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矢志革命，不让须眉——康克清

她是朱德的夫人，然而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她是夫人更是战士，在战争年代，她带过兵，打过仗，枪法超过了普通士兵。新中国成立之后，康克清专注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工作，为祖国的教育和妇幼保健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多年来她始终保持着质朴大方、和蔼可亲的形象，因此被大家崇敬而亲昵地称之为“康大姐”、“康妈妈”。

康克清档案

姓名字号：康克清，原名康桂秀

籍贯：江西省万安县

生卒年月：1911年9月7日—1992年4月22日，享年81岁

最高职务：全国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康克清简历

1911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

1925年——开始投身革命，在本乡从事妇女工作。

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

1928年——参加了江西万安农民暴动。同年冬她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1929年——与朱德结婚。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任中央苏区女子义勇队队长。

1933年——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

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参加了长征。

1935年——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

1936年——担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

1937年——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晋东南妇女救国会主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

1945年——任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常委，中共中央妇委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席。

1949年——4月，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任中央妇女儿童福利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

1955年——4月，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1957年——9月，任第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

1965年——1月，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9月，任第四届全国妇联主席、党组书记。

1982年——任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9月，任第五届全国妇联主席。

1988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任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9月，任第六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992年——4月22日，在北京逝世。

一、苦难的出生

罗塘湾是江西赣江沿岸的一座普通小镇。这天中午，一位叫康定辉的中年渔夫从镇子里急匆匆地走出来，他肩扛一张大渔网，手里拎着一个小瓶子，直奔江边，很快就下了网。可一网、两网拉上来都是空的，失望的康定辉想到正在坐月子、需要增加营养的妻子，出生不久正嗷嗷待哺的女儿，偏偏自己囊中空空，一筹莫展，他不知如何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康定辉祖祖辈辈都是穷苦渔民，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靠租来的一条破渔船，在赣江“惶恐滩”下游打鱼为生，夫妻二人一年四季过着颠沛流离的水上生活。1911年9月7日（农历七月十五），他们的女儿康桂秀出生了。这个叫康桂秀的小女孩，就是后来成为我国妇女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康克清。

如今家里又添了一张嘴，孩子要吃奶，大人要补身子，可是从哪儿去弄钱呢？康定辉想来想去，只好把身上的一件衣服当掉，换了点油，再去捕几条鱼给妻子炖鱼汤补身子。

个把钟头过去了，康定辉总算捕了几条鱼，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吼叫：“康定辉，你叫我们好找啊！”

康定辉回头一看，心里不由一沉，这是当地保长肖长任的两个狗腿子，镇上出了名的两个地痞无赖。

“你捕了鱼，为什么不缴税？”狗腿子一把揪住了康定辉，蛮横地叫道。“我老婆刚生孩子，正等着吃几条鱼呢，哪有钱缴税。”

“哟呵，这里天是肖大人的天，地是肖大人的地，鱼当然也是肖大人的。你捕了鱼就得缴税，少废话！”

“可我实在是没钱啊！”

“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两位大哥，你们再给我一天工夫吧！”康定辉发觉事情不妙，极力想摆脱眼前的人，他连连说着好话。

“那好，大家乡里乡亲的，兄弟们给你这个面子！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去你家船上收税，再不缴，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康定辉没心思再捕鱼了，急忙收拾东西赶回船上，夫妻俩一商量，决定还是先躲一躲。谁料祸不单行，就在他们的船刚离开“惶恐滩”时，一阵丈把高的恶浪打来，吞没了他们的渔船。幸亏有附近的渔夫搭救，一家三口才保住了性命。

“谢谢各位船老大。”康定辉抱着脸色发青的桂秀和妻子黄年姑双双跪在大家面前。

“快别这样，大人孩子没事就好。”

“看这孩子怕是冻坏了，还是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吧。”

在大家的帮助下，他们暂时在一座古老的凉亭内安了家。可第二天下午，肖长任就带着狗腿子逼税来了。

“肖大人，你看看我们一家刚刚捡回三条命，什么都没有了，求求你行个好吧！”黄年姑流着泪哀求肖长任。

“哼，没钱有人。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带走。”肖长任蛮横地命令道。“你们放开我！没有我这娘儿俩怎么办？”康定辉拼命挣扎，却被两个狗腿子一把拖到了门外。“年姑，你一定要带好娃，等我回来……”康定辉无奈地回头望了一眼，高声喊道。

“孩子他爹，你一走我们可怎么活啊？”黄年姑抱起“哇哇”大哭的孩子追出门外，朝走远的人影哭喊道，那哭声一直传得很远很远……

康定辉坐牢后，黄年姑拖着病体背着小桂秀，沿村乞讨，艰难度日。她一心想把桂秀带好，等待康定辉出狱，可是过了些天，她实在支持不住了。这一天，她来到一棵桂花树下，喃喃自语道：“桂秀，你为什么出生在这个时候？”说着她把桂秀放在树下，轻轻地对熟睡中的婴儿说：“孩子，妈要走了，妈对不住你啊！”

襁褓中的桂秀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黄年姑一把抱起桂秀，紧紧搂在怀里，眼泪默默地流淌下来。

过路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景，十分同情，纷纷劝解宽慰。有的说：“年姑婶，想开些，千万别寻短见。”有的说：“讨饭不是办法，还是凑些钱先把定辉救出来。”

“我也这么穷，可哪来的钱啊？”黄年姑泣不成声地说。

“大家给凑点吧！”有人提议道。

“对，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是我的。”

