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张文宏讲过很多话。大众耳熟能详。许多人因为他的话语而识得这个人物。一是因了他的语言高度的辨识度；二是他的语言有独特背景——疫情暴发与全民战疫。这些形成张文宏的叙事话语，也是他与大众的共情力之所在。
作家本能对语言敏感。我感受张文宏的语言魅力，先是阅读几乎所有关于张文宏的访谈，他的演讲和视频连线讲座，特别是他在2020年1月18日北京CC讲坛的演讲视频《让流感不再肆虐，你必须知道的真相》。那时候，新冠肺炎尚未宣布“人传人”的暴发，但已经发现“不明肺炎”。张文宏开讲，站在台中央，手拿话筒。这种演讲既有口头语言，还有肢体语言。我看到他经常要踱步，类似走两步退三步的，在台上前后左右来回地走，一边说，一边与台下听者互动。张文宏后来诸多“金句”，此时初露端倪。只是，新冠病毒尚未被人真正认识，针对的病毒似乎只是流感。他的语言能力，确有其独特魅力——对病毒和抗疫做医学叙事，全部日常生活化。
张文宏的这段演讲视频，让我对他的直观印象受到很大影响。后来，我和他面对面，基本不会用正襟危坐的问答式，所有采访交流全程不拿手机拍照，不做笔记。我用眼睛看，耳朵听，心里记；我脑子里总是觉得和他在漫步，走两步退三步似的晃悠。那些专家组会议，查房，视频连线，病例会诊……诸多现场，我都是远远地坐在一个角落，与张文宏的专业团队保持距离。我总觉得一个外人出现在这样的现场会有突兀之感，会不真实，影响原来应有的气氛。甚至有一次，华山感染科与其他科室的一个专家会诊，张文宏说，你想参加的话，我给你弄件白大褂穿上，你就坐在边上一起听听，但还是要跟院方打个招呼，因为涉及病人隐私。
我觉得太麻烦他了。遂作罢。
所以，很多有意思有信息量的对话，都是和他在等电梯闲聊的时候，进办公室入座前忙着倒茶抹桌子开空调的时候，他开车我坐在边上的时候，吃饭点菜等着上菜的时候，在华山西院职工食堂面对面稀里呼噜吃一碗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张文宏的思路信马由缰，这样的跑马般的思路生就的语言，信手拈来，你不知道他的下一句话会说什么，他说他自己也不晓得自己下一句会说什么。话语间，他时有停顿，和缓中带一点节奏，一种裹在柔和中的犀利，让对话暗藏机锋。有一些和张文宏紧密度各不相同的断章、逸事，零星点滴，在他的叙述间满溢出来，也许就成了张文宏的历史。
还有他说的普通话，上海话，我觉着很动听，生动活泼。我们之间的聊天，普通话上海话交替。说到有意思、有趣味、好白相[1]的地方，他经常会一个停顿，说“你说是吧”或者“侬讲呢”。他那句“我对乡下人老好的”便是典型的话语风格。他这样说，我哈哈大笑起来，由衷地赞赏。他说：“侬讲是
？”问你，没有一点敷衍你的意思，而是眼睛看牢你。非常认真。我后来在写作中，就经常这样进入他的话语，口中念念有词，自言自语地来一句“你说是吧”“侬讲呢”。完全可以用他的口吻来叙述一件事体。比如，他的一段关于自己的独白：“那时候，内心其实是很焦虑的，又不好挂在面孔上。市领导、专家医生同仁、下面的小医生，还有老百姓，都看着你。你不好慌。你看我慌吗？我不慌的。香港有个专家讲，这一次，他真的有点害怕了。我很理解这个专家的心情，疫情的严重性，我们都晓得。慌也正常。人类大祸临头，来得又是莫名其妙，一点吃不准，怎么开始的，怎么结束它，没有一个人讲得清爽。哪能[2]不慌？但慌归慌，不会手忙脚乱。你说是吧。再说，光是慌，有啥用？人总归要想办法的呀。所以，忙是真的。但会有焦虑。所以我会经常出来讲几句。也是有人采访，要我讲。这样的讲话，对我自己的思路，是一次梳理，情绪上，也是一种宣泄。所以，我说话可能会带有点情绪，会有点火气，说话比较直，有时还会有点急。另外，我晓得，有些话，领导讲不一定有用，不一定有人要听，领导也不可能像我这样动不动就出来讲。我来讲，人家要听，听得进。这一点，我是自信的。这是我的专业。”
这段话的意思，他分别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跟我说过。写作中，有一阵几乎完全进入到张文宏的话语，寻到与他一样的语言节奏，写起来很舒服。
张文宏极忙。这种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你完全可以理解，特别是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紧迫，生死攸关。为一些写作上的事情去打搅他，不忍。按照他的脾性，你跟着他采访，他要为你安排好哪些时间、哪些地点、吃饭喝水……他都会想到。
