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迷惘的革命者
转眼到了1966年的夏天。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不堪回首的灾难岁月的开始。
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也是一个鲜血淋漓的年代。
事实上，党内及中央的许多领导干部，尽管这些人后来都被“文化大革命”这根挂满荆棘的大棒子打得头破血流，开始却一直对这场动乱的认识和估计不足。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下了“反党”的调子，制定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而后，在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人们不能料及的迅猛之势像狂风暴雨般席卷了中国大地。无论在何处人们随时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看到形形色色遍及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的大字报、大标语，看到一律身着黄军装、手举小红书的青年学生的狂热、奔走、串联和呼号，看到一夜之间从中国大地如同雨后菌菇似地涌出的各类造反组织，看到这些组织们之间的抗争、辩论、分裂，以至武斗，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们遭受冤屈、打击、迫害和摧残。一切都变得不好理解起来。
星期六到了，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照例都该回家，每到周末，是全家团聚的日子，也是薛明最累而又最开心的日子。
贺晓明和贺黎明先回到了家，像两只叽叽喳喳的燕子。女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段个子往上窜得挺快，才一星期没见，好像又增了一截。草绿色的旧军装裹在身上，显得肥大了点。每个人的胳臂上都戴着一个挺耀眼的红袖套，印着仿毛体的“红卫兵”三个黄字。
黎明搂着薛明的脖子，勒得特别紧：“妈妈，今天吃什么?”
薛明扒开她的手，松了口气说：“吃饺子，好不好?”
黎明说：“当然好，多放些肉，特想吃肉饺子!”
买肉是要计划供应的，家里的户口只有贺龙和薛明两个人的计划，所以数量不算多。薛明有点为难地笑着说：“这个月的肉票全买了，就这么多了，多放些蔬菜吧。但是管够!”
黎明说：“你不知道，学校的伙食差劲透了!老是土豆、萝卜、萝卜、土豆!”
晓明说：“那你还不错呢!瞧我们学校，食堂的大师傅组织了一个‘南泥湾’战斗队，都出去刷大标语去了。”
薛明挺担心地问：“那你们吃饭怎么办?本职工作怎么也不做了?那不是全乱套了吗?”
晓明很严肃地说：“妈，你要是在外面这么说，非批判你不可!参加不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少吃两顿饭算什么。”
黎明说：“姐，他们叫‘南泥湾’战斗队是不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意思?”
晓明说：“对!不培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
姐妹俩热烈地聊着。薛明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于是问道：
“那你们上课呢?”
晓明说：“还上什么课呀，知识越多越反动!”
黎明说：“我们学校老师都靠边站了，现在我们每天管他们，学习语录，打扫卫生，让他们改造思想!”
薛明一下子陷入到一种迷惘之中，有一丝深深的忧虑是不能对幼稚无知、充满热情的女儿们说的。没有想到学校里这么乱，整个事情有点颠三倒四了，该做饭的不去做饭，该教书的不能教书，该上课的又不上课。难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这些吗?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那又到底想干些什么呢?
饺子在锅里翻着跟头的时候，儿子贺鹏飞才匆匆赶回来。他的个头已经赶上贺龙了，也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与妹妹们不同的是，他在腰上扎了一根宽宽的军用帆布皮带，倒是显得挺精神的。进门就问：“爸爸呢?”
薛明一边赶紧布置碗筷，因为瞧着孩子们都饿了，一边回答鹏飞：“你爸爸今天开会去了，还没到家。”
黎明说：“哥，这么着急找爸爸干吗?”
贺鹏飞说：“我要告诉他一个让他非常吃惊的事儿!”
“让人吃惊的事儿”指的是“把刘少奇揪出来了”。首先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贴出了一张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针对中央工作组影射后台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大字报的火药味比较浓，来势凶猛，其实也是有后台的。就在这张大字报贴出的前前后后，由于校际之间的“交叉感染”，北京各学校反工作组的情绪就像点燃了一座火山似的爆发起来，而且趋势还在蔓延。
随之而来的是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学生组织提出要赶走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对清华大学的运动非常关心，是日，刘少奇便委托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园看大字报。王光美到清华园，无疑成了一个不同于一般工作队员的工作队成员。她的特殊身份，使人愿意把她看成是党中央的触角，是党中央和清华大学的联系桥梁。王光美表了态，认定“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刘少奇支持了这种意见。而蒯大富等人却是毫不退让，针锋相对，两派的斗争是越演越烈，斗争等级也在不断升级，到后来，矛头直指刘少奇。
毛泽东站在了红卫兵一边，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同时又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激烈的支持”。
贺鹏飞带回来的便是这样的消息，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来自各地的干部、群众，乃至许多外国人，都看见了一位国家主席所面临的一种难堪的局面。
贺龙震惊了。正吃着饺子，“啪”地便把筷子使劲拍在了桌上，怒道：“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太不妥当了，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子，对外是什么影响?”
