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子

时光如流，不觉75已过，“奔八”去了。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句人生格言，我这一辈人年轻时就能熟背：“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回望不经意间溜走的岁月，感觉自己成绩平平，乏善可陈，不过，也并非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这一生过得还算可以，然而，时间如能倒流，兴许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夜静沉思，命运之眷顾，每每似乎触手可及。

11岁那年，正好赶上家乡解放，我入读初中。一年级时，每月领得“助学米”30斤（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时任北京图书馆馆员，月薪为600斤小米），1年过后，增加一倍，母亲见人就说：儿子才读书，从政府领到的助学米，就够全家吃的了。记得2014年2月10日辞世的秀兰·邓波儿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曾这样说过：“我只过了两年懒惰的婴儿生活，之后就挣钱养家了。”这个影迷们盼望一辈子也别长大，将近四个月前永远合上那双亮眼睛的小天使，说出此话时，表情不胜唏嘘，而我每每忆及母亲这句纯朴的话，总是满脸幸福。

读高中时，县城满大街上，“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大标语随处可见，令人深受鼓舞。对苏联的向往，注定自己一辈子从事苏联—俄罗斯方向的工作。

17岁那年，我考入北京俄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班各四年。55年后一天深夜，李肇星同志在济南山东大厦聊天时对我说：“老学友啊，真羡慕你！你有机会学习伟大的普希金和列夫·托尔斯泰的语言，而且一学就是八年；你还有机会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2年！老学友，你可真有福！”还说：1960年秋，组织上本来要安排他去苏联留学的，不过，当时中苏分歧已经显露，留苏这一福分便擦肩而过。

24岁那年，我入外交部翻译处俄文组工作。组长王荩卿同志对我说的头两句话，令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前天，在一个招待会上给陈老总口译祝酒辞，总共才不过十几句话，边翻双腿边发抖。廉颇老矣，虽能饭，但已很难往下咽了！”他比我大一些，当时也就34岁，却已成“老矣”的“廉颇”了。再听他往下讲，我很快就明白，这是对我的一份期盼：好好努力，尽快接过他这一辈高翻的班。

50岁那年，部领导让我进入苏欧司领导班子，协助副司长刘广志同志处理对苏联事务。1年半过后，他去驻苏联使馆任公使衔参赞，我接任其职。上任当天，另一位司领导陆济新同志问我：建国之初，咱们司由哪一位领导掌管对苏联事务？我答：伍修权同志，他当年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为毛泽东同志等人与国际共运代表李德当过翻译。这位长我九岁的前辈语重心长地说：“景贤同志，你肩上这副担子好重啊！”

53岁那年，我出任驻俄罗斯使馆公使。我到莫斯科当天深夜，时任驻俄大使王荩卿同志拉着我的手，脸上闪着信任与期许，轻声说：“使馆这一大摊子，全拜托给你了，我当甩手掌柜！”之后，则微带怒气说：“我向部里要你，都快一年了，可你就是不来，想去乌克兰当什么大使！基辅（使馆）那里才七八条枪，我这里则管着两三百号人，你说一说，这个天地有多大！”从一年前他要我去当公使的时候起，我内心一直就很明白，这位老领导是在有意给我这个后辈压担子——我国驻外数一数二的大馆担子。我在公使任上工作虽不到半年，但得到的锻炼机会，比在某些地方工作几年还要多。

62岁那年，我从国外调回，办了退休手续。退休之后，由我和夫人王佩蒂同志、俄语界后起之秀朴扬帆女士合著的《伏尔加风韵·俄罗斯》，作为“外交官带你看世界”丛书中的一本，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屋分别在上海、香港出版。俄罗斯是一本“大书”，我“读”它，已经读了好几十年，至今仍不怎么读得懂，因而写它，绝非我个人能力之所及。俄罗斯的厚重与宽阔，我们三人这一小点儿笔墨，岂能承载其亿万分之一二？只是在数十位前辈、领导、老师、朋友的热情鼓励、指点、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才鼓起勇气，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主要写一写自己的亲历亲闻，加上少许所感所悟，编一本小册子。

以上所列的，是我人生几个关键节点。我常常思索：如果不是遇上全国解放，如果不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如果不在翻译处俄文组起步，如果不参与一件件对苏联—俄罗斯方向的工作……我会是什么样的我？如果说自己一生做过一点儿对社会有益工作的话，那么，起作用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中，何谓主？何谓次？在台湾散文大家林清玄先生家中堂室一副对联中，我找到了颇为贴切的答案：来是偶然，走是必然。据说这是句禅语，它正好道出“你我他”般平凡人生，一个“个体的人”，实在微不足道，在世时与将要西去，都一定得轻看、虚看自己。有一次，我国一位著名演员、导演谈起在国内曾有较高知名度的妻子时，说出这样一句令人感触颇深的话：“对她，我总是仰视的！”是啊，对人，要善于仰望；对己，要惯于让人俯视。

3年前一天中午，李肇星同志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给我讲过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时任外长的他，一次在外交部公众开放日时，遇到一名女中学生突然发问：“李部长，可否提个异想天开的怪问题？”他欣然应允。这位女同学心气甚高地说：“我特别想当中国首位女外长！李部长，我怎样才能圆这个梦，请您给指点指点。”现场立即发出一片“啊”声！李肇星外长接过她的话茬，认真地说：“我这辈子做梦也没有想过当外长。不过，这位女同学有这样一个梦，是件好事！”他一番经验之谈后，祝这位女同学“二三十年后梦想成真！”李肇星同志讲完这个故事后，问我假如当时也在场，会对这位女同学说些什么。年轻人这个梦想，让我感到兴奋和受鼓舞，一时语塞，竟答不上来。现在写这个引子时，倒是琢磨出这样一个答案：根据对一些外交老前辈人生轨迹的观察，感到获得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观努力固然重要，客观条件，即机遇更为关键。当然，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而这个“准备”亦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要紧的一个是：脚踏实地干好每一件事，不论大与小，也不管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

75年一路走来，可谓顺风顺水。古人称70为“古稀”。每每回望已过古稀的一生前行路，感触颇多，但在内心深处，却始终线条清晰：并非自己有多大能耐，而是因为组织上数十年苦心培养，屡屡得到许多同龄人所得不到的机会，加上总有贵人相助，还有本人胆子小又不敢偷懒，方方面面又容易满足，才得以做了少许工作。福气、运气时刻陪伴着我。

李景贤

2014年6月8日深夜于北京方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