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也弄不清楚将袭击面包店的事告诉妻子是否属于正确的选择，恐怕这也是无法用正确与否这类基准来加以推断的问题。就是说，世上既有带来正确结果的不正确选择，也有造成不正确结果的正确选择。为了避免出现这类非条理性——我想可以这样说——我们有必要采取实际上什么也未选择的立场，我便是大体抱着如此态度来生活的。发生的事情业已发生，未发生的事情尚未发生。
从这一立场考虑事物，无疑是说我不管怎样反正向妻子讲了袭击面包店的事。讲过的话就是讲过了，由此发生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倘若这一事件在人们眼里显得有些荒唐，那么我想其原因大概应该从包括此事件在内的整个实际情况中去寻找。然而无论我怎样想，事情都不可能因此而有某种改变。这终究不过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而已。
我在妻子面前提起抢面包店的往事，是由一点微不足道的话头引发的。事先既无提起的思想准备，又非心血来潮而娓娓道来的。在我本身将“抢面包店”这句话当着妻子的面说出口之前，我早已把自己曾抢过面包店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时使我回想起面包事件的，是实在忍无可忍的饥饿感，时间已快下半夜两点。我和妻子是六点吃的晚饭，九点上床合目。不知什么缘故，那时两人居然同时睁眼醒来。醒来不一会，饥饿感便如《奥兹国历险记》[1]中的龙卷风一般袭上身来。那是一种毫不讲理的势不可挡的饥饿感。
然而电冰箱中似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足可冠以食物这一称谓，有的只是法国汁（French dressing）、六听啤酒、萎缩不堪的洋葱、黄油和除臭剂。我俩是大约两周前刚结的婚，尚未牢固确立对于饮食生活的共识。当时要确立的东西委实堆积如山。
那时候我在法律事务所上班，妻子在一所服装学校做事务性工作。我不是二十八就是二十九岁（不知何故我就是想不起我结婚时的年龄），她比我小两岁八个月。生活忙得晕头转向，就像一个立体窟窿，里面挤得一塌糊涂，根本无暇顾及什么采购备用食品。
我们下了床，移身厨房，不约而同地隔着餐桌面面相觑。睡过一觉后两人都饿得肚肠一空如洗，连将身体躺下都感到痛苦，可爬起来又干不成别的——毕竟是过于饿了。至于如此汹涌的饥饿感从何处如何而来，我们却不得而知。
我和妻子怀抱一线希望，轮番开了好几次冰箱门。但任凭开多少次里边内容都一成不变：啤酒、黄油、调味品和除臭剂。黄油炒洋葱倒不失为一种吃法，但很难认为两个半死不活的洋葱会卓有成效地填满我们的辘辘饥肠。洋葱这东西本应和别的什么一起投入嘴中，而并非可以单独充饥的那类食品。
“来个除臭剂炒调味品？”我提出个玩笑议案，不出所料，对方不屑一顾。
“开车到外面找家通宵饭店如何？”我说，“开上国道肯定碰得到的。”
可妻子再次否决了我的提案，她说她讨厌去外面吃什么饭。
“半夜十二点都过了，还出去外面吃饭，显然不正常！”她说。在这方面她顽固守旧得很。
“唔，那倒也是。”我吐了口气说。
或许是新婚燕尔常有的事，妻子的意见（或建议）听起来总似乎给我某种启示。经她如此一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饥饿乃是一种特殊饥饿，解决起来不应该在国道沿线的通宵饭店里敷衍了事。
所谓特殊饥饿是怎么回事呢？
我可以将其作为一幅画面提示出来：
①乘一叶小艇飘浮在静静的海面上。②朝下一看，可以窥见水中海底火山的顶。③海面与那山顶之间似乎没隔很远距离，但准确距离无由得知。④这是因为海水过于透明，感觉上无法把握远近。
