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臭名昭著的黑社会势力
青帮是旧中国黑社会第一大帮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青帮大亨个个都是敢给老蒋一点颜色瞧瞧的“横茬儿”……流氓无赖转眼间就成了社会名流……拆梢女友、串放白鸽、带线行窃都是青帮帮众驾熟就轻的拿手好戏……青帮中的女帮众个个更是软硬不吃的妖女荡妇，她们比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青帮的源流——杜撰的故事与严厉的帮规
青帮据说发源于明代佛教的一个支派——罗教，罗教是从中国禅宗的临济宗分化出来的一个民间教门，初创于明代中期的正德年间（1506—1521），创始人名叫罗清，法号悟空，教内尊称他为罗祖。
罗清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即墨县，三岁丧母，七岁丧父。罗清十四岁代叔父从军于北京古北口，后来自动退伍，到处寻访有道高僧，先拜禅宗临济宗宝月和尚为师，又向无为禅师求教，最后到九华山拜见真空无际禅师，领悟到了宗教教义，也渐渐有了一些名气。后来罗清被人诬陷入狱，被囚禁期间，他将自己悟道所得，写成《五部真经》并自立教门。
万历四十六年罗教被朝廷查禁，罗清转由大运河南下，在浙江一带广收门徒，被漕运水手们接受。历代漕粮，每年都有数百万石，由于运输困难，船只消耗和官吏侵吞，耗资巨大，有时甚至要以数十万担的代价运送一石粮食，承运漕粮，不论对官对民，都是一项重役，往往有人因此破产，甚至为之送命。到了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由翁雍、钱坚、潘青组织南北运河的漕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清政府都责成青帮护送漕粮，使青帮在漕运中一直保持着行帮的地位。所以青帮又杜撰出这样的故事：当年翁、钱、潘三人不辞千里艰辛，前往蛮荆之地拜罗祖为师，直到红血齐腰、芦苇穿膝，才与罗祖结下师徒之缘。数月后，罗祖命令他们下山为清廷运护漕粮。翁雍、钱坚、潘青三个人为清廷卖命，立下军功之后，成立青帮，公然设堂，广泛招收徒弟，并立下十大帮规，确立了辈份，另设有三堂六部等组织。
青帮的组织形式以帮命名，在北方，常见的有嘉白帮、江淮四帮、嘉海卫帮等，青帮内部以师徒相称，帮内的辈份原定为二十个字：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到了清朝末年，这二十个字已经用完，便又添了“大通悟学”四个字，民国以后，青帮内部又续了二十四个字：万象皈依，戒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发修行。
青帮的十大帮规是：
一、不欺师灭祖。
二、不违犯帮规。
三、不藐视前人。
四、不江湖乱道。
五、不扒灰放笼。
六、不引水带钱。
七、不奸盗邪淫。
八、须有难同当。
九、须有福同享。
十、须仁义礼智信。
另外，青帮还有十大家法：
一、初次犯帮规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手臂上烧“犯规”两字，并加以斥革。如犯叛逆罪，捆在铁锚上烧死。
二、初次忤逆双亲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胸前烧“不孝”两字，并加斥革。如犯逆伦罪，捆在铁锚上烧死。
三、初次不遵师训，妄言妄行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顽民”两字，斥革。
四、初次不敬长上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者，用定香在臂上烧“不敬”两字，斥革。
五、初次以长上资格侵占帮中老少所有财产物件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强夺”两字，斥革。
六。初次殴打帮中老少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强暴”两字，斥革。
七、初次犯国法所禁不道德之事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重大罪时，用定香在臂上烧“莠民”两字，斥革。
八、初次诽谤仙、佛、菩萨以及一切宗教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妄为”两字，斥革。
九、初次不务正业者，专事敲榨、逞凶斗殴、不受规劝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无义”两字，斥革。
十、初次犯奸盗邪淫，而伪造虚构、诬栽、殃及帮中老少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无耻”两字，斥革。
应该说，在青帮初创，由翁、钱、潘三人领导期间，执行帮规还是比较严格的。据说，清帝乾隆南巡时，曾经化装到杭州察看青帮家庙，认为管理有方，便传谕嘉奖，并钦赐龙棍一条，上面写着“违犯帮律，打死无罪”八个字。此棍后来成了青帮的镇上法宝，凡是遇到重大违犯帮规者，即以此棍责罚。
青帮的三堂是翁佑堂、钱保堂和潘安堂；六部是引见部、传道部、掌布部、用印部、司礼部和监查部。六部中每部设有师父，分别负责。凡是遇到新入帮的人，最初的手续是由引见部的引见师带领“空子”（帮中黑话将帮外的人称为“空子”）求见收徒的人，先将姓名、籍贯、住址、履历和职业询问明白，然后由传道师把帮中的规矩宣讲清楚，并询问是否真心入帮，这时的“空子”当然应该回答“真心”。之后，由引见师和“空子”约好开堂的时间，“空子”要如期前往，设礼入帮。青帮每次开堂收徒，都要数十或百人一起入帮。由“老头子”（帮中黑话将有资格带徒弟的师傅称为“老头子”）选定开堂日期，通知引见师物色人选。到开堂时，由引见师率领候补帮众进入堂中，先献上拜师钱，为“老头子”祝寿后，便由“老头子”点燃香烛，中间供上主爷牌位，再由引见师带领行三跪九叩之礼，每人发誓遵守帮规。发誓后，新帮众再到“老头子”前行礼，帮众之间再一一敬礼。行礼过后，“老头子”按例要说：“今日既入本帮，今后须严守帮规，兄弟之间，也要讲究仁意，不得自相妒忌，外面如有拆梢等类的事，须先要通知我，我酌情处理，不得冒昧行事。”说罢，“老头子”便命令掌布师分发票布，票布上写明姓氏、年龄、履历等项，再由掌印师用印，令帮众们各自珍藏，作为永久在帮的凭证。
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漕粮开始由海上运输，河运几乎停止。青帮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徒众开始流落各地，成为游民组织。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成了青帮组织中的主要成分，因此，在晚清时期，各地的青帮组织发展得很快，活动范围也从台湾、福建沿海扩大到了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从运河两岸扩大到天津、上海和华东各通商口岸。
清代后期，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青帮由于没有政治纲领，加上成员复杂，于是一些组织和成员开始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而另一些组织和成员转向了反清的立场，赞助太平天国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当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团结各种反满的力量，也采取了发动会党的方针，青帮便成了一些革命党人争取拉拢的对象。据说光复会的领导人徐锡鳞、秋瑾等人也参加过青帮，发动青帮成员从事革命活动。
旧中国的上海，青帮中以流氓居多，几乎没有一个流氓不入青帮。但是上海的流氓加入青帮，不像过去那样郑重其事地开堂了，仅仅需要一个介绍人，找到一个帮众送上一副帖子，就成了师徒关系。这样，青帮在上海不断扩大，成为最大的帮会之一。而随着大批地痞流氓、恶棍奸雄的加入，其成员男盗女娼，作案犯科，越演越烈，帮规也就成了头目们控制门徒的工具了。
这时的青帮已经成了反动势力的帮凶，当时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杨虎等人成了青帮的头目。这些人出面组织了“中华共进会”，袁世凯拉拢他们刺杀了宋教仁，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公愤。北洋军阀时期，青帮得到了进一部的发展。长江、沿海的所有轮船、民船中，均有不少船员以及码头的把头和工人加入青帮。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中华共进会”发表电文污蔑共产党，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因此，青帮很快又发展起来，以长江下游和河北、山东等地发展最快。抗战时期，青帮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迅速发展，在沦陷区，不少青帮成员为日、汪特务机关利用，充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少数青帮头目利用青帮进行政治活动，为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拉选票。临解放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从西南撤退，组织“应变”，青帮也有从事破坏活动的。如四川涪陵等地少数青帮成员成立“安庆联谊军”，解放后图谋暴乱，被人民政府破获取缔。整个青帮组织则自行瓦解。
二、青帮的成员——无所不包的混乱集合
青帮的影响十分巨大，是其他的帮会所望尘莫及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的成员十分广泛，无所不包。青帮最盛之时，上至官员，下到游民、僧道、兵勇、尼姑、妇女，无不被其吸引。
1.官员
青帮大约起源于清嘉庆、道光年间，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当时翁、钱、潘三个人立了军功，获准立帮收徒，这些人在朝廷都担任一定的职务，领有饷粮，在军界中更是人数众多。当时立下的十大帮规中，有“不许奸盗淫邪，仁义理智信”一类的条文，可见当时的青帮并不完全像后来那样横行不法。一般的官员觉得青帮的宗旨并不过分，所以加入青帮的官员不胜枚举。到了咸丰同治年间，青帮不再参与漕粮运送，粮饷又被革除，生计断绝，便开始了种种不法行为，加上吏政黑暗，一些官员秘密入帮的事时有发生，官匪一家，坑害百姓，骇人听闻。
晚清时，某省某州附近的十几个县，是青帮出入最盛的区域。某县有个叫十八段的地方，方圆几十里，几乎全部成了青帮的世界，聚集在这里的青帮帮中多达几万人。当地青帮之首名叫顾三五子，他的部下有男帮众几千人，分布于各个村庄乡里，防卫严密，四周筑有土城，城厚五六尺，高约两丈多，并辟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城墙上造有更楼，筑着炮台，青帮帮众盘居在里面，自视固若金汤。男女帮众们没事的时侯都耕田种地，一有情况，便成了匪。这样的地段一共有十八处，因此人们称这里为十八段。各段平时互相守望帮助，都配备了最新的枪械，附近的驻军，除了与他们相安无事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十八段的青帮开始时抢劫行人，掠夺附近地区，当地成为行旅眼中的畏徒，富贵人家也纷纷搬迁，使得这一地区除去青帮之外，很少再有良民，连小商小贩也就此绝迹。后来青帮又逐渐伸展势力，组成大队去外面抢劫其他县境，每月每县出去抢劫一次，就有十八次，因此各县官厅每日报案不绝，自然上报请求联合进剿。该省的巡抚见各县报告中几乎没有一天不受匪徒骚扰，便密令某统领率兵一千，赶往该地驻扎。哪知某统领本人就是青帮成员，一到该地，立即与顾三五子见面，从此有福同享，两人立约，顾三五子不得在本州境内犯案，如果顾三五子想派人到外面抢劫，必须先通知该统领。从此以后，附近的十几个县盗风顿息而该统领威望大增，但是别处又开始鸡犬不宁了，因为顾三五子和统领立下约定以后，每次作案都远离该地区，一时间盗案都发生在数百里之外。在该军的驻在地，该统领歌声载道，而其他地方却民不聊生。
一天，该州巡抚仔细审查境内各项盗案的申报公文时，发现其中有各盗匪作案后携带赃物向十八段逃去的情节，便回忆起以前帮匪活动都在十八段一带，可为什么该统领坐镇后，立即一件案子都没有了呢？这引起了巡抚的疑心。于是，巡抚派出了一名委员秘密地到该处调查。那知道委员一到该地，老少妇孺全都称赞该统领的功德，使得委员心中奇怪。再到十八段逐段考察，更是发现了一片桃花源：男子执犁于田，妇女采桑于野，白发老翁吹箫以益寿，小孩放牛吹笛以和声，和风荡荡，暖日融融。
该委员一路行来，心中暗暗称奇，但是有一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即各段均筑有土城，而且十分坚固，并配有炮台，每户人家还藏有快枪，他当时传讯了几个人，这些人回答说：“委员大人，您不知道这里是盗风最盛的地方，这些农民因为没有枪支，都多次遭到抢劫，现在严阵以待，使得歹徒们知道抢劫不易，几年来才得到太平。”众口一辞听起来合情合理。委员只得回去禀报，说十八段太平无事，这样一来，此统领与青帮相互沟通的事，又被隐瞒了起来。
2.游民
青帮中的游民数量众多，甚至到了不加入青帮就算不得游民的地步，而游民中又以流氓为多，各种流氓仰仗青帮的势力，在社会上横行无忌，这些事以上海为最多，他们常年所从事的勾当，不外软硬两相。所谓的软相，又分为架相和吃相。
（1）架相
所谓架相，就是专门引诱洋行小开，使之入帮。引诱的说法无非就是加入青帮后如何有面子，如何不吃亏。引诱他们入帮后，也时时带着小开到处逛逛，大摆架子，因此叫架相。至于引诱小开的目的，无非是看中了他们的钱财，刚开始引诱时，要先估量好小开的财产，侦察他在家中是否有家政的全权。青帮骗取小开金钱的方法并不是穷凶极恶，而是让小开自情自愿，自动上钩。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捧场面。捧场面就是先把小开带到各个码头游历。青帮的帮规中，本来就有招待外埠同帮的规矩，见到小开到来，就更给面子，招待极为丰盛，格外周到，吃饭、住宿、游玩，一切花销，都由当地的帮首负责，不用小开花半文钱。所有的帮众见到小开后，均礼貌有加，即使是帮众前辈，对小开也分外优待。小开进出之时，常有几十名帮众跟随，离开时还会有万金相送。
小开在外埠受到优待，他日外埠帮首到来，当然要给予回报。青帮之所以优待小开，是为了引诱小开，以便从中取利。
招待的方法，有时也可以变通，假如遇到面子不大的帮众过境，招待有限，遇到面子较大的帮众过境，每天的花费巨大，如果钱财不够，则由本埠帮众每人摊派三角五角，筹集款项，日后生意得手，先在入款中提取此款，发还给个人。另外，青帮的作法还有……
A、代人讲事