至于你想问啥，他想回答你啥……张文宏不会去多想。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抱定一个意思——不多谈他个人的事情。你问他有关疫情和防控方面的问题，他可以有问必答。但没有什么人可以进入到他的个人生活。他认为这个和他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先前，就有张文宏怼记者的报道。所以，我在全篇“开场白”的第一句话就是“张文宏很少讲自己的故事”。在以人物为中心的采访写作中，这是一个障碍。
说老实话，我也并不是很想要告诉公众许多人们所不知道的张文宏，也不愿意去问张文宏不想回答的问题。我要避免我的采访陷于某种尴尬。这方面，我也很敏感。在接受这个写作任务后不久，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4月下旬，我们在上海作协先有过一次见面，他愿意接受采写，但表示“只要不是拔高我”。我表达我在写作上的想法——我恰恰就不想拔高你。我更想做的是，在公众所知道的这一个张文宏身上，我们探讨一下个人性格和时代背景、人物独特性和年代感——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精神联络、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与这个时代的关系。1987年张文宏进入上海读大学，这三十多年与这个城市发生的关系，以及这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的个人感悟。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城市的？这个城市给你带来了什么？三十多年的中国时代风云，一定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他听后觉得好。这个可以说，也有意思。
“张文宏很少讲自己的故事。”但很少讲自己的故事不等于没有故事。他也很想表达自己与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谋而合。这令人欣喜。我相信，公众对张文宏这个人物之所以发生极大兴趣，跟张文宏身上的大众共情力有关。这个共情力是关键。我们共同生活的城市，共同走过的岁月，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的时候，生死之间，一个智者的声音，那种独特的背景和独特的话语，产生共鸣，一种特有的庄重感，还有仪式感。文学要表达的可以不同于新闻报道，或者在新闻素材里，可以做文学叙事的工作。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他越是红，我就越是要写出他为什么红，红在哪里。要说难度，这算是难度，但这也是文学创作的高度和努力方向。我的创作原则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目标要提得高，哪怕最后达不到目标，哪怕是得乎其中，也比没有高度要好。
此后有将近两个月，实际采访陷于停顿。
等待机会。我并不是很急。为采访影响他的重要工作，平添麻烦，说不过去。张文宏忙，但还是会回复我的联系，一条白天给他发的短信，他会在深夜给我回复。老正常的。而且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他很诚恳。甚至有一次，在某个场合，张文宏遇上有关部门的领导，他主动表示——这次写作上的停滞不前，问题全在他这里，与作协方面无关。是他脱不开身，拖拉下来了。
需要有个与张文宏面对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写作者，首先需要与人物建立某种情感联系。
