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以勤补拙，终成大器——李先念

他是大别山的儿子，参加过黄麻起义，当过游击队长。红军时期，他曾万里长征，血战河西。解放战争、中原突围成就了李先念的赫赫威名和他开国军事家的历史地位。他一生坚持党性原则，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戒骄戒躁。李先念曾说道：“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是全党力量的成功，也是全体干部与群众力量的成功，决不是个人力量的成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事业，当成自己私人的家当。”

李先念档案

姓名字号：李先念

籍贯：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生卒年月：1909年6月23日—1992年6月21日，享年83岁

最高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政协主席

李先念简历

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高桥区九龙冲。

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任红军第11军第31师5大队副班长。

1931年——任红4方面军第11师33团政治委员。

1932年——任红11师政治委员。

1933年——任红30军政治委员。

1936年——任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

1938年——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部长。

1939年——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1941年——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1945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7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1948年——任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

1949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南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2年——任中南局常委、中南局第三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同年兼任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

1954年——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1956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8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7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1979年——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88年——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

一、中原突围

“嘀嘀嘀——嘀——嘀嘀”。

1946年的夏季，要比往年来得稍早一些。而敌人的磨刀霍霍，让中原解放区的这个夏天更加炙热。

6月21日，一封请求实施主力突围计划的加急电报，从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秘密发往延安。

两天后，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终于收到了中央复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看着这短短的两行字，李先念和郑位三心情沉重地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明白，在敌人五倍于己的兵力优势面前，接下来的突围战斗，将是何等的艰苦和残酷。

当然，此时的李先念不会想到，他所指挥的这场中原突围，将会是中国解放战争的起点，也是他个人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闪光点。

他只知道，一场大仗，就要打响了……

中原解放区，位于鄂豫皖边境的大别山区，抗战结束时曾地跨平汉铁路东西，接近武汉，方圆15万平方公里。在国共谈判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做出了巨大让步，中原解放区面积因此缩小。1946年5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虽然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定》，但国民党军的“蚕食”进攻并未停止。蒋介石认为中共据此随时可切断平汉路交通大动脉，是中原地区的最大威胁。

1946年6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已决定大打，蒋介石任命刘峙为进攻中原解放军的总指挥，调集了11个正规军26个师约30万兵力，部署于中原解放区南北两线，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随即赶往驻马店设立了指挥所，并限所属部队7月1日发起总攻击，妄图在“四十八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解放军中原军区主力。

原先蒋介石估计，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军区部队可能会向东北方向突围，与山东的解放军会合。因为在其他方向特别是在西面的平汉铁路，皆有国民党军重兵防守。而李先念认为，敌人重点布防之地往往是敌人容易懈怠之处，为了达到出敌不意的目的，李先念选择了与敌人估计正好相反的方向，即向西突围。

6月23日当晚22时许，天气由小雨转晴，一弯下弦之月，放着清冷的光，淡淡地照着四野。江水在默默流淌，远近的山峦静悄悄的，偶尔不知从何处传来汪汪的狗叫声，使得这个夜晚给人以更加宁静的感觉，谁也觉不出一场大战即将到来。

夜晚、星辰、山野是松弛的；夜晚、星辰、山野之中的人却紧张无比。李先念在他的临时指挥部里，借着马灯的光亮，向中原军区各部队首长传达了中央命令尽快突围的电文。

“皮定均同志！”

“到。”人称“皮猴子”的皮定均，此时正担任中原野战军第1旅旅长。1944年9月，中共中央派皮定均率豫西抗日独立支队跨过黄河天险，深入豫西山区。不到三个月，皮定均硬是以千余人的部队在民风强悍、地方武装林立的豫西站稳了脚跟。抗战胜利后，皮定均的队伍已经壮大到一旅之众，后编为中原野战军第1旅。在豫西，第1旅以敢打敢拼、不畏强敌而威名远扬，被敌我双方皆称之为“皮旅”。

“军区决定，由你部掩护军区主力突围……”

李先念的语气很沉重，为了掩护主力突围，中原军区只能丢卒保帅。这个卒，就是皮旅。

根据李先念和王树声的要求，皮旅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变成敌人眼中的主力，将敌人至少拖住三天，掩护中原军区主力突破平汉铁路。

当谈到3天后皮旅的行动方向和方案时，李先念的声音突然顿住了，他不知道3天后还有没有皮旅，当年掩护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封锁线的红34师，就是以全军覆没结束了自己的悲壮军史。

目前李先念的突围具体部署是：先由皮定均率1纵队1旅向东行动，造成主力东进态势，以迷惑敌人，转移敌人的视线。然后中原解放军的主力分为南北两路向西突围。其中：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中原局、中原军区直属队和2纵队主力为北路，王树声率1纵队（缺第1旅）为南路。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由此化为三股，分散突围，其余少数武装力量，或坚持原地斗争，或挺进大别山腹地，继续打游击，以牵制敌人兵力。