上海滩的流氓，争风吃醋，寻衅滋事，几乎天天都有。假如乙方功力不济，无力与甲方抗衡，就一定会邀请有面子的青帮成员为自己包办此事。青帮一旦接手，也一定会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开始时，青帮会派一些帮众到甲处说和，如果甲方不给面子，青帮便会带上武器，约日打架，即使打到死伤的地步，也不会说上半句软话，就算是告到官厅，也是自行收殓。这是青帮里常有的事，他们把这个叫作吃硬，是青帮的金字招牌。至于调停打架的费用，一定事先说好，由甲方负担，一般来说都在百元到几千元，因为小事情也不至于请到青帮出面。
B、包贩石头条子
包贩石头条子就是包办贩卖妇女儿童。上海滩不法之徒贩卖人口时，除了打点警探之外，还要托拜一个有面子的青帮中人，送上10天、20天的保险费，这样每到一个码头，自然会有青帮出面说情，就可以平安无事，不会有人来找麻烦。从外埠贩卖人口到上海，一般不用打招呼，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自身就是青帮中人。
C、开码头
青帮中人每到穷极无聊的时侯，便到长江码头游历一周，除去盘费，还能够净赚成百上千元带回上海。每到一处，各码头同帮的人供给日用花销，走的时侯还要奉送路费。根据本人面子大小，少的也就三五元，多的能达到上百元。例如有一个叫顾海六的人，是当时上海青帮里面的二号人物，他有一次到松江去，当地的青帮首领为他开了一局牌九，头一场开销之后，他还剩下了一百多元，可见面子之大。
（2）吃相
A、开门口
青帮将外地贩来的妇女拐到上海，逼良为娼，叫开门口。
B、开香堂
即拜师开堂收徒。凡有面子、字辈又大的帮众，每开堂收徒至少也一、二百人。入帮徒弟须交纳拜师金10元，开堂费6元。如有小开入帮，拜师金就更加丰厚，且另有酒席费用无定数。收徒的人，一般把小开姓名放在首位。一般为徒的，也争着往前排，各自缴纳重金，获得青帮名册首位的荣誉。几乎和前清上状元金榜的情形相仿。那些“老头子”，每开堂一次，收入至少在千元以上。
C、收陋规
凡在上海滩上从事非法营业勾当的，帮众们均可一一拆梢，因为青帮消息灵通，眼线甚多，就连著名侦探，也望尘莫及。因为他们属下众多，除同参兄弟外且有众多徒子徒孙，凡可以拆梢者，必一一通知“老头子”，同时，得手后，也须由“老头子”分配赃物。
上边说的这些，均是软相。此外还有硬相，大都属于偷盗、敲诈、绑架、勒索等事，这等勾当，更是令人怵目惊心。
3.差勇
兵勇差役与青帮通气，早已为人所知，按照帮规，凡有情况时，同帮人必须事先通知。正因如此，各帮众才有恃无恐，横行无忌。如犯盗案、命案、赌案等，或被官府查悉而下令捕捉，早有差役等通风报信，人犯则可以从容逃避。至于缉捕过程中，兵勇则虚张声势，掌号排队，到了地处，帮众早已闻风遁去。可怜百姓及遭难者，不但得不到保护，差役兵勇一到，还要腾房让屋，饮食款待。至于什么验尸费、差役费、车马费、踏船费等等，还得由老百姓负担。可见兵匪一家，总不外乎百姓受难。
清光绪二十九年冬天，太湖边有一镇名望平桥。该镇东西相径约二里，街市繁华，居户栉比。镇北有江，直达太湖。附近方圆十里之内，村民农户凡有所需用品，均到望平桥购买。因此，此镇非一般冷清之县城所能比。镇北市梢，有纪家弄，甚宽敞，居民不多，终年设有赌台。即用四粒骰子青龙白虎进宝出宝四门色，以论输赢。赌台多达十几付，比肩而设搭芦棚在空地，遮档风雨。每棚中有二台或三台，台主皆当地光棍，倚赖赌台为生者不下几十人。白天在棚内聚赌，夜间则睡在自备的船上。江中这种光棍的船只，多达万余艘。并且人人备有新式快枪，以备不测。这帮人刚来时，将此地赌摊收拾一新，镇中好赌之人胜负参半，不几个月赌名就大震，附近数十里赌客闻风而至，雇船坐车者每天必有数十起，镇中各种营业居然藉此大为发达。这些光棍们也装作举止文明，俨然正人君子。到店铺购物，并不强行赊欠，为此，各店户也以为是好主顾。其实怎知这些全是他们在收买人心，蓄图久占此地为赌窟的祸心。如此长达三年多，地方官厅不曾知晓，也从未过问。日久，当地百姓因聚赌成风，丢弃田活，债台高筑，连立锥之地也几乎丧失。本镇董十分忧虑，便密报于某大令。一天，大令同某城守带兵数十名前来捉拿。到了地处之后，只剩席棚十余处，棚内寂然，赌台早已不见。遂命兵士举火焚棚。下到江边，光棍们船只杳无踪影。等到大令及城守领兵回城后，该地依然狂赌如故。某镇董又请兵捉拿，从此彼来此往，大令几疲于奔命，而该镇赌台依然如故，从未有一匪一棍被捉获，究其原因，实为军队中有青帮内线早为其通风报信，使他们得以提前避之。某镇董了解到此情，遂将真情禀告上官。于是，某日黎明，突然有大批军队前来捉拿，帮众们此时还在梦中，待闻警跃起，执械抵抗，大势已去，当时就被捉拿了十余名，从此青帮光棍在该镇绝迹。据说此次官军之所以得手，是上官在前一晚命令执行任务，但不告出差地点，因此差勇中之青帮内线来不能通风报信。然而谁知，这次剿匪胜利却为另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种下祸根。
枪声震耳，子弹横飞，这是官军在捉拿青帮么？不是，这是青帮光棍们在攻击李家村的惨剧。李家村位于望平桥镇东南乡，聚族而居，均为李姓。族长李季高，即是上次屡次告官剿匪之村董，李季高秉性仁厚，素不干预外事，因不得已而经办村之公事，且办事公允，地上甚为敬重，自望平桥光棍设赌之后，族中有不肖子孙，鬻田卖地，赌尽输空。李季高痛感于此，毅然决然请兵进剿，孰不知这一举使其丧身。李氏一人殉身事小，该村全村房屋尽变瓦砾一堆，族中子弟更有受伤者，被掠者无数。此中悲惨，令人不忍叙述。
上次上官派兵捉赌时，捉拿光棍10余人，获船五、六只，其余开枪拒捕，且官兵中半存怕死之心，半存纵虎之念，因此，并未将帮徒全数扑灭，余者安全逃入太湖。被捕的十多个帮徒，均解省正法。帮徒对李季高恨之入骨，不多久，光棍们纠集大队人马，驱船至该镇左侧登岩，时值五更，匪徒们明火执仗，向李家村进发。李家村平时防备甚严，村之四角开有小河，俗名护庄河。每晚派人巡守，族中少年子弟轮流值更。如有盗贼临庄，先行抽去河面木桥，断其进路，然后狂敲更锣，以之报警。村中拥有快枪十杆，以备不测。这天黎明，更夫望见大队帮徒呼哨而至，即急忙抽去庄桥，鸣锣报警。不数分钟，村中壮丁各自携枪实弹而出，帮徒冲到庄前，大呼：“不干你们的事，快快送出李季高，事全休。否则好汉们攻入鸟庄时，玉石不分，悔之晚矣。快快照办，不要拖延……”村民们不答应，帮首即回各帮徒，狂呼：“兄弟们，开火……”一时枪弹横飞，火光四射，弹雨如林，两下相持一刻钟，不幸的是，庄中人子弹一会就打光了。
此时天还未放明，村人知道青帮入庄后，后果不堪设想，妇女们更是十分恐惧。便集中到一隐敝之处，共有男女村民数百人，想泅水而逃。帮徒们见庄内没有枪声还击，就于近处搜得木板，渡河而过，直入庄中。正碰上李季高携带租册、现银正拟由村西跃入木桶渡河，适被帮徒所见，一枪击中，当时倒毙。帮徒们冲入各户，挨家搜察，后有人认识李季高，指李尸而拍手狂笑，说：“大仇报了。”帮徒们搜刮到金银细软，呼啸出庄。
正行进间，忽然发面场中柴堆内藏有数人，当场抓住，捆绑随帮徒而去，这时，有一人献策，声言：以前李季高屡次请兵，烧毁我们的芦棚，今日我们也应火烧李庄以报此恨。众人闻听，一起动手，火把齐亮，遂把该村数十上百间房屋尽行付之一炬。青帮帮众烧毁全村后，突然上船，启浆出发。几小时后，号角悠扬，所谓捉拿青帮的官兵浩浩荡荡地到来。按惯例沿湖追击，胡乱放一阵枪，奋勇直前，直到太湖边上。只见银涛万倾，一望无际，青帮之踪影，早已不见。遂站队开枪，乱发一阵，排队归去。这就是官兵的所谓剿匪。之后，县令也验得李季高系枪中要害而亡，受伤村户则命其自行疗养，填明尸表，打道回衙，照例申报上级，分发各县，做些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以此搪塞百姓之口。而一村百姓，身遭痛苦，向谁申冤。其祸从天降，只因兵匪勾结，纵赌害民，之后才有李季高请剿，酿成李家村全庄遭灭绝之惨剧。呜呼哀哉，黑暗之极。
至于那些差役们暗通青帮的黑幕及罪恶，也丝毫不亚于兵勇。如前清时，长江一路各码头、各州县，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差役不通匪者。这其中，尚有一个更令人发指的是，即差役不进青帮，不能久居其位，青帮不与差役相通，也不能从事不正当生意。差役与青帮，实为一丘之貉，无非表面上地位不同罢了。前清时，侦破盗案按例需快役、拘捕，快役不入青帮，则百案里不能破一个。如果说，快役加入青帮，盗案就可以完全侦破，事实完全如此，此中奥秘，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仅此一支笔，一张纸，可以说很难说得清楚。
前边说过，快役入帮就能破案，理由是所犯盗案中，青帮人物居多，如果让帮外人物办案，就等于谚语所说的瞎子摸竹园，一世摸不清。如快役也是帮众，则凡是作案者，快役都比较熟识，只要略略一查，便知此案系何人所为，甚至青帮在作案之前，就已先通知快役，双方妥善协商而后才去动手。至于外来帮众，如想在本码头开武差使，必先在到码头之前投帖求见本地差役头目，说明来意，为这挂上号。而快役们对业已挂号之帮众，非但不去捉拿，反而供应其宿食，且详尽告之本地情况，讲明本地有谁家谁家可以惊动，而对某氏某氏则断不可以惊动，这样的报告，谓之托底。盗匪了解到这些底细，才可在当晚行事。像这等盗贼，以飞檐走壁为多，并不明火执杖。到了第二天早，某大户人家被窃珍饰，纷纷到县衙报案，请求缉捕，怎曾想作案之贼，就居于职司、差役家中。等到县官按例出签发令，派差役侦破，案犯早已逃之夭夭。假如失主为新起暴发户，又无势力，则差役们必装模作样，节节拖延，等到年深月累，即以悬案了之。
三、青帮中的女帮众——比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般地说，外埠妇女加入青帮，除了内地各帮帮众的妻女，是不多见的。然而上海这种风气却很盛行。帮众的妻女就不用说了，其他如女流氓、女躺排、女拆白党、女总会等形形色色的组织中，莫不各有青帮插足其间。谈青道白，信口吹牛，并且居然各自拜老头子，搞拆梢、寻衅闹事，其所作所为诚如男帮众的活动。青帮女匪，更秘密设有仙人跳，垂饵诱人。夜总会中女郎中，则专骗好色男人，以售其奸，其危害社会、有损风化，比男帮众更为激烈。
1.拆梢女友
上海滩青帮的拆梢手段，十分玄妙，几乎和水银泻地一样，无孔不入。遇到过去毫无联系、素不相识的人，他们能够生攀硬套，使其上钩，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欺诈手段，双方都是男性，即使偶有女帮众插入其间，不过作为点缀而已。其诈骗对象仍不过是男子。随着青帮作案手段日益提高，拆梢手法也日益增进，在这种情况下，女骗子也开始出现。而且同以往相比，手法也更加阴险，使人难以防范，不是有相当警觉者，很难识别出她们的诡计。
沪北某里，有一个青帮的秘密据点，每天出出进进者，均为年华正好、风姿绰约的女性，这些女性，其实都是青帮中人。她们的师父，当时名望颇盛，这批女子共30多人，均为同参姐妹，她们虽然同参一个“老头子”（女帮魁）为师，但相互之间又结拜为姐妹。并在城隍庙誓盟，虽非同日生，却愿同日死。有十个女帮众自称为十姐妹，十姐妹中，各自依照年龄，分别称为老大、老二、老三、直到老十，老十也称老谢，也叫老赚盖，因为十与贼在上海话中同音，用以避讳。
十姐妹中的老七，乃十姐妹花中之魁，年方二八，明眸皓齿，体态婀娜，风姿绝世，宛如大家闺秀，可叹实为女匪（按：女帮众均已名花有主，其男方也全系帮众，这是因为按青帮规定，女帮众只能嫁给本帮中人），老七受过青帮中各种江湖训练，精通其中各个门道，手段高人一筹，非常人所及。一天，正值春游之日，老七与帮中姊妹同行，到芦花塘踏青。遇到一个盛装少年，风华正茂，眉清目秀，驾一高头大马套的马车，缓缓前行。马车从老七身侧驰过，突然，鞭梢指外，马匹受惊，马头撞上老七之秀容，老七受了一大惊吓。老七正要发怒，少年急跨出车外，双手急忙将老七扶定。老七虽处于极度惊恐之中，犹不减其倾国倾城之色。少年一经接触，不禁魂不附体，七窍皆惊，一时春潮泛起，眉目传情，恨不得立即送到车上同载而归。老七之姐妹在旁厉声指责：“我们小妹伤了，你要负责任。”少年急忙赔礼，连声说：“实在对不起，所幸尚未伤重。敢问小妹家居何处，在下用车送回歇息。”七姐妹何等人物，怎能看不出此中机巧，遂灵机一动，说道：“如此十分感激了，可用车把她送回去。”几人遂并肩而驰。
幸好经过一会儿的休息，老七身体复原，少年十分快慰，又连连道歉。老七的几个姐妹在旁连忙示意，令其不必发怒。老七会意，也转怒为喜，娇声作嗔。不一会儿，两人已是窃窃私语，如醉如痴了。待车送到老七住处，已是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了。少年扶老七下了车，又一次赔礼道歉，并请示日后与老七的密约，老七遂答应与他，约了时间地点。以后，两人便由陌路箫郎，进而成为欢喜冤家。虽然如此，老七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还是遵守以女骗女之法，聊以少年做引火线，以实现其敲诈之企图。过了半个多月，一个离奇怪诞之拆梢大案果然发生了。
这个少年，乃是前清某军门之孙公子，家境富贵，代代豪门。孙公子是个好色之徒，常出没于烟花柳巷，亲近女色，家中已有夫人七、八个，像老七这样的人不过是他一时眷恋而已。老七与孙公子交往，谎称自己乃某公馆的小姐，自此与孙公子你来我往，眷属作戏，诚如恩爱夫妻一般。
孙公子有个妹妹名叫喜珠，正好年华，待字闺中，实乃无暇之璧。老七因与孙公子交往，常去孙家，与喜珠也常亲芳泽，不久两人就如同姐妹一般。但喜珠还不知道老七与孙公子已成了床上腻友。因此对老七仍十分敬重。经常去老七寓中访问，即女青帮的秘密据点。孙公子乃水性杨花、轻浮放荡之人，没几月，即另有新欢，与老七的爱情即由沸点降到零点。幸好老七本意并不在于孙公子，对此并不以为然，而独将精力专注于喜珠。可怜喜珠，由于其兄引狼入室，深入玄中，尚不得知，仍与老七来往频繁，二人情好甚浓，俨然同母姐妹一般。
老七有同参姊妹，就是名为老三、老五、老八的，分别住在另外几个秘密据点里，平常与老七时常通气，并常常到老七处与喜珠做麻雀戏，嬉笑打闹，俨然一团友好。老七常常劝告喜珠，这些人不可接近，她们系女流氓，与之相交，必有后悔之时，说话间，又故意若隐若现，做出并不十分恳切的样子。喜珠反而生疑，以为老七有意挑拨，暗中仍与她们来往。还有时留心细细察看，则觉得老三、老五、老八皆和蔼可亲，并无小家习气，对老七话越发不信。有一天，喜珠到老七处，说有衣服、首饰及数千元借与老八，今天去取，说是这些东西抵押在某处了。更有老五证实这些话。老七说：“我早就告诉你，这些人不可接近，现在怎么样？但我不愿和他们来往，既然出了此事，我代你去一趟吧。”片刻不到，老七返回来，说道：“此事不好办了。她们有多数证人，证明说你昨晚和他们打牌输了，这些东西是你还不出钱，而典质给她们的。据她们说，质典物品中，有镯一副，系青铅伪造的。她们还将以诈骗罪将你控告于法庭。财物到还尚属小事啊。”喜珠闻之，惊恐到了极点。既而自己暗暗思量，平时偶尔和别人玩玩纸牌，取取乐子，倒是有的，但从来也未发生过这样大的赌博输钱的事。如果为了这件事，到官府去对质，事情闹大，张扬开来，自己怎有脸面再见父母。更何况背上一个赌博的名声被父亲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苦思冥想了半天，不禁泪水长流，悲怆万状，一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老七见喜珠这等模样，便走上前来，装作十分同情，假惺惺地说：“唉，输钱是小事，现在如何应付她们追究用铅镯换金镯的事，该怎样答对她们呢？”喜珠无可奈何，只好回答说：“等明天再想办法吧。”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第二天，喜珠刚刚到老七家，还未坐定，老三等人就气势汹汹的走了进来，这几人每人手里都拿着债纸，向喜珠逼帐。她们异口同声，硬说有一天晚上喜珠赌博时输了大笔钱财，除了用衣物做抵押外，欠每人五、六百金元。喜珠否定此事（当然根本就没这回事），指天发誓，据理力辩，声明断没有这笔假帐。正在争辩间，忽然进来一帮凶恶壮汉，头戴翻边毡帽，一个个凶神恶煞、五大身粗，煞是吓人，手指喜珠，怒日圆睁，连声说道：“好哇，你敢赖帐，走，跟我们上巡捕房。”可怜喜珠，素来是大户子女，良家闺秀，怎知社会上的恶人的欺诈伎俩，早已吓得肉麻骨酥，周身战抖，不知所措。
