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即思维和认识的规律，而规律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之中。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55]人们对社会发展本质与真谛的自觉把握和自由驾驭，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对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由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5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已经蕴含着一系列内在逻辑关系，从而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彰显着中国道路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些逻辑关系主要包括：“历史起源”与“逻辑起点”、“学理传承”与“时代超越”、“传统依赖”与“传承创新”、“本质特征”与“精髓真谛”等。深入揭示和科学定位这些逻辑关系，不啻是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工程。
一、中国道路的“历史起源”与“逻辑起点”
任何一种正确道路的选择，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历史积淀和比较的产物。中国道路的形成，同样具有深厚的历史因素。但是，中国道路的选择，又不是历史过程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动地改造社会、推动历史的政治气魄。这就必然引申出一个基本的问题：中国道路究竟形成于何时？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对中国道路本质、内涵、特征的科学定位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是关于中国道路研究中的一个学术“元问题”，同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因而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科学厘清的必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道路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坚持中国道路的直接理论指南。其中最重要、最具典型指导意义的，有三段重要论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5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158]。
将这三段重要论述联系起来加以完整准确理解，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中国道路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起源”与“逻辑起点”的区别。所谓“历史起源”，即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尤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的辛勤探索，为中国道路的形成开辟了实践之源、提供了理论之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这次历史性飞跃，主要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进行的；这次飞跃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初步展开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忽略的历史基础和理论基础。然而，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由于时代的制约和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思想中并没有明确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理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源”，但“起源”不是“起点”。中国道路的起点包括“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两个基本的方面，这两个方面，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成功开创的。
所谓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就是邓小平领导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历史性飞跃，是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渐形成并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进行的。这次历史性飞跃所解决的首要的核心问题，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究竟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次历史性飞跃的鲜明特色，是强调“走自己的道路”，把现实的社会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合”之点；这次历史性飞跃所形成的基础性、架构性伟大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系统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和理论依据。
所谓中国道路的“实践起点”，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突出标志的新时期改革开放。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9]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60]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而在实现“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有机统一过程中，新时期改革开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实践起点”作用。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多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从而重蹈了从本本出发、从抽象原则出发，甚至从某些过时观点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鲜明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61]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2]。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能提出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我们党所以要带领人民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从根本性历史原因来说，正是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正是通过短短几年初步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认清了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有效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有机结合，成功选择了通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也是不断拓展中国道路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既无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无成功的模式可以模仿，因而这条道路的不断拓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困难与曲折，也伴随着争论与交锋。在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等重大关节问题上，中国道路曾屡遭诟病。如何澄清模糊认识，统一人们思想，将中国道路不断开拓前进？我们党面临着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回答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问题，澄清人们在道路选择上的疑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归根到底仍然靠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和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特别引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中的一段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此举意味深长。他紧接着指出：“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多年来的历史性巨变，雄辩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这条“必由正路”。
二、中国道路的“学理传承”与“时代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道路的选择与拓展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指导，这一点也毋庸置疑。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来解读中国道路，必然导致“民主社会主义”“资本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等扭曲的认识，从而严重阉割中国道路的本质。坚持中国道路，必须坚持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来指引和拓展这条道路，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
这就首先提出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来解读中国道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以来170多年的社会发展史表明，已被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必须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必须“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63]。“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164]第二，消灭阶级，消除剥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差别将消失”，“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65]。第三，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66]。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将建成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上三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根本立场和基本原理的最深刻体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以这几条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为根本指导。