在妻子说不乐意去什么通宵营业的饭店而我勉强表示同意之前的两三秒钟时间里，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基本上是这么一种图像。我不是弗洛伊德，不可能明确地解析这一图像究竟意味什么，但这图像属于含有某种启示性的类型，这点凭直感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唯其如此，我——尽管饥饿感凶猛得那般异乎寻常——才差不多自动地同意了她的提议（或声明），而没有为吃饭而外出。
百般无奈，我们只好打开啤酒来喝。因为较之吃洋葱，毕竟喝啤酒要好得多。妻子不大喜欢啤酒，六听中我喝了四听，她喝了其余两听。我喝啤酒的时间里，她像十一月里的松鼠一样把厨房的货物架底朝上细细翻了一遍，总算在口袋底部找出四块黄油曲奇。那是做冷冻蛋糕的底托时剩下的，因受潮已变得甚为绵软，但我们仍不胜怜爱地每人嚼了两块。
遗憾的是，易拉罐啤酒也好黄油曲奇也好，在我们宛似从空中所见的西奈半岛（Sinai）一般横无际涯的空腹中竟没留下丝毫痕迹，不过是从窗外稍纵即逝的一幅凄凉景致而已。
我们时而读啤酒罐上的印字，时而反复看钟，时而觑一眼电冰箱的门，时而翻一下昨天的晚报，时而用明信片边缘将散落在桌面上的曲奇屑收在一起。时间像被吞进鱼腹中的秤砣一样黑暗而又沉重。
“肚子饿到这步田地可是头一遭。”妻子说，“这是不是跟结婚有什么关系？”
我说不知道，或许有关系，或许没有也未可知。
妻子再次去厨房严格搜查食物的残渣断片。这时间里我又从小艇上探起身俯视海底火山的顶。环绕小艇的海水是那样的透明，以至把我的心弄得十分凄惶不安，就像心窝深处活活生出一个空洞，一个既无出口又无入口的纯粹的空洞。这种无可名状的体内失落感——实实在在的不实在感——有点恍若登临尖形高塔顶端时所感到的近乎麻痹的恐怖。空腹居然同登高的恐怖有相通之处，可谓一大新的发现。
想到以往一度有过的同样体验也正是在这种时候。那时我也同样像现在这般饥不可耐。那是——
“抢面包店的时候，”我不由脱口而出。
“抢面包店？怎么回事？”妻子赶紧发问。
于是，我开始了对面包事件的回忆。
“很久很久以前抢过一次面包店。”我对妻子解释道，“既不是很大的面包店，又不是有名的面包店，味道既不十分可口，又并非难以下咽，不过是一家随处可见的普普通通的街头小店，位于商业街的正中，店很小，一个老伯一个人烤一个人卖。上午烤好的面包卖完后，接着就关门了。”
“何苦非挑那么一家不起眼的面包店去抢呢？”妻子问。
“没有必要抢大型面包店嘛！我们所要的无非是满足我们肚皮需要那么些数量的面包，又不是要去抢钱。我们只是袭击者，而不是强盗。”
“我们！”妻子问，“我们指谁？”
“那时我有搭档来着。”我加以说明，“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们两人都一贫如洗，甚至刷牙粉都买不起，吃的当然是有上顿没下顿。因此当时我们为弄到食物着实干了不少愚蠢透顶的事，抢面包店就是其中一件……”
“我可是不好明白。”妻子说着，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的脸，那眼神竟同搜寻黎明天幕中光色淡然的星斗无异。“为什么偏干那种勾当？干嘛不去做工？只消稍微打点零工，买面包那几个钱不就挣出来了？怎么想都是这样来得方便，同什么抢面包店相比。”
“人家懒得做什么工嘛！”我说，“这点实在再明白不过。”
“可你眼下不是在好端端地做工吗？”妻子道。
我点下头，呷了一口啤酒，抬起手腕，用其内侧擦了擦眼皮。几听落肚的啤酒正招来睡意，那睡意犹如柔和的稀泥渗进我的意识之中，而同空腹相持不下。
“时代不同，空气不同，人的想法也随之不同。”我说，“不过，差不多也该睡了吧？两人都得起早咧。”
“半点也不困，再说很想听你讲抢面包的事儿。”妻子坚持道。
“没什么好听的。”我说，“至少不像你所期待的那么有趣，又没什么时髦的演技。”
“抢成功了？”
