“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分手时“我想对他说句什么，因我想恐怕很难见到他了。我想对他说的是有关中国人的，却又未能弄清到底想说什么。结果我什么也没说，说的只是普通的分手套话。”较之在前两个中国人身上产生的程度不同的愧疚以至“原罪意识”，对第三个中国人感到的更是一种不释然。愧疚和不释然，我想这应该是他对这三个中国人所怀有情感的基调。而这无疑——如村上自己所说——源于从小身上就有的“中国因素”和“亲身体验”。这也是村上作品中常有中国人出现的一个起因。
不过，日本批评家不这样看。如青木保认为：“这篇小说跟中国人本身可以说毫无关系。他们不过在主人公从60年代到80年代所走的道路中充当了里程碑的作用……当《去中国的小船》曲终人散后，一个时代开始了。有那么一刻，我们也不禁想起我们自己人生旅途中的相似路途。”（杰伊·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原题“Haru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筑波大学教授黑古一夫也持大体相近的见解，认为这里的“中国”不过是个隐喻（metaphor），借以表明村上的“状况认识”，即便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俄罗斯也毫不碍事（黑古一夫：《村上春树——由“丧失”的物语到“转换”的物语》，勉诚出版社，2007年1月版）。公平地说，这样的评论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有中国人出场的村上作品还没有那么多，很难综合判断。因此，有此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除此之外，“去中国的小船”还搭载了什么呢？
其一，之于村上的中日关系。这是借中国老师之口说出的：“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两国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相似之处，既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沟通的地方……只有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
其二，之于村上的中国：“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唯我一人能读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我）坐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街市灿然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其三，之于村上的城市（城市观）：“脏兮兮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永不中顿的噪音，挤得寸步难行的车列，铺天盖地的广告牌，野心与失望与焦躁与亢奋——其中有无数选择无数可能，但同时又是零。我们拥有这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拥有。这就是城市。蓦地，我想起那个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
这部短篇集中还有一篇有中国女孩出现，准确说来有半个女孩的出现——《悉尼的绿色大街》中的查莉。这个短篇最初发表在文学刊物《海》的临时增刊“孩子们的宇宙”上面，从内容来看也大体是童话。“反正钱多得一看就心烦”的主人公“我”百无聊赖之间在“夏天冷得要命冬天热得要死”的悉尼的绿色大街开了私家侦探事务所，因为没有客户，仍然百无聊赖，于是常去比萨饼店同女侍应生查莉聊天。查莉比“我”小几岁，有一半中国血统，是个可爱的女孩。在查莉的帮助下，“我”从羊博士那里为羊男讨回了被揪掉的一只耳朵。“我”本来就非常喜欢查莉，加之查莉在羊博士家中指着“我”说“他是我的恋人”，所以后来“我”开始邀查莉吃饭看电影。看电影时，“黑暗中我想吻她，她用高跟鞋使劲踢我的踝骨，痛不可耐，嘴都未能完全张开”。最后我下了决心，为了同查莉结婚，即使当印刷工也在所不惜。
同两年前的单篇《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女孩相比，这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女孩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查莉性格开朗敢作敢为，不是骂羊博士“傻瓜蛋”并且抡起花瓶砸其脑袋，就是一再用高跟鞋踢我的踝骨。二是第一个中国女孩出自作者“亲身体验”，而查莉纯属虚构。由此也可看出村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微妙复杂、一言难尽的感情。如果说第一个中国女孩身上隐含村上对于中国人近乎“原罪意识”的愧疚，查莉所表达的则是真正近乎“灿然生辉”、“绿接天际”的遐想，进一步显示出村上对中国和中国人独特、持久的关注和兴致。在此之前有“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1979）、《1973年的弹子球》（1980）和《寻羊冒险记》（1982）中名叫杰的开酒吧的中国人、此后的短篇《托尼·瀑谷》（1990）、超长篇《奇鸟行状录》（1992—1995）、纪实文学《边境 近境》（1998）和长篇《天黑以后》（2004）都有中国人出现。