贺鹏飞说：“他现在不能算是国家主席了，他派去的工作组，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他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贺龙说：“你知道什么?!什么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胡说八道!”
贺鹏飞不怕父亲的盛怒：“这也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定的调子!”
贺龙说：“不管是谁，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不能是谁说打倒就能打倒的!”
贺鹏飞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
贺龙一下子哑然了，颓然地坐在椅子上，沉默了许久，才喃喃地说：“娃娃家，娃娃家呀!”
饭桌上本来很活跃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固起来，几盆饺子渐渐地冷了，贺晓明与贺黎明很少看到父亲发这样大的火，看到父亲变得这样沉重，坦很少看到哥哥这样的理直气壮。她们怀着膨胀的热情和极度的信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他们相信自己正在投人的是人类革命史上最光辉耀烁的一页，正在做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正在进行父辈们未曾完成的革命事业。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使他们欣喜若狂，毛泽东的语言是指导一切行动的指南。他们崇敬毛泽东，把毛泽东的思想和言行看成是衡量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论、香花与毒草的标准，这也正是他们的父辈们身体力行所教育给他们的。可是今天，黎明和晓明，包括贺鹏飞，有点迷惘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父亲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像一座山一样地魁梧高大，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他的言谈、思想，他的鲜明的性格，他的斗士般的神，总是像磁石般紧紧吸引着他们。父亲一生对党执着的追求，对革命事业忠心不渝。
爱党、追随毛泽东、投身革命，这是父亲从他们懂事起就用自己的言行栽培在他们那幼小心灵中的绿苗。孩子们长大了，他们按照父母们教育与期望的成长起来，热爱党，热爱祖国，崇拜毛泽东，对父母们也同样充满了敬爱。可是现在，他们仿佛走进了一片雾地，不知所措。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他们孤独地与父母们失去联系之后，这才意识到，悲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们后悔当年自己的盲目自大，痛悔当年自己与父母幼稚的争吵。但应该这样说，经历了这一切，他们已经开始真正地成熟起来了。
夜已经很深了，薛明倒了一杯水过来，对斜靠在床边上的贺龙说：“别看文件了，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早点休息吧。”
贺龙放下手中的文件，一言不发，拉开被子，重重地倒在床上闭上了眼睛。薛明见他睡了，便轻轻地关掉了床头的小灯，蹑手蹑脚地也躺下了。
薛明睡不着，白天的事儿像电影画面般总在眼前闪晃，排遣不开去，她不愿意批评贺龙，她觉得贺龙是对的，学校这么乱，社会这么乱，全国这么乱，难道革命是这样子的吗?难道社会主义建设是这样子的吗?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她了解他，可以说，贺龙具有坚强的党性是人所皆知的。他对党中央、毛泽东坚信不疑，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一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总是不打折扣坚决贯彻执行。对薛明来说，贺龙既是一位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的战士，又是一位具有深厚情感、充满爱心的丈夫，贺龙会错吗?如果不是贺龙错了，那么是谁错了?她也不能批评孩子们。孩子们健康、活泼、充满热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更是奉若神明，而这正是自己和贺龙一贯要求孩子们这样去做的，孩子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了。他们也没有错。如果孩子们也没有错，那么，错的究竟是谁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像绳索般缠绕着薛明，思来想去，毫无结果，疲惫不堪的神经像是脆弱的玻璃，也许只要轻轻一击，就会粉碎。“啪搭”一声，是贺龙拧开了床前的灯。他坐了起来，点燃了那只大烟斗，白色的烟雾在桔黄色的灯光中冉冉飘荡，两道浓浓的眉毛紧紧地锁着，脸色是那样的沉重、忧虑。
薛明也坐了起来，拿过一件外套给贺龙披上。她没有吱声，她习惯了贺龙的沉思。而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贺龙，往往会把自己的想法第一个说给妻子听。
她静静地坐着，过了许久，贺龙突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一般，歉意地问道：“累了吧?怎么还不睡?”
