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口之路——访五道口创始人刘鸿儒

刘鸿儒，1959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学专业，获副博士学位。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他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批研究员之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创办人之一，长期担任研究生部学位委员会主席、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并讲授“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等课程。2012年学院成立至今，他一直担任学院名誉理事长。本文根据《五道口论坛》《当代金融家》刊发的他的讲话稿及对他的采访稿等改编而成。

问：五道口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创立的？

刘鸿儒：那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银行选拔了一批年轻人担任干部。1980年下半年，我从中国农业银行调回人民银行任党组副书记、副行长，主持金融体制改革工作。这件事抓得很紧，国务院组织大家反复开会，讨论研究金融体制如何改革，以及如何通过银行把市场搞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连续讨论了三天三夜。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计划经济体制的确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但是后来，计划经济体制就慢慢地开始束缚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我是坚信中国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只有培养人才，改革才能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型人才全面短缺。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一直学习苏联制度，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和课程设置都是从苏联引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容，现在突然要发展市场经济，人才衔接不上。创办五道口是随着金融改革认识发展的结果，是时代的产物。小平同志开辟了改革时代，发出了培养改革人才的呼唤，创造了培养市场经济人才的教育条件，提供了青年学生展现才华的舞台。我是顺应时代的变化，帮助这些学生搭建了学习改革、投身改革的小桥。

问：当时，金融改革主要缺少哪方面人才？五道口想要为市场经济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刘鸿儒：对于我们将要进行的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大家的知识都是不够用的。我们既缺乏领导层面的能够指导这场改革的人才，更缺乏实践层面的能够理解和具体实施这场改革的人才。所有的干部，包括我在内，对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这一套都不熟悉，金融改革是要按照市场经济方向去改，但是没有人指导，没有人懂这个。像我们这些念过书做过理论研究的人，也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或是其他课程中，接触过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的批判内容，这些内容都比较简略。另外，有一些派出干部对此有所了解，但只是极少数人。所以，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金融体系，推进改革，就需要学习，我们是自己看书，也请国外的人来介绍，也出国去考察。

当时的金融改革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的思想转变很难，指导思想不转变，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所以需要系统地培养一些骨干力量，不仅要熟悉市场经济，还能结合中国国情，因地制宜。我们原本是打算依托高校来培养这样的人才，但是来不及，因为各高校的老师也是学计划经济的，开设市场经济的课有困难。如果坐等高校的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思考是不是自己办一个研究生院，培养业务骨干人才，跟上改革的步伐。当时，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孙及民所长，还有几个老专家，对这件事都非常积极。在获得人民银行领导的同意后创办了五道口——研究生部。

创办之初，我们就有一个很鲜明的主张，就是五道口要着重于培养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骨干力量，培养实务工作者。这从我们1981年第一届招生对学生的选拔标准可以窥见一二，也体现了当初的教育思路，比如货币银行学的考卷有四道题。第一题名词解释，包括：特别提款权、信用证、欧洲美元、国际收支顺差、信用卡、信托业务、CIF、货币供应量M1、可转让定期存单、浮动汇率。第二题简答题，包括：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收支项目内容是什么？投资等于储蓄是谁首先提出的，说明什么？世界黄金市场上最大的供应者和需求者是哪些国家？美国里根政府执行什么经济政策，以什么经济理论为依据？美国、联邦德国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大表现在哪些方面？第三题阐述中央银行调节信用的措施及效果。第四题论述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解体的原因，以及货币体系的发展前景。

问：创办之初，学校的条件怎么样？那时候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刘鸿儒：1981年5月初，教育部批准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次年2月13日，首届（1981级）开学典礼举行。7月26日我主持召开了研究生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由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长期合作，并成立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明确研究生部由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管理与领导。由于成立时间紧迫，研究生部一开始是借用海淀区东升乡人民公社医院的场地，我们就是在公社医院的一座小破房起家的。大家冻得要命，前几批学生都是挨冻，冻出来的。唯一的一间大教室是用纤维板拼成的简易房，最早的房子改善，还是马茂忠在基建办的时候，请示行长同意以后，给我们在边上盖起了一栋楼。