在领受任务后，皮定均甚至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掩护主力安全向西突围，从6月24日开始，皮旅7000官兵沿着根据地中心区白雀园向东一字摆开，在2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顽强抗击国民党4个军10万余人的攻击。

对于完成3天阻击任务，皮定均很有信心。但是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3天后的行动方向和方案上。在中原军区刚领受任务回到旅部时，他就派作战科长带精干分队向东侦察敌情和行军路线。在旅党委会议上，皮定均否决了向南跨过长江突围、向西尾随主力、向东分散突围等各种提议。熟悉他的领导都说：“皮猴子想走一步险棋！”

26日晚，恰逢天降暴雨，皮定均大喜道：“真是天助我也。”在暴雨的掩护下，皮旅在2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全线出击，然后突然收兵，7000大军瞬间变得无影无踪。

皮定均率领部队时而向西，时而向南，最终藏入了一个叫刘家冲的小山村休整。刘家冲这地方只住有6户人家，正好位于敌军频繁运动的两条公路之间，别说敌人没想到皮猴子这步险棋，就是1旅部队自己的同志也没有想到旅长玩得如此心跳。

两天后，皮猴子算好敌军主力都向西北方向去了，1旅也得到了充分休整，于是他一声令下，皮旅全体指战员急行军迅速通过潢（川）麻（城）公路，向东直插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当敌军发现敌情回头时，皮旅已经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

时刻关注着皮旅消息的李先念，此刻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与王树声握手言别后，指挥部队随即开始了后来彪炳史册的中原突围。李先念与王震率北路军共1.5万人，以秘密、神速的行动，趁着26日晚的连夜暴雨，成功突破敌人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军发动总攻击之前，跳出了其内层包围圈，接着，他们越过了天河口和苍苔地区，进入伏牛山南麓。

7月11日，李先念部到达内乡县地区，为分散追堵敌军的兵力，他与王震商议决定北路军再次分兵两路向西转进。面对随时会全军覆没的险恶形势，李先念连续组织了突破敌人天然防线的抢渡丹江战斗、打开入陕门户的南化塘战斗，一路力战、苦战、血战，终于从敌人重兵追堵的险境中冲出一条通道，进入陕南创立了游击根据地。

与此同时，王震率359旅顺利突围返回陕甘宁边区，王树声则率部于30日晚从广水、花园之间越过平汉路，抢渡襄河，创立了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游击根据地。而那支拖着敌军主力不分昼夜在皖中平原上飞速狂飙的皮旅，也成功突破津浦线封锁，进入华中根据地与兄弟部队会师。

中原突围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战史中极其精彩的一笔，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以6万对敌30万的绝对劣势，在自损约五分之二的基础上，先后共歼灭5万余敌军，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使得蒋介石原先打算吃掉中原解放军的计划全盘落空。这样的兵力对比、伤亡交换比和结果，充分显示了李先念统率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一举奠定了他作为开国军事家的历史地位。

同时，它还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从战略上积极配合了其他地区的解放军作战，对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对我华北、华中地区主力部队度过最困难的时期，起到极大的战略作用，也为日后华北的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的七战七捷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二、大别山的儿子

在一片郁郁青青的山林中，十来个脸上挂着两道鼻涕的农家娃子，都在用无比崇拜的目光，看着他们的首领身手敏捷地爬到树梢，自鸟窝中掏出两个鸟蛋含在嘴里，又利落地爬了下来，他们的热情明显高涨起来，都抬着小脑瓜，齐声欢快地叫着：“全伢子——全伢子——”

这个全伢子，就是李先念。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出生在大别山区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九龙冲李家大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乳名全伢，号克念。在异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八，是个“老幺”。这个贫困山区、贫困家庭的新生婴儿，注定要在苦水里泡大。

打8岁起，李先念便开始跟父兄下田劳动，放牛拾柴，也干些家务杂活。劳动之余，他还同小伙伴们一道玩耍。村里的谷场，宅边的池塘，附近的山林，都是他们自由自在、嬉戏出没的场所：摔跤、打闹、摸鱼、捉迷藏、摘野果、掏鸟蛋、捅马蜂窝……

由于李先念聪明顽皮，力气大，有主意，好打抱不平，很自然地成了“孩子王”。小伙伴们都愿意跟他在一起，听他指挥。

李先念将满10岁的时候，父亲和伯父省吃俭用，把他送进了李家大屋的私塾读书。李先念知道自己家境贫寒，能读上书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又是李家祖祖辈辈破天荒能进学堂读书识字的人，所以学习上特别勤奋。在同班同学里，他的记忆力极强，认字、背书又多又快，在全班数一数二，常受到塾师韩福琦的夸奖。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先念越来越懂得读书的重要和来之不易。私塾读完后，他一心希望能升学堂深造，但学堂的费用比私塾要高得多，家里拿不出，他不得不辍学了。这时，李先念尚不明白家庭贫困的原因，但却已经深深体味到了它的苦果。

