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中心

“文明中心”首先是一个希腊词汇。自从古代希腊从它最初横跨爱琴海的领地首先向西，继而向东渗透扩张以后，这个词汇便开始在古代希腊流行起来。古代希腊指广义上的地理范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西海岸地带也是希腊人居住的地区。这里海陆交错，山峦起伏重叠，其风光和东方大河流域有所不同。在公元前约1750年以后的250年的时间里，希腊迸发了巨大的能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和繁荣的经济。然而这种巨大的能量在产生辉煌的同时，也被过多地滥用于城邦之间。于是战争、复仇、争霸，连绵不断，互相削弱。这一历史时期终因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混战而被马其顿征服。

十九世纪末叶以前，写希腊历史的人只能上溯到荷马时代。从1900年起，考古学家们先后在希腊的迈锡尼和克里特岛等地发现了希腊早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前的远古文明。

我们不妨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克里特岛上的克诺萨斯王宫去游览一番，领略一下这悠久的文明所带来的感受。

克诺萨斯王宫依山而建，富丽堂皇。从宫门远眺，可以看到山野间碧绿的橄榄林和葡萄架。宫门里有一条用石板铺成的甬道。它的尽头则是一片很开阔的庭院，亭台楼阁鳞栉比，有数不清的门户和数不清的阶梯，整个王宫就是一所使人扑朔迷离的宫殿。全宫最富丽的地方是王后的居室，室内铺着平整、润润的石板，四壁有夺目的壁画。

荷马史诗中对克里特文明赞美道：

“有个地方叫做克里特，

在绿色的海中央，

美丽又富裕，

四面是海洋，

那里居民稠密，

有数不清的数量，

九十个城市林立在岛上。”

克里特和迈锡尼的古文化，曾经达到青铜器时代的高峰。从荷马时代起，希腊人才开始使用铁。铁器的出现，逐渐改变了荷马时代的面貌，加速了希腊社会的文明进程。

希腊的殖民活动大约开始于公元前800年，并被认为结束于约公元前600年。这些殖民活动的原因人们是熟知的。未知世界激起人们的冒险精神，人口增加而引起的土地缺乏，农业的发展取代了畜牧业，工业的发展需要推销产品和寻找市场，生产需要原料，如木材、棉花、小麦、金属之类，而这些在土地贫瘠的希腊半岛上是非常紧缺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到土地贵族的手中，在城市中则表现出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实际上，希腊人首要的经济需求是获得食品，对于一个资源并不丰饶而且人口急速增长的地方来说，解决供给的方法就是进行对外贸易。希腊人可以用自产的橄榄油、葡萄酒等换取北非诸国的谷物。但解决温饱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征服或殖民，扩大希腊世界的疆域。所有这种种原因导致了人们的被迫流放或自愿迁移，去寻求希腊世界以外的原因，在向外传播古希腊文明的同时也不断汲取周边各族的文化。

希腊人向西首先发现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它形成一个向西北方深入的宽而深的海湾。他们沿此向内深入不远，在东岸的阿波罗尼亚和厄庇丹努（今都拉斯）处停了下来，再向里去，海岸为一长串岛屿所围绕，并被迪纳拉阿尔卑斯山脉所封闭。那里遍地乱石，十分荒芜，没有可耕的腹地。伊里利亚人的部落在那里以海盗为业，令人生畏。在亚得里亚海的纵深处，希腊人在波河河口附近的阿特里亚和斯皮纳两地居住下来，他们在那里购买琥珀，据说这种稀有的东西是通过一些神秘的道路，从波罗的海地区辗转运来的。奇怪的是，亚得里亚海意大利海岸竟被人们弃置不顾，虽然那里拥有隐蔽的港口和肥沃的土地。亚平宁山如同一道屏障，以及野蛮的土著居民，也许是这种弃置的原因。希腊的各族，如优比亚人、科林斯人和墨加拉人居住在爱琴海北岸各地，其腹地色雷斯盛产木材，可供造船、建筑，在潘吉山还有丰富的金矿。墨加拉人在普罗蓬提斯的博斯普鲁斯沿岸，建立了加尔西顿和拜占庭。而在更远的寒冷、多雾，常有暴风雨袭击的黑海沿岸，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也建立了许多殖民地，米利都人占据了其中最大最富庶的一部分。在克里米亚，米利都人建立了潘提卡佩城邦，那里十分富庶，盛产葡萄，肥美的俄罗斯草原牛羊成群，丰腴的黑土盛产小麦，在沿岸一带还有取之不尽的渔业资源。简而言之，在公元前六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沿岸分散地建立了许多殖民地。此后，希腊人的地理兴趣差不多完全转向了东方，他们在小亚细亚西岸和近海岛屿建立城邦，把爱琴海变成了希腊内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四世纪左右。