尽管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我们的办学标准不但不能下降，而且要更加严格。这也是我感受最深刻的。那时有人称我们是黄埔军校，我觉得没什么不好。黄埔军校是培养革命精神、开创精神和改革精神的摇篮。我们就要按照这个精神继续前行，投身革命，经受锻炼。还有一些人以“道口烧鸡”笑称五道口的同学们，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道口烧鸡味道很浓，烧鸡是要经过“烤”验的，没有高温出不了烧鸡，经过“烤”验当然好。另外呢，烧鸡的味道必须正，不正，就没人要，这就要求我们五道口的学生在校和未来走上社会，遇到困难，都要经得起考验，保持味道不变。2011年，在给校友会题词时，我题写“不怕苦、敢为先、讲团结、重贡献”，作为五道口人的共同精神，希望五道口把这种精神代代相传。五道口是改革决策者邓小平及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体现，是人民银行党组领导重视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如此，创办之初，我们得到领导们的多方支持，自最初的李葆华行长开始，后面几届行长，都很关心五道口的发展。困难在总行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一个个地被克服、解决。

另一方面，当时研究生部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体制问题。研究生部是一个司局级事业单位，人事、经费均参照机关，而不是按照真正的学校办事，经费根本不够用，甚至一度连教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师聘请和师资建设。在办了一段时间以后，国家教委就有意见，认为五道口没有自己的教师队伍，又是行政部门办的，不正规。他们来找我们，要求办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教师队伍。我就跟他们解释这个学校一年只培养几十个骨干人才，如果聘请专门的名牌教授，学校负担不起，另外对那些名牌教授也是一种浪费。当年，我跟他们争辩时，说了个故事。想当初，鲁迅夹着包往返于几所大学上课，一个人同时兼着几所大学的教学任务。如果把鲁迅局限在一所大学，不就把鲁迅的价值贬低了、限制了吗？没必要这么刻板，我们从著名大学请名牌教授、外教来上课，教学质量会有保证的。但他们不接受这个意见，那怎么解决呢？后来国家教委组织10位专家考核全国金融教学情况，从听课、看讲义到学术访谈，然后又到实际部门考察。不仅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还要考查学生就业后的工作情况。最后通过各项评比，五道口货币银行学是第一名，国际金融是第二名，国际金融排第一的是南开大学。这次评比，五道口不输给其他高校，后来教育部也认可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问：五道口成立之初，实行教师外聘制，当时的师资力量怎么样？

刘鸿儒：五道口属于研究部门办的教育机构，创办时间短、规模小，养不起各科所需的教师队伍。为了实现这一非常规的办学思路，我们决定采取非常规的办学办法：教师外聘，索性不拘一格，博采众长，谁的水平最高就聘谁。那个时候有个颇具时代特色的称呼，叫作“支援”。当时的教师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其次是大学教授和国外专家，最后是人民银行的司局长和各专业银行行长。

1981年，我国恢复职称评定，人民银行授予尚明、我、丁鹄、周林、杨培新、甘培根、林志琦、虞关涛八位研究员职称，我们先后被聘任为五道口导师，成为主要的师资力量。

在大学的师资力量方面，因为有人民银行领导的支持，名校专家也一一应邀。当时，五道口去请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系主任，被朱镕基尊为“年高德勋，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陈岱孙。陈老不仅自己答应，还说你们去找厉以宁，厉以宁是我国股份制改革的重要支持者之一，最早提出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人称“厉股份”，著有《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加尔布雷斯的制度经济学说》《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等。厉以宁又推荐了他的学术合作者，北京大学的数量经济学教授秦宛顺、靳云汇夫妇。秦宛顺是较早在国内开展理论经济计量学的教学和研究，用数学模型和数学方法表达经济理论的学者，与厉以宁合著有《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黄达是中国经济学科建设的创始人、领头人，也是我的同学和好友，他组织人民大学几位教授在五道口讲“货币银行学”“财政与金融”，这在全国来说都是鲜有的高水平配置。还有经济学专家胡代光、货币银行学专家周升业、中国金融史专家洪葭管等。那个时期，各个领域最具权威的学界泰斗都云集五道口，一时无人望其项背。对此，我至今仍心怀感激。

