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俄亥俄州哥伦布东边有一个中产阶级社区，迈尔斯·斯库诺夫在此长大，孩子们在此学会喝酒、抽大麻。但在迈尔斯的成长过程中，他没听说过谁吸食海洛因。他和弟弟麦特在哥伦布郊区的一所私立基督教高中上学。他们的父亲保罗·斯库诺夫和别人合开了一家保险公司，母亲艾伦·斯库诺夫是位全职妈妈，有时也兼作咨询服务。

迈尔斯参加各种社交派对，但也很能克制自己、集中注意力。2005年，他去了田纳西州一所基督教大学就读，因此，在麦特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离家在外。麦特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功课对他来说越来越难，他开始在高三时参加派对——用烟壶抽大麻、喝酒。

2009年，当麦特进入迈尔斯所在的大学读大一时，两兄弟再次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他们的父母从未弄清楚麦特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服用当时遍布俄亥俄州中部和田纳西州的那些药片的。但就在那一年，迈尔斯发现药片已经成为麦特生活的很大一部分。

麦特希望在新的学校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然而事与愿违。他结交了一群缺乏基本技能和上进心的朋友。他们睡在迈尔斯的沙发上，迈尔斯还得给他们做饭。有段时间，他看见麦特可以连续几个星期都穿着同一身衣服，于是他又帮麦特洗衣服。麦特身高6英尺6英寸，身形魁梧，会关心人，有着温柔的一面。他可以表现得既真诚又体贴。“妈妈，我爱你，”祖母住院一段时间后，他在最后一次给妈妈的信中写道，“奶奶的这些事让我意识到人真不知道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多久。而你，是我所能遇到的最好的妈妈。”然而，药片似乎总让他迷迷糊糊。有一次，迈尔斯不得不带他去邮局，这样麦特就能给母亲寄一张生日卡，要不然他似乎没办法找对地方。

迈尔斯是一名研究生助教，整天和与他弟弟同龄的孩子打交道。在他看来，麦特这一代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无法驾驭生活的要求及所产生的后果。迈尔斯曾经在北京教过中国孩子英语，这些孩子拼命地想要从数百万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而在遥远的美国，孩子们有世界上的大量资源可供他们挥霍，却收效甚微；他们敷衍了事，漫不经心，遇事无论大小都靠父母来解决。

那年年底，麦特回家和父母一起生活。迈尔斯则去了耶鲁，攻读犹太教研究和圣经研究的硕士学位，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回到家的麦特似乎不再像他在学校时那样漫无目的。他衣着整齐，并在好几家餐饮公司做过全职。但是，他的父母后来意识到，在他搬回家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功能性瘾君子⁽¹⁾，使用阿片类处方止痛药，尤其是扑热息痛。后来，他改用奥施康定，康涅狄格州一家公司——普渡制药——生产的一种强效药。

2012年初，麦特的父母发现了问题。他们很担心，但麦特一直在滥用的药都是医生开的处方药，不是那种会要人命的街头毒品，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带麦特去看医生，医生要求他在家戒毒一周，用血压药和安眠药来缓解阿片类药物戒断所产生的症状。

不久，麦特就故态复萌。由于买不起市面上的奥施康定，麦特在某个时刻转而用起了黑焦油海洛因，一种由墨西哥年轻人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名叫纳亚里特的小州带来，已经充斥哥伦布的毒品。后来回头想想，麦特的父母认为这发生在他们知晓麦特有药瘾前的几个月。但在2012年4月，麦特涕泪交加地向父母坦白了自己海洛因成瘾的事。震惊之余，他们把他送进了一家治疗中心。

迈尔斯打电话给父母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麦特通过话了。

“他在戒毒所。”母亲说。

“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艾伦停顿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麦特海洛因成瘾。”

迈尔斯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2012年5月10日，经过三个星期的戒毒治疗之后，麦特·斯库诺夫回了家，这让他的父母觉得噩梦结束了。第二天，他们给麦特买了一块新的汽车电池，一部新手机。麦特出门去参加戒毒互助会的一次聚会，然后和朋友们去打高尔夫。他本该在聚会结束后给父亲打个电话的。

然而，他的父母等了一整天也没等来电话。当晚，一位警官敲开了他们的门。

800多人参加了麦特的葬礼。他才21岁，死于黑焦油海洛因注射过量。

麦特去世后几个月里，保罗和艾伦被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一切震惊了。首先是那些药片：那是医生开的处方，怎么会跟海洛因和死亡扯上关系呢？什么是黑焦油海洛因？住在天桥底下帐篷里的人才会吸食海洛因，而麦特在最好的社区里长大，上的是私立基督教教会学校，参加的教会也是非常知名的。麦特承认自己有瘾、寻求帮助，也接受了哥伦布最好的住院戒毒治疗。为什么这还不够呢？

然而在全美，成千上万个像麦特·斯库诺夫这样的人正在濒临死亡。每年死于药物过量的人数比死于车祸的人数还要多，在此之前，车祸死亡一直是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现在，大多数致命的过量用药都源于阿片类药物：处方止痛药或海洛因。如果以死亡人数来衡量的话，那么这一波阿片类药物的滥用是美国遭受的最严重的毒品灾害。