古希腊本土的地理环境本不适合于一个王国的发展。希腊半岛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南端，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这两个海都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半岛东西南三面环海，海岸线曲折。群山把希腊半岛的陆地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不少地区彼此闭塞，不象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有着平坦的河谷。境内山峦起伏，岩石嶙峋、土壤贫瘠；运输困难，交通不便。冬天气候寒冷，的确不是好地方。但是希腊人正视生活，不屈不挠。你看，在岩石裸露的崇山峻岭之间，在隐蔽的深山峡谷里，正是劳动和生活的好地方，在这里到处洋溢着生活的欢乐。这里山花烂漫，绿的橄榄林和葡萄园，香浓的牛羊奶，甘淳的美酒和清泉，盛开的紫罗兰，蓝色的牵牛花，芬芳的红玫瑰，清香的黄水仙和百合花…人们在赞美大自然的美景时会这样说：“海洋真希腊，天空真希腊！”

公元前8至前4世纪古代希腊历史的显著特点是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最初，希腊的每个山谷中都有自己的政治实体——城邦。城邦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小国寡民的规模，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城邦有十万公民——自由成年男子的话，就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这些城邦，在理论上而且往往在事实上，都拥有独立处理内政和外交事务的最高权力。古希腊南部发展成为一个城邦众多的区域，每个城邦都拼命想独立，但又都随时准备侵犯其它城邦。

在亚历山大出生的100年以前，那是雅典城邦也是整个希腊最辉煌的时代。世界是美丽的，生活是欢乐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兴高采烈地生活，这是希腊精神的特征，独裁主义和卑躬屈膝是同它风马牛不相及的。精神昂扬，体魄强壮的人民不会轻易地听人摆布，从崇山峻岭上吹过来的强劲的山风从来不适合独裁者的脾胃。没有山丘可以作为叛逆者的藏身之地，没有巍峨的群山召唤人们走上铤而走险的生活道路——只有在那些地方，绝对地顺从于君主的权威的奴隶生活的理论才能猖獗泛滥。

其实，希腊人十分清楚生活是何等的痛苦，也非常明白生活是何等的甜蜜。欢乐与悲哀，狂喜与悲伤在希腊文学中同时存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矛盾与排斥。希腊文学黑白分明，黑的漆黑，白的雪白，或者是黑色、红色和金色，色彩鲜艳。

希腊人对于艺术的装饰与点缀并不感兴趣，希腊艺术是智慧的艺术，也是朴实的艺术。希腊的庙宇是理性与精神达到平衡的最精彩的创造。就以帕特浓神庙为例，这是雅典在伯里克利时代兴建的祀奉雅典娜女神的神庙，它的洁白的朴素的柱廊，均匀的腰线以及对称的廊庑，鲜明突出，没有任何其它装饰。这种绝对简单的建筑结构，独树一帜。它给人留下的不是一种宗教的、凛然不可渎犯的感受，而是一种属于人世的，心悦心怡的和谐的美感。庄严又富于人情——地地道道的希腊式。它没有埃及的金字塔和巨大的神庙带给人的那种神秘、保守、超人的力量，也没有印度建筑的奢华、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形式。

希腊人是世界上首先进行娱乐活动的人，体育比赛、舞蹈比赛、技能比赛，种类很多。在体育竞技比赛中，有四大主要比赛：德尔斐附近的皮西昂运动会，科林斯和地峡运动会，阿戈利斯的尼米亚思运动会以及奥林匹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希腊人以他们的强劲有力，欢乐明快的格局向大自然挑战。他们在山巅修建庙堂，远眺大海，背靠一线蓝天。他们的心愿是建造比大海、高山和蓝天更宏伟壮丽的建筑物。至于庙宇的体积大小，装饰上的奢华与否，那是无关紧要的，谁也不去过问。再说，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已经沦为废墟了，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几根白色的大柱仍然矗立在森尼思海角的天空，它们与鸟瞰大海以及雅典的帕特浓神庙一样威严。