特别是陈岱孙老师，他是我们的高级顾问，我参加过他主持的答辩会。他的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答辩委员会的结论，不要秘书写，他要口述。秘书整理完了，他要修改，然后让秘书抄写，最后才会签字。他是我们国家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给研究生部带来很好的学风。当时陈老及黄达等一批老师、老干部一直关照我们，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他们对五道口的学生们倾囊相授，为学生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此外，中国当时正在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注重向成熟的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借鉴经验。于是1982年5月，五道口迎来了第一位外教，来自哈佛大学的美籍华人教授桑恒康，他讲授“投资项目评估”。在以后的几年中，五道口陆续聘请了许多美国大学的教授和有关金融机构的专家。他们有的是定期专程来上课，有的则是来华开会或考察，被借机邀请到五道口。他们讲“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规划”“信托与投资”和“金融市场管理”等课程。他们为五道口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经济金融理论和实践，以及前沿的国际化思维和视野，而这些都是远远超前于中国当时的金融教学实践水平的。1985年，纽约大学的黄慧英在五道口讲授“微观经济学”使用的教材，正是当时美国大学广泛使用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与基础》。美国梅隆银行信托部经理刘欣欣在证券、股票与资金市场的课堂上，设计了股票投资的游戏，在我国股份制刚刚开始发展、股票市场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五道口的同学们就已经真实地体验了股票市场和股票投资。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五道口这个偏僻的院落是第一个，也是吸纳外籍教师最多的地方，国际金融界一些深孚众望的人士都曾到访，如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日本中央银行副行长藤原作弥、“欧元之父”蒙代尔，等等。

问：五道口是如何设计教学大纲和课程体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又做了哪些改革？

刘鸿儒：在大家都讲计划经济、货币银行学、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就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结合西方经济学来设定课程大纲。例如，创办之初我们请来北京大学的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以及人民大学的黄达，四位经济学界泰斗担任五道口的学术顾问，围绕着五道口的办学初衷制订教学大纲。在课程设置上，最终确定，除了常规的马列主义基本课程外，作为基础工具，加大外语和数学的比重，课程要紧密联系实际，并结合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这是一种非常规的办学思路。在那个时候，全国高校中只有北京大学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课程。五道口也开设了这门课程，由厉以宁授课。“货币银行学”是由人民大学黄达来授课。

五道口的金融教育要跟上时代，走在时代的前沿，特别要求学生要学好外语和数学，这是自创始初期第一批老师们所坚持的，搞金融的，数学不好怎么搞研究？外语不好，难道还要随身带个翻译？所以这是基础，必须学好。尽管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学生们学习时间本来就有限，英语和数学并非急需，就不要挤占金融专业方面的教学时间，况且其他院校也没有把数学、英语作为重要课程。但这都是我们第一批老师们坚持的，包括甘培根、丁鹄、周林等。学生毕业后容易学到的东西，往下压；学生时代必须打基础的、出去学都来不及的，往上加。不仅是英语和数学，电脑也是。所以我们就坚持了下来，学生毕业出国不能还需要找翻译，还有个原则就是要学会电脑。那个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你看我们那个时候的照片都是“土干部”穿着，但那时我们就开始研究市场经济，强化英语、数学和电脑。这是那时国内大部分人都想象不到的。

在五道口的围墙之外，在课本之外，20世纪80年代初，商品经济大潮涌动，倒逼单一、僵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作出变革，但是如何改革？从哪里开始改革？各种思潮激烈碰撞，争论得非常厉害。我越来越意识到，金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思路问题，是思想改革。而正确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坐在屋子里空想能够得到的。只有通过不断的理论与纷繁复杂的实践充分相融碰撞，才能不断形成、深化。

但是开课半年以后，老师联系中国改革的实际有困难，因为在实践探索中没有形成成熟的文件资料，供他们研究和参考。于是，我开始决定把金融改革实践搬到课堂上来，搞案例教学。我们请人民银行其他副行长、主管业务的局长及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专家给学生开讲座，讲各个金融领域改革的思路、问题、路径及各项业务的最新情况。那时候五道口的各种讲座最多，很多同学感叹自己获得的信息快和部长差不多了，校外的同学则羡慕不已，时常偷偷溜进来旁听。

五道口的课程设置不是固定的，后来也逐步根据需要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在讨论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时候，争论得很激烈。我们一方面自己出去考察，一方面也请外国专家来作演讲，介绍中央银行的职能，我也在五道口开设了专题讲座。在国务院推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开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课程；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后，开设了专题讲座，介绍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与经验教训；建立资本市场的时候，开设了中国资本市场研究的课程。后来根据讲课的内容，都整理出版了书籍。这些课我们请的是从事实务工作的人来讲，在课堂上组织讨论，搞案例教学。通常会把国外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讲，把金融改革的现状以及遇到的问题放到课堂上讨论，大家一起来思考。主要是为了使理论能够与实际结合起来，这样学生毕业以后到工作中马上就能上手。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五道口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重视，也是因为它能跟上时代的发展，课程内容不断地在调整、充实。

