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家庭 无可折返的家园

我的坚尼地城

小时候，只要说出家中地址，父亲的职业马上便会被猜到。加惠民道坚尼地城警察宿舍。在这里，我度过了十五年岁月。两年前，这地方宣布要清拆了，未来好像将被改建成马路大桥之类的。什么都不重要了。童年地方被夷为平地，我想，这是很多香港人共有的经验吧，不过，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有一种黯然的感觉。

十个月前，故地重游，三座宿舍单位依旧存在，只是除C座以外，我住过的A座、B座，已经人去楼空了。附近的摩星岭平房区也封塌了。我像闯入一个空城，偷偷摸摸地，拿着新买的数码相机，为这地方留下最后的影像。平日记忆是一个轮廓，一旦踩在实地，记忆就大把大把地回来，尽管零碎不堪，但到底是生活。

曾经，这里有茶水部、有士多、有合作社，合作社真是合作的，没钱付可以赊账，也不会给你脸色看，小孩子嘛，况且都知道生活艰难；先在账单上盖个图章，不怕你不认账，月底还清就好了。有一个蓝色门的房间，里头有人当值，我们小时候一直叫它作“巴沥”，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此名何来（是barrack吗？），只记得小时候停电了，就到“巴沥”拍门求助，把保险丝接好，这里，就是大厦管理处吧。这时候，街头还是活动的场所，而不仅是赶赴目的地前的过场，有叫卖衣裳竹的、磨铰剪的；有每天早晨卖猪肠粉的；有上门理发的婆婆在走廊一角替小孩“飞发”；有小手工作业在交易，孩子帮助母亲把一袋一袋重甸甸的锁匙扣放在磅上，断斤计，一斤七毫，毫毫皆辛苦（其他小手工作业还有圣诞饰物、录音带等）。有孩子在长廊上打羽毛球，在空地上跳橡筋绳。这些小孩子之中，有我的身影。

我挪移脚步，每一脚步都轻踮着童年记忆。走到B1/5F我曾住过的单位，门虚掩着，竟然没上锁，我一推，灰尘扑鼻，还有前身废置的家私，灯火当然没有，黑漆漆的，关上门，我便由公众空间闯进私人空间了，私密的回忆随之涌上脑海。

这个四方空间曾经住着我们一家七口。父亲管教甚严，我没有太多与同伴出外游玩的机会。经常困在家中一角，可以望到窗外招商局码头蓝蓝的海和焚化炉的三支烟囱，烟囱喷出黑烟犹如我的鼻孔喷出怨气；附近有屠房，有时嗅到动物尸体的腐臭，有时听到惨绝人寰的嘶叫，像向屠宰者做垂死求怜，又像呼喊着自身命运的悲哀。晚上在骑楼举头可以看见大片深蓝天空和点点星宿，寂寞的时候可以望天打卦，数数天上的繁星；月亮时圆时缺、时远时近，近的时候压在头上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到。窗台与骑楼，一端是海水的蓝，一端是天空的蓝，映衬着我成长岁月的灰蓝，包围着我又像被我所占有，向小小心灵透露着生之秘密。这个时候，天空还可被仰望，街景还可被远眺，海景非有钱人豪宅的专利，视线可以伸至很远。囿在一角，心思却可以飘到九霄云外。眈天望地，确实是成长的一部分，对如今孩子来说，或者如玩猜楼梯一跳十级、到垃圾池拾玩具一样不可思议。

故地神游，多情应笑我。只是匆匆一瞥，未许端详。这个城市，以至于生命，有什么是永久的，请告诉我。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就在我家后园

呱呱落地甫张开眼睛，垃圾焚化炉三支烟囱便立于海傍，吐出黑烟，那时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二英。三支高矮有别的烟囱像三炷香，祭着隔邻屠房惨被宰割的猪牛，空气中隐隐传来嘶喊。旁边就是维多利亚公众殓房。那不仅是视觉、听觉，还有嗅觉，垃圾的烧焦混同动物的尸臭，蚀入空气。好在一大片天空与无遮无挡的深海视野驱散了许多颓气，龌龊与诗意并存。那时不懂得问，焚化炉、屠房、殓房怎么不在城中其他地方却偏偏在这北岸西边。因为一出生它们就立在这里，好一段日子几乎包围着我，于是变得好像自有永有。到懂得追问，那已经是搬离这片地方之后，开始对身边物事有更热切的知性探求——噢，原来一切事非偶然，跟我城的地区发展史密不可分。