1923年，李先念到一位表亲袁学福那里学木匠手艺。正式学艺要三年才能满师。由于师傅袁学福教得认真，李先念也学得刻苦，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选择材料、绘制图案、计量尺度和斧、锯、凿、刨等基本技能，已能独立制作一些简易的木器，如制作犁耙、水车、风米斗、桌椅、板凳和木箱、木柜等。

师傅袁学福见他聪明好学，做活精细，故尚未满师，就放手让他走乡串户，单独干活。不久，师傅袁学福又把15岁的李先念送到了汉口球场街的陈福记寿器店当学徒。

在武汉期间，李先念的视野逐渐开阔，对人与人的关系及一些社会问题，成了他经常思考的焦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国共两党的革命主张和宣传，在武汉这座大工业城市不断引发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的风潮，也深深触动了李先念的心田。

此刻这个稚嫩的少年，和许多被压迫的底层人民一样，渴望翻身，渴望光明，渴望改变这个黑暗的世界。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高举红旗攻入了湖北省会武昌城。李先念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独自从汉口坐小木船渡江抵武昌，想亲眼一睹北伐军的革命风采。

当他挤在人群中，看到戎装整齐、臂戴袖章的革命军人，个个英姿勃发，神采飞扬，受到群众热烈拥戴的场景后，不禁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跟随着革命军队，久久不肯离去。

在一个漫漫长夜的苦思冥想中，李先念终于找到了改变命运的答案。于是，他毅然卷起铺盖，返回家乡，联络农友，投身到农民运动的红色铁流中去。此时，李先念家乡的县、区农民协会业已建立。为了紧紧掌握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引导运动健康发展，中共黄安县党团特别支部依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继续发展革命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入党入团的同时，着重在农村发展党团组织，并指定了各区的负责人。

从武汉回乡闹革命的王鉴、江竹青等人，负责高桥区，相继发展了夏国仪、熊邦山、田开寿等一批人入党，成为组织和掌握农会的核心力量。李先念的二哥陈有元、远房侄儿李泽信和同村好友韩爽先等，都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与从武汉归来的李先念一起商量好后，分头串联附近几个村的农友，成立了九龙乡农民协会。

农会规定，凡是贫苦农民自愿参加斗争，遵守会章，经人介绍，缴纳两个铜板的手续费，即可入会。当年冬季，李先念当选为乡农会执行委员，并经王积宽、王积全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2月，高桥区农民代表大会在王才湾祠堂举行，与会代表共120余人，会期5天。李先念作为九龙冲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省农运特派员、县农协执行委员王鉴在会上作了报告。

王鉴强调一切权力归农会，要把几千年的封建乡绅统治连根拔掉。他号召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建立农民武装，推进农村革命。通过听报告和参加讨论，李先念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对农民协会的性质、任务、民主程序、工作方法，以及农民运动的方向和行动方针，有了明确的认识，颇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使世代受尽压迫剥削的工农群众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杆，也引起土豪劣绅的极度仇视。他们或明或暗，或组织反动武装，或制造流言蜚语，或派人打入农会，或拉拢收买农会骨干，或残杀农会成员，千方百计加紧进行反抗和破坏活动。

在高桥区血债累累、残害乡民、破坏农民运动的大土豪吴隆文、吴子俊等被农会公审处决后，四乡农民就像拨云见日一样，群情振奋，奔走相告，纷纷以扁担、铁耙、刀矛为武器，协助农会捕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清算沉积的冤仇。吓得那些平时大摇大摆、作威作福的财东老爷和狗腿子们，东躲西藏。

高桥大地主吴立久，更是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因为，现今的乡农会执行委员李先念，当年在他店里学徒，没少挨打挨骂，吃苦受罪；李家又是他的佃户，常年遭受其盘剥和欺凌。单是这笔账算到头上来，他就吃不了兜着走，更何况还有其他佃户和长工的旧恨新仇呢！

奸诈狡猾、老谋深算的吴立久，为了既保命又保财，筹划再三，想出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妙计”。他伪装积极拥护革命，支持农运，托人给乡农协送信，委婉陈词，邀请李先念和农友们光临他家，摆酒设宴，以示慰问。企图通过一番宴请和拉拢，让李先念、陈有元等人捐弃前仇，放他一马，进而听从他的摆布。

李先念头看完吴立久的信后，把桌子一拍，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相信吴立久的鬼话，账要算，酒要喝，人要捉！”