直至6月，疫情趋于缓和，张文宏已经恢复自己的专家门诊。张文宏愿意开聊了。我们相约于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的工作处。张文宏把时间安排在周六，办公处相对人少。“侬过来，上午我正好要查房，是我们专家组集中给新冠病人会诊查房。顺便还好看看我的工作环境。然后还有一个与境外的视频连线，中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个饭。我们好好聊聊。下午……再讲了。我是这样安排的。侬讲呢。”
那是2020年7月18日。我先于张文宏到华山医院感染科小红楼。在这之前，我先到华山医院门诊大楼，寻到感染科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实地看了一下感染科的门诊状况。走道大厅都是病患，等着扩音器里叫号：“××号，请到××室就诊。”我很久没去医院了，现在医院门诊有自动扶梯，门诊叫号像银行排队叫号一般。老早是拿病历卡进去，交到护士手里；护士把病历卡夹在最后一个，然后等前面一个一个病人看好毛病，轮到你，护士叫你名字——×××……
我在这个门诊室看看，那个门诊室望望；一个健康人在病患群体里显得生龙活虎，都有点不好意思。张文宏电话来了，关照——你离开门诊大楼，到五号楼，这是感染科楼。俗称“小红楼”。自己上去也可以，在电梯口等我也可以。
赶忙撤出门诊大楼，再找“五号楼”，自己先上了五楼——他的华山医院感染科工作区，甚至叫开了门禁独自进入一个很陌生的工作区域，地上划有一条黄线——“半感染区”。我一只脚跨进去，又缩回了，吃不准到底能不能进入。找不到张文宏的办公室，一个人在里面晃悠一阵，还是退出来了，回到电梯口等他。见面后，他再引我进入“半感染区”，进到他的办公室。一边说——跟着我好了，安全的。我们知道哪里有病毒。一边又说，事体总归要做的。侬讲呢。程老师，我看你也是个老实人，不是虚头虚脑的、欢喜张扬来兮的那种人。真的，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什么样子的人，一看也就有数的。你讲是？
张文宏说的是老实话。他认可老实人，并愿意跟一个老实人一起来做一桩事体。想想他说的——不要欺负老实人。这是我与张文宏建立起来的最初的情感联系。有了这样的情感联系，可以越过所有的障碍。
那天，我们聊天，我看他在这个工作环境里的生存状态。他工作——与金山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家医生会诊，说那些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情：体温，胸片，用药，药的剂量，诸如此类。我不响，看着他，还打量他的办公室，他的奖状奖牌，他的脚踏车，他放在地上的一大包泡面饼，他的咖啡机、饮水机，他下面条的小锅，他的视频连线时用的灯架……
随后他视频连线国际会议，轮到他发言。事先他告诉我：“我发言说的是中文，你听得懂的。”我全程听了一遍他的学术报告。
那天中午，他带我到外面吃饭。华山医院边门的斜对面——乌鲁木齐路长乐路口的那家路边简易西式餐馆，老贵，一份牛排简易套餐要二三百块；他帮我点牛排，自己点鸡肉。他付账。令我心里一直不安。太贵了。本来他自己在办公室里，一碗泡面就可以对付了。一顿饭的时间，居然没有别的顾客光顾。也许张文宏就是图清静。没有外人打搅，至少没有人会认出他来。“我们难得这样坐下来吃个饭，聊聊。你专门为我过来。我也要谢谢你的。你说是吧。”
那天中午我们聊得很多，他说了许多他的故事，他曾经的艰难时光，用他的话说——所有的失败好像都在那会儿。东拉西扯。他的思路信马由缰，话语间，不像在做采访，就是聊天，聊家常，聊工作，聊生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上海，乡下；中国，外国；父母，儿子；同事，学生，老师，领导……基本都是点到为止，不作展开。如果我就某个事情问了多一点，他就再多说一点——可以感觉到，张文宏已经对我很放开了，他愿意说的、该说的，都说了，信息量蛮大的，全在这些零星点滴里。至于哪能写，他不会对我的写作有什么要求——你自己看着办。他没有说这个可以写、那个不要写之类的话。我们彼此信任。
我说起他到安义路夜市，当场到义务献血车上献血。我直觉，我们彼此应该住得不远。是的。所以，我们后来约了下一次一起去金山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文宏说他开自己的车去，可以来我住的小区接我。我不好意思，哪能可以叫侬来接，我过来吧。但我想他一定不想让一个外人跑到他家门口等他，这会令他觉得不合适，干扰到他的私人生活。我说这样吧，我在昌平路静安工人体育场门口等你。他说好。就这样。