《四环九约》一书说道：“坚尼地城位于石塘咀以西，处于港岛北岸的西端，又称西湾，又因人们常在该处弃置垃圾，又称为‘垃圾湾’。……由于坚尼地城开发较晚，而且位于港岛西陲，地处海滨，因此菜市场、屠房、传染病院都设在这里。此外，这儿还有不少大小工厂和仓库。”其实，垃圾、屠房、疾病，以及招商局码头，每样追寻下去，都是历史。说到传染病院，现时坚尼地城巴士总站小草坪内，仍立着一座东华痘局的拱门和奠基石。天花烟灭，几代人手臂仍留着种牛痘的印记，包括我。兴建于一九六〇年代的加惠民道警察宿舍，没有曾荫权特首住过的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么受人注目，空置多年可也接受电影申请作拍摄场地。不远处的摩星岭公民村是最早期的徙置区之一，金字石棉瓦顶砖自成一角，于二〇〇三年全部被拆除，不留一丝记忆。

十多年来，我曾三度重访儿时旧地，看着它一点一点改变，每次都感触良多。加多近街的曾灶财墨宝早被清除，钟声慈善社学校早已停办。道慈佛社等候搬去屯门。二〇〇二年空置至今的警察宿舍仍在，只是人去楼空被铁丝网重重包围。屠房、焚化炉停用多年，建筑物仍空置在那里，一片鬼蜮废墟似的，却是安宁得不能再安宁。外籍学者Laurent Gutierrez、Valérie Portefaix在Mapping Hong Kong一书中曾将香港不同的空间按特性分类，其中一个显要类别，是“软消失”（Soft disappearance），指的是建筑物等待拆卸至重建之间的特异状态，所占据的时间可短可长。没多少人会留恋以上的建筑物，我却暗暗期盼它们的“软消失”状态可以有多长拖多长——不为什么，纯属私人理由，只要成长记忆还找到地方浮标，便不至于抛锚或者搁浅。而我知道，它们终将褪入虚拟，无可复归。

一些不堪但必须存在的建筑物，曾几何时，就在我家后园。那时我不懂得问为什么，邻居也没有问。现在人们说到“别在我家后园”（Not in my backyard，简称NIMBY）——地区利益vs大众利益，有论者认为必须透过公民教育来让市民改变这不好的心态。只是我认为，“别在我家后园”正是公民社会发展到某阶段，市民可以对社区规划多发言的副产物。就在我家后园，可以以此题目书写西环一笔，这不全是为了怀旧。未来随着市区重建及地铁进入西环，现时仍保着一点旧区文化的西环必将失守，这地区很多历史还没来得及记下便将一一湮灭。我多么盼望我可以写，只是单人乏力，来不及了，但愿有更多有心人。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成长地化作无有乡

彼得的成长地在这个城市的西端，是一个荒废之地，像一个废墟，就让我们叫这个地方作无有乡。无有乡的底色是深蓝色的，深蓝色的海，深蓝色的天，天空有时被一道黑烟遮掩，来自焚烧城中垃圾的焚化炉，三支焚化炉烟囱直立于天地间，焚烧垃圾时烟雾自烟囱口喷出，看起来像是祭祀无有乡的三炷香，只是这三炷香怎么烧也烧不完，不若彼得家中神龛的黄线香，经不起燃烧未几就化作跌入香炉的烟灰。曾几何时，彼得以为这三支焚化炉烟囱是自有永有的，他不懂得问，这三支不会瓦解的烟囱怎么不在城中其他地方却偏偏在这日落西边，他不懂得问，因为无有乡，在相当一段成长岁月里几乎就是包围着他的世界。

