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君主为人民拥戴

〔读梁启超《新民说》〕

【原文】

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摘自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摘自毛泽东1910年下半年读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精讲】

《新民说》是梁启超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至第72号（1906年1月6日）上二十篇论文的合称。这二十篇论文题目为：1．叙论；2．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释新民之义；4．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5．论公德；6．论国家思想；7．论进取冒险；8．论权利思想；9．论自由；10．论自治；11．论进步（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12．论自尊；13．论合群；14．论生利分利；15．论毅力；16．论义务思想；17．论尚武；18．论私德；19．论民气；20．论政治能力。梁启超在这些论文中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思想，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他的这些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新民说，也正是梁启超在这个时候的中心思想。

《新民说》第六篇《论国家思想》，载于《新民丛报》第4号。该文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现在韶山纪念馆里，还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4号，以及毛泽东在其中一段话旁边的批语。作批语的时间，当是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期间。毛泽东的批语，总的思想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使不说是他的史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领悟力是过人的，而且还有所发挥。梁启超用了“正式成立”一语，用现在的语汇来表达，即“具有合法性”的意思。少年毛泽东做出了解释，认为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具有合法性。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不具备合法性。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梁启超把“国家”和“朝廷”（政府）分开来观察的思想，后来毛泽东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例如1939年在延安，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讲演中，就说了“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梁启超区分“国家”和“朝廷”，自然不是为了推翻既有的清政府，而是希望采用“立宪”制度使它更“合理”、更“正式”一些。对于帝制，毛泽东当时是不反对的。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超出维新改良，甚至可以说，由于环境的闭塞，在1910年的时候，他才刚刚开始接触维新改良的思想。所以，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这段日子，不讳言自己当时相信皇帝是诚实善良的，只不过需要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帮助他们改良现政府而已。梁启超《新民说》中的《论国家思想》，其进步的一面，是批判了“朕即国家”的传统政治观念和以“忠君”寓爱国的奴才心理；其消极的一面，是鼓吹君主立宪和开明君主论。毛泽东的批语则说明他当时也把君与民视为一个统一体，君无民为支撑则为“盗窃得国”，而君为民所拥戴，那么，国家与政府就可合而为一了，而其前提，便是搞“立宪之国家”。

当时，毛泽东对中外开明的和有作为的君主，是很崇拜的。1936年他对斯诺回忆自己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的情况时还说：“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这部书毛泽东是从当时的同学子暲（萧三）那里借来读的，他在书中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据萧三回忆，在还书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