那天一大早，我刚到静安工人体育场门口，张文宏电话来了，要我过来一点，在延平路等他，这样一拐弯，就可以直接往内环方向了。我就往前走了近百米，他的车到了。我上车，他已经将自己的双肩包挪到后座。
这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并且，很会为别人着想。
他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指挥部大楼里，有间单人宿舍。他从2020年2月间“入驻这里”，前后共住了两个多月。
2020年7月29日，我和张文宏一起来到这里。按惯例，这天是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家会诊，我们早上从上海家中驱车出发，出门早了点，早到了。他带着我，驾车在方圆几里的“中心”兜了一圈，让我近距离看看这个上海新冠疫情治疗的“堡垒”。他慢慢开车，一边介绍——我先是在这里工作，后来换到那里，这里当初怎么怎么……车停在指挥部大楼前，便先到他的单人宿舍落脚，坐一歇。
简陋的卫生间，冲淋房，一次性洗漱用具。全部是几个月前的样子，张文宏随时可以“入驻”。“每天有个阿姨会来帮忙打扫一下。不过，现在我不大住在这里，所以也不大来打扫了。有点乱。”
离专家会诊大概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他要抓紧忙一些事情，说，你自己坐一会，随便看看。
张文宏适时地给了我一个时间，一个地点，让我可以一个人走到窗前，看外面绿色的树；忽然想到的是，几个月前，中国最冷的日子，上海最冷的日子，在武汉，在上海。阴晦的天气，街头空旷，救护车呼啸而过。所有人心存压力，可以感受到阴云密布，暗流涌动。那种肃杀之气，若隐若现，由远及近；多有悲壮，几近惨烈。身着防护服的白衣战士的身影，成为最生动的记忆，戴着口罩，上方露出一双眼睛。他们照亮生活。而此时，我的身后，就坐着白衣战士里最典型也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正面对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一个人咕咕嘟嘟，在说些什么。他就这样忙着做他的事情。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但你知道，他在忙跟外面每个人生命有关的事情。
我就一直看着窗外，回想上海乃至全国抗疫的大背景下，初春，一段中国人艰涩的时光，晦暗，阴沉，茫茫然。但有一个医生的日常医学叙事，令国人看到希望。“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我忽然想到基辛格说中国人的这句话，禁不住热泪盈眶。
“阿拉好过去了。辰光差不多了。”张文宏在唤我，一面收拾起自己的双肩包。我平复心情，说：“外面的树，长得真好。”
他说：“当初的两个月，刚来的时候，是最冷的日子，开空调制热，到开春离开。现在已经是大热天了，空调开制冷了。原来窗外有这么好看的树，碧绿生青[3]。”
这房间里，还留有些吃的——方便面，各种瓶装、罐装的饮用水。
“侬带瓶水去。”张文宏说。他会对几种饮用水作出评价——这种比较好，这种还可以。这个人行事细致，做什么都要说出个道道，事无巨细，给人以关照。“喝水很重要的。我一直讲，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一是营养，也就是提高免疫力，再是喝的水要好，起码要干净。你记牢我的话。”
近距离与一个医生对话，被关照“你记牢我的话”。此时，文宏的这句话，让我开始确信关于这次写作的情感调动——我可以写了。
这天，我们离开金山后，去华山西院，先到了医生办公室，坐定，听汇报，讨论病例。我远远地坐在一个角落。看张文宏，这一回，领导的样子，专家的样子，导师的样子……全有了，一会儿严肃劲儿，一会儿轻松的笑声……会议不长，张文宏控制着时间。起身，张文宏要查病房，这一回，是正儿八经的临床查房会诊，不是视频连线。一房间穿白大褂的医生簇拥下，张文宏进病房，跟病人交谈。我没跟进病房，就在门口看着——他这时候说些什么，对我的采访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我观察周围病人的反应——他们满怀期待。已经到了病房开饭的时辰，送饭的护工将小车推过来，将饭菜送至病床前。病患似乎都没有什么胃口，眼睛看向张文宏医生。
