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与救亡图存

〔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以及达尔文《物种起源》〕

【原文】

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复案：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物类所以繁殊之故。……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哥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而后生理确也。斯宾塞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

——摘自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摘自毛泽东1970年的一个批示（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精讲】

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他觉得，上学不如自己看书学习。他住在新安巷湘乡试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历时半年。前面引述的同斯诺的那段谈话，讲的便是这期间的事情。严复译的《天演论》，便是他这时候读到的。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查明，谈话中所列的书单里，除卢梭的著作外，其余各种都是当时出版不久正在风行的严复译本。这里的书名，有些是写得准确的，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有一些则由于当年谈话时记录和翻译的出入，也许还包括本人的误记，而不准确了。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君武的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才出版的。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很可能是“一本阐述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学说的书”，就是严复所译，当年风行全国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密勒（严复译作穆勒）的著作，当时中国只译出两种，都是严复译的，那就是《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严译本名《穆勒名学》）和《论自由》（严译本名《群己权界论》）。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密勒的书，当是指《穆勒名学》，因为日本人把逻辑学译为论理学，而“论”与“伦”二字音形皆近，因而误为“关于伦理学的书”了。斯宾塞的书，当是指他的《社会学研究法》（严译本名《群学肄言》）。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当是指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译本名《孟德斯鸠法意》）。

应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大量地接触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对于他来说不啻是一次重要启蒙。其中，尤以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当时的影响甚大。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他在军舰上实习了五年，到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及日本各地。1874年，美国侵扰台湾期间，他又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测量海口，筹备海防。1877年严复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亲自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1879年学成归国，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执教达二十年。甲午战争后，严复以“中国西学第一者”的优势，更深刻地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痼疾，所以他没有积极参加康、梁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而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事业。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落后挨打，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而欧美两洲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当时的西方人已经普遍树立了生物进化的观点：物种是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形成的。这一观点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则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也要遵循进化的规律。正是这种承认进化、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使西方人树立了厚今薄古、积极进取、不泥守旧法陈规的观点，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西方人民富庶，国家强大。以这种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反观中国，严复指出，中国历史跳不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历史循环发展。与这两种社会历史观相表里，中西方对古今的价值判别也就不同，从而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中之人好古而忽今”，沉溺于祖先的业绩，不重当下的努力；“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不为前贤所拘，只是执着地向前追求。从这两种态度出发看待社会治理与发展，中国人常常以为“今不若古”，世道日退，而西方人则强调古不及今，世事日进；前者处事安于循规蹈矩，后者注重革故鼎新。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别导致了中西方在物质技术等其他方面的差异。所以要学西方，首先就要用西方人的观念来改造中国人的落后观念。欧洲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对于顺利使用机器，是和掌握蒸汽、煤炭技术一样都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与大工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的人才能顺利地使用机器，所以严复要鼓吹欧洲的思想和观念——进化的观念。

进化论是英国的达尔文（1809—1882）创立的。他论证了有机物发展的理论，指出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异的，现今存在的有机物包括人在内，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有机界的生物形态由简单演变进化到复杂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自然选择，在其生存竞争中，那些对生物有利的变异固定下来，积累加强和遗传下来，于是产生新的物种；那些不利于生存的变异则逐渐被淘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宇宙观，亦即以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观察生物界和自然界，从而结束了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解释生物学的时期。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有力地驳倒了上帝创造万物和人类的神话，开拓了生物学的广阔领域，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引发了科学界向宗教界的严重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极为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他还说达尔文的学说“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恩格斯说：“他（指达尔文——引者注）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文全译本由马君武于1919年译出，当年和次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以《物种原始》、《达尔文物种原始》为书名出版。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负责选进图书，《达尔文物种原始》即其中一种。这年10月，他向股东们提交的营业报告里说该书已销售十本。11月，他又在报上刊登售书广告，把《达尔文物种原始》列为“书之重要者”。

达尔文并没有将进化论运用到社会。最先把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到社会的是达尔文的好友、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

赫胥黎（1825—1895），能文善辩，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他用笔和舌同宗教界作了不知疲倦的斗争。马克思夫人燕妮曾经聆听过赫胥黎在圣马丁堂“星期日人民讲演会”的演说，称颂赫胥黎“给人民作启蒙的、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讲”。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赫胥黎的一本讲演录，分上、下两卷。上卷十八篇，多阐述进化论原理；下卷十七篇，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

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严复当时之所以选择赫胥黎的著作是有一番考虑的：与认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比，当时的中国人更迫切需要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天演论》率先充当了严复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在翻译《天演论》时，严复每一节或每一段都附加上自己长长的按语，对中西文化的异同，对西方学术源流，一一加以评述和介绍。因此，《天演论》绝不单纯是一本译著，它还反映了译述者本人的政治思想。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糅合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1820—1903，是英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国家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创始人。他把世界人种分为优等和劣等两种，认为社会民族间充满着斗争，优等民族消灭劣等民族是符合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规律的）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了合理的加工：一方面，他不同意赫胥黎将进化论与伦理学对立起来的观点，而赞成斯宾塞普遍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斯宾塞那套“任天为治”的理论，他要竭力强调赫胥黎“与天争胜”的思想，即“我们要断然理解，社会和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