农友们听了这话，齐声拥护，手持锄头、扁担，“呵伙！呵伙！”一拥而进吴家大院，罚酒三餐，捉人治罪。

李先念还带领农会成员，积极搜寻和捕捉各村藏匿的土豪劣绅，送交革命法庭公审法办；认真清查他们的不义之财，该没收的没收，该退还群众的退还群众，并逐一公布清查和处理的结果，账目清清楚楚，深为群众称道。

从此，李先念的名声不胫而走，传遍四乡，连放牛娃都知道他是地主恶霸的死对头，穷苦农民的好带头人。

三、白色恐怖下的游击队长

随着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1927年11月3日，黄麻特委在七里坪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进行黄麻起义，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特委同时调整了部分区委干部。高桥区由熊邦山任区委书记，李先念任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他们积极展开串联活动，以原区、乡农民自卫队员为骨干，在各村建立义勇队，参加了这次赫赫有名的武装起义。

黄麻起义胜利后，李先念等人迅即率领队伍返回高桥区，依靠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向土豪劣绅与青洪帮、哥老会、红枪会等发起反击，狠狠打击了他们的气焰。

11月25日，李先念趁着黄麻起义的威慑力，亲率一部分农民武装，一鼓作气，铲除了桂花楼、大塘湾的土豪劣绅，打开他们的粮仓，把粮食全部分给当地群众。此时由潘忠汝率领的起义主力鄂东军第一路，开始南下开展土改工作，党的“土地革命”的口号深入人心，得到了渴望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的积极拥护，因而推动了黄安县新的斗争高潮。

与此同时，光山红枪会慑于黄麻革命力量的强大，亦派人前来讲和，双方的武装冲突暂时缓解。这一切，给武汉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极大的震动。他们当即策划军事进攻，企图迅速扑灭黄麻地区燃起的革命烈火。

从11月27日至12月5日，敌第30军独立旅和第12军教导师，先后分别向黄安进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和守城群众，浴血苦战，英勇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终因众寡悬殊，于6日被敌攻入县城。工农革命军遭受惨重损失，只有部分人员突出重围。8日，敌军复进据麻城。至此，黄麻起义严重受挫。

敌人占领黄麻地区后，以百倍的疯狂进行了阶级报复，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血洗革命群众。国民党军与反动地主武装相配合，反复在黄麻地区进行“清乡剿共”。

面对这场血腥的浩劫，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只能把仇恨埋在心底，发誓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黄安失守时，县委书记王志仁和工农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刘光烈均壮烈牺牲。突围而出的部分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等会同在七里坪的曹学楷、戴季英等，于12月下旬在紫云区木城寨举行会议，决定“要打出这个圈圈，把敌人牵走”，将现有武装和干部，一部分留在当地坚持斗争，一部分转移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游击，伺机打回黄安。他们在闵家祠堂集合了72人，携带长短枪50余支，乘夜向木兰山进发。

路过高桥区时，县委负责人找到了李先念，要他向其他同志转达县委的决定，继续在高桥区坚持斗争，并问他有没有信心。

李先念怀着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坚定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有我们在，高桥区的斗争决不会停顿，我们要以牙还牙，讨还血债！”嗣后，他与詹献庭、熊邦山、王宝珊、韩爽先、陈有元、李泽信等人，在本区本乡分散隐蔽开来，并聚积力量与敌周旋。

1927年12月17日，年满18岁的李先念经韩爽先、李泽信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天，在一所破旧的茅草屋里，李先念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实行革命，努力工作，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死不叛党。”

木兰山位于黄陂县北部，距该县塔耳乡叶家田村二十多里路，与高桥区毗连。为了巩固这一带的群众基础，支援木兰山的游击武装，区委决定派李先念回叶家田村袁学福家，以木匠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2月，高桥区九龙冲乡游击队成立和木兰山革命武装打回家乡的消息，像春风般温暖了白色恐怖下广大群众的心田。

此时担任乡游击队长的李先念，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壮大游击队的声势，突然发起奇袭，把陡山彭家村的联庄会首陈芝斌杀了。

一时间李先念、詹献庭名声大震，成为敌人在这带搜捕的主要目标。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李先念采取白天隐蔽，夜间出击，敌来我藏，敌退我出的办法，依靠当地群众，不断捕杀极端反动分子，为人民除害。有时，他们还深入到二程区桐柏集一带活动。3月，九龙冲乡党支部重建，李先念兼任支部书记。

为加强对革命游击武装的打击，控制黄麻起义区的局面，国民党军加派1个团分驻两县。4月间，黄安驻军会同“清乡团”、“自卫团”等，进占七里坪、檀树岗、箭厂河、六里湾、高桥河诸镇，分兵反复“搜剿”革命武装。