事既至此，我只好扯下另一听啤酒的易拉环。妻子这人的性格，无论听什么，一旦听个开头，就非听到末尾不可。
“可以说成功，也可以说不成功。”我说，“总之我们算是把面包心满意足地弄到手了，但作为抢劫却不能成立。因为，在我们即将下手抢之前，店主人把面包送给了我们。”
“白给？”
“白给倒不是，这也正是一两句话说不清的地方。”我摇了摇头，“面包店主人是个古典音乐的狂热爱好者，那时店里正巧在放瓦格纳的序曲集。他跟我们讨价还价，说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把那张唱片一直听完，就允许我们只管把面包拿个够。我便和同伴就此商量，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光是听听音乐倒也未尝不可。因为这算不得纯粹意义上的劳动，而且又无损任何人的自尊心。这么着，我们就把菜刀和小刀塞进波士顿包里，坐在椅子上同店主人一起听了《汤豪舍》（Tannhäuser）和《漂泊的荷兰人》（Der Fliegende Holländer）的序曲。”
“就那么得的面包？”
“是的。我们把店里的一堆面包收进旅行包拿回，一连吃了四五天。”说着，我又呷了一口啤酒。睡意如同海底地震掀起的无声波涛一般缓缓摇晃着我的小艇。
“当然我们是达到了预期目的，把面包弄到手了。”我继续道，“不过这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所谓犯罪，不过是一种交换。就是说，我们听瓦格纳，作为报偿而得到面包。即使从法律角度分析也类似一种交易。”
“可是听瓦格纳算不得劳动。”妻子说。
“不错。”我说，“要是当时店主人叫我们刷碟洗碗或擦窗玻璃，我们肯定断然拒绝，干脆一抢了之。但店主人没有那样要求，而仅仅希望我们听瓦格纳的唱片集。结果使得我和同伴一时间狼狈不堪。不用说，我们根本就没想到会冒出一个什么瓦格纳，那简直就是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如今想来，当初悔不该听他那个什么提案，而索性按预定方针用刀子吓昏那个家伙把面包一举抢走完事。那样一来，就该没有任何问题了。”
“出了什么问题不成？”
我又用手腕的内侧擦了擦眼皮。
“是的。”我回答，“不过也不是看上去有形有影的具体问题，只是说很多事情都以那次事件为分水岭而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并且一旦变化之后，便再也无可挽回。结果，我返回大学顺利毕业出来，一边在法律事务所工作，一边准备参加司法考试。同时认识了你，结了婚。再也不想去抢面包店了。”
“这就完了？”
“嗯，如此而已。”说着，我继续喝罐里的啤酒，于是六听啤酒全部告罄，剩下来的只有烟灰缸里宛如美人鱼身上剥落的鳞片似的六个拉环。
这显然是说并非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看起来形影俱在的具体情况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确凿无误地发生了，但关于这一点我不想跟她谈什么。
“你那同伴现在怎样？”妻子问。
“不晓得。”我答道，“那以后因为一点小事我们分开了。一直没再见过，也不晓得现在做什么。”
妻子默然良久。我想她很可能从我的口气里感觉出了某种暧昧的意味，但她到底没有就此深究下去。
“可是，你们分手的直接原因，是那次面包事件吧？”