张文宏退出病房，往另一间病房去。他看见我，过来关照一句：你跟着看看就可以了。
也许他这样跟我说了一句话，被边上某个病患家属看见了。当张文宏进到病房去查房时，一个病患家属拉着我，恳求说，是不是可以请我代为对张文宏医生说一下——她母亲在重症监护室里，已近病危，想请张文宏医生过去看一下。
我这时候能体会到病患和家属的心境——是到了救命的时候。我不知道对病患家属说什么。张医生不一定有时间啊。这个病患家属就等在我身边，一直等到张文宏出来，往医生办公室去。我对文宏说，有个病患家属有事求您。
那天中午，我们计划好在西院职工食堂吃了午饭后，就要往华山总院赶。张文宏实在是没有时间。不过，他还是在走廊里站下来，听病患家属说了病情，还叫来主治医师，问了几句，但实在没有时间去重症监护室。他和主治医师交谈一番，然后对病患家属说：“我刚才初步了解了情况，我们该采取的措施都会用，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相信我，也要相信我们的医生，都会尽力的。接下来，我会关注这个病人。这点，你可以放心。”
还有病患家属跟过来，拎着茶叶礼品盒，往张文宏手上塞。张文宏说，你还要我给你们看毛病吗？如果还要看的话，就拎回去。
回来的路上，他开车，还在念叨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如果有时间，我是会去重症监护室看看的。实在没有时间。我们不好耽误下午的工作。这个病人其实不是我们感染科的主治病人，我们只是参与会诊。我去看一下，还要和其他科室打个招呼的。看一下，可以满足病患心理上的需求，让他们得到某种安慰。医生有时候能够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侬讲呢。病人或者家属是这样，医生其实也是这样——我们每天都会面临这样的无助和无奈。别人不一定晓得，我们自己晓得。我们只有尽最大努力，做好自己。仅此而已。
一路上多有攀谈。我说我这次采访后要准备写了。文宏说，先写起来再说。事体总归先要做起来看的呀。
作品中提及一份采访提纲，其实是我本人在跟张文宏见面前做的。后来打印出来给他，还直接发到他的邮箱。对于那些提问，张文宏曾表示一定会好好“交卷”，一一作答。但后来，张文宏一直没有“交卷”。现在看此“提纲”，显然，当时我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拟采访提纲时，想当然地以为，张文宏去过武汉援鄂一线，冲锋陷阵；张文宏没有去过武汉。提纲里有关一线援鄂的问题，一定令张文宏无语。
张文宏尽管没有对此提纲的问题一一作答，但是，我很看重这份提纲，因为这是我写作的一个纲要，所有写作上的动因和思路，希望要得到的信息，最终要达成的写作目标，都在这份提纲中显现。后来，我通过与文宏的交流，在写作中对文宏的描述，和他本人的个性表达中，所有问题几乎都找到了答案。也算称心如意了。
作品以“开场白”起始，三章主体，分别讲述：上海战疫、“上海方案”、上海公共卫生体系的坚强堡垒作用；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足迹、华山感染三代人的奋斗经历和精神传承；张文宏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语言魅力、内心精神与思想境界。最后的“留白”，写到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伟大的中国抗疫精神。张文宏是其中一个令人难忘的身影。
张文宏冲锋在前，没有陷阵；张文宏更像个号手，他吹冲锋号，也吹集结号，吹熄灯号、起床号、出操号、开饭号、上课号……