只可惜，这种辉煌的时代好景不长。

到了亚历山大那个世纪，即公元前四世纪，先是斯巴达，随后是底比斯都试图统一希腊半岛，但相继以失败告终。某些城邦内部的政治角斗，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经济萧条以及波斯对希腊内政的不断干涉——所有这些使得希腊本土居民对以往的文化、价值产生了怀疑，对自己的社会体制丧失了信心。而北方朝气蓬勃兴起的马其顿是一个王国，它的幸运是连续产生了几位有为的君主，建立了强大的军队，是以使希腊各城邦的民兵相形见绌。俗话说，后来者居上。尽管在希腊各邦的居民看不起北部山区的马其顿人，说他们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没有任何文明可言，但是作为希腊人的一个分支，马其顿人注定要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某一时期征服希腊的文明世界。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希腊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形成了以本土为中心的地中海上的希腊世界。经过大约200年的殖民、扩张，希腊人从小亚细亚的本土出发，殖民于东西南北。希腊人的大移民运动，一方面在移民区碰到了激烈的竟争者的对手，一方面又是东方的内陆帝国对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军事进犯的结果。同样在这一时期，希腊本土结束了多利安人入侵，结束了数百年的“黑暗时代”，希腊世界的文明中心又回到希腊本土，兴起了一系列的城邦。这些城邦是聪明绝顶的希腊人的新发明。他们既不象印度人、埃及人沉溺于伟大的宗教观念，也不象亚述人、波斯人致力于庞大的社会组织，也没有象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经营大规模的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城邦不采取神权统治和等级制度，不采取君主政体和官吏制度，不设立经商与贸易的大机构。每个城邦还可以产生别的城邦，嫩枝离开了躯干，又长出了新芽。单是米莱一个城邦就产生出三百个小邦，把整个黑海海岸做了殖民地。别的城邦也一样。从赛利尼（位于埃及以西的非洲地中海岸上）到马赛，沿着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非洲的各个海峡和海湾，兴旺的城邦在地中海四周星罗棋布。让我们看看希腊本土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城邦：在多山的希腊半岛上处于较好的海上交通优势的，主要指中部科林斯海峡上的几个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如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等。它们的领土很小。科林斯城邦两面临海，地势险要，是连接希腊南北的交通要道，但它的领土面积还不到800平方公里（纵横不到六十华里）。从萨洛尼克湾出爱琴海或从科林斯湾西去，沿希腊本土西海岸北航到克基拉以北（现代又称科孚），越过奥特朗托海峡到达意大利半岛南端的靴跟（意大利半岛很像只马靴），公海的航程不过七、八十公里。这样优越的海上交通条件以及它在希腊本土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是希腊城邦的典型代表之一，成为古往今来兵家的必争之地。所以说，科林斯城邦的自身优势在为自己带来财富和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和灾难。许多年以后，当亚历山大大帝亲眼目睹了科林斯的雄姿，心中也是感慨万分。站在科林斯城，登高远眺，海风扑面，心旷神怡。商船密布，白帆点点，海鸟盘旋、流连，浪花阵阵撞击着海边的礁石，城中商贾云集，熙来攘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声音嘈杂，多彩多姿。这是一幅生动的画面。市场上最紧俏的商品是科林斯陶瓶，它色彩明亮，花纹精美、细腻，具有朴素的自然美。这种精美的科林斯陶瓶成为希腊上流社会的宠儿。

也是多利安人国家的斯巴达所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它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拉哥尼亚平原，远禹海岸，没有良港。但它的土地肥美，是希腊为数不多的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城邦。在希腊历史上，斯巴达并不代表古典奴隶社会发展的特色，但是它作为一个守旧的力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斯巴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不发达。它名为城邦，实际上却不是一个城市，没有城墙，没有街道，更没有高大的神庙和剧场等文化建筑设施。斯巴达的全权公民最多的时候不过一万人，到公元前五世纪就不到六千人了，斯巴达公民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崇武和训练才是他们的主要生活内容。斯巴达人建立了严峻的秩序——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它的公民的那种不怕个人牺牲的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它的蔑视财富，放弃艺术与文化，它的平等主义的会餐制度等等，博得许多古希腊思想家的赞美。柏拉图的理想王国所描述的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就以斯巴达为其原型。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座军营。一切艺术文化会松驰这种恒久的警惕与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需要文化艺术了。同样，商品经济也会瓦解这种秩序，所以斯巴达人视黄金为粪土，禁绝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交换媒介只准用笨重的铁块，数目稍微大一点，据说就要用车来装。在斯巴达买不到外来的商品。“商人不把货船停泊在拉歌尼亚的港口，……金银匠、刻工、珠宝匠，也不会插足在没有钱的国土。”斯巴达人把商业和手工业委之于一种被称为“庇里职权西”的贱民去做，土地则主要由城邦的农业奴隶即黑劳士耕种，斯巴达诗人特尔太厄斯这样描写黑劳士：