“或许。我们从那次事件中受到的打击要比表面上的强烈得多，我想。那以后一连好几天我们都在谈论面包同瓦格纳的相互关系，就是说我们做出的选择是否真的正确，但终究没得出结论。仔细想来，应该说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任何人也没受到伤害，每个人都各自有所满足。面包店主人——他何以那样做倒是至今也无法理解，但毕竟——为瓦格纳做了宣传，我们得以用面包填满了肚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里边存在着某种严重的错误。这种谬误给我们的生活投下了阴影，而其原理并不为我们所知。我之所以使用紧箍咒这一字眼，其缘由即在这里。那是不容有任何怀疑余地的紧箍咒。”
“那紧箍咒已经消失了吧，从你们两人头上？”
我用烟灰缸里的六个易拉环做成一个手镯大小的铝圈。
“这我也不明白。世上似乎每处都有为数相当不少的紧箍咒，至于哪件糟糕事是由哪个紧箍咒引起的，这很难分辨清楚。”
“不，不是那样的。”妻子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好好想想就会明白。再说，只要你不自己动手来解除那个紧箍咒，它就要像虫牙一样一直把你折磨到死。不光你，还包括我。”
“你？”
“现在我是你的同伴嘛。”她说，“例如我们现在感觉到的饥饿就是证据。结婚之前，我从来没有领教过这么厉害的饿肚子滋味，一次也没有过。你不觉得这很反常？肯定是套在你头上的紧箍咒连我也裹了进去。”
我点下头，把做成铝圈的易拉环重新分解开来，放回烟灰缸。我不很清楚她说的是否果真那样，但经她这么一说，我也隐约觉得未尝没有可能。
稍顷，一度遁往意识外围的饥饿感又卷土重来，而且愈演愈烈，以致脑芯都痛不可耐。胃的底部一发生痉挛，其震颤就通过离合器金属丝传到头颅中央。看来我的体内交织着各种复杂的机能。
我又把目光转向海底火山。海的透明度比刚才还要纯，若不注意，几乎发现不了其间水的存在，小艇俨然在没有任何载体的空中飘浮，其底下清晰得甚至连一颗小石子都伸手可取。
“和你一起生活才半个月，可我一直感觉身边有某种紧箍咒存在。”她紧紧盯着我的脸，左右两手在桌面上交叉着。“当然，在听你讲起之前我搞不清那就是紧箍咒，但现在已经清楚了。你是在被诅咒。”
“你觉得那紧箍咒是怎么一种东西？”我问。
“好像是多年没洗过的挂满灰尘的窗帘从天花板上直垂下来似的。”
“那不是紧箍咒，大概是我本人。”我笑道。
她没有笑。
“不是，我清楚得很，不是的。”
“假如像你说的，果真是紧箍咒的话，”我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再抢一次面包店，而且立即行动。”她斩钉截铁，“此外别无解除紧箍咒的方法。”
“立即行动？”我反问。
“嗯，立即，趁这一饥饿感还在持续。没如愿的事马上让它如愿。”
“可这深更半夜面包店会营业吗？”
“找就是。”妻子说，“东京城这么大，一两家通宵开门的面包店肯定能有的。”
我和妻子驾驶半新不旧的丰田卡罗拉，在凌晨两点半的东京街头转来转去，希望找出一家面包店来。我握着方向盘，妻子坐在副驾驶座上，将肉食鸟一般锐利的视线扫向道路两侧。一挺雷明顿自动霰弹枪如同一条僵挺而细长的鱼躺在后座上。妻子身披风衣，备用子弹在衣袋里哗啦哗啦地发出干涩的响声，车头小隔箱里放着两枚滑雪面罩。至于妻子何以有霰弹枪，我却忖度不出。面罩也是如此，我也罢她也罢从来未曾滑过什么雪。而她对此没有一一解释，我也没有质问，只是觉得婚姻生活总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
问题是，尽管这套装备可谓精良之至，但我们到底未能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面包店。我们沿着晚间空荡荡的公路，从代代木开到新宿，又驱车转到四谷、赤坂、青山、广尾、六本木、代官山、涩谷。深夜的东京，各色人等和各类店铺自是见到不少，唯独面包店却踪影全无，深更半夜里人家根本就不烤面包。
路上，我们两次碰上了警察的巡逻车。一辆在路旁一动不动地俯身停住，另一辆以较为缓慢的速度从背后追过我们。每当这时，我的腋下便沁出汗来。妻子则对此不屑一顾，只是全神贯注地搜寻面包店的所在。每次她改变身体角度，口袋里的子弹便发出枕芯中芥麦壳一样的声音。