李先念和游击队处境艰难，不时遇险。有一天，他率队员转移途中，突然与敌遭遇。他掩护李泽信等队员脱险后，只身逃进孟尝山南王家村，该村农会会员将他藏在房里夹墙内，才幸免于难。

李先念的家里，更是敌人搜索的重点。为了不牵连家人，江竹青和李先念商量出一个“绑架”的办法，掩人耳目。

有一天，李先念回家去住。夜半，江竹青率几名游击队员进了他家，强行将李先念绑走，声言家人必须交出五百块银圆，才能赎回。

这事很快便在全村传开了，说全伢子是被逼干游击队的，家里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法赎他回来。有全村的人作证，敌人信以为真，此后才极少找李家的麻烦。

四、自古英雄出少年

九一八事变后，应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的号召，整个根据地，掀起了一股参军拥军的热潮。

李先念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枪杆子，没有主力红军，便没有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更不会有革命的最后胜利。

斟酌再三后，李先念征得县委书记郭述申的同意，决定带头率本县的一批青年参加红军，保卫革命果实。

李先念率众参军后，被编入红4军第11师33团，任政治委员，团长吴云山。因当时后勤条件差，参军初期未发军装，李先念平时仍穿着一身长袍大褂，于是战士们都叫他“大褂子政委”。

初入红军部队，李先念所面临最重要的一个难关，就是军事关。红4方面军的政工干部，特别是政治委员，如果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就会被群众讥讽为“专卖狗皮膏药的”，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建立不起真正的威信来。

李先念过去只当过副班长，打过麻雀战、游击战，缺乏指挥一个团的经验，更没有硬碰硬地打过大仗、恶仗。“大褂子政委”到底会不会打仗？全团的指战员正拭目以待。

1932年1月初，李先念部奉命离开白雀园，向七里坪进发。

一大早，红33团在街西的一片稻田地里集合，共2000多人，一律身穿浅灰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煞是整齐威武。

李先念心想：这么多人，怎么个走法？挤在一块行军，岂不要把老百姓的庄稼踩坏了！他就问站在身旁的2营营长孙玉清。

孙玉清是老战士了，他笑了笑说：“别担心，有办法。”接着，就高声宣布：所有指战员按1、2、3营和团直属队的顺序，一路纵队行军。

李先念这才明白，大队人马是这样武装行进的。

团长吴云山命令部队“立即出发”，就骑上马随先头部队走了。

当李先念的马夫把一匹枣红马牵到他跟前时，李先念却犯了愁，他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骑过马，现在当着这么多自己的部下，又不好意思说不会骑。他只得硬着头皮上马。一踩脚蹬子，马一动，骑不上去；再踩脚蹬子，马再一动，还是骑不上去。

连续几次上马，都失败了。战士们在旁边暗暗发笑，悄悄说风凉话。

李先念深深感受到，当一个团级指挥员，必须一切从头学起。骑马、射击、行军、宿营、布阵、战术动作、指挥要领，每一道难题，都要靠自己勤学苦练，加倍努力，才能做出合格的答卷。从那时起，李先念每天凌晨的学习时间里，加进了军事内容。

黄安战役是李先念首次参与指挥一个团作战，在事先战斗准备和战役进行过程中，他不是和吴云山就是和2营营长孙玉清在一起，不耻下问，虚心求教，注重观察和搜集情报，学习判断敌情、行军布阵、通信联络、选择地形、构筑阵地、配置火力、攻击防御、战斗动员、战地鼓动、后勤供应等组织指挥的本领。

一连两仗打下来，李先念对布阵防御、诱敌深入、伺机反击、两翼包抄、分割歼敌、猛打猛追等战术，已经称得上是初步入门。

战争是最大的学校，战场是最好的课堂。李先念凭着他的智慧和努力，经过短时间的战场实践，终于取得了军事难关上的进展与跨越。李先念22岁当团政委，23岁当师政委，24岁当军政委，几乎是3年连升3级。他所率领的红33团被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命名为“共产国际团”，红11师、红30军后来也成为红4方面军声名赫赫的劲旅。

1932年10月，在蒋介石重兵的不断“围剿”之下，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红4方面军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转战。担任红11师政委的李先念，率该师担负后卫任务，所部被敌截断包围，李先念率部左冲右突，身中两弹，仍坐在担架上坚持指挥。部队将士英雄顽强，奋勇杀出重围，翻越秦岭，顺利抵达陕南的汉中地区，将敌军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1933年5月，红4方面军决定歼灭通江北面空山坝以南9个团的敌人，徐向前总指挥把这次担当先锋的任务亲自交给了李先念指挥的红11师。李先念亲率一个团冒雨疾速穿过荆棘丛生的密林，秘密插入敌人左侧，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竟然毫无防备，顿时乱成一团。红11师的突然袭击，为兄弟部队赢得了战机，经过3个昼夜的激战，基本将敌人全歼。战后，李先念旋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红30军政委。