就这样，黄年姑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凑了些钱，把丈夫从肖长任那里赎了回来。

人是回来了，可如今一要赔船，二要交税，三要给妻子治病，再加上一家三口人的吃饭问题。康定辉还是日日坐困愁城。最后，他想到了一个无奈的办法。

“年姑，有件事……”

康定辉刚刚说出要把桂秀送人，犹如晴天霹雳，惊得黄年姑眼前发黑，浑身打战，她只是喃喃地说：“我的心肝宝贝，妈妈怎舍得……亏你想得出来啊！”她埋怨着丈夫，又哀怜着女儿。

康定辉也流下了眼泪，说道：“我是真没办法了，那家人叫罗奇圭，是大屋场人，刚生了个男孩，前不久病死了，现在还有奶水。想带个童养媳。家境虽穷，但为人厚道，一天三餐，半粥半饭还是有的，桂秀也还可以拾个奶尾吃。你就答应了吧！”

黄年姑渐渐冷静下来，虽然嘴上仍说不同意，但她心里明白，如果留下桂秀，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她低头看看嗷嗷待哺的婴儿，自己却挤不出多少奶来。最后，黄年姑长叹了口气，说：“可怜的孩子，谁让你生在穷人家呢，你长大了别怪爹妈狠心呀！”

“那就让人家把孩子带走吧。”康定辉说，“罗奇圭在外面等着呢。”

黄年姑一听马上就要带走孩子，顿时泪如雨下，边哭边说：“孩子，让娘再喂你一次奶吧。”

这时，一场秋雨从赣江上空扫过，秋风连着雨水吹进了凉亭，桂秀便“哇哇”地哭了起来。黄年姑再也不忍心听见孩子撕人心肺的哭声，她把孩子递了过去……

出生才40天的康桂秀，就这样离开了她的亲生父母，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二、大脚“媳妇王”

康桂秀被送到罗奇圭家当童养媳时，罗家的男孩刚夭折不久。按当地的风俗，桂秀叫作“望郎媳”，就是要讨个吉利，等待第二个男孩出生。遗憾的是养母一直没有盼来男孩，不久生下一个女儿不到满月又夭折了。打那以后，她再没有生育。于是，康桂秀名义上是“媳妇”，实际上成了罗家的养女。桂秀一直喊养父罗奇圭叫叔叔，喊养母叫婶子。

养母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善良、勤劳俭朴，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下田种地，终年里外操劳。在她的影响下，桂秀小小年纪就学会了不少农活。

康桂秀13岁那年，夏天久旱不雨，稻田裂开一道道口子，禾苗晒蔫了，眼看一片片就要枯萎了，人们想方设法洒水浇田，保住禾苗。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养父偏巧外出不在家。眼看稻子没收成，明年全家人就要挨饿，养母急得哭了。

这时的桂秀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她胳膊和腿特别有劲，家里、地里都是个好手，她看见养母哭了，就像个小大人似的宽慰养母说：“不用急，总会有办法的。”说完她跑到邻村借来一架水车，母女俩一起上阵，不顾天热劳累，昼夜车水，终于把稻田都灌满了，禾苗又都抬起了头。

慢慢地，村里人都知道罗奇圭家有个聪明能干的媳妇，附近一带没有哪家的童养媳能比得上，都把桂秀称作“媳妇王”，她在家里，不挨打、不挨骂，生活比别的童养媳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桂秀无形中成了童养媳中的头头。她和村里的童养媳们经常在一起结伴放牛、割草、打柴、捡蘑菇、挖野菜。高兴了在一起打闹一阵，累了就坐在水牛背上，说说不愿告诉别人的心里话，各人受的痛苦。偶尔她们发生了争吵，或是打起架来，桂秀就帮她们劝解。只要桂秀一说话，她们都能听，桂秀好像成了真的“媳妇王”了。

一天，康桂秀从外面干活回来，刚进家门，就见奶奶手拿着准备好的一套包脚用的东西，正在等她。

关于要给她包脚的风，奶奶早就吹开了，桂秀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今天要动真格的了，她把锄柄往墙角里一扔，大声说：“我不包。”

“桂秀啊，奶奶我打几岁就包脚了。多少年来女人都是包了脚才出嫁的，只有三寸金莲才叫美，不包脚怎么行？”奶奶满嘴封建说教，唠唠叨叨地数落桂秀。

“现在革命了，不兴包脚。再说了，好好的一双脚，包了怎么能劳动，怎么好走路？”桂秀毫不示弱，口气坚决。

“养个大脚妹子，将来怎好出嫁？丢死人啦！”奶奶气得浑身打战。桂秀还没见过奶奶气成这个样子，她担心事儿闹大了会把奶奶气病了，但又不能顺从她的安排。桂秀灵机一动，想了个好主意：“那好，要包脚，从今以后，家里的水我不挑柴不砍，家里没人挑水砍柴了，你看怎么办？”

一天两天没人挑水打柴还过得去。到第三天，缸里没水了，奶奶一个劲儿催她去挑水。桂秀对奶奶说：“你要我包脚就不挑水，要挑水就不包脚。你看怎么办吧？”

站在一旁的养母也帮桂秀说话，因为养母自己也是一双大脚，她深感女孩裹了小脚，上山砍柴、下地干活都困难，便劝说奶奶不要给桂秀裹小脚。奶奶虽然一脸不高兴，但又没办法，只好同意了桂秀不包脚的要求。