“死了这份心算了！”我说，“这么晚哪里会有面包店开门！干这种事还是要事先侦查好才……”
“停！”妻子突然叫了一声。
我赶紧踩住车闸。
“就在这里。”她用沉静的语调说道。
我手搭方向盘，环视四周，并没发现俨然如面包店的存在。路两侧的商店全都下着黑乎乎的卷帘门，静悄悄地不闻一点声息。理发店的招牌仿佛斜眼看人的假眼，在夜色中冷冰冰地闪闪烁烁。二百米开外的前方，只见有一块写有“麦当劳·汉堡”字样的明晃晃的招牌。
“哪里有什么面包店！”我说。
妻子却一声不响地打开小隔箱，掏出一卷胶布，拿在手中下了车，我推开另一侧的车门跨出车。妻子在车头处弓身蹲下，把胶布按一定的长度剪好，贴在车号牌上，使人无法看出车牌号码，继而绕去车尾，把那里的号码牌同样掩住，其动作十分娴熟。我木木地伫立不动，注视着她作业的情景。
“就搞那家麦当劳。”妻子说。那口气简直就像报告晚餐菜谱一般轻松之至。
“麦当劳不是面包店。”我指出。
“一路货色。”妻子说着，折回车中。“有时是需要折衷的，反正开到汉堡包店前面就是。”
于是我只好把车前开两百米，到麦当劳停车场刹住。场内只有一辆光闪闪的红色“蓝鸟”。妻子把裹在毛毯里的霰弹枪朝我伸来。
“没打过这东西，也不想打。”我抗议道。
“用不着打，拿着就行。谁也不会反抗的。”妻子说，“好吗？就照我说的来办。先大模大样地走进店去，店员一说欢迎光临，就迅速蒙上面罩。明白？”
“明白固然明白……”
“接着你就把枪口对准店员，把所有店员和顾客都集中一处，可要干得干净利落。其余的只管交给我。”
“可是……”
“你看汉堡需要多少？”她问我，“三十个该差不多吧？”
“大概，”说罢，我叹了口气，接过霰弹枪，略微打开毛毯看了看。枪重得同砂袋无异，在夜色中闪着黑漆漆的幽光。
“真有如此操办的必要不成？”我询问道，半是对她，半是对我本身。
“毫无疑问。”她说。
“欢迎光临！”柜台里一个头戴麦当劳帽的女孩儿浮起麦当劳式的微笑向我致意。我原本以为女孩断不至于在深夜营业的麦当劳做工，因此一瞥见那女孩，刹那间脑袋便乱了章法。但我还是马上清理好思路，把面罩严严实实地套在头上。
柜台的女孩儿眼见我们突然蒙起面罩，顿时目瞪口呆。
针对如此情况的接待方式，“麦当劳待客规则”里绝对不会提及。女孩儿似乎还想重复一句“欢迎光临”，但一时张口结舌，终未吐出。尽管如此，仍然不失待客用的微笑，只是那微笑宛如初三晓月一样摇摇欲坠地挂在嘴角。
我尽可能动作麻利地抖开毛毯，亮出枪身，对准顾用餐区。结果只有一对学生模样的男女，而且还俯在塑料桌上酣然大睡。桌面上放着他们的两个头和两只草莓奶昔杯子，活像前卫艺术品似的排列得井然有序。两人睡得和昏死差不多，看来即使把他们搁置一旁不管也不至于给我们的作业带来任何妨碍，于是我把枪口转向柜台。
麦当劳的从业人员共有三人。一个柜台里的女孩，一个二十五岁以上的气色欠佳的椭圆脸店长，后厨里一个几乎令人感觉不出任何表情的形同影子似的学生临时工。这三人聚在收款机跟前，用观看印加水井的游客似的眼神死盯着我端起的枪口。没有人大嚎大叫，也没有人飞扑上前。枪重得要命，我便把枪身托在收款机上，手指依然扣着扳机。
“给钱。”店长声音嘶哑地说，“十一点时交过一次，没那么多，有多少请拿多少好了。已经上了保险，无所谓的。”
“把正面的卷帘门放下，关掉招牌灯。”妻子说。
“请等等，”店长说，“那不好办。随便关店，会追究我的责任。”
妻子把刚才的命令不紧不慢地又重复一遍。
“还是按她说的办吧。”我见店长显得相当困惑，便好意地劝他。
店长比较似的来回看了看收款机上的枪口和妻子的面孔，稍顷决定妥协，熄掉招牌灯，按一下电钮开关，把正面门口的卷帘落下。我一直保持警惕，防止他趁忙乱之际按动紧急报警装置之类的电钮。好在麦当劳小店里似乎并无报警装置，恐怕谁也不会料到汉堡店会遭受袭击。
正面卷帘门发出如同棒敲铁筒那般大的噪音落下之后，桌面上那对男女仍在大睡特睡，我已有好长时间没见过如此执著的睡眠光景了。