流氓欺诈，手段种种。假如喜珠此时毅然回答：“好，我们就到巡捕房去吧。”必然又有装白脸的出来说情，委婉相劝，加以阻止，不让去了。这就是青帮的“三吓头”。青帮的所谓“三吓头”，就是以下三个威吓人的手法：第一，用大话威胁；第二，用上巡捕房恐吓；第三，高喝“打……打……打”以棍棒逼人就范。这三种方式，都是流氓拆梢的吓人手段。如碰到不怕威吓，据理力争者，就变换手段，红脸的人退下去，让唱白脸的出来表演。
当时把个喜珠吓得双泪交流，浑身战抖，如同木人一般。这也难怪，就是老于世故的老上海，经此场面，也大多不知如何是好，何况喜珠这样的弱不禁风的小女子。幸好老七在旁，装作和流氓不相识的样子，出面与流氓们调停。讲来讲去，达成协议。除了把前边提到的物品一并充公外。又把喜珠当天的穿戴首饰全部交给流氓拿去。洗劫一空，流氓们才洋洋得意而去。到如此，喜珠才心神稳定。只可怜全身上下只剩内衣内裤，此外一无所有，可怎么回家呢？老七又假意地为之出谋划策，喜珠为之如法炮制，居然回到家骗过了父母兄嫂。什么办法呢，就是吹牛皮，说是路上遭到抢劫。当天老七把喜珠藏到房子，直到午夜，才让她出来。告诉喜珠一个计策，并嘱咐她，此事永远不能再提，不然被你父亲知道，后果不堪设想。
喜珠惟惟从命，回家后如法炮制，声言晚上回家，路遇歹徒，自己衣服首饰尽行劫去，并放声大哭。这一哭非同小可，把公馆中举家老少尽行惊起。一见到这种状况，又听到喜珠一番哭诉，无不信以为真。上边的小例子，不过是众多案件中一个小剧而已，其余的黑幕，则数不胜数，无法一一道来，女流氓之可恶真令人发指。平心而论，像老七这样的女青帮，在拆白党中不过还是个末流。上海滩上，有兄或弟由于好色，结交女匪，而祸入姊妹以至使其丧生者、败节者，不知又有多少人。喜珠虽然衣服首饰被骗，但生命和人身并未受害，这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2.串放白鸽
上海滩上，流氓众多，他们坑害黎民百姓的种类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就拿贩卖人口一项罪行来说，如拐带小孩、贩运妇女等如此这般的黑幕，就已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而为害最大、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串白鸽一幕。
干这种勾当的，数青帮女流氓为最多。她们施展的手法有：价卖、姘合、正娶三种。而在这三种中，尤其以价卖为最普遍。价卖手法的最初步骤是觅那些想讨小老婆或是想要续弦的人，侦察到他们的情况后，就上门做媒。谎称什么地方有谁家的女子长得如何漂亮，品德又如何端重，针线活又是如何之好。说得天花乱坠，不由人不信。然后又编出成套谎话，什么这女子现今父母双亡，和哥哥在一起生活，家中贫困，无力供养，使人十分同情。这套说法，多用于中等人家。如遇富商巨户，则又抬高白鸽的身价，改为是大家闺秀等等，不用这等寒酸语言。媒人摇唇鼓舌，极尽编造之能事。说什么现在女家托我找女婿，现在阁下家正好房中缺女人，实在孤单，如把她娶来，虽再好不过了。甜言蜜语，极力鼓吹，说得人还未见人，春心已动。这时候，媒人察言观色，看对方的谈吐语气，是喜欢华美女子还是喜欢朴素女子，为下一步选择行动做出判断。
这媒人即是青帮中人，乔装打扮，四处寻觅作案对象，找准目标后，她就赶回上海，找到同伙，秘密商议。然后带一适合作案对象心意的女人（即白鸽，当然系帮中人所扮）前往该处，与男方见面。待到男方中意后，双方就议定价格，一手拿钱，一手给人，身任白鸽之职的女帮众出嫁后，三个月中要格外小心，曲意逢迎，装出十分贤惠、温柔。博得男方及家人的喜欢。而夫妇爱情上，则装作风情种种，情深切切，大灌米汤。使男方如坠云雾，凡事无不言从计听，并且日增月长。到了这个地方，就可放手行事了。开始时，白鸽今日要好衣服，明天要买金首饰。仔细揣度其家中钱财数量，努力使男方由其支配，舍得为白鸽花钱。与此同时，白鸽又仔细留心观察其家中金钱藏匿的地方。一旦时机成熟，白鸽就寻找一个机会，趁家人不备，将金钱偷出，携带衣物、首饰、金银，振翅高飞，逃回上海。而受骗男方待到大梦初醒时，白鸽已杳无去向，无法寻找，悔之不迭。
3.女子郎中
上海青帮女众，每每在旧历正月、二月、三月中，托人引线，与有钱人家宅眷中人相接近，借以勾引赌博，而以牌九为最多，因为不论男女老幼，熟悉此道者为最多，帮匪中的女郎中，迎合上海人心理，每每以滑头牌九，拐骗妇女。
这种作案方法是，先托熟悉大户人家公馆的三姑六婆，侦察到有赌钱的地方。然后由这些人带领女帮众先去游玩。装扮华丽，举止落落大方，俨然像一伙上海社会妇女。赌局中见有生人来此，必邀请她们一起聚赌。女郎中趁此机会，必然先在最初二、三日，装作失手，稍稍输出一部分钱，这是加入赌局的不二法门。其实目的有两个：一是骗取人们的信任；二是借此熟悉一下牌路。精于此道的人，无论何种竹牌，只要上手一两次，就能一一默认其牌背面。待到熟悉两三天，几乎将牌都认熟了以后，便先从拷下风入手（郎中占上风之首，叫拷下风）看定了活门在何处，便竟力拷之，这种舞弊，实乃个中上乘。因为即使他人察觉，也没有别的办法（一不带药骰、二不做上风，三不用手法，这种本领，既便是上海滩上精于赌道的人，也得退避三舍）。到了下风拷饱时，如遇上好机会，上风也偶一为之。如看到四周尽是不知世俗之老实妇女，她们便诡称骰子不佳，幸好我带有一对将军（赌徒管骰子叫将军）。居然将羊方药骰大用特用。如见某条注钱不多则赔她，某条注数大，则吃掉它。而为下风的人，如同身入鼓中，而且一帮人也互相恭维说：“哎呀！这是桃花牌九（或吃或赔叫桃花牌九）。”女郎中必顺口说：“真是桃花牌九。”尚不知这桃花牌九，简直和大盗没有什么两样。不多时，下风袋中钱财已不翼而飞，尽入女郎中无底洞中。女郎得手后，坦然收起钱款，与三姑六婆大摇大摆走出。而诸位妇女还阿姨、阿姐的叫着：“明天早来呵。”到了第二天，各妇女如同梦中作梦，不知其所以然。日后经人道破，诸妇女方悔恨交加，然已晚了。女郎中早已大得便宜，回去分赃了。这种赌法，女郎中专门盯住大户公馆。虽与公馆中人素不相识，她们也自然有办法辗转托人混入，以售其奸。此等介绍人，就是公馆中的三姑六婆，以及梳头娘姨等，当然也有买通左邻右舍介绍而来的。按青帮规定，凡介绍人可提二三成的酬功。这又叫引水，春天二、三月时，以此为生，骗取钱财的人便开始大显身手。
4.带线行窃
上海滩女青帮还有一个特别可恶的地方，就是带线行窃。凡是青帮看准了要行窃的地方，一定会在几天之前去侦察虚实，不先侦察，她们不敢贸然前往。担当侦察任务的人有的是奴婢，有的是青帮帮众的三姑六婆。此外，上海骺有一些算命师娘，白天乱闯人家，兜揽生意，一进入到人家之后，便欣然入座，探听人家的口气。而且一定要从前门进，从后门出，了解情况，熟悉环境。这些女人一般是假装到人家求个方便、告借马桶，进院后，便到处乱窜，观察人家情况，看看箱柜在哪里，瞧瞧门窗开关在何处，为盗窃作准备。她们出来后，将观察到的情况详细报告青帮，以利于它们行窃作案。青帮内部将这叫做献地图。凡是干献地图勾当的人，一旦青帮作案得手，会给她们固定的提成，这也是青帮规矩的一种。
四、青帮的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青帮中有一个习俗，就是以各代的祖师爷的生日为节日，这些祖师爷主要有金祖，生日为8月15日；陈祖，2月1日；林祖，4月12日；罗祖，3月3日；陆祖，5月5日；翁祖，5月28日；钱祖，7月13日；潘祖，6月6日。
金祖的名字叫金纯，又名金幼孜，号碧峰，自号一清道人，他幼时父母早亡，在南京麒鳞外金家堡村义塾就读，好学不倦，熟读经史，又自练武功。洪武年间，金纯考中进士，永乐时任工部侍郎，曾经督理国粮船运输。后来，他告老还乡隐居在栖霞山紫云洞修炼。一天，他正向日光呼吸炼气，忽然听到“哈，哈，哈”几声大笑，看见一个老和尚盘坐在石头上说：“你勤于练功，可钦可敬，但还是逃脱不了轮回之苦。”金纯上前问道：“长老从哪里来？”和尚回答说：“从西城来。”金纯又问：“往何方去？”和尚说：“往五台山去。早从达摩那里知道你姓金名纯，字碧峰。”说音一落，只见山中升起了彩虹，老和尚忽然不见。金纯非常吃惊，便赶往五台山受戒，后来拜禅宗临济宗三十六代传人鹅头和尚为师，法名清源，隐在了北台紫霞洞内。鹅头和尚传下了24个字，后来成了青帮字派名。金纯死后传下话说此后有罗清到此可传给他。
罗祖就是罗清，他的事迹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不赘。
陆祖名叫陆逵，号道元，镇江府丹徒县人，曾经担任户部郎中，右江总兵。后来因慕罗祖道法，辞官求教。罗祖紧闭洞门，他便长跪洞口达三昼夜，有童子传出话来：“待你跑到红血齐腰，芦苇穿膝，才能见面。”当晚大雪，他身上裹着稻草，仍然跪在洞口。群鸟因冰天雪地，无处觅食，都飞过来争啄他身上的稻草，把他的皮肤啄烂，鲜血淋淋，正应了“红雪齐腰”；两膝跪得麻木，坚硬的芦苇穿膝而过；这时罗祖开门，收他为徒，成为道字班第三代祖师。（又有传说此事发生在翁、钱、潘身上，在那个传说中，并无陆祖其人，见前述。）
翁祖名雍（或为岩），字福亭，江苏常熟人，祖籍山东。父辈曾从军密云卫所，他原是个秀才，后来跟着河南少林和尚学武，喜欢结交江湖绿林人士。钱祖名坚，字福斋，江苏武进人，后迁居安徽省徽州歙县张公桥，从父经商。16岁父母双亡，改习拳术。
潘祖名清（青），字宣亭，浙江杭州武林门外哑吧桥出生，后来移居安庆，又迁开封，喜欢交游天下侠士，人称“小孟尝”。三人萍水相逢，共慕陆祖大名，前往五台山拜师。得到传授后，三人流落到了杭州，隐在漕运船工中，立下军功后，开始设帮收徒。
到了清末，上海青帮的第一巨头要数范篙头了。
范篙头是浦东川沙人，在青帮里字辈不清。他原来的名字是赵阿宝，最初在黄埔江上撑船，默默无闻，但是他生得人高马大，很有把子力气。当时，外国轮船可以在中国内河任意行驶，这些洋人仗着浑身铁甲，马力大，总是横冲直撞，不断肇事，中国政府害怕引起外交风波，也不敢过问。一次，一艘外籍“小火轮”又在黄埔江中撞沉了一艘满载的驳船，小火轮竟然像是没有事一样加大马力，企图逃脱。在一边的众位船户看得气愤不过，纷纷围上前去，要将外轮拦下评理。但是那外轮根本不理会，仍然朝前直驶，众人无法拦住。眼看外轮又要撞上中国船只，只听一声大喝，赵阿宝驾船迎了上去，猛地将自己的一支碗口粗的竹篙，死死地顶住轮船船头。轮船被赵阿宝拚死一撑，立即一歪，轮船掌舵出乎意料，慌忙之中把船停了下来。中国水手便趁机纷纷跳上轮船和船长交涉，终于迫使外商赔偿了损失。这件事情发生后，人人都对赵阿宝的力气赞不绝口，同时也十分佩服他敢于与洋人作对的勇气，水手们开始不叫他的本名，而称他为“万篙头”，意思是一篙胜过万篙。后来“万篙头”声名远播，以讹传讹叫成“范篙头”。
范篙头一夜成名，成了船户们的当然领袖，便思量着扩大势力，但扩大势力需要大量的金钱。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范篙头便打起了船上货物的主意。当时黄埔江、苏州河上船只如梭，运输繁忙，其中载运货物的外国远洋船大多吃水很深，不能直靠岸边，必须将货物由驳船转运上岸。那些驳船上的水手和搬运工人除了本地的农户外，不少是镇江、扬州、松江、湖州一带的失业粮船水手，还有逃避追捕的盐枭，偷盗船上货物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范篙头之前，早就有不少人操持此业，其主要的办法是在装卸时先假装失手，把货箱砸坏，看看里面装运何物，如果是值钱的货物如鸦片等，便故作失足，把货物抛入江中，待到夜深人静或者是船只离开后，再将货物打捞上来。一般贵重物品均包装严密，不至于浸水变质。一箱鸦片一般是100—120斤，当时每两价格为银洋3—4元，只要得手一次，便可大发横财。做这种生意的，被人们称为“水老虫”。
范篙头当上首领后，把“水老虫”们组织起来。过去零敲碎打的偷盗变成了流水线，沉江的鸦片，不再以箱计，而是整船整船地沉没。范篙头还同绰号“绿夜壶”的陆颂和勾结，由陆颂和出面在望平街开设祥园烟馆，将偷盗来的烟土在此发卖。
贩卖鸦片得手后，范篙头又设法用巨款贿赂海关的洋人、买办和官府，得以充任上海城南关巡查头目及海南关一号巡船目（相当于缉私船长）。他乘机购买小火轮，包运洋船运来的洋纱，用海关巡船掩护偷运入关，不纳关税，运往内地销售，这一手又给范篙头开了一条稳定的财源。
有了这两大收入，范篙头变成了上海滩人人皆知的流氓头子、真正的上海一霸。当时人们在社交场合穿长袍马褂，范篙头偏偏只穿短衫。他穿的短衫与众不同，特阔的滚条，十三排纽扣，再配上大红瓜皮帽，双粱快靴，外加一件披风。范篙头常常以这身打扮，在一帮打手的簇拥下招摇过市。
范篙头恶势大张，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犯下了不少大案。1905年范篙头在江苏海门县武装对抗巡私营，杀死勇丁，被江苏巡抚下令缉捕。起先，由于范篙头有几千党羽，一有风吹草动就逃匿无踪，难以下手。后来官府捉的了范篙头的同党林得胜，以重金相诱，由林出面骗范篙头上钩，在1906年将范篙头捉拿归案，解送到苏州斩首正法。
范篙头死后，他的同党陆颂和、应桂馨等人受到官府及黑社会对头钱家毛毛的追捕，四下逃匿。他的部下作鸟兽散，一度活跃的青帮也消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民国初年，济南青帮有两个大把头，即东把头张星恒，西把头柏锦章。柏死后，其徒弟张冠甲继柏充当把头。张冠甲是悟字班的道徒，长清县人，自幼就很泼皮。有一年，在万字巷因辱骂回民而被打死两次，经人送回家中，苏醒过来，逼迫家人用门板抬回万家巷，仍是辱骂。从此他就在万家巷横行霸道，回民对他也得让步。后经济南戒严司令马良以扰乱万字巷市场为名，将其逮捕，押了半年，释放后仍是横行霸道，较前更甚。后来中国银行在经二路纬六路成立打包厂，该厂经理祝燮臣为了镇压工人，又雇张冠甲到厂内去当把头，每月工资八十元（其实月收入有二百元）。他每日出入茶馆酒肆，吃喝概不拿钱，娼家女任其蹂躏，无一敢示反抗。
还有聂鸿昌、查瑞卿、王春发、崔朝臣、郭光福、左捷三、丘风阁、张杰三、马星南、勾瑞卿、郦秋江等人，也都曾在济南横行一时，号称安清道二十八宿。除马星南、左捷三、崔朝臣有职业外，其他均无正当职业。1921年后济南警察所骑警队队长厉大森，也是安清道大字班的道徒，所率之骑警队员，均是他的徒弟。带的骑警夜间在巡行四郊，昼间便出入茶馆酒肆、娼寮戏院。潜来济南的土匪，均与他的骑警有联系。有的土匪甚至就在他的骑警队住着，市面上的小偷也与他通气。土匪、小偷抢劫和偷盗的财物，都得给他一半。如遇上有势力的人被劫、被盗必须破案时，他可即时“破案”还赃。他平时就养着专为顶案准备土匪。例如在1923年间，胶济铁路张店站长葛被架，土匪要三千元赎金，否则就“撕票”。路局无备款往赎，由说票人通知，言明在济南东舍坊子门外耿家林交钱交人，约定时间是夜间十二点后。到时正在办理接交手续时，正遇上骑警出巡到此，土匪认为是拿他们，当时就把葛站长打死。因此，路局悬赏缉拿匪犯。军政当局令厉大森立刻破案，否则以厉是问。厉奉令后，便找了一个来济落网的土匪顶了案。他不但得到了路局的赏金，同时他儿子还因此被委为路局稽查员，月薪五十元。半年之后，该队又把真案破获，架票的，原来是胶济路的某车站站长高良臣。