正如他不懂得问，怎么焚化炉右边有一座屠房。屠房之内，牛死得多还是猪死得多？牛叫声和猪叫声，在屠房刽子手的磨刀霍霍之下，都化作垂死挣扎或求怜的惨叫声，有时不易分辨，独是牛，只在赴刑场前眼噙泪水——彼得没亲眼看过，他没闯进过屠房，只是他小时候母亲说的，他都信以为真。如果牲畜也有魂灵，它们被困于屠房的牛栏、猪栏内，会否永不超生？随时间堆叠的魂灵，会否把屠房变成一个超级挤迫的动物集中营？动物集中营中汩汩流着的鲜血，日复一日，若把它们盛载起来，会否深广得如一个鲜血海洋，足以酿成另一片红海？不远处有鸡栏，那只鸡被鸡贩或顾客点中，随即被投进沸水炉，再被拔毛生剖。也有人把生鸡买回家中，由自己在厨房执行割断鸡颈的轰烈仪式。鸡头被割下了，断了头颅的鸡仍在地上走动，生命力之顽强，不逊于它后来被用作祭品奉祀的将军的头。彼得从牲畜的生生死死中，也领会人之异于禽兽者希，而相同居多，相同的是在死亡的镰刀之下一样会表现出本能的惊骇与震颤。只是动物如猫狗比人类更懂得尊严，知道自己临死前会躲起来找洞钻不让你看见。

杀气之重，在母亲的口传故事中，又多添几分。“这里附近一带，以前是乱葬岗。”彼得问什么是乱葬岗，母亲说：“日本仔打香港，三年零八个月，被杀的人太多，就随地找个山岗填埋尸体。”怪不得这里的大榕树如此茁壮，长年累月吸取陈死人的枯肉做养料，有几多的阴魂在大榕树荫下游离，避开碰不得的阳光。生者踩在死者的头颅之上，楼宇地基建在未寒的尸骨之上，风吹不倒，异常稳固。熟睡时有鬼魂相伴，男女老幼，没了下巴、面孔或者双腿的，互不侵犯就相安无事，习惯了就形同空气，虽然淘气的鬼魂偶尔也会捏小孩的鼻子。

不远处有一堵树墙，打横长出几棵树来，树根就扎在斜斜的墙身上，顽强如斯的生命，不落地也可生根。树木以外，树墙上有几个洞子，母亲说是防空洞，彼得问什么是防空洞，母亲说：“日本仔打香港，三年零八个月，从高处投下炸弹，人们就躲进山洞、树洞中，躲避空袭。所以小孩子不要乱钻山窿。”曾经被用作避难所的山洞，如今已被堵塞着，要钻也钻不进去。山洞被堵塞犹如嘴巴被封锁，好比被绑架者嘴巴硬生生被塞进毛巾，多少的历史秘密有口难言。彼得从外打量着洞子，想象着里头是别具洞天还是空空如也，但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他被隔于洞子和历史之外，一切缺失只能靠想象填充。

二〇〇九年

昔日家庭出行记

假日的皇后像广场如今成了外籍佣工休闲之地，有时经过，思绪不禁拐回昨天，想到小时候，假日里父亲带一家大小出行，从西环坚尼地城乘5号蓝色中巴出发，目的地就是皇后像广场。拍拍照片走一会儿，尚有余兴，或走到山上的兵头花园，或溜达到海边的大会堂，也有到卜公码头上盖吹吹海风，印象中这里有一间类似茶水部的平民餐厅。当时很多问题尚未懂得问，譬如卜公码头点解叫卜公，皇后像广场为何无女皇像，昃臣爵士何许人也；不过这样的市区出行，就是一家大小昔日的市区游记，简单而不失欢愉，想这也是几代孩童共有的记忆。

在香港还未全面商场化之前，一家大小专程到商场游逛，也曾是家庭的假日休闲娱乐。中环的置地广场之外，万宜大厦也去，大人告知，这条红皮扶手电梯，是香港第一条扶手电梯呢。如果是对岸，则乘一趟天星小轮到尖沙咀海运大厦，甫落船经过五支旗杆，即见海运大厦门前的梯级和两道扶手电梯，川流不息向游人招引，尚未抵达已经历一回“仪式”。商场的贵价品买不起，但看看大厦内西式而富格调的装潢、摆设、雕塑，感觉也很摩登。事后回想，父母带子女到这些地方，当时也为接触城市新事物吧。海运大厦是全亚洲第一个大型商场兼邮轮码头，无线电视正式启播前在这里试播，贸易发展局最早的总办事处于此设立，商场开幕不久，楚原导演的《我爱紫罗兰》就来到这里取景。这些都在我出生之前发生。物以罕为贵，商场确曾为城市引来新事物，如家人到沙田新城市广场观赏全城第一个音乐喷泉，只是这时候，我已长大成一名少年，有了自己的朋侪天地了。