1935年6月15日，党中央、红1方面军与红4方面军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李先念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李先念很年轻，是红4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

在那个时候，红4方面军师以下干部都很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一见到李先念，不由得上下打量他，然后便脱口问道：“你今年多大啦？”

李先念说：“还差几天满26岁。”

毛泽东赞叹地说：“你真年轻，真是前途无量啊！”

李先念接着说：“我手下还有更年轻的。88师师长熊厚发刚刚20岁，那才是我们的小老虎呢！”

这次相见，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赏，临别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只恨相见太晚喽！”

红1、红4方面军长征会师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红4方面军被迫南下川康边地区，红军的团结与统一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先念坚决抵制张国焘的瞎指挥，他义正词严地说：“红军的分裂，也就是革命的分裂。”

当他从陈昌浩那里得知张国焘要另立中央时，李先念明确表示：“这怎么行？一国不能有二主，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这样不是把部队搞乱了吗？”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的紧要关头，李先念着眼战役反攻的大局，坚决支持徐向前的正确判断和指挥，坚决抵制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对巩固和保持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当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取得了更大进展后，李先念一方面强调特别要搞好团结，另一方面率88师和骑兵师为先遣军，第三次踏进草地，担负为全军开道、筹粮的重任，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斗争，团结部队，战胜困难，最终实现了红1、2、4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

五、血战河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第1、2、4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在甘肃会宁地区大会师。此时，红30军政委李先念正率部在进军途中，突然接到让他急速去会宁执行新任务的命令。赶到会宁后，他从中央及军委的电报中得知，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要求红4方面军抽调一个军的兵力，迅速造船，于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

李先念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回部队做出战斗部署，确定88师为渡河前卫师，第263团为渡河先遣团。他强调指出：“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我们执行的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样重要而光荣的任务交给30军，是对全军指战员的信任和鞭策，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电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当夜11时，李先念一声令下：“渡河！”勇士们驾驶船只奋勇划向河心，犹如神兵天降，向着对岸疾驶。25日晚，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指挥红30军全部渡河完毕。

红军渡河后，蒋介石即任命青海军阀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2防区司令，统一指挥马家军的骑兵第5师，向河西红军堵截进击。统治甘肃、青海两省的马家军正规军共有3万多人，民团武装10万余人，武器精良，运动快速，战斗力较强，给西路军造成重创。

1937年1月，马家军发现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集中在甘州（今张掖）西南的倪家营子，即集中所有主力部队，进行层层包围，对西路军发起一次次连续进攻。在这场历时40个日夜的倪家营子血战中，李先念指挥红30军与红9军、红5军相配合，在极端险恶的形势下，英勇杀敌，威武不屈，共歼敌1万余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但是，倪家营子血战使西路军伤亡惨重，由于缺粮缺水，有耗无补，西路军被迫转移到祁连山深处的石窝山上，这时所剩人员已不足3000人，基本上败局已定了。

党中央、中央军委时刻关注着战局的变化。为解除西路军之围，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前去援助和接应西路军。刘伯承率领援西军刚刚出发抵达甘肃东部的镇原，便收到中央发来的电报，说西路军经过多次浴血奋战，屡遭挫折，伤亡很大，最后到了祁连山，已经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西路军到了这种地步，而援西军还在甘肃东部，即使渡河过去，也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无法援救西路军兵败祁连了。

3月14日黄昏，在石窝山的一处密林中，陈昌浩主持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剩下的兵力和人员分三路开展游击活动，并将此决定上报中央。3月17日，中央军委复电李先念等，同意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无奈之下，李先念率红30军主力5个营和总部直属队人员共1500余人，前往西面大山打游击。分手之际，李先念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送别徐向前、陈昌浩等，然后立即集合部队开始转移，从此踏上了40多个日日夜夜的险恶征程……

西路军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部队。鄂豫皖的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的老底子在里面，还有川东游击军、宁都暴动的老底子，这是一支意志旺盛、作风顽强、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的战斗队伍，它的失利实在太可惜了，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大损失，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李先念率部走出祁连山，穿过茫茫戈壁，于12月中旬回到延安。1938年，组织上派人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里的教导员。李先念没有想到，回到延安后他被连降6级，由军政委一直降到营教导员。不少西路军干部战士都觉得委屈。面对不公平待遇，李先念没有抱怨，反而说：“管他呢，就是把我撸成兵，我也要在红军中干下去。”

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他。毛泽东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说：“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这句话不仅是对李先念个人的评价，也是对2万多名西路军将士的告慰。

1981年11月22口，陈云同李先念到谈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中共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次年2月，陈云建议李先念写一份有关西路军的材料。根据陈云的意见，李先念写了有关西路军问题的说明材料并附上29份历史电报。