薛明说：“没什么，我也在想白天发生的事，想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
贺龙的烟斗早已熄灭了，他从床头拎过烟丝袋，一边往烟斗里装烟丝，一边声音沉稳地说：“料所未及呀!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阴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的红色政权永不变色，所以才开展了起来的，现在看来……”
贺龙刹住了话头。他想得很多很深，也很远，但觉得似乎还是没有考虑成熟，说出来恐怕对薛明反而是一种压力。自己能够承受的重担，他不想再推卸给薛明。
其实贺龙的意思已经说的比较明白了。薛明心头微微一震。“现在看来……”怎么样呢?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因为运动的发展不得不让人怀疑运动的本身和目的。多少年以来，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一直影响着贺龙和薛明，同时也影响着中央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元帅大将们。这就是在许多年来，无论是内战中，还是在长征中，毛泽东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更使全党钦服毛泽东的领导高明。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又往往证明了他是正确的。所以，从贺龙和薛明开始就已经习惯于认为主席比自己看得远，看得深，习惯于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与决定。可是现在，这个根基似乎发生了动摇，这不仅使薛明感到了担心，更觉得有点可怕。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她无从知道。她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一个人的脆弱与力薄。
冰凉似水的月光缓缓地泻进了窗口，屋子里借着月光能分辨出衣橱、桌子的团团阴影。黑暗中，贺龙又平静地开口了：“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眼下流行的一句名言，那就执行吧……”薛明没有发现，说这话时，被黑暗包裹着的贺龙已是热泪盈眶了。
但是薛明从贺龙那异常的语调中感受到了丈夫的那一份沉重与痛切，她想分担点什么。过了一会儿，轻轻地说：“有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跟总理说说，也许会好一点呢?”
贺龙说：“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尽自己的力量吧。我明天就给他打电话。”想了一下又说：“打电话不好，一句半句也说不清，还是你去一趟吧。”
薛明问：“去哪儿?”
贺龙说：“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你去，就说是我的意见，解决学生问题不能草率急躁，王光美在清华，解决清华的问题应该和其他学校，例如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团结不好，怎么进行工作?共产党就是最善于团结各种类别的党派与群众的嘛。并且要说明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与意见，许多老同志，包括李井泉、王任重都是这样看的。”
薛明用心地听着，点点头说：“你放心，我会把意思说清楚的。”周恩来变得更忙碌了，要找他非常不容易。第二天，薛明赶到了人民大会堂，不巧，周恩来正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研究讨论如何解决与引导学生运动方向的问题。
薛明坚决地说：“那我等他。”
在高大敞亮的接待厅里，薛明找了一张沙发稳稳地坐了下来。一路坐车行驶过来，沿街所能见到的，都是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迷漫着“打倒”、“炮轰”的浓厚火药味，无数的高音喇叭播发着“最后通牒”、“紧急动员”的文章，年轻的红卫兵们那幼嫩的嗓音变得粗糙起来，强迫地震荡着人们的耳膜。薛明注视着这纷乱的京城，仿佛觉得这熟悉的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打断了薛明的思绪，是周恩来来了。她偷眼看了一下腕上的表，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周恩来显得有点疲倦，眼窝周围深深透出一层黑雾来。看见薛明，他急步迎了上去，拉着薛明的手说：“薛明同志，让你久等了。贺龙同志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薛明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她镇静了一下情绪，说：“谢谢总理，贺龙同志很好。今天是他让我来，向您谈一下我们的一些想法。”
周恩来摆了摆手，坐了下来。服务员端来了一盘冒着热气的温毛巾，周恩来用热毛巾使劲地搓擦着脸颊，一下子换了好几条毛巾，脸上这才渐渐透出些红润来。周恩来仿佛有点歉意地说：“会议开的时间太长，连着开了好几处会，一个通宵了。”
薛明知道周恩来有用滚烫的毛巾提神的习惯，说：“总理太辛苦了!”
周恩来摇摇头，放下手中的毛巾，说：“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嘛，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太多了。”
薛明于是把反复考虑的几点想法详细地给周恩来说了说。周恩来面色严峻地听着，两道浓黑的眉毛紧紧地锁在一起。待薛明一口气说完，他点了点头，问道：“这些意见，除了贺龙同志以外，还有些谁?”
薛明如实地说：“是李井泉同志，还有王任重同志和贺龙同志在一起研究的意见。”
周恩来刚要说什么，一位秘书匆匆走进来，说：“总理，江青同志到了，请您马上去开会。”
周恩来站起身来，把手伸给了薛明，说：“很抱歉，又要开会了。回去转告贺龙同志，他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另外，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新的运动，我们都要在运动中加强学习。”
薛明点点头说：“我一定一字不差地转告贺龙同志。”从人民大会堂一回到家，薛明连口气也未喘就直奔书房。她要赶紧把谈话的经过告诉贺龙。
果然，贺龙一直在书房里等，一见到薛明，第一句话就急切地问：“见到了吗?”
这是问见到了周恩来没有。
薛明怕他着急，连忙说：“见到了，见到了，挺顺利的。”贺龙放心地松了口气，可紧跟着又问：“怎么说的?”
薛明有点兴奋，鼻尖上微微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说：“我把你们的意思都说了，总理听得很仔细。本来还想多谈一会，结果他又要去开会了，只得匆匆结束。不过你放心，该说的我都说了。”
贺龙说：“见到了就好。别看都在一个地方住着，要见一面也不容易呢。还说什么了?”