桂秀高兴极了，她把自己反抗包脚的办法告诉了小姐妹们，鼓励她们和父母作斗争，坚决不包脚。姐妹们都照桂秀的办法，用不挑水、不砍柴向父母抗议。家长们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孩子们的要求。

1925年9月，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沿赣江北上，一路势如破竹，把旧军阀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随着北伐军的不断胜利，万安县罗塘湾在共产党的推动下也活跃起来。

当北伐军攻克万安县罗塘湾、高坡等地区后，胜利的喜讯像是一阵春风，推动着当地的革命斗争。罗塘湾大禾场村背村有个曾天宇，他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天宇为发展革命力量，这个时期不停地在万安和省城南昌奔波。这一次，他从省城回来，带来了很多好消息，说湖南的农民起来了，把反动派打得落花流水。还说他这次回来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才能跟地主老财主斗，才能翻身得解放。于是，许多农民被他动员起来，知道了这个农民协会是给穷苦农民办事的。

罗塘湾的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大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迅速在罗塘湾全面展开了。15岁的桂秀也在革命的洪流中很快成长起来。

1926年初夏，聪明能干的桂秀参加了村里共青团组织办的训练班，不久，由团支部书记罗诗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她除了干好家里的农活，空闲时间都用来开会、唱歌、演戏，她成了村里的“小忙人”。经过妇女训练班的学习，桂秀被选为罗塘湾乡妇女协会的常任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妇联主任）。她一面开展本乡的妇女工作，一面参加县里组织的巡视团，到各处去演讲宣传。

不久后，桂秀当选为区妇协宣传委员，她和男同志一样，不管酷暑寒冬，不管晴天雨天，戴着斗笠，率领妇女宣传队在罗塘湾一带发动积极分子，动员妇女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宣传禁止虐待妇女，禁止虐待童养媳，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禁烟（鸦片烟）、禁赌，动员妇女放脚、剪发。

村背村刘春香把她家童养媳罗冬英打得满身是伤，奄奄一息，还不给饭吃。桂秀领着妇女到村背村开会，严厉批评了刘春香这个恶婆婆。起先刘春香不服气，但是看见青年妇女发动起来的力量，不得不低头认错，保证不再打人。罗冬英后来参加了革命。

为了动员剪发，妇女协会编了个歌子：“剪了发，样样好，打柴割草不缠绕，随地都可跑……”

这天下午，在罗塘湾上街德声堂开妇女会，坐满了一屋子人。有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有穿花衣服的小姑娘，有梳辫子的女青年，有盘发髻的媳妇。县妇女主任欧阳秀站在堂屋中间，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破除千年旧习，剪掉我们头上的累赘——发髻，这样干活方便，也省了好多梳洗绾结的时间，讲完了又教大家唱《剪发歌》。几位前来帮助剪发的妇女拿着梳子、剪刀，在堂屋里走来走去，一边问：“哪个带头剪？”

堂屋里鸦雀无声，你看看我，我望着她，想剪又怕剪。封建势力谣言，还像乌云一样压在大家的心头。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人敢当出头鸟。

欧阳秀一连问了几个人，都回答说：“等回家商量商量再说。”

桂秀看着这情景实在着急，心想现在到处都在革命，还怕什么？这时机不能错过，错过了，不知还要费多少唇舌，就鼓起勇气站起来说：“请先剪我的头发吧！”

顿时全场吃惊，大家的眼睛都盯到桂秀一个人的身上。欧阳秀笑着走过来对她说：“桂秀，你带了个好头，今后罗塘湾妇女工作就要靠年轻人带头。”

“咔嚓咔嚓”，几剪子就把桂秀的辫子剪下来了，然后用梳子一理，再用剪刀把短发整理一番，干净利索。由于桂秀的带头，在场的妇女们一个个都挨着站起来，争着剪发。这天下午剪发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桂秀戴着欧阳秀给她的八角帽，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养母一见桂秀变了样，把发辫剪了，勃然大怒，抓起烧火棍就来打。桂秀躲在墙角边，不反抗，也不哭。

养母问她：“谁叫你剪头发？为什么剪头发？”

桂秀说：“凉快，做事干活都方便，已经剪了，再也安不上了。这全是我自己的主意。”桂秀毫不反抗，引起了养母的心疼，她举起的手臂无力再打下去，只好默认了面前的既成事实。

三、改名康克清

1928年万安暴动失败后，罗塘湾到处是白匪军和挨户团，他们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简直杀红了眼。养父罗奇圭怕桂秀被敌人捉去杀头，便不许她参加革命，并盘算着要把她嫁出去。

农历七月底，养父听到消息说井冈山的红军要到罗塘湾来。这是万安县委和井冈山红军约定好，计划在农历八月初一，攻打万安县城的准备步骤。不料万安县委书记在暴动前一天被捕，原定计划被破坏，红军临时在罗塘湾待命。

养父怕桂秀知道红军来到，就叫养母把她关在房子里，这反而引起了桂秀的猜疑。桂秀断定他们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瞒着自己，便搬了一条板凳，扒着窗户往外看。

当桂秀看见灰军帽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士兵时，心里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这不是日盼夜想的红军吗？于是，桂秀便故意把鸡轰出门外，自己趁机上了街。

桂秀一出去就遇见了本地共产党员柴苟，柴苟就对她说：“赶快找妇女协会会员帮红军筹粮食做饭。”

第二天，当地工农运动委员会领导刘光万通知桂秀和欧阳秀到小学校去参加红军召集的本地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何长工主持，陈毅讲话，当场发出号召：