1983年3月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此后，国家有关部门专门下发文件，对解决西路军有关问题做出明确指示，规定“凡经当地政府确认为西路军流落人员的，在没有发现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下，一般应当给予承认，并统一称为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同时，还就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待遇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六、到中原去

李先念回到延安后，刘少奇把李先念叫去谈话。刘少奇说：“中央已做了研究，决定派你回老家去。”

“回红安吗？”李先念问道。

“确切地说是鄂豫皖，”刘少奇又补充说，“是中原。”

李先念爽快地回答：“坚决服从中央决定。中央还有什么指示？”

刘少奇双目炯炯地看着李先念说：“我只给你讲三点：回去后，一是抓武装，二是抓武装，三还是抓武装。”

李先念大声说：“明白！”他双肩一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1938年11月，李先念与刘少奇等一起告别革命圣地延安，踏上了南上征程。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李先念与刘少奇分手，来到中原局和省委驻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12月，中原局决定撤销河南省委，组建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李先念任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长。

1939年1月，李先念在竹沟镇北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根据刘少奇提出的“抓武装”的指示精神，认真分析豫鄂边区对敌斗争形势，提出了发展敌后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军事工作方针，决定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迅速南下敌后，扩大抗日力量，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李先念亲自担任独立游击大队司令员。1月17日，游击大队从竹沟镇出发，深入敌后到豫鄂边区开展武装斗争。

李先念率领的这支独立游击大队，下辖3个中队，由新四军第4支队部分人员和来自延安的60多名红军干部组成，共有160多人。部队踏上征途后，边行进，边训练，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在信南鸡公山歼灭伪军一部，在柳林铁路伏击日军装甲车，在信应公路诱歼日军通信兵，可谓出师大捷，既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又相继与等地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取得了联系。

1939年底，豫鄂边区党委将独立游击大队与豫南、鄂中、鄂东地区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纵队司令员，他率领挺进纵队驰骋豫鄂大地，屡建奇功。党中央高度评价道：“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1941年皖南事变后，李先念担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9月，侵华日军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集中10万兵力进攻长沙，后又攻郑州，并不断抽兵南调，致使武汉外围各据点守备减弱。李先念果断抓住战机，立即部署南下开辟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同时派兵再进鄂皖边地区，扩大新的敌后根据地，彻底粉碎日伪“扫荡”，在地域上从东西两面构成对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

在这一年的12月7日，李先念指挥发起了新四军第5师历史上著名的侏儒山战役，对盘踞汉阳侏儒山及其附近的伪军主力实施连续攻击，至次年2月，将侏儒山地区的伪军大部歼灭，并歼灭日军200余人，开辟了川汉沔根据地。

新四军第5师在李先念的领导下，先后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开创了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军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其间，李先念坚决执行中共中央进击中原的战略部署，出兵在大别山区建立了战略支点，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也日益扩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我豫鄂边抗日根据地也改编为中原军区，国民党当然不会任由我中原部队继续发展壮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摩擦。1946年5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虽然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定》，但国民党军的“蚕食”进攻并未停止。

至6月，国民党军已将中原军区部队6万余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罗山、光山、商城、经扶、礼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中原解放区的面积只及原来的十分之一。当时的形势对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来说非常不利，他已经清晰地感觉到，一场关乎我中原部队的生死之战即将来临。

根据党中央指示，李先念率部冲破了国民党重兵封锁的平汉线，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就这样，以中原突围为起点的全国三年解放战争开始了。

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第3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李先念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北。

1949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这是我军南下后最早建立的省、市级党组织，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共浙江省委、南京市委、武汉市委（南京、武汉为直辖市）。李先念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一年他刚刚40岁，是少数几位集省内党政军领导职务于一身的负责人。

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白之战”，“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随之暴涨。李先念迅速与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取得联系，紧急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筹集了大量粮食、布匹投放市场，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

1954年5月，中央急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在陈云的大力推荐下，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被中央选中。中央决定由他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在新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赢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任。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4人是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从此，李先念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了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

七、力挽狂澜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大凶大吉、大悲大喜的一年。随着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的相继离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帮”，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篡权活动，新中国面临着建政以来最深重的一次危难。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李先念，与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深深地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担忧。多少次，他凝视着灰蒙蒙的苍穹思绪万千……

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就以惊人的胆略和气魄，与陈毅、李富春、谭震林等老同志一起，于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大义凛然地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当面向“四人帮”质问道：“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革命靠什么？毛主席说90%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还算不算数？”

遗憾的是他们的这次正面抗争被污蔑为“二月逆流”，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可数十年的革命生涯，练就了李先念的高超斗争艺术。既然正面抗争没有效果，他就利用“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强迫他“休息”的机会，“住院”、“疗养”，广泛接触老同志，沟通思想，研究对策。