是的，以上提及的一些地方，曾几何时是殖民重地，皇后像广场在十九世纪末填海后兴建，于维多利亚城中轴线据点上竖立了多座英国皇家人物铜像，广场本身便是一个权力象征。“兵头花园”这名字也有殖民味道，“兵头”即港督的俗称，公园在开埠初期落成，主要给殖民贵族延续他们在英国老家的庭园生活，后来逐渐向市民开放，“兵头花园”之名，更胜其官方名字“香港动植物公园”。香港公园前身为域多利兵营、遮打花园前身为木球会等，这些例子自不用多说。我有印象的卜公码头属第二代（现在移师赤柱的卜公码头，于我又太陌生了），第一代用作接待达官贵人，至后来的皇后码头启用为止。英女皇来港于皇后码头抵岸，但这里也不是不与平民百姓混同的，中学时第一次参加联校活动游船河，大伙儿就是在皇后码头下船的。说到官民混同，现在列入“保育中环”之下的前政府总部，我清楚记得以前曾多次到西座饭堂进餐，地面为公共休憩空间；一九九七后政府合署外却架起大闸围栏，官民分隔，一闸见端倪，如今独剩活泼葵鼠在围栏上自出自入了。

我来自普通家庭，没有三岁到迪士尼、五岁飞东京大阪，小时候只在城中出行，与今天活在荧幕世界的港孩一代，又判若两个世界。除了以上说到的公共地方、商场，我还记得电影院，特别是就近我家的太平戏院、高升戏院等。父母不特别热衷电影，但像《半斤八两》《毛孩》《投奔怒海》《忌廉沟鲜奶》《边缘人》《表错七日情》等电影，却是小时候随父母全家到戏院观赏的；多年之后，戏院早已不在，影像记忆仍有残留。你能想象今天一家大小的出行活动，会是以看一出沉重的《投奔怒海》作消闲吗？唉，流年暗中偷换，今夕是何年。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为父母守岁

今天，还有谁晓得苏轼的《守岁》：“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你与我，也许都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孩童。

团年饭吃过了，稍待消化一下，便来个饭后甜品，不消说，汤圆是也。一顿饭就是一场文字谐音游戏——发菜蚝豉，“发财好市”；鱼当然要有，“年年有余”；汤圆，则是团圆。一年就是为了一个心愿，平平安安，一家团圆。

未懂苏轼前，母亲已告诉我们，除夕夜，儿女不睡，灯火长日通明，可为父母添寿。我不知道这说法有多真确，但如果这是一个祝愿，我多么愿意守在灯旁，到天亮时才合上眼睛。小时候父亲管教甚严，晚上十时就赶我们睡觉（其实我常常在床上瞪着眼），独除夕夜，可以名正言顺地玩到通宵达旦，还可一尽孝顺之道。我总是最晚睡的一个，其实，我从小就不容易入睡。

那长夜漫漫，玩什么呢？包利是、贴春联、预备糖果盒、剥瓜子，还有还有，赶在亥时完结之前用柚子叶冲凉，洗去过去一年的颓气。有趣在洗澡却不洗头，除夕夜不好洗头这习俗，是母亲说的，我却从不知道由来。稍大一点就跟兄弟姊姊搓搓新年麻将，小玩而已，通常不过四圈，但在噼啪碰撞之中，也溜走了一点时光。然后就是父母亲派压岁钱，给父母亲说说祝福话。“恭喜发财！”“身壮力健！”“心想事成！”……

那个年头，很多东西都是亲手做的，我记得小时候油角也是自己包的，我们说“折角仔”，在油角皮上填馅料，然后折合、捏边。下油锅的当然不是我的事宜。这个时候，我一定还是非常年少。因为到后来，一切逐渐从简，亲手做的也转为买现成的。没有再劳师动众为新年添大袄新衣了，慢慢我也不太乐意随父母亲到亲戚家拜年了。岁月悠悠，新年习俗的变化，同时覆叠着时代跟个人的成长。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如今人长大了，体力不济，通宵真成了“强不睡”了。压岁钱接过，添一句“寿比南山”，父母亲都已经是老人家。