他的行事风格，话语特色，使一个生动的医生形象，得到大众瞩目，红极一时；这里面有故事。这也意味着，读者都认识这个人物——张文宏。许多人也许比我更了解这个人，或者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张文宏”；大家都很清楚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在中国上海，2020年里，有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张文宏。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社会背景，有自己的性格，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最为考验写作的是，这是“非虚构”的故事。
这是真实的讲述，甚至许多是口述实录，有大量的真实话语背景。张文宏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他的话语，为人熟悉；他的精神与文脉，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全书以这样的话语，真实地还原一个人。
全书写到五分之三，走笔至“瑞安”。基本完成了最坚硬也是最吃重的部分，接下去，去一下瑞安。
文宏跟我说起过他的家乡，三个字——小地方。我说我会去走走。他看着我。我忙说，我不会打搅到您和您的家人亲友的。好吧？文宏不响。我就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去了。
那是9月中旬。天不是太热，还有，学校开学了。
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哪能会没有故事？
文宏青春少年时代的城关镇，已经是瑞安市政府所在地。可想而知，也算小地方的中心地带。便在此地落脚。
先是找到文宏曾经就读的小学，赶早，看他们升国旗奏国歌。随后凭经验，凭直觉——小学生一般都是就近入学，便在附近小巷里穿行。新建的高楼大厦背后，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巷子，路牌名便称“××巷”，弯来扭去。因为巷多，就有许多靠着街的小屋，上海人叫“街面房子”，是这个小镇历史上无数泥水匠、瓦匠、木匠合作的产物。门外有车驶过，路面不平，颠簸起来，房屋的窗玻璃就发出震颤声，像呜咽。可以看见尘秽在窗框上堆积。街面房子用来开店是一种升值，那样的小吃店、裁衣铺、烟纸店[4]什么的，永远是敞开的。于是，封闭的街面房子就很异样。
还有一些河浜短桥，天气还是热的，湿的，润的。寻到玉海楼——张文宏提及的著名藏书楼。进去参观，做登记，测体温；顺便问一句工作人员：你们知道上海有个治疗新冠肺炎的专家医生张文宏吗？他们说，知道的。你们知道张文宏是你们瑞安人吗？他们说，知道的。你们还知道他别的什么吗？他们说，不知道。
原本想打探一些关于张文宏的道听途说。一无所获。
进入玉海楼，里面居然空无一人。深宅大院，亭台楼阁，读书人开宗明义。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太仆寺卿孙衣言创建，庋藏古籍甚富。孙氏父子因仰慕宋王应麟博览群书，遂以其巨著《玉海》名斯楼，以示藏书“若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脑子里就在想，此地岂是一个“乡下人”了得。孙诒让对人生是有要求的，对读书，更有所求。长此以往，瑞安人多建藏书楼，乡俗儒雅，心有灵犀：第一，要读书；第二，学以致用。
午后，太阳一点一点往山那边斜，往忠义街走去，有明显的地标建筑——牌坊、林庆云宅、利济医学堂、心兰书社、陈葆善宅等，十余处古迹和历史建筑，分布于这历史文化街区。一块石碑，刻录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瑞安，皇上御赐地名。自古至今，此地聚居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历朝历代，碎步之间，旗亭酤酒，发思古之幽情；小城尘封往事，文气浸润，多文为富，记镇东街西。
一条大巷子，成一幅淡灰色的水墨画，渐渐地，变深，到了河边，一处大红灯笼垂挂台榭，有曲子悠悠地飘过河来，听着有些忧伤，催人想出许多事情来。像隔了朝代，把许多故事带来，又带走。
河边上有钓鱼的老翁，一个人跟着曲调哼起来，又让人想笑；垂钓者想着开心，是因为等着有鱼儿上钩；陪老翁一起开心片刻，并没有见着有鱼儿上钩，可人的确很是开心，满怀的希望。
