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给足了我们幻想的空间性，时间的久远让人物的生平事迹覆上一层无形神秘的面纱。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说：“编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如果超群出众的人物在其生涯中遇到某些令人感到惊奇或神秘的事情，人们就会极其贪婪地抓住不放，将其演绎成一段传说，然后狂热的深信不疑。这是人们对平淡生活提出的浪漫抗议，而传说里的轶事便成了英雄晋升不朽境界最可靠的通行证！”
而曾在尼罗河畔盛极一时的拉美西斯二世大帝，也难逃成为诸多作家笔下生花的主角人选，作为古埃及第十九法老王朝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的功绩自是不言而喻。
但极为可惜的是，能够详尽记述他生平的《尼罗河上的辉煌：拉美西斯二世》纸质书籍原版已绝版，而高清影印的黑白版着实差强人意……
在诗人雪莱讽刺《权利的虚无》一诗中，提及了拉美西斯雕像上的石座铭文“我名奥西曼狄亚斯，王中之王，看我的丰功伟绩，强者快自叹弗如！”这句铭文倒是使这位君主的形象生动了些许，语气骄傲自信，甚至有些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的孩子气。他性格的这一点，在后来埃及与同时期强大帝国赫梯的对峙——卡迭石之战中，表现的颇为明显。因轻信赫梯由奸细伪装成牧民之语，毫无防备之下，在最初的鏖战中损失惨重，但最终还是获得了破敌三千自损八百的胜利。这一胜利在他长达六十七年的统治生涯里，被其大肆宣扬为辉煌的功绩，并为他本就受民众拥趸的君主权威锦上添花。
这一历史名战交锋之前，其父亲塞提一世的逝世，让其有了集权的契机。在运送塞提一世的木乃伊去国王谷陵墓下葬后，他以埃及众神宠爱的法老之名，履行宗教职责，主持了欧拜节，并趁此机会任命了侍奉古埃及主神之一阿蒙神的阿蒙大祭司。
古埃及是一个奴隶制的神权国度，统治者法老则集神祗、国王于一身。先前的法老阿肯那顿因废除埃及民众信仰诸神，改信他后立的唯一主神——太阳神阿吞，致使古埃及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动乱，所以神权这一块，君主动不得。拉美西斯二世首次任命祭司的这一举动，实则体现了他君主集权化的野心，也同样，使古埃及有了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璀璨的壮阔盛世，然而，最令人惋惜的便是这仅仅是昙花一现，随着拉美西斯二世的逝世，古埃及自此由盛转衰，曾经盛极一时的埃及文明最终还是被中断替代，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同他创建的名城——比—拉美西斯结局一般，那令人炫目的城市随时间的推移终被夷为平地。曾经辉煌一时，诞生于公元前三千年的，在干燥条件下千年不腐的莎草造纸术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失传……
这一脉古文明的残缺和落败令人扼腕叹息，却又让我联想到了复兴这一词。
提到复兴，便又想起了最初发迹于意大利独立的城市公国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这一复兴对人类的启迪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但在我翻阅资料仔细了解过之后，心情却有了几丝沉重。
璀璨光明的复兴背后掩藏着的是长达两个世纪的残杀行动，令人瞩目的宗教改革致使的宗教纷争更是加剧了这一迫害行动的白热化。
所谓“猎巫行动”就是猎杀巫女的行动，在当时的欧洲，被认定为的巫女者身份的方法极为荒诞，可以是邻居举报，大街上的信口指认，无需什么确凿的证据，只要沾上这个词，便是一场噩耗。刑罚的残酷程度可是与同时期的文艺复兴与后来的宗教改革所倡导的，人性的觉醒和注重人本身价值的旗帜相悖。由此看来，文艺复兴归根结底上，也只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群众中的复兴。文艺复兴时期举足轻重的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者，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洛伦佐，他对文艺复兴的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他的母亲，一位极出色的诗人也未免其难的被世人冠上业余性，只因她的主业是承担相夫教子责任的家庭主妇。
被迫害的所谓的巫女，实际上大多是一些孤寡妇女，甚至还有妙龄的年轻女子。
于此同时频发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我想，该是此迫害的症结所在。
战争频发，疾病肆虐，粮食短缺，所以，一切的残害和猎杀便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场人性觉醒的文艺复兴尚且如此艰难，更遑论说消失中断几世纪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如今早已面目全非的古印度文明。这样联想起来，中华文化历经千年没有湮灭中断于历史齿轮中，足以得知是如何的弥足珍贵，也为何能担得起“源远流长”这样的美誉。
文明的诺亚方舟在人类的历史上起起伏伏，有过波澜壮阔，也有销声匿迹，纵观整个世界世纪历程，这些，不过是水面上不大不小的水花。文明的诞生，在另外某种概念里，不也是一种馈赠吗？
所以，盛况，悲壮，抑或复兴，是否就是想要极力挽回曾经被丢失被遗弃的馈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