“老表乡亲们！欢迎大家参加红军，扩大我们工农红军！打倒蒋介石和地主老财，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然后指指身旁的刘光万和游必安说，谁要当红军都可以找他们两人报名。

桂秀高兴得一颗心好像要从嘴里跳出来，马上找到刘光万：“我要报名当红军，你快帮我去说说。”

刘光万却笑着说：“行，行。不过我还得问一声人家要不要女兵。女孩子报名你是头一个，我看他们这个部队里一个女兵也没有。”

这下可把桂秀急坏了：“不管他们要不要，我一定要当红军，他们不要我也跟着走。打仗、放枪、烧火、做饭、缝补、拆洗我都干。若不让我当红军，我就偷偷跟在队伍后边，除非他们拿绳子把我拴住。”

桂秀坚决认真的态度把刘光万逗笑了：“好吧！好吧！我尽力给你帮忙就是。”

第三天下午，刘光万找到桂秀说：“红军今天晚上就要开拔了。”

桂秀马上着急起来，问他：“我参加红军的事，你给说了没有？行不行，今晚我都要跟着红军走。”

他笑着点着桂秀的鼻子说：“看你急成什么样子，也不等我把话说完。”他告诉桂秀：陈毅、何长工已经决定，罗塘一带愿意参加红军的，统由他和游必安两人带领，成立万安游击队，今晚跟着红军上井冈山，女的愿意去也要。

听他这么一说，桂秀可高兴坏了，忙问：“还有几个姐妹也想去，怎么办？”“那你就赶快通知，迟了红军可不能等。”

就这样，康桂秀和6个小姐妹们一起加入了红军万安游击队。1928年10月，康桂秀跟随队伍上了井冈山。敌人进攻的风声越来越紧。山上山下备战的工作都在加紧进行。过了阳历年，红4军、红5军在柏路开会，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围剿”，决定分兵作战，红5军坚守井冈山，红4军下山到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山上山下共同配合，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而康桂秀所在的万安游击队配属红4军，一同下山作战。

1929年1月10日，游击队奉命到茨坪集结待命。这时接到通知，调游击队的7个女同志到军部，成立妇女组。归军部的工农运动委员会领导。在这个妇女组成员里，桂秀认识了贺子珍、伍若兰和吴仲廉。妇女组的任务是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筹粮、筹款，有时还帮助毛泽东去做些调查研究工作。

1月14日，妇女组随红军下山，路过遂川县的大汾、左安和上犹县的营前。妇女组一住下来，就找一些群众和妇女谈话，了解当地的情况，然后由曾志把大家了解的情况综合起来向工农运动委员会负责人谭震林汇报。妇女组还经常张贴朱军长、毛委员发布的布告，写大标语。

桂秀一边做这些工作，一边从布告上和大标语中学认生字，同时领会一些革命道理。每天行军、工作都十分紧张，生活虽苦，却使她感到精神充实。不过，桂秀对家里给起的康桂秀这个名字，总感到太女孩子气，一直想改，总找不到合适的人商量。不久她又在吉安遇到刘光万，他听了桂秀的想法，表示赞成。想了一下说：“你看叫康克勤怎么样？”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纸写在上面，递给她看。

桂秀觉得他起的这个名字不错，也好听，只是勤字笔画多，写起来比较费事，又觉得一个人光是勤快还不够，还应当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就说：“把勤字改作清字吧，这样我写起来比较省事，而且还表示我要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你觉得怎样？”

刘光万连连点头说：“太好了。以后你就改名叫康克清吧！”

四、朱德的伴侣

康克清走上井冈山时，朱德的名字早已和毛泽东连在一起了。当然，康克清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一生会和这位伟人写到一起，但几乎就在她成为红军一员的时候，朱德就在一步一步向她走近，并最终结合为伴侣。

1928年9月，满怀革命豪情的康克清，参加了红军即离开家乡向井冈山进发。到达遂川时，陈毅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待命。万安几十名刚参军的年轻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充满喜悦。过了不久前面的人突然一排接着一排地站了起来，同时有人大声喊道：“朱德军长来了！”

“朱德军长！”康克清起先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那不就是传说中朱毛红军的革命领袖吗？她挤到前面，真的看见了和战士们走在一起的朱德，魁梧的体格，浓密的胡须，一双敞开的衣领，脚上穿着草鞋，身上满是风尘，显出长途跋涉的辛劳，全然没有想象中的神奇色彩，完全是个普通战士的形象。

这时，朱德走到万安农军前停了下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把举起的双手向下按了按，示意人们安静。然后，朱德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讲话了：“你们万安的同志吃了苦，受了国民党的压迫，死了好多人。我们这次来，救出了一部分同志，今后还要救出更多的同志来……”康克清和所有参加了万安暴动的同志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朱军长对万安人民的关怀。

朱德，1886年12月出生在四川仪陇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先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1927年4月背叛革命后，朱德和周恩来等人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第一枪。以后，朱德又率领起义部队历尽艰辛，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

康克清随红军上井冈山后不久，国民党就集中了湘、粤、赣三省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4个月的战火纷飞，敌人始终没能得手。1929年1月，红军前委决定：留下彭德怀一部，其余红四军主力下山到敌人后方开辟革命根据地。

就在红军下山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同志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了。朱德忍受着巨大的悲痛，日夜操劳，指挥红军同敌人展开英勇战。

该为朱德军长找个伴侣，朱德身边的战友们都在惦记着这件事。当时，曾志、康克清等十几名女战士同在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做民运工作，任务是随主力部队开进，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在当地做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参军运粮。她们是军部直属队，行军作战常和军部一同行动。有时在行军途中，朱德还会到她们这里来鼓励女战士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渐渐地，朱德军长也就认识了这些女兵。