一些学者脱离时代的新变化和实践的新发展，照搬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论述与结论，甚至把某些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被实践证明过时了的论断当成圭臬，硬套到中国道路身上，从而导入了某些认识误区，使人们陷入了困惑。比如，用传统公有制理论来质疑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由此断定市场化道路是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用传统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分析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由此认为我国已产生了新的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诸如此类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无疑会使人对正在胜利开拓着的中国道路产生疑惑乃至否定，与时代的要求和实践的发展背道而驰。这就提出了中国道路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即必须处理好“学理传承”与“时代超越”的关系：中国道路，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承，是一种在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上的传承；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超越，是一种注重时代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的超越。我们只有科学处理好“学理传承”与“时代超越”的关系，坚持在传承中超越、在超越中传承，才能深刻揭示中国道路的本质和真谛，有效坚持中国道路的方向和路径，充分发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中国道路的根本指导作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深刻启迪我们，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求解放、追求幸福指明了根本方向，然而要将这一学说转化为有成效、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实践，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是照抄照搬某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就能奏效的事情。巴黎公社的壮举与失败，苏维埃政权的成功与消亡，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解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艰难实践和苦苦探寻，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大背景下，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并获得历史性的成功，在世界资本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出现严重危机的新形势下，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充满活力并有成效地开拓前进，其中根本奥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处理了“学理传承”与“时代超越”的关系，立足于时代的新变化，立足于实践的新发展，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转化为当代中国生动活泼、卓有成效的伟大实践。
三、中国道路的“传统依赖”与“传承创新”
任何正确道路的选择和拓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依赖”，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巨大作用。恩格斯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这种“前提和条件”，既包括“经济的前提条件”——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同时，“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67]。中国道路的成功选择和拓展，离不开对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依赖。习近平精辟指出：中国“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要素，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使“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在中国道路的选择和不断开拓中发挥重要作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国道路开辟之“源”、拓展之“根”，离开这个“源”、这个“根”，中国道路不可能顺利拓展，甚至也不可能顺利形成。
中国道路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又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奋斗求索的必然结果；中国道路，既具有面向新的时代、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性，又具有立足中国历史、继承优秀传统的传承性。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脱离了中国历史，脱离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很难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很难正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集五千年文明智慧和文化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文化宝库，其中蕴藏着许多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乃至具有对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困惑与难题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文化要素。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扬弃性继承。这就是加以科学总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立足现实、为我所用。二是创造性转化。这就是深入挖掘和把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之转化为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三是创新性发展。这就是着眼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优秀文化基因大力弘扬起来，使之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光大。中国道路的成功选择和不断拓展，正是深刻体现着“传统依赖”与“传承创新”的有机统一。
（一）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与中国道路选择及实践的思想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注重认识论的矫正，很早就提出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实事求是”，最早见于班固所著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记载：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景帝的儿子，他十分好学，从民间收集、抄录了大批古书、善本，认真阅读、研究，鉴别真伪，去伪存真。所以班固称赞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古人所提倡的“实事求是”，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崇，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古为今用，结合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对“实事求是”作出了新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68]坚持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周密的调查，详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客观事物本身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由此，实事求是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深入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思想的深刻内涵，并以此为文化基因进一步揭示中国道路选择及实践的思想精髓，对于中国道路的不断拓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二）以民为本、民惟邦本与中国道路选择及实践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为政以德”。“德政”文化的精髓就是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并以此为价值取向来处理国家、君主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政治文化传统，非常值得我们今天传承与借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执政理念；以民为本、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推进一切事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道路所以能够成功选择，最根本因素就在于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融汇人民的智慧；中国道路不断拓展的根本动力，存在于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之中；中国道路的最重大价值，就在于这是一条造福人民、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之路。深入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民惟邦本思想的深刻内涵，并以此为文化基因进一步揭示中国道路选择及实践的价值指向，对于中国道路的不断拓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论意义。