象驴子似的背着无可忍受的负担，

他们受着暴力的压迫：

从勤苦耕作中得来的果实，

一半要送进主人的房屋。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之下，斯巴达也曾出现过强盛和和平富裕的生活，以致在太阳神阿波罗圣殿的所在地，即德尔斐神庙的一次神谕中，把斯巴达的贵妇风姿和阿尔哥斯的勇武战士同列为希腊世界的第一流事物之中。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歌，是诗人提尔泰奥斯写的：

前进，多男子汉的斯巴达城青年，

你们祖祖辈辈都是自由公民，

快用左手紧握盾牌推向前，

以无畏的精神把长矛投掷出去。

你们决不要吝惜自己的生活，

因为这不是斯巴达祖传的风范。

……

男子汉看见赞美，也看见怜爱，

生前美，战死也美。

但是，斯巴达的这种“繁荣”，并不是依靠自身的经济发展，而是建立在剥削被压迫被征服人民的基础上的。为了镇压奴隶叛乱和起义，斯巴达人建立了独特的军事制度，培养一种集体主义的、不怕个人牺牲的，以军事荣誉重于生命的精神，斯巴达军队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队。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奴隶。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它已经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居领导地位。它的步兵方阵享有常胜无敌的威名，不仅称霸南希腊，而且对全希腊都举足轻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前431 ~前404年），凭借军事威力建立起来的斯巴达的社会制度受到了来自雅典和东方波斯帝国的花花世界的诱惑，面临着新的威胁和考验。

在公元前六——五世纪成为希腊文明中心的雅典，兴起的时间比科林斯、斯巴达都晚。

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位于希腊的中部。在它的东面，是紧依海岸的长岛优卑亚，掩护着通向东北爱琴海的航路。在它的西面，有法勒伦和派里厄斯等良好的港湾，它们可以通过散布在爱琴海中的群岛抵达小亚细亚。

阿提卡地区面积二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然而在当时它是希腊较大的一个地区，它包括马拉松平原、埃琉西斯平原和雅典平原，山区夹杂于其中，最南端的劳里昂山区是著名的银矿。多里安人入侵时代，阿提卡地区始终未被侵入。鉴于阿提卡比较广阔，有良田也有矿产，所以雅典对当时流行的海外殖民丝毫不动心，尽管它有优良的港湾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直到公元前六世纪梭伦改革以前，雅典还是一个产粮并自给自足的城邦，它的陶器工业远未发展，当时流行的是制作精美的科林斯瓶。雅典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突破点。

在公元前五世纪末的一天中午，在热闹的雅典中央广场上，一个男子头发散乱，衣衫褴褛，疯疯癫癫，双手不停地捶打自己的胸部，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当越来越多的人围住他的时候，这个男子一反常态，高声朗诵起他的诗篇来了。这个装疯卖傻的人就是雅典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约公元前630-560年）。

梭伦生活的时代雅典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变动之中，主要的原因是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的增加，导致了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后来一度成为雅典公民的亚里士多德在其《雅典政制》中指出：“（雅典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时代为止。”

梭伦出身于雅典的贵族家庭，有丰富的游历经商经验，在旅途中梭伦曾吟诵了许多诗篇，一来排遗旅途中的愁苦，二则抒发自己的感情：

“许多坏人有钱，许多好人贫寒，

然而我们决不以品德去和财富交换，

因为品德永久，

而钱财也有时又归他人。”

梭伦因为他创作了许多诗歌而赢得了“雅典第一个诗人”的桂冠。但梭伦崭露头脚，是因为军功而不是他的诗歌。梭伦以当众吟喟的方式激起了雅典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尊严：“起来，到萨拉米去，夺取那美丽的岛屿，洗雪我们的耻辱。”于是梭伦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指挥官，智取了萨拉米岛，当时的梭伦刚30左右。现在已经40多岁的梭伦又要当众吟诗了，这一次他是为了什么呢？