黑古一夫说：“村上春树对中国的关心，不是关心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和‘革命中国’，而仅仅局限于身边的中国人。”（出处同前）但我觉得除此之外，中国和中国人还是他反思日本战前那段充满血腥暴力的历史和追问当下日本国家姿态过程中无可回避的因素或“因缘”，而这正是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愧疚以至“原罪意识”的根本原因。《去中国的小船》虽然没有就此展开，但无疑提示了这种可能性——我以为，这是“去中国的小船”所搭载的最为重要的内容。
这部短篇集此外还有五个短篇。其中最为离奇的是《穷婶母的故事》。“我”背上忽然有小小的穷婶母贴了上来。“既不太重，耳后又没有呼出的臭气。她只是如漂白过的影子紧贴在我的后背。若非相当注意，别人连她贴着我都看不出。”为此我受到了很多人关注，还接受采访上了电视，忙得不亦乐乎。如此过了两三个月后，穷婶母悄然从“我”背部离去，和贴上来时一样不为任何人觉察。于是“我孑然独立，活像沙漠正中竖立的一根并无意义的标识”。这篇小故事得到了哈佛大学教授杰伊·鲁宾非同一般的青睐，他在其专著中为此单设一节，以八页篇幅加以论述，认为“村上春树是一个对于用词语凭空从中创造出某样东西这一无可预测的过程充满迷恋的作家”：
通过让“我”被“穷婶母”这个词纠缠不放，村上春树实际上塞给我们一个我们从未有过的记忆。他通过发明一个套语使我们自己经历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个套语在经过数次重复后呈现出一种神秘离奇的熟悉感，直到我们开始认为它就是我们一直都知道但从未真正想到过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村上通过巧妙地暗示那些我们应该知道却已设法压抑的事物，令他这个新套语成为我们不愿正视的一切事物的代表……或许再没有别的作家——包括川端康成，甚至普鲁斯特在内——在涉及记忆以及再现过去的困难这个问题上做得如村上捕捉这种似曾相识感的直观性这般成功了。（出处同前）
不过作为我，宁愿反复品味其中这样一句话：“自不待言，时间将平等地掀翻每一个人，一如御者将老马打倒在路旁。”
《纽约煤矿的悲剧》来自一首同名歌曲，内容同纽约煤矿毫无关系。“我”的一个喜欢动物园的朋友做了一套出席葬礼用的西装，做好后三年来一次也没穿过。“谁也不死。”他说，“说来不可思议，这西装做好后竟一个人也不死。”而“我”二十八岁那年葬礼多得一塌糊涂，“现在的朋友和往日的朋友接二连三地死去，景象宛如盛夏烈日下的玉米田。”于是“我”借朋友那套西装出席葬礼。归还的时候“我”向朋友道歉，朋友说：“无所谓。本来就是派那个用场的衣服。担心的倒是衣服里边的你。”年底我参加晚会时见得一位两只手戴三只戒指和“嘴角漾出夏日黄昏般笑意”的女士。交谈之间，女士告诉“我”：她用不到五秒钟时间“杀了一个人——‘杀了非常像你的人’”。一位日本研究者认为这部作品表达了我们所在世界是非现实的而死者世界是现实的这一可能性，“村上春树的小说是关于预先死去之人的故事”。（征木高司：《记忆者与被记忆者——和魂洋装的世界》，收录于《HAPPY JACK鼠的心》，北宋社，2000年12月版）
《袋鼠通讯》大约是这部短篇集中最差的一篇。“我”在一家大商店负责顾客投诉，接到一位女顾客关于唱片的投诉信，“我”从私人角度以录音带形式回了一封信。信中忽而谈“埃及沙人”忽而谈“大的完美性”忽而谈自己唯一的愿望是想同时置身于两个场所——“想和恋人睡觉的同时又同您睡”，最后又一次想入非非，“倘若您能一分为二我能一分为二而四人同床共衾，那该何等妙不可言！”便是这么一个短篇，主题无所谓主题，情节无所谓情节，说是无聊之作也不为过。唯一的可读之处或许是其文体的新颖。试举三例：
◎ 我们从早到晚都被人家的投诉追打得叫苦不迭，简直像有饥不可耐的猛兽从后面扑咬我们。
◎ 这岂非极不公平？我连裤头都退了下来，您却只解开衬衫的三个纽扣。（比喻）
◎ 老实说，我非常不满意，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误使海驴死掉的水族馆饲养员。
《下午最后的草坪》写一个大学生在打工的最后一天修剪最后的草坪的故事。“我”在一家草坪修剪公司打工，别人剪得马虎，“我”剪得细心，别人喜欢在近处剪，“我”喜欢去远处。挣的钱原本打算同女朋友旅行，没想到对方突然说她有了新的男朋友，提出分手。结果“我”挣的钱派不上用场了。在辞工之前最后一天“我”去郊外一户人家修剪“下午最后的草坪”。剪完后女主人让“我”上楼看可能是其女儿的房间，看立柜里的衣裙，看抽屉中的杂物，并让“我”猜想曾在房间生活的女孩……故事情节很简单，但写得韵味绵长。开头引用过的女作家小川洋子在同一篇文章中认为这部小说集中这个短篇写得最好，“再没有事实如此明确证明小说这一体裁的魅力……全篇笼罩着死亡气息。死者一个也没出场，然而谁都逃不出死亡气息。”黑古一夫说作品显示了村上的工作观、劳动观，“不妨认为，工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这种将工作和娱乐分别看待的欧美式生活方式是村上春树读者多为年轻人的一个主要原因”（出处同前）。唐户民雄则认为“是追求‘人之存在理由’的故事，是村上典型的一篇”（《村上春树作品研究事典》，鼎书房2001年6月版）。
作为我，最感惬意的毋宁说是其中关于夏日风情的洗练描写，字里行间弥散着一股淡淡的乡愁：
◎ 途中我把车窗全部打开。离城市越远，风越凉快，绿越鲜亮。热烘烘的草味儿和干爽爽的土味儿扑鼻而来，蓝天和白云间的分界是一条分明的直线。
◎ 要去的那户人家位于半山腰。山丘舒缓，而势态优雅。弯弯曲曲的道路两旁榉树连绵不断。
◎ 窗外是徐缓的斜坡，从斜坡底端升起另一座山丘。翠绿的起伏永远延伸开去，宅院犹如附在上面一般接连不断。
◎ 阳光在我四周流溢，风送来绿的气息，几只蜜蜂发出困乏的振翅声在院墙上头飞来飞去。
读着读着，我竟也想去剪草坪了，剪草坪是那样美妙——村上就是有这个本事。
《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作为故事来说，我想应该是这部短篇集中最有趣的，既有推理小说因素，又有“分析疗法”色彩。至于具体如何有趣，这里就不介绍梗概了——任何梗概都不可能有趣，评论更是有趣的杀手，还是请诸位读者朋友自己去慢慢品味好了，妙趣自在其中。
林少华
2005年5月24日午于窥海斋
时青岛槐花如云蔷薇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