曾志是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长，同朱德等首长们比较熟悉。她一直在暗中观察周围的姑娘，想为朱德同志选个好伴侣。

一天，朱德来队了解情况事完之后，曾志瞅准机会对朱德说：“朱军长，我给您介绍对象好吗？”

“哦——你想给我介绍什么人啊？”朱德以为是开玩笑，随口应了一句。

曾志一连说了三个女战士的名字，朱德都摇了摇头。最后，曾志故意赌气似的说：“我再给您说一个，不成就算了。”

“说说看。”朱军长点点头。

“康克清。”

“就是那个很壮实的万安姑娘吧？”朱德想了想问道。

“对呀，您还帮她紧过子弹袋呢。”

“晓得了，可你问过人家没有？这种事可不能勉强哟！”朱德提醒曾志道，不过看起来他对康克清印象不错。

“这么说，您同意啦？”曾志高兴极了，转身就回宿舍，把康克清拉到一边，悄悄告诉她刚才的事。

“这怎么成呀！”康克清一听都蒙了，连连摇头。

“有什么不成？”曾志不解地问。

“我……”康克清支吾了半天，才冒出一句话：“我家里有人了。”

“真的？”曾志有些吃惊，但她又仔细回想了一会儿，才醒过味来，“你瞎说，过去怎么从来没听你对组织说过家里有人了？”

康克清低下了头，脸涨得通红。事情来得太突然，她有些措手不及，可定下心来想一想这事也太不沾边了，自己是农民的女儿，没有文化，又是刚刚参加红军，怎么配得上朱德军长呢？

曾志看透了康克清的心思，便说：“先接触看看吧，不成也没关系嘛！”

以后一有机会，曾志就带着姐妹们到军部去，她有意叫康克清多接触朱德军长。那时候环境恶劣，行军作战十分频繁，朱德经常通宵达旦地研究部署作战任务，能单独见到他的机会很少，为此曾志有些着急。

经过几个月的行军作战，到了3月初，红军在大柏地消灭了敌人一个团，随后进入东固休整。这天下午，村边的稻场上传来战士的嘹亮歌声。曾志带着康克清和其他几名女战士来到朱德的住处。她们先和朱德军长聊了一会儿，在曾志的暗示下先后都退了出去，只留下康克清和朱德两个人。于是，他们俩坐到了一起，热情地谈起话来……

此刻，一片暖融融的阳光照进房间，在他们背后的墙上留下一对身影……

“当我初次和他接触时，并没有立刻浪漫地对他钟情。不过因为他跟战士一样，又做着士兵的工作，所以非常喜欢他。当时所有的人全都敬爱这位革命领袖。我们两人是最要好的同志。但过了这个过渡时期后，我已不能不承认我大概对他产生了爱情。”

这是1937年康克清接受一名美国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虽然没有任何浪漫色彩、引人入胜的插曲，但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康克清和朱德的爱情经过。

3月下旬，红军进入闽南，在长汀县消灭了敌人一个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长汀县是闽、粤、赣三省的边陲要冲，也是闽西最繁华的县城，在这里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胜利的喜庆中，康克清和朱德在长汀县城“辛垦别墅”一间8平方米的房子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大家纷纷举杯祝贺他们两人喜结良缘。

从这以后，不论是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的艰苦岁月，也不论是和平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康克清始终伴随着朱德，他们相敬相爱，共同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

对于自己的选择，康克清曾坦率地说：“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

五、“官兵平等的模范”

康克清同朱德结婚后，战友们都为她而高兴。可也有一些人觉得她地位变了，相处时客客气气不像过去那样亲热了。这种情景，使康克清感到特别苦恼。她忘不了朱德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是红军的普通一员。”她决心以此自勉，用行动证明自己不但是朱德的夫人，更是一名红军战士。

结婚后，康克清本来可以和朱德生活在一起，受到应有的照顾。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像过去那样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同大家生活在一起，自己打洗脸水，自己洗衣服，自己打背包，生活上没有半点特殊。

她身上的一套军装穿得补丁缝补丁，大伙儿都劝她去总供给部领一套新的穿。她严肃地说：“不，大家现在不都只有一套军装吗？这衣服补好了，还能穿个一年半载的。”

按照当时的制度，她和别人一样，只有到了周末和节假日，才回到朱德那边去。她从不叫朱德为丈夫，总是以同志相称。有些好奇的姑娘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们虽然是夫妻，但又都是红军战士，叫同志好。”

有一次，部队到达吉安，晚上朱德同志突然发起高烧。康克清得知后立即赶到朱德身边熬药，用湿毛巾冷敷，一直忙了大半夜，朱德的高温才降了下来。第二天，她按时返回部队照常工作。到了晚上，战友们都非常关心朱总司令的身体，一个劲儿劝她在朱德身边多待几天，几个手脚麻利的姐妹还捆好了康克清的行李。大家都认为她这几天不会再来了，可天一亮，康克清的身影又出现在操场上。同志们真打心眼里敬佩她。

1930年6月19日，红1军团在福建长汀成立。不久，党中央又做出决定：将1、3军团联合起来，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此时，康克清被调到方面军总部特务3连任指导员。

在特务3连当指导员不同于在司令部机关，对康克清来说是个全新的工作。这里的战士都经过一番挑选，不少是粗通文化的高小学生。当时红军里上过学的人很少，一般把高小学生也看作知识分子。