二〇〇九年一月

我一直错过的母亲

关于双亲，波兰导演奇斯洛夫斯基传记说过一段话，我记忆犹深：“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公平。当我们的父母在他们最辉煌的时代、最好、最有精力、最生龙活虎、最充满爱意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他们，因为我们还没出世，否则就是年龄还太小，不懂得欣赏。等到我们慢慢长大，开始了解这些事以后，他们已经老了。他们的精力大不如前，求生意志也不像年轻时那么旺盛。他们遍尝各种希望的幻灭、各种失败的经验，变得满腹苦水。我的父母都很好，真的很好，只是我从来没能及时欣赏他们的好处。”

母亲年少的时候是怎样？二八年华青春少艾的时候是怎样？何时情窦初开？父母亲是如何邂逅的？连忘记都说不上，因为我压根儿错过了，只能凭借一些黑白旧照，做不真实的想象。以及母亲似有还无、断断续续的口述。“你父亲呀……”“你爷爷呀……”“你婆婆呀……”她一个人，勾连着两个跟我血脉相连的家族，成为我认识家族故事的唯一叙事者（相对来说，父亲少有言及自己）。不太刻意的，话语间或夹着生活牢骚，在做着家头细务时，对着子女又像对着空气诉说。又或者在我还会跟她到菜市场买菜时无意间说出。这已经是泛黄的日子。那时候，我一定非常年少，而母亲，仍是一个年轻母亲吧。可恨我记得的太少，也许当时无心装载，太多话语像细沙漏过指缝间，盛不着，一去不返。

然后是一大片沉默。并非不言不语，只是更多是日常家常话，有时聊聊媒体话题，不切身的。有时是关己的，却是简短得不能再简短的“对答”。“最近很忙吗？”“是的。”“身体好吗？”“还好。”说不出累的是她还是我。有情的是一张圆桌，中国人的亲情都离不开食物，一家人可以共聚，就很好了。但这时候，父母家的饭香已经久违了，子女离巢，久已不再共住，除了过年过节，一般聚餐，就交由酒楼代办了。家人成了非常特殊的“酒肉朋友”。其实我仍很想很想听故事，真正属于双亲的故事，只是那些故事似乎不适合在酒楼说。而我也问不出口，我最亲爱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好意思探问其个人故事，中间仿佛隔着一堵无形的墙——心之墙。

然后母亲头发蔓生出片片白莲。转眼乘公交车已经享有老人优惠。牙齿又掉了一颗（其实已所余无几）。造成骨质疏松的结果，肯定有我的份儿。皱纹爬上了双手、脸颊、颈脖。不用母亲说，身体变异就在说话。骨头在身体内打鼓。颈椎的骨刺又多了一片。腰椎镶了一枚螺丝。胆子早已没了。石头长到肾上去了。血压成了生命的常态高潮。有时我别过面去，不敢直视母亲的脸庞。“妈妈，我不是不想看你的脸，我是不欲看见，生命的残忍。”一个家庭是一列车卡，集体地驶向年华老去的尽头。母亲的年华老去提醒我的青春不再。

由是我想到，生命从一开始，就无可复圜地离开母体。浸泡于羊水中，完完全全血脉相连水乳交融的状态，成了永远不可折返的原初想望。之后我甩掉了母亲的乳房、母亲的背带。因为要自立，我甚至松开了她的手。我错过了母亲许多许多。不仅是我未出生前来不及认识的那个女子，还有是我眼前熟悉不过却又如此陌生的母亲。如果有谁要我像小学作文时写一篇《我的母亲》（奇怪更多是写《我的父亲》），我怕我会交出一篇白卷。每一片母亲的空白，都写着自身的空白（断了脐带，你如何答得出：“你从哪里来？”）。

或许，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写照。等到我们开始发觉对双亲的过去所知甚微而引以为憾时，我想，我们离懂事又有一段日子了。有感缺失，也许是爱的另一开始。不要老是重播《爱得太迟》，等到玫瑰花蕾都丢落地上。来吧，母亲，我小时候的说故事者，你还有故事想说，我就有心去听。陪上一千零一夜，足够吗？