公元前594年的一天中午，“集合啦，大家快到广场去！”一个手持桂树拐杖的传令官在高喊着，穿过大街小巷，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作涌向城中心的市政广场。不久前，梭伦曾在这里装疯，而今天身为执政官的梭伦要在广场上当众宣布重要的改革法令。

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梭伦早已站在广场中央的高高的讲坛之上，他的背后悬挂着一个大木框。梭伦高举右臂挥了两下，嘈杂的人声立即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紧盯着那只大木框。只见梭伦用手轻轻一推，木框中的板子轻轻地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一项新的法律条文立刻展现在人们眼前。“安静！现在我宣布，”梭伦高声说道，“根据新法律的规定，所有债务一律废除！”人们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当梭伦重新再宣布一遍时，广场上立刻欢声雷动了。但是有那么一些衣着华丽的贵族和财主却跳出来激烈反对：“这是什么王法？我们辛苦积累起来的钱财，就这样白白送给那些穷光蛋了吗？”随着法律的颁布，广场上立刻形成了赞同和反对的两大阵营，互相攻击，指责谩骂。雅典的普通百姓人数远比贵族多，双方各不相让。夹在其中的梭伦感到了无奈，于是又吟颂了一首诗为自己辩解：

我给人民以恰好满足的权利，

得的不短少也不加多；

有权势有令人羡慕的财产的人

我劝告他们不要过分。

我手持大盾站稳，为双方挥舞，

不让任何一方非法战胜。

梭伦的改革，打击了氏族贵族的势力，部分满足广大下层平民的要求，为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奠定了基础。但是他的贵族出身和中庸、温和的处世哲学不可能同时获得贵族和平民的谅解。在执政官期满后，梭伦放弃了全部权力，后人称颂他是“希腊的贤人”。

梭伦法典，在财产、继承、犯罪和惩罚等方面都有革新，他的法典又以其完善、公正、简洁、富于弹性为后世所称道。它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之后帝国法典的楷模，也是古罗马铜表法的“竞争对手。”法典原文保存于雅典议事会堂，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以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布于众。从此以后，雅典进入“法律”统治时期，即希腊语称的“优鲁米亚时代”。希腊城邦制度中的法治传统，遂于此奠定。

这样，在严重的阶级矛盾中，雅典没有经历过外来的冲击和内部的暴力斗争，而是出现了梭伦这样的民选调解官，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雅典人和因雅典的伟大而所获甚多的世世代代的人，很幸运地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梭伦”（阿德科克语）。

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各邦的政治制度还是五花八门，各俱特色。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搜集了750多个实例。而雅典自梭伦改革之后，继续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为其它各邦做出了范例。经过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它的民主缺席成为各邦效法的榜样。

雅典最高的权力机关——公民大会大致每十天左右就召开一次，雅典公民满20岁均有选举权。会场在城西的山坡上，依山势修成了台阶，人们都席地而坐。讲台由一块巨石凿成，后面平放着几块木板供主席团成员就座，讲台两面修有小台阶方便人们上下讲台。还有一把很精致的椅子，专为主持会议的主席设置的。

人们抬起头，可以看到湛兰的天空，一边是卫城上壮丽的神庙，一边是波浪汹涌的海岸。人们就在这简朴的露天会场上，决定国家大事，决定战争与和平。

在会场的入口处，有几个监察官正在按名册检查到会的人。“大家注意！”一个监察员高声说道：“今天是选举大会，外邦人不得入内。”一切准备就序之后，主席宣布：“开始选举！”会场上立刻安静下来，一个身着黑袍的祭司牵着一只小猪，环绕会场行走一圈，然后沿着台阶走上讲台边的一个小祭台上，当场宰杀了小猪，这时候台上台下的人们都在心中默默祈祷，请求神灵赐福，感谢神灵的保佑。这是每次开会都要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然后，会议主席高声宣读了候选者的名字，由公民讨论认可之后，再举手表决，谁获得了多数票，就算当选。因为要选举出的将军步骑兵统帅以及司库员等都是事关国家命运的职务，所以会场上讨论的特别激烈，其他的官吏，如9名执政官，500人议会的议员及监祭、审判、市政等方面的官吏，都在大会选举之后用抽签的方法产生。这样严肃的公民大会，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反复的研究，通常差不多要费去一个上午的时间。如果遇到天气下雨等其它情况，则要延长或推迟。因此，在辩论中估计会遭到失败的一方，往往会以“听见打雷了，天要下雨了”之类的话为借口，要求休会，希望借休会的机会再重新组合力量。如果真的听见了雷声，看见了乌云翻滚，这个休会的要求就可能会被接受。为了便于大会正常进行，到了克里斯梯尼任执政官时，特意在雅典的市政广场上修建了一所会议厅，还修了一座有园棋形屋顶的房子，其中安置了作为整个国家象征的永不熄灭的炉火，并设有公共厨房，供当政的500人会议成员就餐。