1933年军阀韩复榘掌鲁政时期，曾弃当过河北省督办的安清道“大”字班帮徒李景林到济南来，韩复榘支持他成立山东国术馆，传授武术。济南有人知他是安清道徒，想认他为师，他拒绝不收，推举出个钱宝享来，让入道者拜钱为师。过去对钱宝享知者甚少，经李景林这一推荐，以后便成了赫赫有名的上流人物了。到了敌伪时，他不仅勾结上日本宪兵队特务头子杨芝祥，而且经杨介绍又与宪兵队长有了联络。不久便与杨芝祥合伙成立了协和昌土庄，包销大烟土，伙同日人毒化中国。接着又组织安清道义会，回北京视家时，又与“中国内河航运公会”总副会长张英华（是青帮“大”字同辈）勾上了。张派他充当济南内河航运公会分会长。该会在名义上是向船民收公会费，实际上是个变相的船捐局，剥削船民。于是有一些较大的资本家，如晋鲁银行经理胡伯泉，储蓄银行经理孙月舫，济南有名的资本家金小青等，均拜他为师。日本特务人员和伪组织机关职员拜他为师的也不少，气焰日高。有一次，有人请他在百花村饭店吃饭，天下了大雨，他叫百花村派人到其家里拿胶鞋，因没去拿，他大闹脾气，把百花村饭庄的人员骂了一顿，后来便指挥他那些特务徒弟，常到百花村去扰乱。百花村经理卢秀斋没办法，经人领着向钱磕了头才算完事。青帮的骨干成员多半是这种流氓人物。
民国建立后，上海滩青帮中辈份最大的要数“大”字辈了，但是人数已经不多，其中有名的几个是：张仁奎、高士奎、汪禹丞、步章武、王德邻、张树声、袁克文、樊瑾成、刘登阶、徐朗西。
高士奎是河北人，曾经担任清军绿军统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过直隶水警厅长，到上海后广收门徒，他的门徒多数是马车夫和汽车司机。汪禹丞是安徽人，辛亥革命后当过南京总统府孙中山先生的卫队长，后来到了上海，先后在淞沪警察厅和申报馆任职，他收的几百个徒弟中，有一些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步章武是河南项城人，曾认袁世凯的幕僚，来沪后当过中医、办过小报，喜欢写鸳鸯蝴蝶派作品和剧评文章，经常吹捧女演员，因此他的门人大多是无聊文人和舞台女伶。王德邻是安徽人，本来混迹于军政界，后到上海经商，他收的门徒中有李鸿章的侄孙、盛宣怀的孙女婿等人。张树声是江苏人，他的门徒大多数是京剧演员，因为但是唱京剧的人自称为“天王触”，所以张有“天王老子”的称号。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儿子，到上海后专门为小报写稿，他的门徒以文艺界人士居多。樊瑾成是上海“三大亨”之一张啸林的师父。刘登阶是沪上大流氓顾竹轩的“老头子”。
上海青帮走向流氓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了不少帮会大流氓。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青帮流氓化的情况下，也不是每个青帮成员都成为帮会流氓，也有出污泥而不染者。在这当中，“大”字辈徐朗西和张仁奎更为突出。
徐朗西，号峪云，陕西三原人。早年曾留学日本，为首批加入同盟会会员之一。1910年徐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住上海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天文台路（今合肥路）一带。为了发动帮会参加革命，他自己也加入了帮会组织。在青帮中他是“大”字辈的成员，持有“礼”字辈授予的证书。所收的门徒大多为知识分子。同时他又加入了洪门，是洪门“峪云山”主。他在清洪两帮中都享有较高的声望。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任全国铁路督办后，徐任孙中山的秘书。1914年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徐任该党第五局局长的要职。1918年讨段（祺瑞）中，徐被孙中山委任为七省靖军联军援陕前锋总指挥。在徐接受任命时，孙亲自书赠“天下为公”直幅作为纪念。北伐战争中，徐曾在上海组织过革命武装力量。徐与陈其美、蒋介石早年曾是换帖兄弟，因此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收缴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枪械时，徐出于不满，曾一度隐匿。后来又曾营救被捕的革命者。蒋虽在事变后为反共之事向徐表示歉意，徐仍对蒋不满，不做南京政府的官吏。
徐朗西虽然是青帮“大”字辈，但对帮会中人的肮脏行径，决不同流合污。1931年，徐朗西担任了上海中华艺专的校董及校长，这期间，他计划在艺专内开办一图书馆，以纪念其病逝的爱妻。杜月笙获悉后，托人送来五百银元，徐朗西婉词谢绝。杜不解其意，有一次他对徐说，他的钱虽来路不正，但送的目的是帮助办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问徐为何不接受？徐先是谢了一番他的好意，接着十分尖锐而又风趣地回答杜：万一读者们看书时闻到书页上鸦片烟味，叫我怎么做人呢？反映出徐朗西对杜月笙贩卖毒品谋取暴利十分鄙视，可见他虽也是帮会界名人，但却出污泥而不染，清清白白地做人。
另一名“大”字辈张仁奎，号镜湖，山东滕县人。张为贩私盐出身，精娴武功，曾跟随盐枭徐宝山闯江湖多年，是徐手下得力干将之一。辛亥革命后，徐投机革命，任驻扬州第二军军长，张为其属下第二十二旅旅长。徐部队伍多为帮会中人，主要属于洪帮。1913年5月，徐宝山被革命党人刺杀后，张接管了徐的部分旧部，头戴二十四颗当（帮内术语，表示辈份的意思），为部下所拥戴。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张仁奎部被江苏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冯国璋收编。经过李纯、齐燮元的提拔，任（直系）苏军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驻防南通，辖启东、海门以至南通，长达十几年。1927年左右，张告老辞职，迁居上海，住海格路（今华山路）宛园。张先后招收徒弟达三万余人，包括士、农、工、商、学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其潜势力之大，覆盖山东、苏北，以至上海、长江沿岸，在民初的十余位“大”字辈中，无人可望其项背。
张的徒弟和门生中，不少都是上层人物。既有成为上海青帮流氓“大亨”的黄金荣、陈世昌（杜月笙的师父）诸辈，又有新旧军政要人、工商企业老板。前者如杨虎、贺贵严、韩复榘、葛光庭、夏奇峰、蒋鼎文、朱绍良等；后者如陈光甫、朱筱竹、李桐村、徐尔康、陈香涛等。
张仁奎所收的徒弟或门生，大都经过他自己的严格审查，比较少见下级流氓的劣迹，他也不用帮规帮纪管束门徒。
张的徒弟或门生对他孝敬，也以自愿为主，有财力的多出，没有财力的少出，张对此不大计较多寡。这与后辈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藉各种机会，发帖子，打秋风，巧取豪夺，有所不同。
张的“开山门”徒弟是第七十六混成旅副官长王凤楼，“关山门”徒弟是苏北海门警察局局长陈楚均。
张仁奎晚年在上海曾组织了“仁社”，与黄金荣的“荣社”、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立，成为上海帮会中最有势力的人。
要说到当时上海滩的青帮，就不能不提名震一时的“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
五、青帮三大亨——流氓中的流氓
1.黄金荣
（1）当上了巡捕
黄金荣字锦镛，1868年12月14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生于苏州。黄家祖籍是浙江余姚，黄父炳泉在余姚县刑事班房厮混了将近10年，由于他为人机警，独有巧思，办案利落，甚为上司所器重，由捕快、眼线升为刑事班头。后来，一桩偶发的大案件，使黄家得以迁居苏州。一次，黄炳泉随余姚县县太爷陶民金正为段葆青珍宝失窃案毫无线索，而对缉捕班头训话。原来，段葆青是苏州城里的名流，祖先曾是明朝后期一个宰相，其珍藏在密室里的三件祖传珍宝：碧玉如意、彩绿翡翠如来佛、荆轲刺秦王立轴，突然不翼而飞了，并且全无一点线索。此事甚让县太爷烦恼。黄炳泉自愿参与吴县刑事班房对此案的侦破，他带领得力捕快，经过种种曲折，终将盗匪帮首万山和窝藏在地窖中的赃物，一并缉拿归案。公案上报，吴县县太爷陶民金差人叫来段葆青领回三件失窃的珍宝。段葆青将3000两银票恭奉给陶民金，陶民金把这3000两银子分作三股，自己独得1000两，派人送给余姚县县太爷吕道政1000两，尚有1000两银子，分给黄炳泉500两，余下分赏有功捕快。
黄炳泉自从破获了段葆青珍宝失窃案后，深得陶民金的青睐，陶征得吕道政的同意，留黄炳泉在吴县衙门当刑事班头。于是黄炳泉便将妻小从余姚搬至苏州住下。
黄炳泉在余姚县衙门当了将近10年的班头，生了4个子女。长女名叫凤仙，次男名叫金荣，三女名叫杏仙，四男生下后不久夭殇。黄炳泉性好赌博，且又染上鸦片瘾，虽职任班头，生活却并不富裕。后来吴县县太爷换了两任，黄炳泉因无钱孝敬上司，被解职回家。正在“山穷水尽”之时，黄炳泉想起好友薛班贵在上海县衙门职任班头，于是带妻室儿女，于1873年乘船来到上海投奔，其时黄金荣只有6岁。
黄炳泉从苏州搬到上海后，住在南市张家弄，黄金荣就在附近的庙宇孟将堂内的私塾读书。黄金荣从小顽皮，不认真读书，头脑却很灵活，善于随机应变。由于张家弄内住有当过清朝武官和捕快，黄金荣从小耳闻目睹这些捕快的言行，头脑中印下不少江湖诀窍，这对他后来进入法租界捕房充当华籍巡捕，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黄家搬到上海后，生活过得蛮不错，但好景不长，1881年，黄金荣14岁时，父亲黄炳泉被鸦片吞噬了生命，留下母亲邹氏和姊弟4人。母亲邹氏代人洗衣服，勉强维持一家生活。后来邹氏设法把黄金荣送到孟将堂内做些零碎生活，混口饭吃，过着小和尚一样的打杂生活，因此当地人就叫他“小和尚”。由于他脸上有麻点，后来又有“麻皮金荣”的绰号。
黄金荣在孟将堂做了一阵小和尚后，他母亲又托人把他送到城隍庙一家裱画店当学徒。这家裱画店开设在豫园路环龙桥下堍，名叫“萃华堂裱画店”，是家老店。萃华堂裱画店的老板叫黄金浦，黄金荣拜他为师。起初3年学徒期，每月只拿月规钱400文。黄金荣在萃华堂度过了5个年头，除学了些正规的裱画手艺以外，还懂得了一些以假充真、偷梁换柱的手法。
1899年6月，法租界当局与清政府达成扩展租界的协议，北界拓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南路），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松桥（今西门路、自忠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第二年7月，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公董局总董白尔，为加强租界的治安，从安南雇来了29名巡捕，准备设立上海法租界捕巡捕房。但因为这批安南巡捕言语不通，很难执行任务，因此，白藻泰和白尔又设置西探、华探各13名，亦称探目或包打听，由他们构成巡捕房的骨干。每一名探目发给巡捕卡一份，编号从1到13，以1号卡资格最老，威势最大。法租界巡捕房的1号华探名叫徐安宝，绰号“大块头”，与黄炳泉是好朋友，在他的提携下，黄金荣也成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首批华探之一，他捏的是第13号卡，被派在十六铺码头一带管理治安。
当时的十六铺地带虽非租界，但那里是法租界和南市交接的地带，真正是“华洋杂处”。那一带码头林立，商号鳞次栉比，几乎所有华洋轮船出入上海，都以十六铺码头为停泊处。这一带也是流氓、地痞以及一切社会沉渣聚集的地方。上海道尹衙因惧怕外国人的势力，偏偏就不管十六铺的寸金之地，任让法国人在那里大发其洋财。1908年，法租界开始通行电车，一条电车轨道直贯大南河，法租界巡捕房在十六铺地区的势力日益扩大，私设公堂，招兵买马，出现了“三光码子”与“望江楼出身的人”。所谓“三光码子”，是指华籍巡捕的助手，他们不分昼夜，为巡捕冒险犯难，办事跑腿。所谓“望江楼出身的人”，便是会籍巡捕和一批三光码子的合称。望江楼是由巡捕们出资，开设在十六铺黄埔江畔的一座茶馆，设有白木茶座32副，是巡捕和三光码子们休憩、治事、问案的地方。
黄金荣由于在萃华堂学艺期间，常到城隍庙得意楼喝茶，结识了城隍庙一带的地痞流氓和青洪帮分子。自从当了法租界的巡捕后，便有意识地进一步和这些人厮混。他用小恩小惠收买一批惯窃惯盗，制造内讧，利用一批盗窃分子去破获另一批盗窃分子，玩弄“贼喊捉贼”、“假戏真做”的手法。譬如一面布置一批小喽罗，约好某月某日在某地抢劫，一面叫另一批喽罗到法租界巡捕房向他“告密”，他再向法国警探告密，这样就使他能掌握带人破案的主动权。到时，原来约好的一批喽罗果然到某地作案抢劫，而黄金荣亲自带领化装埋伏的侦缉队便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些盗匪被关进捕房后，黄金荣又在捕房内打点，陆续一一释放出来。此法可谓“刀切豆腐两面光”。法捕房当局看到黄金荣连连破获盗窃案件，便对他重视起来。
黄金荣原来在捕房中的地位很低，但他因破案有功，再加上精于敲诈勒索，巧取豪夺，经常给法国巡捕头目恭献财帛，很快就从原来的“二埭头”升到“三埭头”。不久，他又从小东门巡捕房调至法租界安捕房的总机构——麦兰捕房，这一调任，顿时使黄金荣身价倍增，十分威风，手下的巡捕不仅都要对他立正行礼，还要奉敬赃金。此外，黄金荣还有一套敲诈勒索店铺老板的办法。他常常唆使一些青洪帮分子和地痞流氓，在商店门前或闹市地区寻畔取闹，甚至假装打架和骂街，影响商店营业，使顾客远而避之，不敢进店去买东西。这时，黄金荣便带着巡捕和便衣密探上街捕捉，闹事的流氓闻风逃之夭夭，有时黄金荣还故意抓起几个小流氓来惩办一下。于是，一些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感到他确有办法，每逢过年过节甚至按月给他送钱送礼，把他当作护身神、靠山，有的还投帖子拜他做老头子，有的拜他为寄爹，有的拜他为先生。黄金荣借助几股地痞流氓的势力，使自己在流氓群中的声望步步高升。有时法租界在治安问题上发生较重大事故，总监华尔兹也要特地咨询于他。从此，黄金荣便博得法国主子的欢心，俨然成为法租界的要人。
（2）人多了势力自然大
黄金荣为了进一步拉拢各种恶势力为自己服务，广收门徒，网罗羽翼，勾结官僚政客作为靠山。
黄金荣收受门徒，手续并不复杂，只要有一人介绍，一人具保，一人引见，并向黄金荣填写申请书，被准许后再填写正式帖子，然后再举行仪式。帖子是由大红宣纸精印封面，泥金嵌边，居中印有四个金色大字：“兰衡行苞”。帖子里面抬头写：“黄老夫子大人贵台”，下面写：“门生某某某百拜”，旁边再写上籍贯、年龄和出生年月日，还要写上介绍人和具保人的姓名。另一页则印有介绍人和具保人应负的责任，末后是年、月、日。
黄金荣把入帮者分作门徒和门生两档。所谓门徒，是经过开香堂大典，拜过“老头子”的，这是最下的一档；所谓门生，是指不经过开香堂的仪式，只是通过介绍人搭桥，投一个红帖子，封上一份贽金（一般比门徒高一倍）的入门者。还有一种特殊的门生，只要备个帖儿，附份贽金，托介绍人把红帖儿投递给“先生”就行，连面也不用见。蒋介就是其之一。