二〇〇九年四月

病中记父亲

在医院，我第一回这么近距离地听到有人称呼父亲“伯伯”。可能也不是第一回，只是第一回听得这么入心，简直听入心肺。

好像不过一个回头，父亲就突然老了，头发生白，年轻时一头浓密的黑发已生出衰颓的暮意。

六十三岁，原来已被称为“伯伯”。

父亲已经六十三岁了，但我一直不肯承认他已经是一个老伯。记忆中的父亲不是这样的。而拒绝承认父亲之为“伯伯”，又是否跟拒绝承认自己已不再年少有关呢？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父亲渐行渐远的呢？是从第一次大吵大闹后拂袖而去吗？是从第一次有权选择不随父亲去新年团拜吗？是从我第一次拍拖，将心思都花在女孩子身上吗？是从第一次搬离家自住吗？是从快餐店茶餐厅的味精饭开始取代父亲亲手烹调的住家饭吗？

我已经想不起真正的源头来。

记得一次年三十晚回家吃团年饭，像小时候一样，父亲对我说：“国灵，有鸡肝呀！”我心里感到一种难言的伤心。父母对子女的认识，很多时是停留在小时候的。父亲到今天仍然以为我喜欢吃鸡肝，其实我不吃动物内脏，也有十年了。如果连这一点小习惯我也没有让他知道，那精神上的，我心思所念所动的，就更遑论知晓了。我以往常想，他们怎么老是不了解我，我也曾经埋怨，今天想来，如果这条横亘于我与父母之间的鸿沟真大得已无法拉近的话，这当中，一定少不了我的参与。

一场病，将父与子之间带回一个短暂的接近。我们每天都有一段相聚的短暂时光。父亲每天早上，医生未巡房前，便挽着一壶亲手烹调的燕窝粥或田鸡粥或瘦肉粥来到医院。母亲身体不好也隔天来。我让父亲不用天天来了，他就是不听。

父亲每天带粥带汤。每日半小时的共对，有时闲话家常，有时说说自己的近况，有时说说香港的现状。退了火气的父亲变得更可亲，他的愁眉仍是深锁，我知道这趟是为我病的缘故。他的感情就埋在愁眉之间，冷不防突然又宣之于口，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唉，你真是令人痛心！”“那么年轻就病倒，再叻也没用呀！”

父亲怕闷，周末不爱困在家中，喜欢与母亲四处逛。我一直以为他们两老一起不愁苦闷。但我可能想错了。一次探病的时候，我随便问起父亲的生活点滴，不料他忽发感触地说：“唉，有时两老在家中，你眼望我眼，不知有什么好做，便到处逛喽。唉，也没什么好逛。”

我曾经为一篇“老年期适应障碍”的文章采访过一个专注老年人精神方面研究的精神科医生，他谈到长者中相当普遍的“空巢症候群”（Empty Net Syndrome）——儿女长大自立，搬离家庭，父母留守“空巢”。这篇文章我是为一家长者义工机构而写的。执笔的时候，在芸芸的老人中，我竟然没想到自己的父母，可见观念的认知与实际的关怀，真可以是两码子事。

这十多年来，父亲的火气减退不少。不仅火气，赌性也大为遏抑，虽然也赌赌马仔，但都是小赌怡情了。火气的减退可能是年纪的关系，赌性的遏抑则不知经过了多少惨烈的教训。不过，当火气和赌性都大为遏抑时，我已经飞出了父母的“鸟巢”，自筑自己的世界了。

或者最感欣慰的是母亲，起码有一个安宁的晚年。

我不止一次看过，父亲和母亲行路时握着双手，我曾经觉得老来还会紧握双手的公公婆婆真是受上天眷顾的。多年后，一对受眷顾的老人站在眼前，他们就是我的父母。太阳猛烈的时候，父亲还会为母亲撑伞，那个年轻时温文的男子好像又回来了，只是已经皱纹斑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二〇〇一年

忆述住家饭

我开始理解，父母这一代人可能没听过什么“亲子关系”，亦未必太善于沟通，但无可否认，食物其实也是一种沟通，是家的维系、爱意的传递。

在我心中，父亲是绝顶的烹调高手，他虽是大男人一名，但绝没有“厨房属于女人”的思想，相反，他年轻时已是厨房主人，我们都说他的厨艺了得，比母亲煮的菜更有火候。退休后，他更完全担起家庭大厨的重责了。