根据克里斯梯尼的提议，每年春季雅典都要召开一次非常的公民大会，为了防止贵族的专制和野心家专权，保障雅典的民主制度，实行“陶片放逐法”，由参加会议的公民把自己认为对民主政治有妨碍的危险分子刻在陶片或贝壳上，秘密进行投票。如果某人的票数超过了6000票，按法律就要判他流放十年，期满后才许回到雅典，恢复他的公民权。考古学家已经在雅典发掘出很多刻有留放者名字的陶片。据考证，米利都、阿尔哥斯、叙拉古和麦加拉四国也效法雅典实行了“陶片放逐法”。这个法律同时也说明了当时雅典公民的文化素质较高，绝大多数人识字、能写。

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高度繁荣是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43-公元前429年执政）。伯里克利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是古典希腊文化的推崇者和倡导者。他的理想和抱负是要使雅典不仅登上希腊世界霸主的宝座，而且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的奴隶制经济、民主政治、海上霸权的古典文化臻于极盛，璀璨辉煌。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它是正处于伟大的雅典时代中的雅典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两位修养有素的将军竟然在大战前夜专心致致地讨论，推敲一个细微的词义差别。确切的日子无从考查了，大概在公元前450年左右的一天，在夕阳下，一支希腊舰队抛锚在爱琴海附近的洋面上。准备第二天清晨发起进攻。晚餐时，舰队司令官伯里克利邀请副司令官共进晚餐。他们俩坐在船尾的甲板上，头顶上有一块遮篷，遮挡夜晚的露水。战争迫在眉睫，一切都笼罩着战争的气氛：士兵们来回在甲板上巡逻、放哨，大刀和标枪擦得雪亮，盔甲和盾牌整齐地排放在一边……一位侍从——相貌英俊的少年端着托盘给司令官上酒菜，温和的灯火和落日的余晖照在这男孩的脸上，更显得青春焕发，神采飞扬，伯里克利看得出神了，随口引用了一位诗人说过的话：“真漂亮啊，这年轻美貌的面颊上有一道‘紫色的光’。”副司令官稍年轻一些，平日就喜欢引经据典，咬文嚼字，听了这话之后，他放下手中的叉子，摇头反对说：“尊敬的司令官，我想形容青春年少用‘玫瑰色更适当一些”。“不！”司令官坚持自己的观点：“紫色更能表现出如花似玉的少年形象。难忘您忘记了这是一位很有名的诗人所使用过的词语吗？”这样，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心平气和，软语轻声，晚餐桌上洋溢着微妙的温馨而浓郁的文学批评的气氛。那个可爱的侍从一直站在桌边，他的脸真的由白变红，由红变紫了。可惜司令官专心与副司令官的辩论，忘了抬头看一下这可爱的少年，所以两人的论战一直持续到深夜。可是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官并肩作战，指挥杀敌，配合默契，说不定他们的文学争论还没有结束呢。

这两位颇具文学修养的将军肯定是来自于贵族阶层的了。那么，普通雅典居民的生活又怎么样呢？雅典公民很少亲自劳动，即使是石匠和铁匠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作为城邦的一分子，要频繁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政府经常有一系列津贴可以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雅典平均每个公民有四个奴隶为自己生活服务，即使最穷的公民也有一个管家的奴隶。公民们的生活很简单，根据阿里斯托芬在喜剧《田鸡》中的描述：公民们只需要三橄榄，一个玉葱（即洋葱），一个沙田鱼头，就能度过一天。他们的全部衣物往往是一双凉鞋，一件单袖的短褂，一件象牧羊人穿的宽大长袍。住着狭小的屋子，盖的马虎，一张床，两、三只美丽的陶器，就是主要的家当。这种生活看似清贫，实则自由、洒脱，公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宽阔的广场总是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人们三五一群，讨论着国家大事，个个口若悬河，神采飞扬。集市里，店铺林立，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黑色的盾牌、雪亮的宝剑、精美的陶器、各式马靴和凉鞋、多彩的服装，琳琅满目，五光十色。