蒋介石当初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不多，很不得意。他懂得在上海厮混，非要有个靠山不可。他耳闻黄金荣的势力，就经过商业界巨头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金荣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了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
1921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荣、虞洽卿出面代为其了结后，蒋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黄金荣便送给他200元作为路费，助其成行。
1926年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即和虞洽卿商量，要退还门生帖子。1927年春，蒋介石到上海后，由虞洽卿伴同去黄金荣家探望，黄改变了过去的师徒称呼，对蒋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蒋介石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蒋又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金荣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金荣接过金表，连连称谢。
北伐军到上海后，黄金荣和虞洽卿等，曾召集工商界以及社会名流为蒋接风祝贺，并为蒋的军队筹集了10万元的“慰劳费”。蒋把10万元交给虞洽卿、黄金荣，虞洽卿把5万元捐献给慈善事业，黄金荣也捐款给陆伯鸿等办教会事业。
蒋介石到上海时，警卫部队约有100多人，驻扎在南市董家渡附近，蒋本人决定随带警卫队长便衣进入法租界。为了保护蒋的安全，警卫队抽调了60多人，开了两辆军用卡车，由董家渡出发，经外马路转一枝春街，准备进入法租界的爱多亚路。车到一枝春街口，被法租界的安南巡捕拦阻，不许这批军警进入租界，并将两辆警卫车拦进法租界巡捕房，警卫班长被扣押。黄金荣得知后，亲自到法租界巡捕房作解释，说蒋总司令进入租界是看黄的，黄为安全起见，请蒋的警卫队开进租界到黄家保卫，希望和平解决。法捕房打电话请示法国领事，法领事感到世态严重，指示捕房让黄金荣出面调解，黄金荣主张先让被扣押的两辆警卫车开进法租界游行一圈，然后开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家。法捕房同意了黄的主张，通知一枝春街的法捕房让警卫车开进法租界，经爱多亚路进入八仙桥钧培里路口，黄金荣办了这件事，颇得蒋介石的赞赏。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了反共急先锋。蒋阴谋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一面勾结英法帝国主义，一面策动上海流氓集团充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队进行反共大屠杀。蒋派杨虎、陈群去找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利用中华共进会名义，在《申报》、《新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反共启事，随即召集大批流氓，手持武器，袭击工人纠察队。此外，租界当局借口保护租界安全，命令黄金荣、杜月笙等组织纠察队，协助维持界内治安。法捕房仅有的16辆坦克终日在公馆马路、霞飞路等热闹马路上往来巡逻。
中华共进会设办事处于爱多亚路安乐宫旅社内。黄金荣、杜月笙坐镇指挥。事先与第二师刘峙部队阴谋夺取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由黄等派出便衣流氓数百人，持械围攻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工人纠察队总部。正在捣毁袭击之时，刘峙部队突然又将共进会分子赶走，对被害的工人纠察队假意慰问。临去时，邀请工人纠察队全体队员到北站广场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工人纠察队负责人不知是计，竟去赴约。他们将带去的枪械放下架好，准备观看第二师演出节目时，就被预伏的反革命部队包围缴械，接着就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由于黄金荣充当反共急先锋，深受蒋介石的赏识，蒋便以陆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聘任黄金荣为少将参议，杜月笙、张啸林为少将顾问，后来又委任黄金荣为南京国民政府参议，奖给勋章。
“四·一二”以后不久，黄金荣、张啸林等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开设当时上海最大最豪华的赌场，场中轮盘赌台、牌九麻将、梭哈摇缸、烟榻洒肴等一应俱全，并有姿色少女侍奉巾栉，挑土装烟。从此赌场里外车水马龙，赌客云集，为黄金荣提供了又一个肮脏的财源。1931年黄金荣在上海南郊漕河泾，费资350万银元建造了占地60亩，楼台亭阁布局有致的黄家花园，蒋介石还特意送了手书“文行忠信”的题匾。黄金荣奉如至宝，刻在黄家花园四教厅（四教厅的命名就是根据蒋介石题的四个字）右边的六角亭上，在黄氏门人结社时，也以“忠信”为社名。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80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生日，他的徒子徒孙不下3000余人，都要孝敬送礼，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但是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便对部下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素菜席算了。”
在黄金荣做寿后3天，即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调到漕河泾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外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
第二天一清早，黄金荣的徒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漕河泾前前后后，沿路站岗。占地近60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12把红木大椅。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健、鲁锦苫、程锡文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宴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
（3）无论如何不去香港
上海解放以前，杜月笙首先离沪赴港，接着黄金荣的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财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有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说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放过他。但黄金荣心里明白，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再说，杨虎曾对他说过，只要不死心塌地，人家会既往不咎的。但这仅是口头上说说，究竟如何，他心里也没有数。表面上他很镇静，心里也是在发愁的。正当黄金荣犹豫不决时，章士钊夫人带来中国共产党的口信：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这样，黄金荣坚定了不走的念头。他对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黄金荣留在上海，对稳定其门生的情绪，安定上海的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0年，黄金荣对管家程锡文说：“现在我买了5万元公债，没有钱，你到香港去找杜月笙，请他给我讨还一笔10万元借款，这是刘裕章早几年向我借的。”程锡文于1950年2月去香港找杜月笙，碰了个软钉了，他要程找李志清想办法，程只得回上海把情况告诉黄金荣。黄金荣叫秘书写了一封信给杜月笙，大意是：现在派程锡文来港，关于追还刘裕章10万元欠款，务必请你协助解决。原来，黄金荣和杨虎、程子卿等同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法国人乔辨士私下做过军火买卖，卖给了刘裕章，刘是军火商人，没有付过款。程锡文带了黄金荣的信，第二次去香港找杜月笙，黄金荣还几次打了加急电报给杜月笙，请杜月笙设法将欠款追还。杜最后叫其门徒万墨林先给黄金荣5万元，程才返回上海。后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企业均归职工管理，黄金荣手头的现金又被他媳妇盗取一空，渐渐地对黄公馆的开支感到难以应付，便又叫人向杜借钱。
1953年，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劝黄金荣向军管会坦白交代。黄嘱龚天健具自白书一份，由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陪同，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当时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副市长盛丕华两位接见。黄提呈自白书，交代历史罪行后，与陈翊庭一同步出办公室，两人方至楼下门口，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办公室，即叫黄在门口稍待，匆匆上楼去取。待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金荣提呈自白书后恐生变故，急不可待地独自一个回到黄宅去了。
不久，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的人物，因发热病倒，昏迷了几天，就闭上了眼睛。其时虚年86岁。
2.张啸林
1936年6月2日，上海最大的一家报纸上刊载了一篇由段祺瑞、蒋介石领街，近百人署名的征文启事，文中所吹捧的这位所谓“杰出之士”，不是别人，正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沪上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
（1）杭州一霸
1876年5月26日（清光绪二年五月初四），杭州湾的气候已渐渐热起来。在通往原属浙江宁波府慈溪县的一个偏僻乡村的田间小路上，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人，身后背着木工工具，正迈着疲乏的步子往家里走去。当他听见从自己破旧的茅屋里传来婴儿的阵阵啼哭声时，不由地加快脚步，气喘嘘嘘地向家门口奔了起来。这个原来日子过得就比较清苦的木匠家庭，从这天起又添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张啸林。
张啸林，排行第二，哥哥名大林，故父母为他取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改名为寅。啸林这个名字，是他在上海当流氓出了名后才改的。因为张小林乳名阿虎，取“猛虎啸于林”之意，以显示其“高雅”。
张啸林出世后，父亲为使全家四口人不致挨饿，整日拚命在外做木工。那个年月，一个木匠的收入是很微薄的。加上银贵钱贱，张家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不久，父亲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了人世。一家人生活全依靠母亲来维持，日子比父亲在世时更艰难了。
1897年，张啸林正好20岁。全家在乡下实在难以度日，不得不背井离乡，移居离慈溪一百四十多公里的杭州拱宸桥，张啸林与大林一起进了杭州一家织造绸缎的机房当学徒。但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专同地痞流氓为伍，不时纠众滋事，寻衅打架，各机房的老板都对他头痛万分，暗中约好，不让他再吃机房饭。
1903年，张啸林迫于生计，考入了浙江武备学堂。在校与同学周凤岐、夏超、张载阳等人结为密友，这是他后来能同军阀勾搭上的由来。浙江武备学堂是个专门培养军事人材的学校。张在入学前已染上地痞流氓的恶习，入学后不是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而是用在与官府衙役的勾搭上，想以此为资本，抬高自己的地位，扩张自己的流氓势力。他未毕业就离开武备学堂，拜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探目）李休堂为先生，充当李的跑腿。不久依仗地方官府的支持，在拱宸桥一带开一茶馆，以此作为结交地痞流氓、聚赌敲诈的据点。
当时，拱宸桥一带有一个赌棍，诨名叫“西湖珍宝”，拥有相当势力。张啸林采取小恩小惠的方式，勾引他的赌徒，逐步扩大自己的实力。“西湖珍宝”不甘被张挖去墙脚，便经常纠集赌棍，寻张殴斗。张被打得狼狈不堪，无法在拱宸桥立足，不得不另谋出路。
1907年，张啸林结识了杭州一个外号叫“马浪荡”的江湖艺人。马浪荡本名叫陈效岐，原是个唱滩簧的。滩簧是苏州、上海、杭州、宁波等地流行的一种曲艺。陈效岐每次出堂会，就让张啸林帮着扛丝弦家什，演完一场后赏他几文钱。次年10月，在清政府曾任武英殿大学士的杭州人王文韶病死，出殡那天，陈效岐受雇扮戏参加送葬行列，张啸林便伴在陈的身边。出殡队伍经过日本租界清河坊，张啸林无意中撞倒了一位看热闹的日本小孩。这下惹了马蜂窝，住在清河坊的日本人倾巷而出，拦住了王府的孝帏，强行勒索赔款。送葬的人气愤不平，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张啸林大喝一声：“开打”，成百上千的掮执事、骑顶马、吹吹打打名色人等，立刻像潮水一样地冲向日本人，吓得日本人回头便跑，纷纷关上大门。待到出殡诸事完毕，队伍解散，张啸林又约了数十个艺人和以往的机房朋友，开回清和坊与保佑坊，看见日本人开的店铺，不分青红皂白，冲进去便又打又砸，掀起了一场风波。事后，杭州官府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决定惩办带头闹事者。陈效岐为保护张啸林，以滩簧先生首脑的身份，挺身而出，结果被判在拱宸桥头，披枷带锁，示众一月。陈效岐的枷锁示众，更激起杭州人民的反日情绪，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一致拒买日本货。日本人难敌群愤，只得相继迁出清河坊。经过这次事件，陈效岐十分赏识张啸林，并与张结成过房亲家。