问：五道口毕业的学生大多都很优秀，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刘鸿儒：五道口前几届学生，对计划经济体制之痛有切身感受，对“文革”有深刻反思，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改革救国抱负。这样一群求知若渴的热血青年，在五道口接受了超前的、国际化的教育，自由、开放的学术洗礼和老师们的精心培养使他们淬炼成金。在五道口之外，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很快就发出光来。他们的成功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跟五道口的课程设置以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是从农村或牧区下乡回城的知青，有过工作经历和劳动经验，有生活体验。这些人学习十分刻苦，他们在实践中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学习非常主动。另外，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参与调研和改革，有实践，会思考，对知识的运用和理解体会更深。

1984年5月底在合肥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齐永贵、蔡重直和波涛三位同学代表五道口学生轮流宣读了由五道口1981级和1982级23名学生署名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这篇论文，向与会代表阐述了他们对于金融改革的观点。当时在财经领域的改革中，大家争论的是应该是“大财政”还是“大银行”，很多改革还局限于银行机构改组。五道口学生们大胆地提出，应该摒弃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跨越“姓资姓社”的藩篱，不仅要发展金融市场，还要把“发展金融市场作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这个建议实在是振聋发聩的。合肥会议之后，五道口声名鹊起，五道口学生进入了国内改革高层的视野。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对于金融改革，只有一句话，就是“改革财政体制或金融体制”，具体怎么改，没有说。领导说，让我牵头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起草金融体制改革的方案。我担任研究小组组长，财政部一位副部长谢明任副组长，参加的成员是国务院指定的。领导建议让一些学生来参加，使小组成员老、中、青三代结合。他们说你就找你的学生，我就发动五道口在校生和已毕业的学生都来参加。大家都很活跃，直接参与调研的有吴晓灵等一批学生。这个调研小组中的年轻人，除了五道口的学生外，还有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等年轻人。参与这些调研，对于年轻人是很好的锻炼，自身的经历加上这些实践机会，使他们理解问题和处理问题都有一定的水平，出去以后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1986年11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来北京参加中美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会见了他。范尔霖来中国的首站是在五道口，与学生座谈时，有学生提问：“什么是票据发行便利？”“伦敦证券交易所改变佣金制度，对纽约证券交易所将产生什么影响？”范尔霖直呼五道口学生的提问不可思议，在金融市场仍然很封闭的中国，这里的学生对美国资本市场竟然跟踪到如此细致的程度。随行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未来金融家的摇篮》。记者最后写到，中国改革的重任将落在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200位20多岁的男女同学身上。五道口的学生们投身改革，经受锻炼，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顶层制度设计者，执掌中国金融改革的未来。

问：未来五道口的人才培养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刘鸿儒：五道口是时代的产物，五道口办学走过的是一条被逼出来的路。这是一条什么路呢？我把它归结为三个特色：首先是虽然条件差，但标准高，质量为本；其次是教师导师外聘制，广聘名师，保证教学质量；最后是紧密结合实际，练出实战能力。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过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发展40余年，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从仅有一家银行到种类齐全的多种金融机构，从一元金融体系到多元金融体系，在这样一条蜿蜒向前的改革轨迹上，一环环、一步步，正是由这些有改革精神且掌握改革知识的人竭力推动的。40年来，五道口有20多位学生先后进入金融部门省部级高层领导班子，司局级干部一批又一批地成长起来，大批学生成为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的创立者或负责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培养人才”，五道口不辱使命。

2012年3月29日五道口并入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我想，金融学院应该继承道口精神，发扬清华传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建设国际一流金融学院。学院仍应秉持高标准、以质量为本的原则，适应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潮流，着重培养国际化高端金融人才。要培养国际化的跨国人才，现在看来学院整体的课程设置、教师的聘请、教育方法和境外的合作、校园的设施调整，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做得相当不错了。未来，我们更加要有与其他大学金融学院不一样的特色，培养具有五道口优良传统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根植于我国国情的金融跨国人才，培养具有国际金融视角的组织领导人才，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金融人才培养道路。过去，五道口与中国金融改革同行；未来，五道口与中国金融国际化同行。

参考资料：

（1）刘鸿儒：《投身改革、经受锻炼》，《五道口论坛》，1996年（总第2期），第1页。

（2）刘鸿儒：《抓住机遇，开创美好未来》，《五道口论坛》，2001年（总第7期），第16~18页。

（3）于江、李霞：《五道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访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当代金融家》，2011年第9期（增 刊），第11~16页。

（4）邓加荣、张艳花：《中国金融改革探路人刘鸿儒》，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9年，第372~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