自从搬离家后，与父母的见面不多，有时相约也是大伙儿往酒楼吃晚饭，与父母的联系，越来越离不开食了。我一直认为，与父母的关系应该不限于食的，譬如，还可以陪他们看一出大戏，与他们到郊区走走，但这么多年，这些，我一直没有做过。这一定是我做得太少太少。

因为已经不共住，父母亲每天煮饭的日子，已经变得很远很远了。有时在学校读书晚了，让父母留饭的日子，亦已一去不复返，虽然每次想起，便好像嗅到久远的饭香，和蒸笼的热气，仿佛有一个小子，踮着脚走进厨房揭起饭煲盖，时间就在这刻定了格。那个时候，我一定是非常年轻，而父母亲还未到称得上老人的年纪。

现在，父亲一年也会下几次厨，都不是往日的家常便饭，而是非常隆重，在一些大日子，为全家人炮制一桌子琳琅满目的丰富晚宴。

我知道，我全家人也知道，父亲为了炮制这大日子的晚饭，有时会张罗好几天。几天前便开始构思、选菜，到大日子当天很早便开始预备，有时大热天，家人在冷气充盈的客厅等吃，父亲待在厨房里好比“焗桑拿”，豆大的汗珠，在父亲半裸的上身爬行。

饭菜一碟一碟地端出来，十几个人十几碟款式，谁都知道，一顿饭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一顿饭太过短促，大约吃两小时吧。一场努力不过为了两小时的高潮，好比小时候唱歌咏团，苦练多时最终不过站在台上唱它的五分多钟。至于苦练的过程，听众是不看的。一顿饭吃罢，一曲奏罢，心力作结。我已经尽量填饱肚子至不胜负荷，看着一桌子剩菜，觉得父亲有点枉费心力，我心便难免戚戚然。

为什么不可以抽一次机会随他到街市看看他选菜的经过呢？我知道父亲不会同意我这样做，他会觉得这样的工作与我格格不入。但我也的确没有要求过。我只是等吃的一员。这样，我成了安坐台下的人，对献技者练习的背后，毫不知情，即使当下享受，事后往往想不起来。

而最令我心有戚戚，是一个不能宣之于口，偶尔在脑内浮起的不好念头。父亲今年六十四岁，如果每年父亲做三顿“满汉全席”，父亲可以做到多少岁呢？过年过节，一家人的亲情就全系在父亲的厨艺上，这一顿饭将开枝散叶的家庭聚拢一起，成为家庭最强的亲和力，父亲扮演这个强壮的角色还可以多久呢？

如果父亲可以强壮至八十岁，那么还有十六年，那就是四十八顿，父亲的晚饭。四十八顿，每吃一顿，数字减一。数字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每想及此，心头便不由得抽搐一下。

这样，我来到数算自己，和数算父亲年月的日子。我真是遗传了父亲忧郁的性格，在事情未发生前已开始担忧了。或许是庸人自扰，但肯定的是，因为在乎，才会不动声色地，从未来预支伤感。

犹记得病后初愈的年三十晚团年饭，我吃得百感交集。父亲仍然当我小孩一样地说：“国灵，有鸡肝呀！”这次，我没有一言不发，我开口说：“爸爸，我已戒了吃内脏很多年了！”父亲“呀”了一声，把鸡肝夹进口中，然后浅笑说：“都没听你说过。”

吃过晚饭后，我罕有地在父母家留宿一夜。又想起小时候年三十晚守夜的情景。我拿出一沓沓的相簿，在昏黄的灯光下夜读。不错，是“读”相片，是仔细地读，而不是走马看花地“看”。

一张张照片，由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一直进入褪色发黄的彩色照，由褪色发黄的彩色照一直进入母亲大寿时弟弟拍的数码照片；由祖母的存在翻到祖母的不在，由父亲的青春翻到父亲的皱纹，由我的不存在翻到我的出现，由我的孩提翻到我的今天。我翻着一个家庭延续的故事，又仿佛翻着一页页年代的历史。