然此时的张啸林仍不改聚赌诈骗的恶习。每年春茧上市和秋季稻谷收获之际，他便雇佣小帆船一条，到杭嘉湖一带，以三粒骰子做赌具，巧立青龙、白虎等名目（俗称“颠颠巧”），引诱农民赌博，设局骗取农民钱财。乡间农民受张的骗局，有的输得当空卖绝，有的输得投河上吊，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为此杭嘉湖一带人民曾写状上告，杭州府与钱塘县昀曾出签访拿张啸林，但终因一班衙役都受过张的贿赂，屡屡通风报信，使张啸林几次避过风头，逍遥法外。但后来有一次，张在茶馆里为争座位，对旗人大打出手，险乎酿成命案。他怕被官府捉拿，逃到了绍兴安昌镇，投靠他的老朋友、当时在安昌任巡官的翁左青。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旋即杭州光复，张啸林托人探得自己的案子不了了之，于是又堂而皇之地回到了杭州。
辛亥革命后，张啸林参加了“三合会”，作一名普通的门徒。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洪门大哥杭辛斋，并靠着杭辛斋的关系，利用一批旧日的机房朋友作班底，逐渐发展成杭州颇有势力的一霸。
（2）亡命上海
张啸林外貌与黄金荣、杜月笙略有不同。他中等身材，圆头大耳，长着一对豹眼，滴溜滚圆；两颧高，双颊陷，颈子特别长，清癯中有些杀气，令人望而生畏。
张啸林从绍兴安昌镇回到杭州不久，本性难改，又闯了大祸。一天，他在朋友家喝了几杯喜酒，不觉已有三分醉意。回家途经拱宸桥附近时，看到几个人合力殴打一个人，就向前劝说，那几个人看到张啸林在旁多嘴，就围住他动起手来。张啸林原是使过拳脚的，见三人打来，便一脚踢去，不巧，正踢中其中一人的睾丸，那人当即倒地身死。他知道又闯了大祸，急忙挣脱身来，也不敢回家，连夜逃到上海。
张啸林逃到上海后，落脚在小东门外东昌渡一带码头上，更名林生。经投机药商黄楚九介绍，拜青帮“大”字辈樊瑾成为“老头子”，帮会有一套行辈制度，以便层层控制，秘密活动。青帮有二十四辈，最后的几辈是元、明、兴、礼、大、通、悟、学。张啸林继“大”字辈后，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由于有些文化，他很快就熟记了“海底”术语，下一排辈的流氓都称他为“张爷叔”。又过了一年多，杭州官府对他打死人命一事搁置起来以后，他又复公开露面。张啸林在东昌渡码头，最初是与杭州锡箔船商打交道的。因杭州锡箔船商见张啸林在码头上的流氓帮里有些脚路，就和他商量，为保护每船来货在码头上不受损失，愿出货所值拿出若干，作为保护费。张啸林见有油水可捞，就在十六铺码头流氓群中，与外号叫“水果月笙”的杜月笙洽商，提出如果杜月笙能保证杭州船商来货的安全，他愿让出一部分保护费。杜月笙听了非常欢喜，认为这送来的钱，总比从事来的好得多，便乐意地应承了下来。
杜月笙把杭州锡箔船商的货物引渡到“小浦东”卸货，从中收取保护费。事为其他的流氓帮得悉后，就互相勾结，纠众前来明抢，与杜月笙一帮在十六铺码头上发生了一场殴斗。
这场殴斗，因为涉及各自的利益，简直是有你无我，拼起了性命。杜月笙这帮因寡不敌众，被其他流氓帮打得落花流水，各自奔逃。杜月笙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张啸林把杜月笙背到家中，延医诊治，并精心调养。那时，张啸林自己的经济也很困难，为了支付杜月笙的医药费，不得不典当了身上的棉衣。因此，杜月笙对张的救命之恩，终生不忘。张啸林是青帮“通”字辈，杜月笙比他低一辈，属“悟”字辈，就叫张啸林为“老爷叔”，以示尊重。
张啸林与黄金荣的结识，则是通过杭辛斋的介绍。当年黄金荣在十六铺巡捕房当二埭头巡捕，经常在码头上值勤。张啸林从向船商们榨得来的油水中，拿出一份给黄“香香手”。黄见张啸林是青帮“通”字辈的正统流氓，做事倒也落槛，就和他交了朋友，彼此称兄道弟。但这时他俩尚未成为莫逆之交。
不久，上海新开河码头建成，但外省的船商因不堪上海稽征吏的勒索，通过张啸林等人的关系，纷纷到别处卸货，这班稽征吏从侧面打听到原来张啸林在船商中暗地里捣鬼，砸了他们的饭碗，决意要把张啸林擒到手，结果他的性命。一天，张啸林正在南码头联系事务，被驻该处的稽征吏发现，立刻纠集十余个稽征巡警，不问情由，把张啸林强拽进稽查局内捆绑起来，痛打一顿，准备夜深人静时，将他扔进黄浦江里淹死。当天下午，张啸林的随从急忙去找杜月笙，求他无论如何设法营救。杜得讯后，一面叫手下把兄弟到稽查局搞清虚实，一面即和几个头目商量营救办法。大家认为如若白天去抢救张啸林，稽查局里有枪，难以得手，不如等到傍晚，乘巡警们下了班，冲进去，打它个措手不及。大家计议已定，随即挑选了数十个流氓，作好了准备。到了晚上，杜月笙和李阿三率领这班流氓一齐冲入稽查局，救出了张啸林，然后一哄而逃。
张啸林脱险回家，休养了数日，打听到将他往死里整的稽征吏头目，名叫“金狮狗”，是一个手段非常残忍的家伙。为了报仇雪恨，他请了三十六股流氓的头子“吊眼阿定”助他一臂之力。“吊眼阿定”对“金狮狗”也非常看不入眼，于是答应了张啸林的要求。一天上午，“金狮狗”照例出来巡查商船，正独自走到江边时，突然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十几个人掀倒在地，一顿拳脚后，又被七手八脚地拖到江边，一声号子，死命往江里一抛。此时，正好漂来一艘大粪船，只听扑通一声，“金狮狗”被抛进了大粪船中，虽然保住了条命，但已饱尝大粪的滋味，“金狮狗”爬出大粪船时，张啸林等早已逃行无影无踪了。
（3）上海滩的流氓大亨
张啸林对“金狮狗”算是出了一口怨气，但冷静下来后一想，如果准备在上海大干一场，光靠一个人单枪匹马干是不行的，非要有一帮子人抱在一起不可。
1919年秋，张啸林回到杭州，把妻子娄氏接到上海，还带来了两个朋友，一是号称文武全才的翁左青，一是他的过房亲家陈效岐，决定和他们一起“共创一番事业”。
张啸林选择这个时候把老婆、朋友接来上海，是因为他看准了一着棋。这就是1919年8月14日，浙江督军杨善德病故，卢永祥由淞沪护军使升迁，护军使一职则由卢系大将何丰林继任，江斡廷任护军使署秘书长，刘吾圃任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俞叶封调弃缉私营统领。这一连串的人事安排，促使张啸林赶紧去上海插手鸦片烟的财香，因为这批分居要津的大官，与张啸林均有私交。
张啸林懂得“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当时，上海滩上的流氓各霸一方，相互争雄。他一个人赤手空拳，一无所有。要大干，必须与已有势力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合作，否则是不可能在上海站稳脚跟的。为此，他凭借青帮“大”字辈樊瑾成“老头子”的势力，先是为了夺取码头上贩运水果的权利，与广东帮大打出手，混战一整天后，张终于夺得了贩运特权。后来，张又和南市流氓范开泰（诨名“乌木开泰”）、范回春（诨名“象牙回春”）、苏嘉寿等，为抢夺鸦片贩运权，同法租界流氓金廷荪等发生殴斗。金廷荪是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督罕长黄金荣的得意门徒。但张啸林在武备学堂时结为密友的张载阳任浙江省长，通过张载阳，张啸林后来又结识了浙江督军卢永祥。当时的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原是卢永祥的部下，于是，张和何又搭上了关系。在抢夺鸦片贩运权的问题上，黄金荣、杜月笙为了利用张同军阀的关系，不想同张搞翻；张为了在法租界发展势力，也不想同黄、杜弄僵。于是请出在上海的青帮“大”字辈出面调停，达成了所谓“黑心钱公平用”，各租界各帮共同合作，合伙贩运鸦片的约定。
然使张在上海最终站稳了脚跟的，却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有一次，黄金荣在郑家木桥南堍的老共舞台戏馆，一下子请了三位坤伶登台，不数日便风靡了整个上海。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不仅很喜欢听戏，而且精于音律。当卢筱嘉一身青衫，轻装简从，坐在台下聚精会神地听露兰春的拿手好戏“镇潭州”时，露兰春不知怎么的，一时大意，竟将一段戏文唱走了板。台下的观众虽然也有听出来的，但慑于黄金荣的声势，谁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唯有卢筱嘉，他见众人不声不响，不觉气往上冲，当时便不容情，怪声怪气地喝起了倒彩。露兰春当众失了台型，羞愤交集，匆匆唱完一段，不按锣鼓点子，跑回后台便放声大哭。当时黄金荣正为伊人把场，见此情景，不禁勃然色变，命他的手下，立刻将那个捣蛋的抓来。黄金荣身边的保镖，也不识卢筱嘉是谁；而堂堂卢筱嘉，根本不把这批“小白相人”放在眼里。这边气势汹汹地要捉人，那里偏起脸置之不理。于是，黄的保镖光火了，一把拎起卢筱嘉的衣领，当场劈拍两声，甩了他两记耳光。这一下子黄金荣闯了大祸，不久即被何丰林监禁起来。黄金荣手下的人见“老板”被抓，便请张啸林帮忙，张觉此事很棘手，原先想回避，但考虑到今后可能要借用黄在租界的势力，这对自己能否在上海站稳脚跟大有关系，于是就去疏通卢永祥向何丰林打个“不为已甚”的招呼，并同着杜月笙调集一笔巨款，送与何丰林及其部下打点，这样才使黄获释。黄为此十分感激。从此，黄、杜、张三人就结为把兄弟。张啸林在上海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很快地与黄、杜共同享有“大亨”的称号。
（4）充当汉奸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坚持了3个多月后，被迫撤出了上海。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为统治上海这座东方大城市，日本侵略军曾做出这样的决定：稳住张啸林，严密监视杜月笙，力劝黄金荣保持冷静。
自八·一三开战起，张啸林就悄悄地离开上海，百事不问，偷偷跑到浙江避暑胜地莫干山的别墅里歇夏去了。这座别墅是1927年张啸林花了一笔巨款在一座山头上建造的，他有心要将它布置成“世间神仙府”，植了数十万竿修竹，并在山上养了花鹿、仙鹤等奇禽异兽，筑了亭台池榭，水土清华，夏日幽居，如置身仙境。张啸林称这幢别墅为“林海”，确也名实相符。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一面将张在上海的财产保护起来，一面派人前往莫干山，与他密谈，让其尽快回上海。张啸林“扃门山中坐，‘贵宾’远道来”，当下不禁大喜，立即匆匆就道，遄返上海。张啸林之所以要离开修竹万竿、一色青碧的莫干山，返回上海听从日本人的指挥，主要是张想借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使其成为上海滩上独一无二的巨头，以日本人的凶焰来压杜月笙、黄金荣。而日本侵略者所以要选择张啸林，正是因为摸准了张的心思，想借张的黑社会势力维护上海的社会秩序，使其手下人均为日本侵略军所用。
张啸林回到上海，为表示愿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上海效犬马之劳，与日本特务部部长土肥原来往甚密。经土肥原的介绍，张结识了日本军人永野修身，3人经常在华格臬路张的宅地秘密会晤。此后，张啸林及其门徒便公开投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成为中华民族不齿的汉奸。
193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对日军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不断袭击敌伪的物资仓库，使得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发生了极大困难。为解决这一困难，日军派人找张啸林。张认为这种独门生意大有铜钿好赚。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由张啸林出面组织了一个所谓“新亚和平促进会”，将他的门徒召集在一起，到各地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他甚至包办了从上海运煤到华中的“贸易”。同时，他又独揽了粮食的收购，并让他的老弟兄俞叶封专门收购棉花。不仅如此，他还与东北的日军勾结，并与汉奸殷汝耕取得默契，把中苏恢复邦交后，由苏联运到中国的全部枕木调到东北辽沈码头卸货，再由他与杜月笙合作组织的霖记木行业务主任赵南生派一心腹在东北坐庄，办理卸货与交事务。霖记木行当时设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97号，由张啸林任董事长，杜月笙为总经理，俞肇桐为常务监理，负责主持日常业务。在军需物品的补给上，张啸林为日本帝国主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张又组织了长城唱片公司，委派郑子褒全权负责，目的是想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一些人为他捧场。
早在日本占领上海，派驻杭州领事登莫干山拜访张啸林之时，这位“张大帅”在谈判下山的条件中，曾提出：“要弄个浙江省主席给我玩玩，倒还可以商量。”这位领事听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当时便对张说，要这个职位恐怕有点困难。张啸林回答说既有难处，那就以后再说吧。后来由于张啸林在杜月笙“星夜走脱”去香港，黄金荣采取无论谁上门必定是“抱病在身，不克晤面”的情况下，为日本人出力甚多，日本人为酬谢张啸林，决定在浙江建立一个伪省政府，由张充当伪省长。日本人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想把势力伸向浙江，扩大控制中国的范围；二是以满足张啸林的“官瘾”，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可是，正当张啸林与日本特务机关暗中策划，实现这一目标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做出决定，从上海滩上除掉他。
（5）罪有应得
1939年年底，一个夜晚，国民党军统局的秘密会议室，灯火通明。这里正在举行布置暗杀张啸林的整个行动计划的会议。这个行动计划是由军统局周伟龙制定的。会上作出决定，由时任上海行动组长陈默负责具体领导执行。