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推及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来认识，为的是使人们更进一步认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以赫胥黎的“与天争胜”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理论的目的，则在于要人们认识上述规律后，不应甘做劣等民族，坐等灭亡，而应赶快行动起来进行奋斗。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严复要人们重视的是“自强”、“自力”和“自主”。这一理论，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赔款、《辛丑条约》大耻辱之后，给了人们一个当头棒喝，一个极大刺激。既然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中国如果不变“弱种”为“强种”，就只有亡国灭种。戊戌变法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远比康有为、梁启超的“公羊三世”、“小康大同”这类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古色古香的语言更具有说服力，更为深入人心。这些词汇成为当时人们的口头禅，甚至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字也用“竞争”、“适”等。继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用进化论论证其民权代替君权、共和制代替专制的历史合理性，掀起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民主运动。

进化论和严复的思想，对毛泽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把自己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半年称为“极有价值的”半年。其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了《天演论》中阐述的运动、变化、斗争、发展的自然观，即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变化中求发展。青年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此不列举。二是强调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改造，以适应世界发展的竞争潮流。譬如，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并提出了“三育并重”、“文武兼备”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造就“身心并完”的一代新民，来挽救国家危亡。此外，进化论还为毛泽东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形成自己核心理论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法国的唯物主义、德国的辩证法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及经济理论，而且注意到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发展变化的，同进化论是十分相似的。鲁迅以及中共最早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几乎都是先受到了进化论的熏陶，然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达尔文、赫胥黎和《天演论》。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表示了对达尔文的钦佩：“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1970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这两本书都是赫胥黎写的。他对《天演论》的这个评价，显然是依循马克思主义常说的一个观点：旧唯物主义，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很难贯彻唯物主义观点了。

1974年英国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送给毛泽东一张达尔文的照片（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其他的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毛泽东收下后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 （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

这里说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进化论学说及其发展过程非常熟悉。

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又对《天演论》做了更多的评价。他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罗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自己说的。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罗什法师的话。他会做翻译，他翻译的《天演论》上面说的。他不说是翻译，而说是达旨。这本书（指《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Huxley（赫胥黎），他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的。他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德国人康德就持不可知论。赫胥黎说康德是不可知论，只能认识表面，不认识本质。他（指赫胥黎）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到晚年，毛泽东还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印成大字本来读。

《物种起源》和《天演论》所创立和发挥的进化论学说，是揭示生物演变规律和人类起源规律的科学。毛泽东喜欢读这两本书，并时常谈到进化论，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在毛泽东看来，进化论创立以来的遭遇，典型地反映了科学发现的传播规律：新的进步的学说要让人们认知，不经过剧烈的争论，不进行有效的宣传、阐发和普及，大约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谈到“百家争鸣”之必要，并举例说：“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再次谈到这个认识，并且把它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联系起来：“历史上的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第二，毛泽东服膺进化论，与他的个性及经历有关。敢于斗争，在矛盾和风浪面前迎难而上，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他的鲜明个性。毛泽东起起伏伏的革命生涯，所经历的血雨腥风和大悲大患的斗争，特别是中国革命从几度危机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与严复在《天演论》中宣传的“物竞”、“天择”、“以人持天，与天争胜”、“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等理念之吻合，不言自明。这是否属于人们一直诟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呢？恐怕不好这样说。完全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或者把人类社会的追求和发展目标仅仅定位在进化论上面，才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是不科学的，但生物进化论作为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自然科学成果，不能不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也是事实。进化论在20世纪初的中国能够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也说明人们把自然科学成果运用到社会发展领域，甚至被当作社会科学成果，是可能和必然的。否则就不好解释，为什么许多并不懂生物进化论的人那样明显地受到达尔文学说的影响。

第三，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社会演变规律的认识远远超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但终其一生，确实也强调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通过奋斗才能立足，进而由弱到强，而且始终注意和强调阶级斗争。达尔文和赫胥黎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一个比马克思大九岁，一个比马克思小七岁。恩格斯把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并称为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进化论学说的启发。实际上，马克思1861年1月16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便明确说过：“达尔文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甚至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这些，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潜在关联。毛泽东看重《天演论》和进化论学说，也就在情理之中。他多次讲，自己在1920年读到《共产党宣言》，一下子抓住其中最核心的四个字——“阶级斗争”，就很可能与此前接受的进化论思想有关。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读了《天演论》，在1920年读了《达尔文物种原始》。毛泽东1926年发表的《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可隐约感受到他把阶级斗争史观和进化论学说联系在一起。他说“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