少年时代的张文宏，好像就在河浜对面。
树荫底下，有人摆棋盘，走棋，落子无声，观棋不语；看其他小地方乡野之人对弈，棋子落在棋盘上，啪啪作响。此地人等，路边棋摊，走中国象棋，走出国际象棋范儿。
的确很静。羡煞人。有闲人，但好像还有其他人，都有事情在忙。一个适合读书、解题、作文、吟诗、备考的地方。
傍晚回房，读瑞安典故，此地天高，皇帝却不远。帝王、将相、才子均有，独缺佳人。许多读书人、藏书人的故事，大开眼界。
做笔记，构思段章。发挥想象力，想象着瑞安县，那个时代的城关镇，那个时代的张文宏，还有他的家人——“我父亲是浙江大学毕业的，也算知识分子，但那时候，在我们小县城，没有什么职称的概念，一般就叫‘技术员’；我母亲，是个普通的小学教师。他们都是老实人。”文宏给我说到他家人，是这样几句话。所有的信息，归集于——一家子老实人。思绪便在这样几句话语里穿梭。
还有几句，文宏代入年代感：“八十年代，邓小平出来了，知识分子慢慢就有了职称，我父亲从技术员变为工程师，后来再做个副厂长什么的，管生产。我读书的确是蛮好的。如果读书不好，我可能就在瑞安，顶替父亲进工厂。那时候，有子女顶替父母进工厂的政策。我哥哥比我先考进大学。我如果考不上大学，也就顶替父亲进工厂，搬砖头。我读书的时候，身体不好，有哮喘毛病。身材单薄。肯定没有什么肌肉。你叫我怎么去搬砖头？只有好好读书。你说是吧。”
够意思了。
夜的瑞安，灯火通明。夜深，咽喉疼痛；独怕发热，过不了酒店、高铁车站防疫测体温这一关。我要买药，搜“附近”，寻药房。一个人再走在陌生的古镇，有点飘零虚幻，像虚构的人物，穿行在夜的瑞安，不真实的感觉。依稀记起有个抗战故事：“肖飞买药”。朦胧的水雾湿润了石街，泛着若有若无的灯光，房檐角犹如翘起的凤尾，从古镇东头往西怎么看都像半个月弯。从市政府附近开始，一路夜游，叩开药铺的门，店主在灯底下，正和人吃茶打牌。店主取药、收钱的当儿，那牌友放下手中扑克，操起测温枪，对着我额头，说：“发热要去医院的。”我说是。还好，没有发热。取药出门，屋里牌局重新洗牌，弹牌的声音还能听到。
沿着弯弯的石街回转到大道，前面灯光映示市政府大院的门楼，挂有庄严的国徽，想象里面应该还有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忽然觉得很严肃，是主旋律；小跑着回酒店，一少女在服务台前微笑，眉清目秀。
9月底，初稿完成。十一长假起始，我将初稿发给张文宏，请他审阅。长假最后一天，他发来邮件，附带短信——“程老师，写得很好。”
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地。生活[5]做得还算清爽。
文宏提出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是关于上海的科技抗疫，并让我直接与他的助手联系落实。另外一个附件，是文稿修订本。打开附件——14万字的稿件，他逐字逐句做了审定，修改，补充，甚至标点符号，几处重复的叙述，他都一一修正，删改。Word文档编辑修改功能，用得清晰明了。
那时候，书稿定名《感染力：文宏三章》。我很喜欢这个书名。表述张文宏身上特有的感染力，又与他的感染科专家医生意合；文宏，取他的名，亦含文章宏达之意。后来《收获》杂志首发，出版社商量更名《张文宏医生》，我也同意——觉得很直接点出文宏医生的职业属性，所有的故事与背景，都与一个医生的职业有关。
每一个战斗着的人同样不只是一个名字。那些被历史铭记或淡忘的，同样都是真正的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故事，或者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故事里的张文宏，通过还原一个特殊时代和特定环境下的无数个瞬间，无数个片段，无数话语背后的真实生活场景，让大众获得一个更为清晰生动的张文宏。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疫精神，正是每一个中国人对这个特殊事件，在这个特别时刻，做出自己的选择。张文宏是其中之一。他有自己的社会背景，有自己的性格，用自己选择的特别方式，来完善自己的一段人生叙事。