（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与中国道路选择及实践的主体内涵。中华民族历来是充满智慧与梦想、追求正义与进步的民族。小康社会、大同世界，就是中华民族在追求社会进步、实现美好梦想上的生动体现。“小康”一词最早源出《诗经·大雅》：“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中国儒家思想经典《礼记·礼运》中描绘了理想化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是谓小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小康，是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百姓对安定幸福的守望。邓小平将这一充满政治智慧的概念引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生动表达了“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生动赋予了中国道路以基础性价值内涵。从小康社会、大同世界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生动展示了中华优秀政治文化的内在品质和恒久生命力。深入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小康社会、大同世界思想的深刻内涵，并以此为文化基因进一步揭示中国道路选择及实践的主体内涵，对于中国道路的不断拓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中国道路选择及实践的精神支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文化自信元素，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传承基因。中华民族所以历久弥坚，生生不息，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文化自信基因。自强不息精神，就是一种奋发图强、独立自主、孜孜不倦、坚忍不拔、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自强不息，内在地融入我们党的宗旨与追求，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选择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固精神支柱。与天道运行体现出的自强不息相对应，“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就是要有宽广的胸怀和博大的精神，包容万物、博采众长。厚德载物精神渗透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标识。继承和弘扬厚德载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能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社会各界的信任，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厚德载物，也体现在中国道路选择及实践的方方面面，成为这条道路所以能赢得全国各族人民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这条道路所以具有旺盛生命力，在世界各种道路选择比较中始终充满自信的一种精神支撑。深入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思想的深刻内涵，并以此为文化基因进一步强固中国道路的精神支柱，对于中国道路的不断拓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论意义。
（五）锐意变革、革故鼎新与中国道路选择及实践的强大动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彼月异，月月异，再月异。”日新月异、革故鼎新，是中华民族不懈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品格。中华民族所以是一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民族，中华文明所以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最具有历史穿透力和现实影响力的先进文明，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锐意变革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明。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忠实继承和弘扬锐意变革、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锐意变革、革故鼎新，尤其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鲜明品格，成为推进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最强大动力，也成为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最重要力量。深入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锐意变革、革故鼎新思想的深刻内涵，并以此为文化基因进一步增强中国道路的动力之源，对于中国道路的不断拓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动力论意义。
以上五个方面足以说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强烈现实价值的文化基因。中国道路的科学选择和正确坚守，离不开这些文化基因；中国道路的深入实践和不断拓展，更离不开这些文化基因。我们只要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科学态度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依赖”的基础上注重“传承创新”，就一定能使中国道路具有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不断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不断坚定道路自信，使中国道路在“传统”与“现代”的逻辑统一中更加自信地不断开拓前进。
四、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与“精髓真谛”
本质是对事物规律的抽象与揭示。人们对社会发展本质与真谛的自觉把握和自由驾驭，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对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对事物本质的研究与揭示，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厘清中国道路的本质，就是要着重回答“中国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既关系到中国道路的历史定位，又关系到中国道路的价值定位。
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研究和揭示中国道路的本质与精髓，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时代背景、现实基础、历史方位、人民主体、发展目标等基本要素。
（一）中国道路，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任何社会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因此研究和认识任何社会形态，都不能脱离产生这种社会形态的特定的时代条件，脱离时代本质和时代特征，那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169]作为重大变革时代的产物，社会主义尤其与时代变化密切相联系。正确判断时代变化的实质和特点，把握时代发展的主题和趋势，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前提，也是正确探索和开辟革命与建设道路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竞争的特点，深刻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实质，深刻透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与趋势，从而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列宁深刻分析自由资本主义上升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新特点新变化，深刻揭示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和时代背景，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必将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夺取胜利等基本规律，创立了列宁主义学说，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道路，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
在如何分析时代变化、把握时代主题以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这一根本问题上，毛泽东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成熟的经验，也遭遇了沉重的曲折和深刻的教训。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继承列宁主义学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世界格局新变化，牢牢把握战争与革命这一时代主题的新发展，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然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未能跟上时代潮流，依然运用“战争与革命”的思维观察世界、指导国内，从而选择了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道路，使我国社会主义遭受了重大曲折。
正是在深入总结正反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对世界格局新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时代主题新内涵进行了深入提炼，逐步形成了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这一新论断，对中国道路的形成和拓展具有前提性重大意义。正是由于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的思维向“和平与发展”的思维转变，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正是由于以“和平与发展”的宽广眼界和时代视野认识世界和把握大局，我们党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路，成功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进程雄辩表明，对时代主题的判断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本质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更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因而具有同传统社会主义许多不同的本质特点，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测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深刻认识、科学把握中国道路本质的基本视角。
（二）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一种由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由不成熟阶段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循序演进、逐步提升的过程。马克思深刻指出：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种过程“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170]向前发展。深入揭示社会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是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种“通过不同的阶段”向前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的判断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位是否科学，也直接关系到道路选择是否有效可行。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大致预测，把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加以定位，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虽然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由于时间太短，未能对社会主义究竟要经历哪几个阶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作出明确判断。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斯大林既有贡献，又存在重大错误，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当成社会主义的建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超阶段”的失误和错误，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影响和深层隐患。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在探索我国建设道路过程中，虽然毛泽东也曾提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不发达”阶段，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认识未能很好坚持并形成共识，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重蹈了苏联企图“超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的错误。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正反历史经验，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明确提出“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依托这一基本国情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反复重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具有基础性重大意义。符合中国国情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对中国道路本质的最准确、最精辟揭示。
