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九二火灾

1949年9月2日，农历闰七月初十，时值秋老虎肆虐，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更是酷热难当。下午3点40分左右，下半城陕西街余家巷内突然起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瞬间，从东水门到朝天门，从陕西街到千厮门一带，几十处高大的火头，无情地吞噬掉幢幢木制竹编民房，连成一片火海．滚滚的浓烟冲天而起，连太阳也变得黄灿灿的。房屋的门窗吐出火舌，烧断的屋脊带着一堵堵墙垣轰然坠落在地上，大批无路可逃的市民在腾腾烈焰的逼迫下，只好退向沙滩河边。

这年长江、嘉陵江十分反常，9月还发大水，朝天门江边的大片沙滩已被淹没，逃难的市民潮水般地涌上停靠在江边的木船和趸船。紧临嘉陵江而建的大批房屋带着烈火垮落于江边，又引燃了停泊在江边的船只。据当事人给政府的报告上说：未着火的船只“急忙撑离码头，殊水流甚速，片刻即流至嘉陵码头，被码头火船所挤，倏即着火焚尽”。着火船只把停靠在嘉陵码头附近的一只民生公司油船引爆燃烧，汽油漂到哪里，火就燃到哪里。嘉陵江千厮门至朝天门段的江面也成了火海。接着，火势又将嘉陵江对岸江北城河边的一排排房子引燃。一时间，满江是火，满岸是火，烧死和淹死市民无数。

民国时期的重庆巡江消防艇

民国时期的重庆消防车

大火因烈日和风势助虐，到处逞威，朝天门一带火光冲天，大火延续了十几个小时，最后被位于新街口的美丰银行（现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位于字水街的中国银行（今重庆饭店）和位于曹家巷口的川盐银行（现重庆饭店旅馆部）等几处高大的钢筋水泥建筑挡住，方才停息下来。平时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被称之为重庆华尔街的银行区和重庆港的仓库区，一夜之间化为一片瓦砾。

据历史档案资料统计，这场大火烧毁大小街巷39条，学校10所，机关10处，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所。火灾后拆卸房屋236户，受灾9601户，灾民41000人，有户口簿可盘查的死者2568人，掩埋尸体2874具，伤4000余人。物资损失巨大，烧毁棉花15万担，棉纱2500余件，布匹2000余匹，食糖640多万斤，食盐1000万担，粮食2000余担，以及大量汽油、桐油、猪鬃、烟叶、纸张等物资。据和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川盐银行有关档案材料记载，仅猪鬃一项，即可折合当时的美元近25万元。

九二火灾的次日，重庆各大报纸对火势及起因均作了详细报道：

重庆《中央日报》在“本报讯”中声称：“重庆陕西街昨日空前大火，自昨日下午三时四十分开始延烧至今晨五时尚未完全扑灭，本市金融业中心全部付之一炬。火灾自陕西街余家巷十七号一油腊铺发生，转瞬即延烧至陕西街，邮局及中央合作金库首先着火。消防队赶来时，因自来水停水，施救困难，加以昨日气候亢热，风势甚大，风纵火威，陕西街即成一片火海。”

重庆《大公报》在《火势猖獗原因：秋干、风大、水姗姗来迟》的大标题下报道：“这次火势燎原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秋干多时，昨天又吹大风，且是东风，致使火舌的方向由临江的地域伸展到房屋稠密的城区。一是自来水姗姗来迟，当它含羞带愧爬出水管的时候，火神已是张牙舞爪，而难于遏止了。”

重庆《国民公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陕西街十七号协台油腊铺老板、甲长李清发家三楼佃客陈树章屋里，因陈夫妇外出就医，家中仅留三小孩，不慎发生火警”，“治安机关已将火头李清发捕得，将由警备司令部严加讯办。”

其他如《和平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等，也都对火灾情况作了内容大体相同的报道。

九二火灾发生时，正值兵荒马乱的年月，重庆经济濒临绝境，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广大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场火灾给百姓带来的生命、财产、心灵伤害无法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