我看到父亲年轻时穿着的花哨夏威夷恤衫，我看到父亲年轻时喜欢穿着的猎装，我看到父亲梳了那个年代时髦的“飞机头”，还戴上有型有格的太阳墨镜。

我想到，父亲是我的父亲，但也是一个年代之下的父亲。成长于战火岁月，由贫乏年代走过来，经过艰苦日子，胼手胝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购置了自己的第一层楼，由新市镇搬到杏花邨再搬上罗便臣道，九十年代儿女出生，然后香港九七回归也是六十大寿之年，然后走过千禧，变成一个白发老人。

揭到后来的相片，已出现了姊姊的女儿我的外甥女，时代已准备交棒给下一代了。我仿佛看到父亲朦胧的身影，渐行渐远。

二〇〇二年

成长之必然

外甥女八岁那年，一次从她口中冒出这样的一句话：“男人怕什么透露年龄呀，女人才怕的嘛。”所有人都觉得平常，唯独我听在一角，因如此平凡的一句话而略感惊讶。惊讶正是因为它的平常，如此一句携载着社会大众价值的话，竟出自一个如此稚嫩的生命之口。我顿觉哑口无言。

小外甥女一定不知道这个飘忽无踪的舅父，其实一直察看着她。看着她时，我又像看着千个孩子的身影。

我又记得她喜欢的公仔。她小时候很特别，喜欢马，马的毛公仔、马的玩具、马的模型，她都喜欢。原因倒简单，她的外婆，我的母亲，是肖马的。有时她玩马公仔时，会以外婆来称呼它们，有时也会对它们糟蹋一轮，搓圆压扁。从这些动作中，我看到一个小孩血液里的爱与恨。

后来一天，我发觉马公仔不翼而飞了。一件一件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凯蒂猫（Hello Kitty）、加菲猫、史努比一类的玩物。我没有问过马公仔怎么会给丢弃了，周围的人也没有问。我只是觉得一点说不出的茫然。

后来一天，她的公仔变成真人，杨千嬅、容祖儿等（最新偶像则是杨丞琳）。然后当她念念有词地唱着杨千嬅的《向左走向右走》时，我方才醒起，原来外甥女已很久没手舞足蹈地唱她的幼儿园儿歌了。曾几何时，好像不过不久前（其实已好几年了），我还记得她与她的父亲一起合唱儿歌，现在，却是她独个儿唱起流行歌来。一次她问我懂不懂得唱容祖儿的《骄傲》，我说没听过呀，她的反应是：“啊！《骄傲》你都未听过呀！”

孩童由唱儿歌改为唱流行歌，其实平常不过。只是当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眼前上演这些变化时，你还是不能不为这一变化力量感到震撼。我没有问她：“你懂得歌词内容吗？”向左走，向右走，一个人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选择，进退失据，缘分擦肩而过……没谈过恋爱的她，真的明白这些吗？不管如何，语音先于意义，钻入她的脑袋，成了下意识朗朗上口的机械式记忆，可不能不令我惊讶于语言的催眠力量。

然后她刚踏入十一岁，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一个流行爱情女作家的小说。我猛然惊觉，她一只脚已准备好跨进少女期了。

一切一切都非常平常，平常得有点触目惊心。我惊讶于成长的必然，必然的进程连着必然的社会价值配套，惊讶于价值的社会化是那么不动声息地传播扩散。

现在回想，一切，也许从孩子懂得第一次做“飞吻”的时候便开始了。

“来，囡囡，给××来个飞吻！”（××可以是任何长辈）囡囡最初对这话是没多大反应的，但某一次，当时她只有一两岁，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吧，她真的把手掌放在嘴巴上，然后“啜”的一声，把手掌扬开，在旁大人表现得十分雀跃，囡囡自己也兴奋了，发出咯咯笑声。

我当时看在一旁，并没有如其他大人般拍掌鼓舞。我只是见证了一个生命，一个呱呱落地本来白纸一张的生命，在其白纸上，平平白白写上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礼仪。

不错，我把“飞吻”看成是一个社会化的礼仪，不同于吸吮母奶与生俱来的本能。“飞吻”是一种规范，世界的共通语言。所有孩子的第一个“飞吻”，都是大人教的，也是给大人做的。当所有孩子都以同一个动作，来表达自己的伶俐、对大人的友善，这个简单动作，就有了非比寻常的意涵。

成长之必然，一如我自己也无可避免的曾经如是。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