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世纪中国经历了至少三次革命。第一次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军阀统治的共和国。第二次是1927年的革命，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南部，与共产党分裂，建立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一党统治的共和国。第三次革命发生在1949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人民共和国。

本书述及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时段为国民党统治时期1927年到1937年与日本开战前的十年间。在这十年中，蒋介石主持着南京的中央政府，他试图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未竟的建国计划付诸实施。这个计划的一个中心点是在上海——20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中中国唯一真正的大都市，建立上海特别市政府。当时上海的一部分还处于外国的统治下，蒋介石决心在这个城市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国民党政府，其部分原因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恢复对条约口岸的主权并加以管理。

上海特别市政府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实验地。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动荡不定、法治不全、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城市，国民党是否真正有能力建立一套适应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在蒋介石和他所任命的上海市市长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警察队伍的建设。在致力于维持城市不同租界、地区和区域法制的几个执法机构中，这是唯一的中国执法机构。国民党能否建立起一支近代警察队伍，仿效世界上最好的执法机构，有效地解决上海的公共卫生、住房、交通、工商执照、娱乐业、工会以及绑架、新闻书刊检查、贫困、吸毒、卖淫和抢劫等问题，同时又推进收回租界的中国主权计划，控制上海华界普遍存在的无序和动荡呢？

南京政府认为，上海一方面长期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重要阵地，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工人运动的堡垒，公安局是国民党用以在这个中国最大都市确立新的革命政治秩序的基本工具。本书旨在研究国民党如何在十年中依靠中国警察力量，将上海转变成一个国民党表现自身的舞台，并希望澄清国民党政权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央的党国体制与民国地方势力间的关系，秘密组织和犯罪集团在腐蚀国家政治机构中的作用，警察力量和民间势力在都市中的平衡，在军事入侵和占领的巨大压力下上海政治组织的演变。

我们应该看到，任何对国民党统治十年中的革命目标的探究，都很快会偏离到日本人在这个关键性十年中所造成的结果上来。因为知道了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行将发生，历史学家就很难在研究1927年时，对1937年国民党遭受的军事大溃败视而不见。当时在上海战场中国军队就伤亡了25万人。但如果我们能在回顾这十年时暂时不要考虑以后的事态，就能理解国民党如何对上海复杂的社会施加影响，而其政权本身，甚至中央政府，也反过来受到这个城市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事实上，我们将看到，民国政府体制化了都市社会的某些方面，而社会的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也相应地改变了统治其上的政府当局。我希望我们能因此了解中国第二次革命最终注定要失败的原因。

西方历史学家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史有许多诠释方法，但有四个命题颇为流行：清帝国瓦解后出现的军事混乱和分裂；国民党建立新政治秩序的进程被1937年日本入侵所打断；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领导的民众革命运动的加强；对新国家性质的探索因城市民主运动的失败而打断。由于近代中国出现的不稳定，这四种历史观都强调这段历史的不连续性和不完整性。

与之相反，本书要确立一种相关性和连续性：晚清改革、国民党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间的联系；抢劫者和革命者之间的联系；警察和罪犯之间的联系；不同背景的特务之间的联系；从1910年的天津警察、1931年的上海公安局到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联系。概而言之，我所研究的是行政专制权力是如何可悲地在近代警察国家中制度化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