相比1990年代的快克⁽²⁾泛滥或1970年代的海洛因泛滥，这一次的流行病涉及更多的吸毒者和更多的死亡；但这一切正在悄然发生。在俄亥俄州的铁锈地带和田纳西州的圣经地带，孩子们即将死去。其中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出现在夏洛特市最好的乡村俱乐部。此外南加州郊区的米申维耶霍市和西米谷市，还有印第安纳波利斯、盐湖城、阿尔伯克基，甚至俄勒冈州、明尼苏达州、俄克拉何马州和亚拉巴马州都未能幸免。在每一个每年有上千人死去的地方，都还有好几百瘾君子。

经由药片，海洛因进入了主流社会。橄榄球运动员和啦啦队长是瘾君子队伍中的新成员；橄榄球运动几乎是通往阿片类药物成瘾的一扇大门。从阿富汗归来的受伤士兵因止痛药成瘾而死在了美国。孩子们在大学里染上了毒瘾，再也没能活着走出校门。这些瘾君子中一部分来自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偏远角落，但更多的人来自美国中产阶级。他们居住的社区，车道干净，汽车崭新，购物中心汇聚了包括星巴克、家得宝家具、西维斯药店以及苹果蜂餐厅等各种商家。他们中有牧师的女儿，警察、医生的儿子，承包商、教师、企业主和银行家的孩子。

并且，几乎每个瘾君子都是白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富裕国家的最有特权群体中的这些孩子迷上了麻痹疼痛的药物，即将死去的人数几乎达到了流行病的程度。“什么样的痛？”南卡罗来纳州一位警官反问。那是个下午，当时我们在夏洛特市南部一个他曾在那里因药片和海洛因逮捕过几个孩子的高档社区里转悠。

犯罪率创历史新低，药物过量致死却达到了历史新高。光鲜的表面下隐藏着令人不安的现实。

我渐渐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它是关于美国和墨西哥，关于致瘾和营销，关于富有和贫穷，关于幸福和如何实现幸福的故事。我把它看作一部由各地的线索编织而成的史诗，它带我了解了疼痛的历史和美国医学的一次革命。而我跟随这个故事，走进了墨西哥纳亚里特州一个盛产甘蔗的小镇，也走进了俄亥俄州南部铁锈地带的一个同等规模的城镇。这个故事还把我带进了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山区，以及受益于1990年代末开始的物质过剩时代的那些华丽光鲜的城市郊区。在我努力追寻线索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警察和瘾君子、教授和医生、公共卫生护士和药剂师。

我也遇到了许多父母。

2013年的新年第一天，我在肯塔基州的卡温顿，正开始为这本书做全职研究。那天当地唯一一个营业供应午餐的地方是赫伯&塞尔玛酒馆，店里以辣菜为主，灯光昏暗但很温馨。当时，一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正在为一个女孩庆祝生日。我在角落里坐了一个小时，借着电视转播的大学橄榄球赛和墙上霓虹灯的巴伐利亚啤酒招牌的光线，一边吃饭，一边写东西。

当我起身离开时，那群人中的老奶奶看见了我身上穿的印有“伯克利”字样的运动衫，便问：“你不是本地人，对吗？”

我告诉她我从加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来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我说，我刚开始为一本关于海洛因和处方药滥用的书做调研。

聚会戛然而止。酒馆里一片寂静。

“哦，拉把椅子过来，”她停顿了一下，说，“我给你讲个故事。”

老妇人名叫卡罗尔·瓦格纳，她给我讲了她那英俊潇洒、大学毕业的儿子扎德的事。医生给扎德开了奥施康定，用于治疗他的腕管综合征，而他渐渐上了瘾，从此再也没有摆脱这种药。他失去了房子、家人，5年后因海洛因过量死在了辛辛那提的一个中途之家。卡罗尔的儿媳有个侄子，也死于海洛因。

“我不会再评判吸毒者了，”卡罗尔说，“也不会再评判卖淫者了。”

我离开了赫伯&塞尔玛酒馆，开车上路，在美国腹地的一次偶遇竟让我与海洛因有如此真切的联系，这让我惊愕不已。

后来，我还遇到了其他的父母，他们的孩子还活着，但已经变得谎话连篇，为了一种肉眼不可见的分子偷窃成性。这些父母每天晚上都害怕接到电话，说他们的孩子死在了麦当劳的卫生间里。他们耗尽家财为孩子支付戒毒的费用，到头来还是阻止不了孩子锒铛入狱。他们举家搬到没人知道他们家丑的地方。他们祈祷自己的孩子能重新做人。有些人想过自杀。对于阿片类药物滥用造成的突如其来的噩梦，以及由此对他们的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他们既震惊又措手不及。

保罗和艾伦·斯库诺夫夫妇便是我所遇见的这些父母中的一对。在麦特去世一年后，他们依然深感痛苦和困惑。

“我一直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第一次在保罗·斯库诺夫位于哥伦布的保险公司见面时，他这样对我说，“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以下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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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functional addict，能够隐藏酗酒或吸毒状态的人。功能性瘾君子可能有一份好工作，有安全的家庭生活，并在社区中受尊敬，但他们还是会过量饮酒或吸毒。对于重度功能性瘾君子来说，酗酒或吸毒通常被视为一种奖励或是漫长的一天之后的放松方式。——译者

(2)　crack，一种可卡因，因制备时会发出爆裂声而得名。——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