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定位，从而引导中国道路符合规律地不断开拓前进。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道路的本质联系作出进一步规律性揭示，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是我们科学认识、长期坚持、不断完善中国道路的根本依据。党的十九大在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并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制度的同时，明确强调，“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实践反复昭示我们，在中国道路不断拓展的过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三）中国道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和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谋求人的解放道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精髓。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学说。《共产党宣言》从人的解放与发展的高度，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作出科学界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建成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本质和目标，决定了社会主义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坚持以人为本、不断造福人民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人为本是对“以神为本”“以物为本”“以权为本”价值观的根本否定，赋予社会主义以全新的价值意义。事实上，以人为本不仅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价值品质和价值追求，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意义。在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一些精明的统治阶级也曾把以人为本作为修身治国的价值追求。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潮更是把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标榜“人权至上”“民主自由”。当然，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观念，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潮，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人性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才赋予以人为本真正科学的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内涵。由此，以人为本有机地融入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成为社会主义的最本质规定。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道路的最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根到底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8条“基本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其中第二条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五条就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对全国各族人民负责作为重大政治担当，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基础，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方针，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把加强权力制约、坚决惩治腐败作为对人民利益的根本维护……这一切治国理政的重大举措和实际效果，有力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使中国道路的本质得到了生动有力的展示。
（四）中国道路，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推进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究竟由哪些基本要素构成？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推进？这是直接关系到能否把握中国道路本质和全局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本质问题上，我们党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实践探索中不断进行规律探索和本质揭示的过程。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齐抓战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大建设”整体推进；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相互协调，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和谐被高度重视；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战略深入实施，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明确提出，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道路本质和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系统论述和深刻阐发，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使我们对中国道路本质的把握进一步科学化、全面化了。
中国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等基本道路，是这五个方面发展道路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这一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之路。这一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路。这一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道路，就是社会和谐发展之路。这一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就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之路。这一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切实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除了这五大基本道路外，中国道路还包括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现代信息化道路等一系列具体发展道路。这些基本道路和具体发展道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整体推进，使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五）中国道路，是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既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方针，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借鉴和吸纳人类文明成果和各国成功经验，并将之转化成提升自身现代文明水平的重要资源。正是这种将自主选择、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博采众长有机统一起来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赋予中国道路以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道路的形成和拓展，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主选择和自主创新的产物，同时又是积极借鉴和吸纳人类文明成果和各国成功经验的结晶。在不断进行中国道路探索过程中，我们党带领人民坚持以时代视野和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在积极学习借鉴中不断探索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大趋势和时代发展大潮流，从而引领中国真正融入世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包容性和国际竞争力，在开放包容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发展了自己、壮大自己。这一鲜明品格，正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各国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与困境的历史条件下，唯有中国道路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更加鲜明地坚持了和平发展、包容发展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我们必须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更加自觉地将中国发展融入世界文明潮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多彩、平等、包容”的世界文明理念，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战略，实施“一带一路”的新型开放格局，着力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倡导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道路的不断拓展创造了愈益优化的外部条件和国际环境。也正是在愈益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中，中国道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同，愈益展现出巨大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以上五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这些本质特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进一步具体化了，是我们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谛、推进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