比起他们，康克清是个没有上过一天学校的农民干部。战士的年龄又都同她差不多，工作中的困难自然更多。康克清分析自己的有利条件：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比他们长，革命道理比他们懂得多，政治觉悟比他们高，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自己已有了做指导员工作的初步经验，懂得了管理教育的基本方法，也已经能看懂一般的书报了；而且特务连的战士都很热情，人人要求上进。

所以，康克清有足够的信心做好工作。她给自己规定了四条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给战士们做出好榜样；严格要求战士，不论政治思想、军事训练，都要严格要求；关心每一个战士，针对每个人的思想实际，帮助他们；搞好全连的生活，一定要把伙食搞好。

到特务连的头一天，战士们见指导员是个女的，都在一边窃窃私语，连长也对康克清投来疑问目光。

康克清不多说话，只是按自己订的四条原则行事。经过她认真地工作，严格要求，大家同她很快地亲密起来，她成了连队大家庭里的一员。没有人对她另眼相看了，她的工作也一天比一天忙起来。

红军从吉安出发至新余一带，转战赣南宁都、黄防等地，每天跋山涉水，长途行军七八十里，不少小伙子都吃不消了，直皱眉头。康克清和战士们一样，自己背着军毯和雨伞，斜挎着干粮袋，腰间还挎着手枪和子弹，紧跟司令部后卫队，从不掉队。看见旁边有的战士脚步慢下来，康克清主动上前关心地询问：“是不是饿了？”“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往往不等人家回答，她就抢过枪支、弹药帮他们背。

有时，战士们见她背的东西太多了，就劝她把东西给骡子驮或民夫挑，她说什么也不肯，还温和地笑笑说：“骡马不会说话，如果累死了，公家还要花钱去买。民夫规定挑公物40斤，再加重就是一种剥削行为了。”

战士们看劝不动她，就悄悄报告给了朱总司令。朱德知道后，既为她骄傲又为她担心。考虑到她每个月有几天行动不方便，朱德要把自己的牲口让给康克清骑一程。她却说：“你是指挥官，指挥官不骑马能行吗？快骑走吧！我不累，保证不掉队。”事后，康克清找到那几个“打小报告”的战士，还“剋”了他们一顿呢！

1930年12月的头几天，呼啸的西北风夹着雪片往脖子里钻，缺衣少食的战士们冻得直打冷战，一些战士还冻伤了手脚。白天行军还好过些，到了夜晚宿营就更困难了，能找到一处避风的地方睡觉成了部队的头等大事。

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司令部的两名副官有事来找康克清。他们先到宿营的村里几排比较像样的房子找，没有找到她。问了几个战士，说她到村东头去了。他们找到村东头，才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用来放农具的小茅屋里找到康克清。

只见她睡在临时搭的一块门板上，身盖一床单毯子，上面压着一件棉衣。四面透风的屋子像个冰窖。两位副官看到总司令的夫人竟睡在这样差的屋子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要给康克清重新换个好一点的房子休息。康克清放着棉袄摆了摆手说：“战土们都是这样睡的，我是战士，应该在这儿睡。”

时间长了，战士们看见康克清不仅不摆架子，还真诚地关心和帮助战士，都称赞她是“官兵平等的模范”。

六、不爱红装爱武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抢渡湘江时，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减去一多半，只剩下3万余人。为了避开敌人的飞机，红军大多在夜间行军，白天休息。每到月亮升起、群星闪烁时，红军便踏上了弯曲不平的山路。

这个时候，康克清主动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司令部的后面做收容工作。为了不让一名战士掉队，她跑前跑后，指挥战士把因伤或因病走不动的战友集中起来，由担架队负责抬着走。“大家跟上，不要掉队。”黑暗中，不时传来康克清急促的声音。

每逢到达宿营地，大家都歇息安顿下来，康克清仍有干不完的工作，查点人员是否到齐、看望伤病员、对驻地周围的情况进行调查，还要考虑明天的行军计划。

行军途中休息时，她还常帮助朱总司令抄写命令起草通知。战士们经常看见他们的指导员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抄写着总部下达的命令。不少人都知道，七年前康克清参加红军时还是一个文盲，经过这几年勤奋学习，在同志们和朱老总的帮助下，她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但唯其如此，她肩上的担子也更加重了。

当时，中央机关首脑跟在红军总部后边，康克清常常能遇见一些中央首长。

毛泽东这时在中央还不负什么责任，常常带着几个警卫员徒步行军，很少骑马或是坐担架，显得十分轻松。每当他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收容队战士面前，总会出现一些热闹的场面。有几次，身体健壮的康克清身背两三支枪，背包上又摞着个背包走在队伍里。毛泽东见了便打招呼：“你这个指导员真是个大忙人哟，有那么多的东西要你背，行吗？”

“没问题。”康克清爽快地回答。

毛泽东常向她问起部队的情况和战士们的情绪，康克清一一回答，他们边走边谈，不时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四周的战士看见他们那么高兴，那么轻松，也受到感染，脚下的步子似乎轻快了许多。

有时敌人尾随得很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战斗，所以康克清在行军中还要及时了解敌情，事先准备好几套方案，应付突发事件。一天，部队定在半山腰的一段羊肠小路上，一面是很高的山崖，一面是密密麻麻的荆棘，走起来很困难。突然，后面传来一阵枪炮声，顿时部队有些乱。康克清立即命令一名干部把收容队收拢一下，加快行军步伐，同时做好战斗准备。她紧跑几步，来到中央首长的队伍里：“首长们快些走，后面的敌人追上来了。”