薛明说：“你别慌，让我喘口气、想一想。”
贺龙说：“就办这么件事，你看你紧张的。”
薛明说：“总理最后讲了一句话，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新的运动，说要我们在这场运动中加强学习。”
贺龙说：“差不多呢，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不加强学习恐怕是不行的罗!”说着，倒了一杯水递给薛明道：“好，奖励你喝水!”薛明接过杯子，跑了这半天，这会儿真是感到口干舌燥了，一口气喝了半杯，缓了缓气说：“我看这下子好了，总理知道了，一定会据理力争，保护住一批领导干部的。”
贺龙又抽起了烟斗，说：“别把问题看的那么简单。有些事现在很难说，有的事总理也很难办啊。总理后面说的那句话，我还要好好想想。”
近来薛明更加关心局势，读报听广播也更加用心仔细。没有人告诉她更多的情况，也许谁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告诉她。她只能够自己用心去看、用心去听，自己用心去分析。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锋芒所向是要打倒党内一小撮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薛明忧心忡忡，不知道这“一小撮”的范围有多大，所能知道的，不是今天这个被揪出来了，就是明天那个被打倒了。一个接一个的熟悉的领导和战友从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薛明同意贺龙的观点，革命一生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叛徒”、“特务”，这种历史的大颠倒，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北京作为全国串联的集散中心，每天要接待大批的人群。空了的校舍首先被开放为接待站，教室的桌椅被高高地堆放在一角，地上铺着篾席，连成长长的通铺，安排和迎接“毛主席的客人”，红卫兵在北京受到了特别的款待。毛泽东以无人可以比拟的胆略与魄力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数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红卫兵集会游行的队伍确实是气势磅礴，群众确实是被充分发动起来了。
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了红卫兵，和以往几次一样，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变更。但是细心的薛明注意到，权威的《人民日报》上还选登了一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的大型照片，而刘、邓二人并没有能够在这张照片上露面。薛明叹了一口气，把报纸拿去给贺龙看。薛明说：“《人民日报》这么处理版面，不就是意味着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是个虚设吗?”
贺龙说：“是。这些日子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唉，越开越不实事求是，上纲是越上越高!”
薛明有点不解：“这是怎么弄的?这样不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吗?”
贺龙说：“是主席已经点了他们两个人的名，所以调子就拔高了。人人都要表态，人人都要发言。”
薛明问：“你说了没有?”
贺龙说：“就是这点叫人最难弄，不说不好，说也违心。说轻了说是‘隔靴搔痒’，说重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嘛!”
薛明有点着急，又问：“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嘛?怎么说的?”贺龙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主席也问我，发言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又问，怎么不讲一讲?我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薛明一下子哑然无语。她了解贺龙在直率坦诚的性格，她感觉到了贺龙的这种非常时刻更显出的那一份可尊与可贵。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又多了一份担心。
薛明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显得太直露了?”
贺龙说：“是。但我既然说了，就不后悔。你想想嘛，‘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照现在的这种搞达，好像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一点是我最想不明白的了，这些老干部一辈子在为中国革命而工作，有的人几次都差点掉了脑袋，出生人死，流血流汗。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吗?”
贺龙说着，微微地显得有点激动起来。薛明知道贺龙的不解与担忧，但她只能安慰贺龙道：“以后少说点吧，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相信他们能够解决好这些问题的。”连她自己都觉察出来，自己的语调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贺龙并没有“少说点”。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军队院校也乱了起来，军队院校也开始了介入与串联。一大批外地军事院校的师生们来到了北京，他们对于部队的按兵不动感到惊讶，他们决定反过来要在北京再点上一把火，推动部队的运动发展。他们与地方“造反派”联合起来，采取了“革命行动”，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一时间，闹得势态恍惚，各军队机关无法再正常工作下去，严重地影响到了国家基石的稳定。处于这种局面，中央军委的“文革小组”决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一次有影响的大会，请出几位元帅来做工作，稳定军心。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都出席这次大会并讲了话。贺龙特别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连中要做出好样子来。他说：“应当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在串连中要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情”，并且“应着军装，是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子，要发扬三八作风，要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贺龙提出了“八个不准”，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不个人单独行动，最主要的是特别强调了军队院校师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和吵架之类的活动”。
开完大会回来，贺龙有点兴奋，较长一段时期的阴郁似乎驱散了一些，“总算说了个痛快!”
薛明也被贺龙难得的好情绪感染，说：“照这样发展下去，事情也许不会太糟糕呢。”
薛明并没有料到，这是贺龙唯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也是贺龙生前在群众场合上的最后一次讲话。此时此刻的薛明，正在为别人的命运所担忧，她更未料到，一片巨大的阴影已经悄然无声地向贺龙、向她、向孩子们笼罩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