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源　起
——在家人之间流动的电流

卡尔是家庭治疗的拓荒者。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他指出弗洛伊德探索到潜意识层面已足够令当时人们的身心备受威胁，因此把焦点集中在个人内心可能是当时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家庭治疗其实是在挑战整个社会，把压力推到了个人身上，甘冒大不韪直指个人存在的家庭系统才是更大的压力来源，因此发展出了使家庭系统及人际关系互动的调整与治疗，将个人与环境进行更适当的归位，使每个人都在合适的地方，彼此间更自由，也更亲密。

治疗结束的几个月后，有一次我在大卫·布莱斯的律师事务所里和他谈起了这次治疗。我们回想了布莱斯一家来治疗之前的种种情形：导致他们向外求援的危机，克劳迪娅短暂的个别治疗，最后介绍到卡尔这里来的情况。虽然卡尔在第一次电话里和面谈中已经提到过这些，我也略有所知，但这还是第一次有机会直接了解他们整个转介的经过。

大卫·布莱斯说到克劳迪娅的问题：离家出走、母亲和她之间的紧张关系、她的“耳鸣”、她诗里透露的绝望和对死亡的幻想、她自己那套令人困惑的人生哲学……他的脸随着回忆变得紧张起来，他回想到了当时家里日益绝望的情形，以及危机失控加剧的感觉。最后，他和卡罗琳终于意识到他们无法改变这个过程的事实，便转而向外部求助。他们去了家庭医生那里，他为克劳迪娅介绍了一个儿童精神科医师。这是很合理的步骤，这次转介使他们家立即松了一口气，即使时间短暂。

克劳迪娅不愿意去看那位精神科医师，她在家里已经有不少困扰和压力，不想现在又被送到精神科医师那儿。虽然这位医师是青少年问题的专家，但在她看来这不过是又一次的侮辱，不过她还是去了。她愁眉苦脸地缩在一张大椅子里，不怎么说话，纵使开口，她的话也令医师感到困惑。后来他请心理学家同事用一套标准的心理测验替她做了一次彻底的评估。最后他和那位心理学家一起与克劳迪娅的父母进行了一次面谈，并交给他们一份冗长的报告。

那份报告十分严肃，虽然用词已经过仔细的考虑，却仍然把他们吓坏了。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学家在报告中指出，克劳迪娅很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们将精神分裂症界定为一种疾病，一种目前仍不为多数人所知，而且预后仍不乐观的疾病。他们认为如果克劳迪娅要痊愈，很可能得经过好几年的特别治疗。他们为此感到很遗憾。也明白这个消息对布莱斯家是很大的打击。同时建议克劳迪娅继续不定期地接受个别心理治疗。

大卫和卡罗琳沮丧地回家后，大卫还是很生气，他觉得整件事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所知道的克劳迪娅并不是那么不可救药：她很聪明，会执着于自己的信念，虽然她引起了这么大的混乱，但她仍是他一向所欣赏的那种坚强勇敢的人。他拒绝接受这么绝望的诊断结果，甚至觉得送她去治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然而他还是将有关治疗的疑虑藏在了心里。

克劳迪娅每次去精神科医师那里，总是说几句话就回家，回家后她就躲进房间或者和朋友出去。家中的疏离感仍继续存在，母亲和女儿间的争执是减少了，可是彼此间再也没有了温馨的感觉。后来克劳迪娅开始对精神科医师生气，她故意迟到，或拒绝治疗，或者假装去却不见人影。她开始把对家人的怒气转移到精神科医师身上，她并不直接和医生交流这股怨气，而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终于，她开始大声向她父亲抱怨整个治疗的过程：“他只会问我一些烦人的问题！他想知道我的幻想，不管是什么样的幻想，还有我的梦，类似这样的怪东西。要我谈我的童年，还有我对各种事物的感觉，尤其是对你们的感觉。真的让人很不舒服。”

问题的重要方面就是克劳迪娅对于大人们施加的压力非常敏感。她觉得父母给了她压力，而治疗又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她开始觉得精神科医师是父母雇来“改造”她的警察。他曾经与父母单独面谈的事情也使她更加猜疑，她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私下对他倾诉任何事。

当克劳迪娅不再参加个别治疗时，战火又重新燃起，这次争执的焦点集中在克劳迪娅是否该接受治疗这件事上。卡罗琳逼迫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则负隅顽抗。随着母女关系的再次恶化，家里绝望的气氛更加强烈，因为向外求助的尝试失败了。有天晚上克劳迪娅哭着离开了家，大卫觉得自己被绝望的浪潮整个淹没了。“就像世界末日，我的家在我眼前倒塌，而我却束手无措。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想到了自杀——我感受到那种无助与绝望。然后，突然之间，我想到一个精神科医生朋友艾德，我奇怪怎么以前都没想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