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曾在国民党中内军校高教班受过训，抗战之前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组长。他是军统局中最适合执行出生入死任务的人选。
当时与张啸林搭档的汉奸纷纷被暗杀。如时任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周文瑞，在今福州路望平街遭狙击负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行刺，侥幸保全性命。“访归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张啸林暗自着慌，防备也越来越严密了。这给陈默尽快干净利落地实现军统局的计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陈默凭借他在上海“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的优势，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抓住时机去实施自己的部署。
1940年1月15日，国民党上海行动小组得知张啸林将亲自陪老朋友俞叶封去更新舞台为新艳秋最末一场演出捧场，并包了楼上正当中的几个包厢。于是陈默决定利用张在包厢里看戏之时下手。行动小组经过周密的筹划，一切就绪。那天晚上，台上新艳秋唱段精彩，台下不时发出热烈的喝彩声。正当热闹非凡之时，突然响起一阵机关枪声，霎时楼上包厢内数人倒在污血之中。可惜的是，张啸林那天临时有事未曾去更新舞台，只是俞叶封做了他的替死鬼。
当晚，陈默在上海行动小组指挥部获知此次暗杀张啸林未能成功的电话，非常恼火，责怪手下一般人的情报掌握得不够准确，即指令他们要密切注视张的行动，俟弄准情报后再继续干。
俞叶封被枪扫死在更新舞台包厢里，这件事着实使张啸林心惊肉跳，吓得他一时不敢出门。但一直闷在家里，实在闲得无聊。一天，他的赌瘾上来了，怎么也憋不住，决定坐车出去赌一场。尽管家人一再劝说，他仍执意要去。这个消息立即为陈默侦知并弄清楚了张的行车路线。陈默决定当张的坐车行至一处十字路口时，设法打出红灯，等汽车一停下来，就用机关枪扫过去。那天，张啸林的车子刚开到该处十字路口附近。红灯亮的时间毫厘不爽，眼看张的坐车就要停下，可是，开枪的人却沉不住气，早扣了那么半秒钟扳机。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王文虎）在突闻枪声的一刹那，当下将要踩刹车的右脚，猛移往油门上踩下，一个冲锋，汽车飞也似地闯过了路口。陈默精心布置的第二次行动，仅将张的汽车玻璃击穿三个洞，而“未伤及张身”。
经过这次惊险万分的狙击事件，张啸林自此真正闭门不出，连自己开设的大瓣公司俱乐部也不敢去赌了。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加强警戒，雇了20名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华格臬路张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如临大敌。
军统上海行动小组在这次行动后不久，又接到军统局拍发的电报，催促他们迅即执行杀张的命令。陈默收到电报后，有些着急。他知道半路伏击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了。针对张啸林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及心理状态，他决定转换手法，采取用重金收买张的内部人员的办法来实现军统局的这一指令，他很快将目标定在一个名叫林怀部的人身上。此人是张啸林的贴身保镖，系山东人，绰号王和尚，其父曾在北洋军阀时期做过旅长，因父死家贫，便来到上海投考法捕房巡捕，并拜张的汽车司机阿四为“过房爷”。后来林怀部在法捕房因犯过被开除。张知其枪法准确，能击中抛在空中的银元，又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有爱司的红心，经过阿四的保荐，遂用他为贴身保镖。种种迹象表明他可作为“锄奸”的收买对象。果不出所料，林怀部被陈默的生金所打中。经过与林的秘密交易，选定待外面有人找张商量事情的那一天，由林故意找借口与张的司机争吵，引诱张出来干涉，再将其击毙。
1940年8月14日，一辆外地来的黑色小汽车缓缓驶进张宅大院。林怀部即刻上前将车门打开，经来者自我介绍，林获悉此人系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名叫吴静观。林将吴领到三楼张的房间。此时林心中暗思：今天正是下手的好时机！于是他来到司机王文虎的汽车旁。此时，王正在保养张啸林的坐车。林先主动递给王一支烟，并帮他点着了火。大约仅一支烟的功夫，两人突然争吵起来，而且越吵越厉害。此时张与吴静观正在楼上商量事情，他听见楼下大院里有人高声争吵，便从沙发上起身来到窗口，探身向下俯望，发现是自己的保镖和司机在那儿相骂。张的脾气一向暴躁，他将上半身伸到窗户外，像往常一样，一开口便是一连串的脏话，然后厉声喝道：“你们这批人，一天到晚吃饱了饭呒没事体，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触那，老子好多叫点东洋兵来了，用不着你们哉！快些，一个个把枪给我缴下，统统滚蛋！”
要在平时，张啸林只要一发火，哇哩哇啦一骂，挨骂的便乖乖的走开，可是今天却同往常不一样，林怀部故意装着愤而不平的样子为自己辩护。张啸林见保镖胆敢顶撞，便骂得更凶，直骂到林怀部的上代父母。林怀部被张狗血喷头一顿骂，一下煽起怒火，迅即就从腰带里拔出手枪，抬头回张啸林的话：“他妈妈的，不干就不干！张啸林，你要当汉奸，待我送你上西天。”随着骂声，顺手就是一枪。这一枪不偏不倚，子弹正好从张啸林的口中射入，穿枕骨而出。只听得一声惨叫，张啸林倒卧在楼堂的地毯上。上海三大亨中的老二，就此一命呜呼！
3.杜月笙
（1）浪迹上海滩
春日微熏，江水浩荡，偶尔驶过的轮船在黄色的江面上掀起道道浊白色的浪花，它鼓起的涌浪，使两旁的木船上下晃荡。杜月笙乘坐的木船在晃荡中驶近了浦江东折处，上海城就在它的外弦上。
杜月笙随着人流蜂拥而下，踏上了向往已久的上海滩头，心里说不出是喜是忧，他默默地望去，只见丈半高的城墙已残破斑剥，隔着护城壕，城北便是外国人的租界。当时租界里高楼大厦还很少，外白渡桥只是一座平桥，泥城桥北，一片苍翠的芦蒿，西藏路西平展展一片田畴的郊区。杜月笙边走边问地走到十六铺，这里算是当时上海最热闹的地方，沿江处码头衔接，堆栈密集，江中停泊着太古、怡和、招商、宁绍等公司的船，货物上下，旅客往还，纷纭杂沓。往西进入小东门，两旁街面商店、客栈鳞次栉比，从早到晚，一片熙攘景象。往南走，街面上则布满了土行、赌台、燕子窝，还有兼售鸦片的妓院烟花间，仅小东门一圈，便有一百数十家之多，官吏、洋人、商贾、小贩、骗子、妓女、地痞、苦力相混于街市中，构成了五光十色的都市景象。
杜月笙走到大码头（今南市里马路），找到堂伯父杜阿庆所在的那家张恒大水果行，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因经理是他的伯父，店里师傅自是另眼相看。不料杜月笙劣性难改，做不多时就不守本分，常把店里的水果做人情，结交街上的瘪三，又时常去街上游荡，在饭店吃饭，付不出钱就记账，饭店上门讨账，行里还得给他付帐。门口马路上有女子乘坐的黄包车经过时，杜月笙常用烂水果扔过去，调戏取乐，有些女子就到张恒大来大吵大闹。堂侄的无赖行径，令杜阿庆十分难堪，一顿教训之后，便转荐杜月笙到宝大水果行去学生意，拜宝大老板为师。宝大和张恒大素有来往，杜阿庆又有些人缘，老板对他也算照顾，只让他在内堂做点杂务，杜月笙到宝大后，开始还算安份，每天起早摸黑，倒夜壶、刷马桶、当跑腿，里里外外，服侍老板和诸师兄，任劳任怨，尽心悉力。老板见他做事勤勉，人也机灵，有心培养他，不久便调到外堂，在柜台上秤斤收钱，偶尔还跟着师兄跑跑货。这期间，杜月笙在削水果皮上练就了一手绝技：眼睛看着别处，嘴里和人谈笑，以灵巧的手势，飞快的速度，眨眼功夫，便均均匀匀削下一圈粗细如一、不折不断的果皮。
宝大行门面不大，但在十六铺却晓有名气，除了销售水果，又兼做中盘批发，直接到码头轮船上去批货，转手又批给上海各地到十六铺来进货的水果小贩。杜月笙跟着师兄跑外勤，目染五色，耳听七音，吃喝玩乐俱全的上海城令他眼热心动。当时的规矩，学生意时老板只管吃住，每月仅发2元剃头洗澡费。一天打烊后，老实的师兄王国生带着杜月笙逛小东门，又领着他观看了赌馆、妓院，如此一转，不料又挑起了杜月笙的赌博旧念，起先是当着师兄面偶尔下一、二次场，时日一久，习惯成自然，便常常背着师兄跑赌场，赌摊上的掷骰子、猜大小、打花令，赌馆里的的推牌九、搓麻将无一不会，赢了便呼朋唤友上酒楼、下馆子，输了便乘老板差他跑外勤时暗做手脚。时日一长，胆子大了，朋友也多了，平时和街上的流氓称兄道弟，厮混在一起无所不为。店堂里由于经常缺钱，终于被老板查出是杜月笙所为。老板二话不说，即刻歇了杜月笙的生意，要他卷铺盖滚蛋。
17岁的杜月笙回到家乡，无以为生，又到高桥镇上卖大饼油条。由于是被辞退的，口碑已不好，再加上见过大世面后再去做这种蹩脚生意，这更使他灰心丧气，决心重返上海。
重返上海滩的杜月笙徘徊在十六铺一带。由于他是被宝大行赶出来的，使杜阿庆丢尽了面子，不愿再去招呼这个屡教不改的远房侄子，张恒大水果行的小帐房黄文祥看他可怜，常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当烂水果批些给他，让他在十六铺码头上摆个摊头维持生活。不久，杜月笙结识了协兴街（今里咸瓜特街）钱庄会馆一带一个绰号叫“杭州阿发”的流氓白相人，便结成一伙，时常在码头附近徘徊，看到有载水果的船开来，就潜登上去，半偷半抢地弄来些水果，然后合伙到大街小巷，茶楼烟馆去叫卖。在此期间，他仍不断受黄文祥的照顾，因为有了这关系，杜月笙发迹后，黄便成了杜的座上客，他的两个儿子亦由杜月笙所收用，大儿子黄国栋派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公馆当账房，二儿子黄国梁派在中汇银行工作。
浪荡十六铺街头的杜月笙既做小生意又做小流氓，晚上无处存身，就同一些叫花子一起睡鸽子笼、孵咸鱼桶。自小的流浪生活使他养成为人四海、慷慨豪爽的性格，倘若有一伙伴没钱吃饭，只要他身边还两角小洋，即会毫不犹豫地全数掏出给他，说一声：“你拿了去吃饭罢，以后有了钱来救我！”他自己往往就这样挨一夜饿。由于为人慷慨，没过多久，在十六铺一带的瘪三圈子里，他便成了小有威望的“大阿哥”，从此“水果月笙”的名气也传了开来。
“水果月笙”在十六铺白相人里混，流氓习气越来越浓，他常常同“杭州阿发”等在码头附近强行兜揽，欺行霸市，硬做生意，或以介绍生意为名向到十六铺进货的小贩提取佣金；消闲时，又纠集同伙在码头上寻衅——“拆梢”，诈骗老实旅客、过往农民；再不然，就指使小流氓到马路上去“抛顶宫”换铜钿。富有心机的杜月笙坏主意层出不穷，经常出些歪点子教唆小瘪三混饭吃，他有个拿手好戏就是乘夜色去新开张店铺摘牌子，第二天再去勒索；或者在热闹商店的门口彼此打闹，乱抛粪便，使行人趋避，顾客逃遁，直到最后店里给钱方才了事。因其善出主意，在十六铺小流氓中，杜月笙还有“军师爷”、“诸葛亮”的绰号。
杜月笙的好赌，在十六铺白相人中也赫赫有名。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但决不可一天不赌钱。如没有赌资，就拿了同伙仅有的衣服去下赌场，输光了赎不回来，便让同伙穿着自己的衣服上街，自己蜷在被子里睡大觉。有一次，杜过生日，他的同伙每人凑了一元钱，准备晚上聚餐，不料到了下午，杜月笙便把大家送的钱全部输光。他自认光棍一条，生无带来，死无带去，对生活不必负什么责任，所谓“有命上梁山，无命摔下来”便是。为了“钱”，他诈拐偷抢无一不干；为了“势”，他又仗义疏财，广结人缘，拉帮结派，组成一张黑社会的网。就这样，杜月笙从一个乡村少年，逐渐变成了上海滩上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白相人。
1911年，杜月笙23岁，辛亥革命爆发，但轰轰烈烈的一阵子，租界还是租界、洋人还是洋人、瘪三也还是瘪三，除了割去那根猪尾巴似的辫子，说不上有什么变化，只不过大清朝换成了民国，黄龙幡变成了五色旗。
大约就在此前后，在十六铺做瘪三的杜月笙被小东门的“大阿姐”（一个小有名气的烟花间老鸨）看上，做了烟花间的打杂，日常里代妓女拉皮条，为嫖客当跑腿，身上的穿着也开始像样起来，没过多久，“水果月笙”亦成了吃喝嫖赌四全客人。经“大阿姐”的介绍，杜月笙结识了后来成为他死党的顾嘉棠。顾是当时十六铺一带小名气的“四大金刚”之一，专营贩烟勾当。原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向中国大肆倾销鸦片，鸦片商蜂拥来到上海，把租界作为中转站，将大量烟土运销到内地各处。同时，上海滩上烟馆、土行林立，贩卖鸦片的生意日益兴隆，抢烟的匪徒也应时而生。一些“燕子窝”老板和烟土商为了避免遭到抢劫，就出高价雇佣一批地痞流氓作保镖，顾嘉棠即是其中之一。顾把杜也拉进了贩烟党。有了这个大流氓作同党，杜月笙的势力也大了一层。每当装有烟土的商轮靠岸时，杜月笙便带上几个喽罗一哄而上，拉住一些燕子窝里的小伙计，蛮横地讲：“你们都是背了招牌的（即有店家的依靠），我们是日吃太阳，夜吃露水的，识相点让让路。”几次得手后，杜月笙的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竟然带着同伙冒充警捕，闯进一庄客栈敲竹杠，为当局侦知，差点被捉进大牢，亏得“大阿姐”疏通，才算应付过去。
如此混了数年，杜月笙在江湖上亦算上个有资历的人了，狐朋狗友一大帮，名气也越来越响，不久，被青帮头子陈世昌看中了。陈世昌是十六铺码头的青帮大亨，小名福生，早年在小东门一带以“套红绿签”骗人钱财为生，所以人称“套签子福生”。他看到杜月笙精明强悍，敢作敢为，又十分机灵，就“开山门”，收了他作徒弟。陈世昌是“通”字辈，杜月笙便按帮规排为“悟”字辈。从此，杜月笙有了青帮的特殊背景，感到腰杆更硬了。
青帮是上海社会极有影响的一个帮会组织，到那时已有百余年历史。其最早组织是清代漕运水手中的一种行会性组织，以转运漕粮的河道沿岸各大码头为基地，按地区划分为不同帮口，如江苏二十一帮、安徽十六帮、两广江西十九帮等。据说，其创始人为雍正初年的翁岩、钱坚、潘清三人，成帮后，以“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悟觉”二十四字为帮内“家谱”，前三字在帮内未曾使用，从“德”字起帮，传到杜月笙入帮时已至十八代以降。帮内人恐原有二十四字不够用，又续订了二十四字，即：“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明乾坤。”据说，至解放前夕，后二十四字已开始启用，不过用到哪一个字已无从查考。青帮在成立初期，有同业相助、反抗封建压迫之意，以后逐渐为权贵操纵，蜕变成了统治阶级迫害人民群众的帮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后，迷于权势，贪于钱财，许多帮会分子作了殖民统治的爪牙，又和地方流氓相结合，势力渗透到社会底层各个角落，开赌场、设妓院、贩鸦片、绑肉票无所不为，成了社会上的一股恶势力。杜月笙加入青帮之时，上海滩上的青帮班辈以“大”字辈为最高，人数不过二十上下，且也没做出什么大“市面”，青帮在上海真正取得社会地位，做出市面来的，则自黄金荣开始。迨杜月笙加入青帮时，黄金荣已名声赫赫，身任法租界巡捕房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包赌贩毒，门徒遍布各行各业，经营从戏院到浴室的各种赚钱行业。