“怕啥子哟！”毛泽东停下脚步，又侧耳听了听，觉得枪声还很远，便微微一笑说，“敌人不会那么快追上来，放枪是吓唬人呢，再说后面还有红军。你着急，你们就先走嘛！”说完，他朝康克清摆摆手，就朝前走去。

看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都那么镇定自若，康克清也放下心来。虽然这次只是虚惊一场，但她的责任心还是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康克清被临时派到担架队负责，这可不是一般的担架队，抬的伤病员都是红军团以上干部，其中好几位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王稼祥就是其中的一位。

虽说担架队前面有红军开路，后边有部队殿后，但在绵延起伏的群山中长途行军，首尾相差几十里，要保护好几十名受伤的团以上干部和中央领导，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是可想而知的，康克清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一天晌午，担架队与中央机关的队伍相遇。康克清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领导同志，立即叫担架队停下来，让开道路叫中央机关先行。周恩来笑着摆手说：“你们不必让了，我们就跟在你们后边，也省得再去另找向导带路了。”康克清一听有道理，使带着担架队先走了。

这几天，敌人突然变“乖”了，很少来骚扰，高山峡谷显得格外安静。这种反常的情况使康克清越走心里越不踏实。虽说当初为了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上级给了康克清一个步兵班和一个特务排，但这点儿兵力小打小闹还可以，真要有了大麻烦，可就够吃劲儿的。何况现在后面就是中央机关，弄不好还会影响他们的安全。

为了以防万一，康克清从随行的步兵班里抽出两名精干的战士，到前面和总司令部机关联系，同时也起到尖兵作用。

两名战士才出发不一会儿，前面突然传来一阵枪声，从枪声判断，这还不是小股敌人，康克清心头一紧。不一会儿，那两名战士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前面右侧的一座山上发现了敌人。

队伍一阵骚动，战士们没等命令就把枪端了起来。有几个性急的战士“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情况万分危急。

“出了什么事？康指导员呢？快去查明情况。”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听见了动静，焦急地叫起来。

“报告各位首长，前边发现有敌人在活动。有我在这里指挥，请首长放心！”康克清来不及多说，“担架队立即后撤到树林里去。”她果断地下令，随后又命令一名战士火速到后边叫中央机关停止前进，退到安全地方，等情况摸清后再行动。

把一切都安排好以后，康克清这才冷静地掏出手枪向前方一挥，让步兵班跟着她到前面查看敌情。

拨开茂密的树枝，就见右前方那个山头上影影绰绰地有敌人在活动，大约有几百人的样子。敌人的火力并不集中，打打停停，像是在试探着什么，看来他们并不清楚红军底细，故而有些犹豫不决。

康克清稍加思考即拿定了主意：“同志们，决不能让敌人从山上下来，拼了命也要保卫党中央。现在敌人还不知道我们的底细。我们从几个方向同时向敌人射击，他们一定以为是红军主力，就不敢下山了。”说完，她命令一些人占据山边的几个坟包阻击敌人，又派人去请前边总部警卫部队从左侧进攻敌人。同时通知后边的特务排抽两个班上来。待人员到位后，康克清下令射击，于是步兵班和特务排从左右两个方向朝敌人开火。

阻击开始了，摸不清情况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慌了神，又不知对方到底有多少人，便拼命向四周乱打。打了一会儿，敌人停止了射击，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康克清一看情况不妙，一旦等敌人明白过来就坏了，她便命令特务排先发制人，从左侧迂回进攻，给敌人造成威胁，还嘱咐他们不要同总部的警卫部队发生误会。

没等特务排行动，敌人已经调整了部署，约有一百来人开始向山下移动，留在山上的敌人作掩护。枪声密集地响起来，机枪子弹打在坟头上，溅起阵阵尘土。

康克清沉住了气，指挥战士们英勇还击，她一边用手枪向敌人射击，一边鼓励战士们：“只要我们能坚持住，特务排和总部的人马上就可以抄敌人的后路了。”

果然不一会儿，敌人的右侧响起了枪声，隐约可见特务排的同志边打枪边向敌人接近。进攻的敌人不明白红军到底有几路人马，害怕被包抄，都停在半山腰张望。这时，总部增援的部队到了，一阵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立刻倒下十几个人，其余的敌人像野兔子似的惊慌失措地跑回山上。

步兵班的战士高兴地跳起来要上山去追击敌人，康克清立即制止说：“我们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和担架队的安全，不是消灭敌人。”很快，特务排的同志们也撤了回来，他们还捡回敌人丢掉的两条枪，只有两人受了点轻伤。

从后面上来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听了情况介绍后，都称赞康克清指挥有方，很好地保护了中央领导的安全。王稼祥从担架上伸出手竖起大拇指说：“打得好啊！真想不到你这个女同志，也能这么沉着老练地指挥战士打退敌人。”

七、永远的“康妈妈”

新中国成立之后，康克清专注于全国妇女解放运动工作，她处事待人和蔼可亲、质朴大方，被大家崇敬而亲昵地称之为“康大姐”、“康妈妈”，即使是在噩梦般的“文革”岁月里，她也始终坚信：人民是公正的，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后，康克清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工作，她关心的人和事就更多了。

1985年4月的一天，康克清收到了一位陌生人的来信。

由于字迹难辨，她便请秘书代读。原来写信的是位盲人，请求康克清帮助他创办中国第一份盲童刊物。康克清立刻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她嘱咐秘书再详细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这位盲人叫徐白伦，年届五十，50年代中期他被错划成右派，从一家建筑设计院下放农村劳动。“文革”中他又受到冲击，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拼命工作，不久就积劳成疾造成双目失明。