新建不久的庇里犹斯港由三个海港构成，其中两个是海军港。帆樯林立，商船云集，货物堆积如山，货仓、粮仓、店铺等等鳞次栉比。在输入方面，有来自黑海沿岸、埃及和西西里的谷物，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木材、矿石，斯基泰、意大利半岛和希腊山区的牲畜、皮毛和鱼类，埃及的纸草和亚麻织物，以及来自东方的贵重毛毯和香料。在输出方面，都是雅典著名的产品：橄榄油、葡萄酒、蜂蜜、陶器、金属制品、矿石和大理石等等。雅典城邦愈来愈富裕起来了，它的国家收入，达到按古代标准来说十分惊人的数额。它征收出入庇里犹斯港货物价格的20%的关税，阿提卡的劳里昂银矿和色雷斯的潘吉山金矿提供的可观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它有提洛同盟的贡款，这批贡款最初定为460塔兰特，实征数约达410塔兰特。这些巨额收入使得国库急剧膨胀，雅典因此建立起了强大的海军，同时雅典的文化也迈上古希腊文化的高峰。

雅典全盛时代的文化生活，表现在各个方面，最显著的是由广泛自由公民群众参与的祀神庆典和戏剧活动。史家考证，希波战争后的两百年间，主要在雅典，前后创作出来的戏剧剧本为数超过三千，这是真正的艺术繁荣！

在雅典城外，有两处著名的运动场，一个名为阿加米德，一个名为卢基厄模，雅典政府在这里开辟了幽雅的风景区，绿草遍地，碧树成林，鲜花遂开，蝴蝶飞舞。“神圣的海岛，四周微风轻轻地飘荡，金黄色的鲜花满树开放，鲜花也争艳在水中央。”这是诗人品达的作品，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在吟喟。

“啊，灿烂辉煌，

紫罗兰花团锦簇，赞歌传四方，

光荣的雅典，你是希腊的堡垒，

上帝的城邦！”

在运动场上，经常有赛跑、跳远、投铁饼和其它的体育运动。准备参加希腊奥林匹亚竞技大会的选手，也时常在这里锻炼。运动员们几乎都赤裸着全身，身上涂满了橄榄油，他们四肢健美匀称，在阳光下发出古铜色的光。希腊人以展示身躯之美为荣而不是以裸露身躯为羞，在重大的节日或祭祀仪式时都是以裸体为美。他们不认为在神面前裸体是亵渎而认为把美的躯体展示于神前是一种最高的神圣的奉献。因此，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都和凡人一样有着健美有力的肉体。而艺术的最高趣味也是对肉体美好的玩味和再现。这种文化传统对希腊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年以后，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率军东征波斯，经过了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英雄阿溪里墓旁时，亚历山大与同伴们围着古墓裸体竞走，以表示对英雄的敬仰和怀念。

在林荫道上，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悠闲的人们，他们喜欢脑力活动，用辞讲究，有逻辑又有趣味，举止文雅大方。他们都是非常文明的人士，擅长于生活中的各种娱乐交际，经常谈笑风生，不管话题如何抽象或者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都能侃侃而谈，兴趣盎然。他们之中汇集了希腊的精英，时代的骄子。苏格拉底坐在葡萄架下的长廊里，在他的周围坐满了人，热烈地讨论着诸如战争、政治、友谊、艺术，特别是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苏格拉底是一个全能人才，他不仅仅是我们想象中的学识渊博的哲学家。一般说来，哲学家们都很怪癖，沉默寡言，或者说，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们为人清高，孤芳自赏，沉缅于深奥莫测的问题之中，不苟言笑，呆板教条，终日思考。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人。他善于社会交际，喜欢和人们在一起。“我喜欢知识”，他在谈到自己的时候说，“所有的人都是我的老师。”当时，希腊没有艺术家阶层，也没有专门文人与学者的阶层，士兵、工匠、市民及政治家等都能够出口成章，舞文弄墨。人们自幼都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温文尔雅，安逸自如。如果谈到轻松的话题，就会不时响起一阵欢笑声。有一次苏格拉底为自己的鼻子辩护，他说他宁愿要扁平的鼻子，也不要笔直的高鼻梁。一位结婚不久的新郎说，他不吃大蒜，于是引起哄堂大笑。