英雄总是所见略同的。老一辈革命家此时虽然天各一方，不同程度地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但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和对“四人帮”一伙的痛恨，使老同志们团结一心，坚如磐石，他们决心力挽狂澜，剪除“四害”。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四人帮”一伙的夺权气焰愈加日盛。在他们看来，邓小平已被打倒，叶剑英靠边站了，李先念也休息了，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刚刚上台，根基不稳。因此，他们把夺权的目标，首先瞄准了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

“四人帮”有预谋地给华国锋出难题，处处对着干，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们“一唱三和”，对讨论毛泽东的治丧问题横加干扰，随后又抓住毛泽东遗体保留问题，围攻、打击、贬低华国锋。

每次政治局开会之前，“四人帮”都事先密谋，定下调子，待到开会时，他们众口一词，一人提议，三个拥护，以造成既定事实逼迫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委员表态。

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李先念从维护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前途出发，总是和叶剑英等同志一起，维护华国锋的威信，而在同“四人帮”一伙的斗争中，华国锋对他们咄咄逼人的做法已是忍无可忍，但他又颇为顾虑。为此，华国锋特地找到李先念征询良策。

李先念认为，处置“四人帮”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绝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需要取得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同时，这也需要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

李先念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叶帅等老同志也一定支持你，军队也支持你，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四条害虫一定能够消灭！”

听了李先念的这些话，华国锋很高兴，他同时请李先念多与叶剑英联系，请他们一起商定大计，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9月中下旬的一天，天高气爽，风清日丽，正是“郊游”的好日子。李先念以看西山植物园为名，驱车前往西郊。

当汽车走过颐和园、卧佛寺，在离植物园不远的地方，李先念悄悄告诉秘书和司机：“马上掉头，到西山15号楼，我有事要见叶帅。”

听说李先念来访，叶剑英赶紧出迎。“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啊？”“当然是东风了。”

老友相见，分外亲热，两个人手牵手，幽默地对答着。

叶剑英是李先念十分敬重的兄长和领导。早在长征时期，红一、四方面军会台，李先念作为30军政治委员，率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迎接中央红军。在懋功，李先念第一次见到了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叶剑英和李先念率部队并肩作战直攻班佑。在战斗中，李先念钦佩叶剑英的文韬武略，叶剑英欣赏李先念的机智果敢。从那时起，他们的友谊在长期斗争的风雨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加深。

今天，李先念不同往常，一进内厅便说：“叶帅，我是有事来登三宝殿的啊！”

叶剑英先起身打开一旁的收音机，放大音量，再走到李先念身边轻声说道：“我这里也不很安全，王洪文那条狗，最近把鼻子伸到我眼前了。”他用手指着不远处的25号楼说，“他就在那里，监视我来了。”

李先念气愤地说：“这几个家伙实在是太猖狂了。”

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李先念谈了华国锋对处置“四人帮”的看法和顾虑，并转达了华国锋请叶剑英拿主意的意见。

叶剑英想听听李先念对形势的看法。

李先念分析说，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看，人民早已对“四人帮”深恶痛绝，铲除“四人帮”，人民是支持的，老同志是支持的，军队是支持的，政治局的绝大多数同志也是支持的。

但是，对“四人帮”的能量也不能低估，他们长期结党营私，拥有着不小的势力。毛主席刚刚去世，江青依仗她与主席的特殊关系迷惑世人，最难对付；张春桥此时身兼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数职，亦是阴险毒辣，老奸巨猾；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目前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姚文元则把持舆论，天天造谣惑众。此外还有一虑，就是“四人帮”在上海有“第二武装”作后盾。因此，对付“四人帮”，既不能公开动武，又不能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必须采取特殊手段进行智取。

叶剑英很赞成李先念的分析，他告诉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王震等老同志，也都有类似的看法。在进一步交换了意见，研究了剪除“四人帮”的办法之后，两位老战友便匆匆分手了。

从西山返回，李先念及时将情况向华国锋等作了汇报，并对此交换了意见。从9月底开始，“四人帮”一伙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权活动。

9月27日，张春桥亲自出马，给上海的死党和“第二武装”发出“三点指示”；

9月29日，江青一伙大闹政治局，公然提出“党中央的领导问题”，逼华国锋让权。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并公然指令按周恩来总理标准像进行修改，为上台作准备；

10月4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发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面对“四人帮”的猖狂进攻，华国锋震怒了，叶剑英、李先念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也震怒了。10月5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断然做出决定：以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0月6日晚上8时许，在金碧辉煌的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和叶剑英亲自坐镇，兵不血刃就活捉了“四人帮”，彻底打垮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喜讯传来，李先念抬头遥望着星空，心底的兴奋久久不能平息。这一夜，星光格外灿烂，仿佛预示着共和国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