在书中，与张文宏一起，上海抗疫一线的专家、医护人员、华山感染科团队，成为书写的群像。他们是这个城市的英雄。这个城市需要普通劳动者、劳动模范、行家里手，也需要大专家、大学者、大医生。张文宏与所有中国抗疫战士一样，不仅仅是“伟大的”，也并不总是无畏的；他们付出和努力，使得这个故事和它的主人公一样——可爱，但也日常。我没有人为去增加或放大“光圈”，他自有光辉，富有感染力。
有许多人对张文宏的“意外走红”毫不惊讶。“张爸”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他的学生、他的同事都会这样说：文宏的专业学识和道德情操一如既往，他用自己一言一行践行着为师者、为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媒体对张文宏医生以及上海抗击新冠疫情有大量的公开报道，我对这些数量庞大的新闻资料，进行阅读和梳理，它们构成本书创作的基本背景素材。其中，主要参阅文献来自人民网、《中国新闻周刊》、“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上海观察网、文汇网、澎湃新闻、央视网、财经杂志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复旦人》杂志、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等。这些媒体或第一时间快速报道，或精心策划深入采写，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在此深表谢意。
在与文宏面对面的交流中，我也会就媒体报道的一些基本事实、某些细节做核实，或者听取他个人的看法。这些我都事先发在自己的手机短信里。采访中不时看一下，生怕遗忘。我十分珍惜与张文宏面对面聊天的机会。后来感觉，这点很重要。比如，说到有病患家属因治病，家庭支出影响其弟弟读大学，张文宏捐助5000元，文宏关照，做这件事情的还有我们医院神经科的秦智勇医生，也捐助了5000元。你要写进去，只写我一个人不好，而且秦智勇还是被我拖进来的；你写的时候，人名不要写错，秦朝的秦，智慧的智，勇敢的勇。他详细说了当时的经过。蛮有意思的。我就拼命记牢秦智勇医生的名字。还有媒体报道张文宏的小儿子曾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给他写过一封信，表达对因为抗疫而“一个月没见面”的父亲的思念之情，然后说“您安心地在前线工作吧，妈妈和我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之类，最后写道：“您，也会和春天一起，回到我们身边……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文宏说，不就是因为我嘛，我是张文宏，我儿子的信好像就一定比别的孩子要写得好，还要拿出来。你说是吧。这个你就不要写进去了。你讲好？好的。此节不写。
有些涉及他个人生活的细节，他告诉过我，但写出来后，他删除了。我对所有文宏删改过的地方，一一仔细核对，修订，并且很认真地思考——他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动。马上想明白了，都有他的道理。此处不赘。
在医学院，听过张老师的课或者讲座的同学，都会记住他。很多人纳闷，我也一直不解，文宏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连轴转。机器也有劳损的时候。
有一次，科室晚上开组会，文宏被白日连轴的会议和专家门诊消耗了过多的精力，这一次，撑不住了。几位学生发言，还没完，忽然发现张文宏睡着了，有人不禁笑起来。有一个坐在文宏医生旁边的学生，却没有笑。这个学生无意中注意到，张文宏面前的电脑开着，进入屏幕保护状态，屏保画面不是华丽的景色和动感的光影，黑色背景下，几个鲜明的大字：正直、谦逊、踏实、节欲。
张文宏将这八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我稍微想了想——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个细节我也没有写进书里。我是真心觉得，一个人将这样的八个字当人生信条，旁人没啥好多说了。
程小莹
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