一次苏格拉底出席了雅典著名富豪卡里阿斯举办的宴会，应邀出席的宾客都是雅典的名流贤达：阿里斯托芬是大名鼎鼎的喜剧家，修昔的底斯和色诺芬都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是同行。此外还有苏格拉底另一位得意的弟子年青的柏拉图等。他们个个才气横溢，喜欢高谈阔论。苏格拉底一进门，立即就被弟子们包围了，受到了大家热情的欢迎和问候都要求与他坐在一起。阿里斯托芬用亲热而又戏谑的语调说道：“尊敬的苏格拉底先生请允许我与您坐在一起，我多么希望，智慧可以通过人体的接触而传导，假如可以这样的话，你就能把你的丰富、公正合理的智慧象流水似地灌输给我了。”这样，辩论和酒宴一起开始了。银色的酒杯中注满了淡紫色的葡萄酒，餐桌的正中间摆着一盆香气四溢的烤乳羊，几只精制的碗碟里摆放着鲜红的果酱、青绿色的洋葱片和油炸土豆片。大家边吃边喝边辩论，其乐融融。苏格拉底在连饮了几大杯葡萄酒之后，话就更多了：“我们所使用的每件东西”，他说，有些吃力但思路仍十分清晰，含有深深的哲理，“都是从同一角度，也就是从有用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就被认为是善的，又是美的。”柏拉图追问道：“您能不能说的具体点？”苏格拉底点了点头：“当然可以，”又咽下一口酒。“比方说粪筐，由于有它的用处和价值，也是一件美的东西。”正在大吃大喝的其它人听到这里禁不住捧腹大笑。柏拉图顿开茅塞：“如此说来，金制的盾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过如粪土一般，如果物非所用的话。”苏格拉底发出了会心的微笑，非常赞赏这位悟性极高的弟子。按照常例，酒宴间有艺术表演，或者是舞蹈或者是对戏，以招待宾客。这次卡里阿斯请的是一位女孩子，她身着鲜艳的衣裙，右臂半露，手中拿着十二个金色圆圈，在音乐声中，她一边旋转，一边把圆圈扔向半空，轮流接抛，令人眼花缭乱。苏格拉底看得出了神，赞叹不已，酒意也没有了。“朋友们”，苏格拉底又要发表高见了，“从这一个女孩子来说，而且从许多事实来看，妇女的才能一点也不低于男子。”说到这个颇为严肃而敏感的话题，在座的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我们应该让妇女们到剧院听戏，到运动场参加比赛，应该教给妇女更多一些本事，那么这个社会才会多彩多姿。”苏格拉底滔滔不绝，兴趣正浓。有人说了一声，“赞恩茜庇”，另一位客人也冒失地问：“您为什么不先教一教你的妻子，让她的脾气好一点？”宴会的气氛似乎僵住了，主人卡里阿斯非常不满地瞪着这说话的人。“因为”，苏格拉底诚恳而很快地回答，以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带给主人的不安。“我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和人们友好地相处。”苏格拉底稍顿了顿，脸色红红的，看来真的是喝了不少酒：“我之所以选中赞恩茜庇，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能同她很好地相处的话，我就能同任何人很好相处了。”“原来是这样！”“太好了，”他的解释人人满意，只有提问的人脸情不自禁地红到了脖根。然后，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谈起了体育运动。……

一个世人所公认的导师竟然毫无教条气味，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实在令人佩服，甚至对于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也难以理解。康德是我们想象中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书呆子气最典型的体现者，他是一个身材矮小，耸着肩膀，心不在焉的人。他每天只往返于自己的家和他们任教的大学之间，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所以柯尼斯堡的主妇们一看见他路过家门去学校上课，就校准家里的时钟，康德在这些主妇们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扳时器，分毫不差。当然这是一个笑话，说的是哲学家们的怪癖、迂腐、呆板。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希腊人——热情豪爽，精力旺盛，彬彬有礼，落落大方。苏格拉底的所作所为说明了生活在高度发展阶段的文明社会中最明达事理的人们所采取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我们且不要去妄加评论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虽然他的结局不尽如人意，但在他生前的许多年内，他一直在世界上的第一所学院中教书，许多雅典人是他的学生，这些或许可以使他的在天之灵得到一些安慰吧。此后，希腊哲学的四大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斯多葛都起于雅典，学派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罗马时代。

雅典对于自己的文化生活和这种生活的前景是十分自负的，他们没有注意到，在歌舞升平之外，战争的阴影已出现。

“人类不能自行选择

繁荣昌盛，顽固战争

会破坏一切的内乱，

云飘临这儿又飘临那儿

全凭赐予我们一切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