杜月笙在烟花间混过了30岁，因“大阿姐”不过一名鸨母，无甚大的“法道”，顾嘉棠也不过一名打手，没有多大市面，倚这两位名势的杜月笙自然也混不出什么名堂。陈世昌见其徒弟年及而立毫无长进，便让自己的帮内师弟、人称“饭桶阿三”的黄振意介绍杜月笙到黄（金荣）公馆去当名跟班。
至抗战前夕，杜月笙一身兼任的官商合办、商办企业的职务，包括董事长、理事长、理事、主席、经理、董事等项名义，不下一百六十多个，居于工商界领袖的地位。他就像一个魔怪：脚踩着黑白两道风火轮，呼呼作声，左右逢源，肩上长着三头六臂，一张笑咪咪的绅士白脸，一张红彤彤的官员虎脸，一张青面獠牙的帮首凶脸；六条手臂里分别握着刀枪、鸦片、赌器、官印、算盘和索命簿，在上海滩上驰骋纵横。
（2）身霸黑白两道
杜月笙虽是旧上海恶势力的头目，但同爱财如命的黄金荣，打架杀人的张啸林相比，却别具一面。他刻意笼络人心，广结人缘，不吝重金，结交各方，扩充自己的势力与影响，所以人称他“会做人，会赚钱，也肯花钱”。当时，下野军阀，失意文人、落魄政客，都把上海作为寄寓场所，这些携带巨款的“飞来燕子”，便成了上海地痞流氓等“塘里麻雀”欺生敲诈的对象，结果往往是这些“寓公”被逼得身无分文后，不得不离开上海。但杜月笙却对这些“寓公”下意相交，遇到生活上有困难的，还慷慨解囊，接济救助，因此，这些政客、军阀、文人便常常到杜府拜望，与杜结交。杜对各地帮口到上海活动的各色人物，也都迎来送往，一一优礼有加。这样，上海码头上，仗义疏财的杜月笙，有了点“及时雨”的名望，成了江湖上三教九流都欲与之交往的人物。
20年代初期，下台总统黎元洪夫妇来沪，杜月笙整日作陪。每到一处玩赏，杜都命小八股党率领徒众事先秘密布防，得黎氏夫妇的欢心，为了和这位“开国元勋”结交，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杜月笙在家中大摆宴席，以隆重的礼节，款待这位前总统。对黎所带的二、三十名随从也个个视若贵宾，还特地广邀达官显宦、绅董富商、社会名流作为陪客。政坛被人扔来踢去的前总统，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受到如此推崇，不禁大为亢奋，即命随行秘书、文才出众的骈文大师饶汉祥当场作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赠与杜月笙。饶以战国时期著名“四公子”之一的楚公子宰相春申君与杜相喻，使杜异常高兴。后来，他特请名家，把该联雕刻成黑底金字的一副楹联，挂在客厅里。
其实，在杜月笙的心目中，拉人情，花财帛，犹如投资，目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这才是花钱能手。”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他和范绍增的来往。1929年，范绍增以四川袍哥大爷和地方军阀的身份首次来沪，杜月笙对他盛情欢迎，先是和他换了庚帖，结为异姓兄弟，又亲自陪同范在上海尽情玩乐，临行时，还馈赠巨资，极尽地主之谊。杜月笙如此厚待，自然得到了范的回报，凡杜派往四川收购鸦片者，概由范绍增派兵保护，并协助杜月笙在邻水县开设了一座吗啡厂，就地制造毒品，获取比上海高出十几倍的暴利。
其次，是他和戴笠的交往。杭州青皮戴笠，1923年辗转来到上海，混迹于十六铺一带，不久，以其赌技精湛，在流氓群中渐露头角。那时杜月笙已在黄门成名，因十六铺是他发迹之地而常去走走，不意与戴笠一见如故，本领相同，志趣相投，几番谈话下来，认为戴是个“人才”，遂倾心交纳，与这个当时正走投无路的“英雄”结拜为兄弟（杜比戴长8岁），不过几日便成了情同手足的知心。因戴无法在上海存身，杜月笙千方百计打通黄金荣的关节，经黄介绍，戴笠到广东去找蒋介石，考入了黄埔第六期骑兵科，后来毕业即被蒋介石调去从事特务工作。北伐开始，蒋介石在其总司令部内成立了一个5人密查组，戴笠即为其中之一。不久，蒋介石下野，密查组撤消，其组长携款潜逃，戴笠成了落魄野鬼，生计亦无着落。杜月笙见此状况，几次接济，助其度过难关。蒋介石复职后，戴笠又获起用，受命组织十人特务团。1932年4月1日，扩团为处，戴为处长。从此戴笠在国民党内的势力蒸蒸日上，而其在落难时杜月笙对他的倾力相助，使戴铭感终生，以后常对其部下提起此事，称杜为“古道热肠”，是他平生知己之一，两人由此结成了生死交。杜月笙投的这笔人情账，以后源源不断地得到回报，甚至是不可比拟的回报。
当时上海的白相人，诸如黄金荣、张啸林，都是短装卷袖、臂刺花纹、手戴大号黄金、钻石戒子，花里胡哨，一派流气。杜月笙自涉足上流社会，看到这些上层人物一概长衫马褂或西装革履，衣冠楚楚，毫无他们白相人的那种俗气，不禁怦然心动。自开设银行后，杜月笙的出言吐语，极力温文尔雅，对人不卑不亢，做出“高等华人”的样子。他刻意模仿那些上流人物的衣着打扮，在任何公共场合，甚至大热天在家里见客，都是穿着长衫；去见有地位的人，还得罩上马褂。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门徒也这么打扮，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就感到讨厌害怕。”此外，还在家中早夕勤练书法，尤其对自己的姓名“杜镛”二字，确确实实下了一番功夫，以后人家看他的签名，常以为他的学问不浅。同时，他吩咐手下人不得叫他“老板”，而要称他先生。
杜月笙，自知年少失学，胸无点墨，在这万花筒般的世界里，单靠拳头难以打天下，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在上层社会站住脚跟，着实做了一番努力。最初的时光，他重金聘请几位说书先生，在家里给他说书上课，他最爱听的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他在这两部书里获取了许多历史知识和社会、政治经验，了解了一个小小郓城小吏宋江，文才平平，武术寥寥，靠的是“仗义疏财”、善做“及时雨”，才受到众上的拥戴和尊敬，才坐上了虎豹啸聚的梁山第一把交椅。杜月笙也从刘备、曹操、诸葛亮等古人身上学到了丰富的封建权术、气度、韬略和种种阴谋诡计。自从踏进了实业界之后，开始和上层人物接触，杜月笙感到，光靠大小八股党这批暴徒打手，既不体面，又达不到期望的目标，现在是到了搜罗一些满腹经伦、怀才不遇的谋士为他出谋献策，帮助他守成大业的时候了，于是他四处求贤，广招人才，大门亦贴了一对门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俨然一副礼贤下士的模样。
杜月笙结交人，有其一套独特的方法。凡他相结交的，是先找与这人有些关系的亲友，当着这位亲友的面，表示对这人的仰幕与向往，使该人乐于和他见面。见面之初，杜月笙亲热谦虚，处处表示出虚心求教的态度，执礼甚恭，对他们提出的建议，则当着该人的面立即吩咐实行。他善于揣措不同人物的心思，采取不同的手法其所好，别人遇有难事，他总是痛快答应，不吝钱财，倾力相助。他接济朋友还有一套规则：一是他给的钱不许退还；二是帮助某人解决困难时，不容有第三者在场，只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过后，杜月笙也绝不张扬。他的这种手段，常使受惠者感激、钦佩，以后甘愿为他效力。另外，凡经见面他认为有用的，事后就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该人有关的人面前，故意吹捧此人一番，使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对方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对他产生好感，使这些人以后总愿和他交往，心甘情愿地充当他的谋士，替他捧场。杜月笙交友，颇具政治眼光，他不管掌权红人、失意政客、知名文人、落魄军官、纨绔子弟，一律招待，有的还特意资助而不提什么要求。如1931年李济深、陈铭枢路过上海，杜月笙特地在福煦路181号内搭台唱戏，盛情欢迎李、陈两位。后来抗战时在香港，他供给吴佩孚的秘书杨云史人参、药品和家用，死后又为其营葬。此外还招待过苏州耆宿张一麟等。这样做的目的，他对自己的私人医生庞京周这样说道：“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衰病失意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偿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东西多的多。”一次章太炎先生在上海遇到了难题，亦请杜月笙帮助，杜即刻办妥后，又亲自到苏州去向章太炎先生作了报告。杜与律师方面也多线条地拉上了关系。
一方面是杜月笙的刻意交往，另方面由于杜已身兼法租界华董和诸多上海实业界的会董，就于利，迫于势，与杜月笙来往的名流自然越来越多。据时人回忆，不算偶尔来的，杜公馆的常客，就有实业界、教育界、政法界、文教界、医务界、工商界、军警界，以及退隐官宦、江洋大盗等，每天不下一、二百人。
（3）“龙头老大”
交往的名流多了，杜自己亦以名流自况，而名流就得有名流的作为，于是作票友、创善举便成了杜月笙新的时尚。杜月笙最早的一次“善举”，可追溯到1921年。那年秋天，上海附近爆发齐（燮元）、卢（永祥）战争，四乡难民纷纷逃进租界，成千成万的难民流落街头，租界内的地痞流氓趁机诈骗拐带，贩卖难民女子、儿童。杜月笙见此就拉了一群“善士”开办起了难民救济工作。是幼时失落的妹妹揭起了他心中的伤痛？是幼时随着张氏继母避荒逃难的日子激起了他的天良？还是想乘机变换法子捞一票？抑或由此来改善自己的形象。事实是，杜月笙派遣门徒四出向商民募捐，“白相人”出言不逊地上门“募捐”，谁人敢于得罪？莫不赶紧掏出钱来笑脸相送。由于款数可观，杜月笙不仅捞到了好处，而且一下子成了社会知名的“大善人”。从这次尝到甜头后，以后每逢什么地方发生天灾人祸，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出头露面，在上海大肆募捐，襄助“善举”。
1931年，国内水灾严重，遍及数省。杜月笙率先在各省水赈会、江苏水灾义赈会组织动员了一番，与当时社会上素享盛名的许世英、王正廷、关炯之、虞洽卿、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王一亭、黄涵之筹同居榜首，发起义赈会演、募捐等活动，以救济灾民，而鸣谢“大善士杜月笙”的广告不时在各报上大篇幅地出现。在这耀眼的光芒下，同时期的“大亨”、“闻人”如黄金荣、张啸林等相形之下，不免黯然失色。
杜月笙利用租界里的复杂人事关系，上海社会的紊乱局面，以及国民党统治势力无法伸入租界等等客观因素，与社会各阶层多方接触。当时上海有许多慈善家，其中肯花钱而不愿出头露面的居多，怕出了“富”名引匪上门，绑票、敲诈，花了钱反而找苦吃。由于这些人普遍存在这种心理状况，杜月笙此种黑道上来的“名士”提供了沽名钓誉的机会，由于杜月笙频繁地领衔各项善举，渐渐地，他挤进了上海的慈善家行列，踏进了仁济善堂、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并出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一职。杜月笙成了新一代的“大亨”、“闻人”。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还刚刚起步，人们的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能听会演被看作是有文化修养的表现，故而上流社会盛行票友风，一些政界、商界的名人，亦往往出高薪聘名师学艺，与名伶同台演出，一出风头，二显风雅，杜月笙也醉心于此道。凡他看过的戏，他皆想学，生、旦、净、末、文、武全行，他都想模仿，今天刚请人学了一段，明天又让人教起了武功。可他浦东乡音太重，往往唱的荒腔野板，漏词走调。不过，他有个长处，因他身霸黑白两道，不管是政界要人，商界阔老，还是地痞流氓，都得卖帐、捧场。所以，他比任何名演员、名票友更叫座，票房价值也更高。每一次上海发起劝募捐款，杜月笙往往担任主任委员，或是总干事之类。凡由他担任舞台调度，必定能请来海内闻名的角色，排出极为精彩的戏码，末了再加一场沪上名票友大会串，每票售至50元，一场下来，募到的款数自是很可观了。
杜月笙会唱的戏不少，其中特别喜欢《黄鹤楼》中的赵子龙，《落马湖》里的黄天霸等角色。一次，他在朋友的酒宴上乘兴清唱了一曲《打严嵩》，浓重的浦东腔令人捧腹不止。当时，上海滩上唱独脚戏的戏界名丑王无能，模仿杜之戏腔逗弄观众，堂彩为之爆满。杜听说后，特地派人把王无能叫到家来，指定要听这出戏，王急得连连摆手。但杜听后不仅不怪，反而表示高兴，转首对旁人说，“蛮开心格，蛮开心格”，封了二百大洋的赏金。杜月笙如此气魄，如此做功，也可见他在笼络人心方面上的功夫。
当时，剧、影界的演员名气虽大，但社会地位却相当低下，跑码头，闯江湖，没有地方强梁的庇护决难成行，为此，剧、影界的许多明星，都来攀附杜的声威。杜月笙突出的是，他并不居强自傲，始终以一种近似戏迷的虔诚敬意，来接待戏界名人。如梅兰芳，每次上杜家门，杜都谦恭以待，有一次指着梅兰芳，告诫站在一旁的孩子，要他们学习梅的谦虚诚恳、待人有礼的气度。又如，20年代电影初兴，杜月笙并不怎么感兴趣，但当他得知“明星公司”资金匮乏，难以撑持时，即出面替它筹集了一笔巨款，助其度过难关，有次还把自己的杜美路（今东湖路）的那幢公馆改建为摄影棚，红影星胡蝶、徐来、阮玲玉等都成了杜府的座上客。
杜月笙懂得，要成名还必须靠报纸为他吹捧，所以他想方设法打进报界。20年代中期，他收了当时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唐世昌作门生，然后通过唐，结识了许多记者、编辑，其中不少小有名气的报人，如汪松年、赵君豪、姚苏凤、余哲文、李超凡等都成了他的门生。最初，杜月笙控制的只是《时事新报》、《新闻报》两报，史量才遇难后，他又成了《申报》的董事长和《中央日报》的常务董事。另外，他的徒弟亦办了许多小报，如陆京士办的上海《正报》等，都是他的喉舌，从而完全控制了上海滩上的舆论，为他扬名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而他不喜欢的新闻，各报鲜有登载。他在报界的权势，从下面这件轶事可见一斑。一次，北平的《世界日报》与天津的《益世报》各派一名代表到上海采写关于上海烟窟的通讯报道，上海市长得知后，特地把他俩找来，说：“杜先生若晓得你们这么写，他一定会不开心，你们年纪轻轻的，何必去得罪杜先生呢？”结果两稿都未发表。
黄金荣在1925年引退，应酬门面逐步让给杜月笙。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中间，杜月笙更是棋高一着，正如时人所说：“杜有野心，肯花钱，手面阔，手段辣，能笼络别人，利用别人。”对社会名流贤达的结交，便是杜月笙的谦恭的面具下，向社会上层渗透的一种表现。经过5年时间的经营，进入30年代时，杜月笙在上海滩上的势力达到了峰巅时期，三教九流、官绅工商、英法租界、黑白两道，无不对他“买帐”，杜月笙俨然成了上海滩上大亨中的大亨，闻人中的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