“没有双眼，离开自己热爱的建筑专业，虽生犹死！”当他发出悲怆的哀鸣时，是他的妻子安慰他、鼓励他，使他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后来，他拿起手中的笔，在妻子的帮助下，开始了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谁料，就在他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时，他的妻子又心力交瘁先他而去。

如果说，妻子在世时，是妻子的柔情滋养了徐白伦伤残的心，那么，现在他则靠着对盲童的赤诚之爱坚强地站立着。“我要把余生献给中国的盲童！”他立下誓言，并着手创办中国策一份盲童刊物。

一个盲人，一个靠工资养活自己和家庭的人，要白手起家办刊物，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就在他处处碰壁的时候，他想到了康克清，便向她伸出了求援之手。

“一定要帮助他办起刊物，为千万盲童造福。”康克清激动地对秘书说。

她先写了一封信给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助徐白伦创办刊物；并亲笔为刊物题写了刊名——《中国盲童文学》，又委派秘书直接与徐白伦取得了联系。

很快，崔乃夫部长派人到徐白伦家了解情况，提供了帮助，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和全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先后捐款二万余元；刘伯承、费孝通、夏衍、巴金、叶圣陶、冰心等领导同志和知名人士，纷纷来信鼓励或题词祝贺。

经过半年的辛劳，徐白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85年10月，金秋的北京传播着一个喜讯，我国第一份盲童刊物——《中国盲童文学》诞生了。正如康克清当初意识到的那样，这份刊物一诞生，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起了巨大反响，卷起一个又一个爱的旋涡。

上海市八家儿童报刊，联合向全国少年儿童发出“给失明的小朋友赠送一份心意”的呼吁。一时间，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成千上万名各民族儿童纷纷写信、寄钱给《中国盲童文学》编辑队表达他们对全国盲童、盲友的一片深情厚谊：

六千封信——一笔一画汇集成友情的海洋；

两万多元捐款——一分一角构成友爱的金字塔。

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姓名，却纷纷解囊相助。

《中国盲童文学》创刊发行后，全国许多盲童给徐白伦写信，诉说了他们渴望像正常孩子一样，想获得生活乐趣的心情。面对这片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世界，徐白伦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全面发展中国的盲童福利事业，才能使大多数盲童从贫乏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立志为这个巨大的工程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作为第一步，他计划举办全国第一届盲童夏令营。

人？钱？物？要什么没什么，摆在面前的，真是困难重重。徐白伦拄着拐杖走街串巷，游说呼吁。他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碰掉了一颗门牙；在电闪雷鸣的风雨中迷失方向大病一场；在拥挤的地铁站（苹果园至北京站线路于1969年10月1日通车）失脚摔下站台险些丧命；两次脑血栓导致左半身麻木。

有一次，他被一个单位拒之门外，甚至遇到人格污辱，回家后他气得彻夜不眠，有人劝他不要再自找苦吃。

“不！周总理生前曾抱着一个盲童说，他们人数虽少，但社会意义大，要尽最大努力使他们生活得愉快。”徐白伦含着泪对周围的好心人说，“我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是会同情我、帮助我的。”

是的，面对全国五十万盲童，许许多多的人都在为他们操心。自从徐白伦创办《中国盲童文学》成功之后，康克清就一直在关注着他的工作。她利用各种机会宣传盲童福利事业的重要性。在一次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儿童工作者代表座谈会上，康克清同志专门抽出时间，单独把徐白伦叫到休息室，详细询问了工作进展情况并鼓励他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成功。”

在盲童夏令营的筹备工作中，徐白伦找到北京卫戍区，希望得到解放军的支持。卫戍区的有关部门说，只要得到大军区领导的批准，他们可以将最好的招待所免费作为营地，并提供一切后勤保障。

在这紧要关头，徐白伦又想到了康克清同志，于是便再次写信给她，希望她出面给予支持。康克清见信后，立刻拨通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办公室的电话……

不几天，康克清、秦基伟等领导同志的批示就到了北京卫戍区。结果，由中央、地方和军队八个单位联合组成了盲童夏令营的筹办机构，人、钱、物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1986年7月14日，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个民族的58名优秀盲童代表齐聚北京——全国第一届盲童夏令营开幕了。他们抚摸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亲吻着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红旗，聆听着天坛回音壁的奇妙回声，攀登上了世界闻名的长城。他们，用心灵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此时此刻，身在外地的康克清仍然在惦记着这些盲童。她写来了一封祝贺信，并委托秘书在开幕式上宣读：

“亲爱的孩子们，得知第一届盲童夏令营开幕了，我非常高兴，并向你们表示祝贺。我现在虽然身在外地，但与你们的心紧紧相连……”

1992年2月28日，81岁的康克清住进了医院，病因是感冒、发烧。4月10日，康克清病情加重，她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医生努力进行了抢救。

康克清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她把孩子们都叫到了床前，断断续续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地过日子，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我什么都不要，一切后事听从组织上安排……”

这时，泪水盈满了康克清的眼眶，她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已经没有力气说下去了。

孙子们问她：“让我们把您与爷爷放在一起，是吗？”

康克清无力地点了点头。

1992年4月22日12时零4分，这位昔日的贫苦“望郎媳”、如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烈火中炼出的金凤凰康克清，终于平静地闭上了双眼，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人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