“来三十个汉堡，带回去吃。”妻子说。
“我多给些钱，请你去别的店订做好吗？”店长说道，“账簿上非常麻烦，就是说……”
“还是按她说的办吧。”我重复一句。
三人一起走进后厨，开始制作三十个汉堡。学生临时工烤牛肉饼，店长将其夹进面包，女孩儿用白色包装纸包好。这时间里谁都一言未发。我背靠大型冰箱，把霰弹枪口对着烤盘。烤盘上排列着俨然如褐色水珠的肉团，“滋滋”作响。那烤肉的香味，就好像一群肉眼看不见的小虫一样钻进全身所有的毛孔里，随着血液流遍整个身体，最后集结在我身体中心出现的饥饿空洞，牢牢地附在其淡红色的洞壁上凝然不动。
眼见被白色包装纸包好的汉堡在身旁越堆越高，我恨不得马上拿起一两个痛快淋漓地饱餐一顿。但由于我现在根本说不准如此行为是否符合我们的目的，只好耐住性子静等，一直等到三十个汉堡全部做完。后厨很热，滑雪面罩下热汗直冒。
三人一边做肉饼，一边不时偷觑一眼枪口，我时而用左手的小指尖搔搔两边的耳朵。我这人一紧张就耳穴发痒。每次从面罩上端探进手指搔耳穴时，枪口便上下颤抖，那三人的心里想必也随之颤抖不已。其实枪口已经拉上了保险，无须担心走火，但三人蒙在鼓里，我也故意不告诉他们。
在三人做汉堡、我把枪口对着烤盘监督的时间里，妻子时而瞟一眼顾客席位，把做出来的汉堡一一过数。她把包装好的汉堡有条不紊地塞进纸手提袋。每一只手提袋里都装了十五个巨无霸汉堡。
“何苦非找这个麻烦不可呢？”女孩儿对我说道，“干脆拿了钱就跑，喜欢吃什么买什么该有多好！更何况，即使吃掉三十个汉堡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什么也没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我知道这样做不好，可面包店都没开门嘛。”妻子对女孩解释说，“要是有面包店开门，早抢面包店去了。”
我实在想不出这种解释对他们理解情况会有什么帮助。但反正他们再未开口，只管默默地烤肉，夹进面包，用纸包好。
两只手提袋装完三十个汉堡以后，妻子向女孩儿要了两大杯可乐，并付了这部分款。
“除了面包什么也不想要。”妻子对女孩儿说明道。
女孩儿形状复杂地晃了晃脑袋，既像是摇头，又像是首肯，大概是想同时完成两种动作。其心情我觉得也不难理解。
随后，妻子从衣袋里掏出一条捆行李用的细绳（她无所不有），像钉衣扣一般灵巧地把三人缚在柱子上。三人似已看出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便一声不吭，任凭处置。妻子问他们痛不痛，想不想去厕所，他们还是缄口不语，我用毛毯包住枪，妻子两手提着带麦当劳标记的手提袋，从卷帘门空隙处钻到外面。用餐区的那对男女仍然如同深海鱼似的睡意犹酣。我不由纳闷：到底什么东西才足以打破他们如此深沉的梦境呢？
驱车跑了三十分钟后，停进一处合适的楼前停车场，我们放开肚皮大吃汉堡，大喝可乐。我一共把六个巨无霸投进空空如也的胃袋，她吃了四个，车的后座上还剩二十个。随着天光破晓，我们那本以为永远持续下去的严重饥饿感也消失了。太阳最初的光线把大楼污秽的墙面染成一片藤色，使带有“索尼高保真收录机”字样的巨大广告塔放出炫目的光辉。在不时驶过的长途卡车的车轮声中，可以听见小鸟的鸣啭。广播中播出乡间音乐。我们两人合吸一支香烟。吸罢，妻子把脑袋悄然搭在我的肩头。
“不过难道真有如此操办的必要不成？”我再次试探着问她。
“那还用说。”她回答，旋即深深叹息一声，睡了。她的身体像小猫一样又软又轻。
只剩下我一个人后，我从小艇上探起身，往海底使劲张望，但海底火山的姿影已不复见。水面上静静地映出蔚蓝的天空，只有柔波细浪宛如随风摇曳的丝绸睡衣一般温情脉脉地叩击着小艇的舷板。
我歪身躺在艇底，闭目合眼，等待汹涌的潮水把我送往相应的地方。
注释
[1]我国一般译为《绿野仙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