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6讲
巴比伦

上一讲，我向大家介绍了人类四大古文化，又把中国文化排在第四位。可能有人会问：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希腊文化，为什么没有排进去？

确实，出现在希腊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化也非常惊人。即便在今天观赏，也觉得非常神奇。因此，我总是鼓动学生们到那里去看看，把克里特岛当作一个文化考察点。

但是，国际学术界公认，克里特岛上的古文化，在根源上，是巴比伦文化和埃及文化在地中海上的遇合，缺少原创性。

后来大放异彩的希腊文化，产生在克里特文化湮灭之后很久，集中地在雅典，因此又可称之为雅典文化。那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跨入门槛千年后的事了，在时间上已经挨不着古文化的年代。但是、这种后起的希腊文化实在重要，我在以后还会多次讲到。

把中国文化排在世界古文化序列第四位，希望不要引起国人的不快。因为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想在这里插入一件学术趣事，估计很多听众都不知道。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有一批历史学家，自称“疑古学派”，坚称中国历史到现在还不到三千年，因此连司马迁写黄帝，也被说成是参与了伪造。还有一批学者公开宣布，中国文化不是本土的，更不是原创的，全是外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观点也有很大分歧，后来比较偏向巴比伦。

这些学者都名气不小，有蒋观云、刘师培、黄节、丁谦等等。让我惊讶的是，连大学问家章太炎，也卷入了这种思潮。章太炎认为，中国的“葛天”，很可能是“加尔特亚”的音转；黄节认为，中国的“盘古”，很可能是“巴克”的音转；刘师培认为，中国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音转。丁谦更是认为，连中国的八卦图，也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有关。

那么，是谁把巴比伦文化传进中国的呢？丁谦认为是盘古。章鸿钊认为是黄帝，因为庄子说黄帝登上过昆仑山。黄帝那么忙，去昆仑山干什么？因为越过昆仑山向西，再向西，就会到巴比伦。

对于这些学者之间的争吵，我曾经写文章评论道，像是一屋子吃了迷魂药而昏睡过去的人，互相用梦话吵了起来。

我所说的迷魂药，就是中国文人所习惯的学术弊病。弊病之一，是他们完全不在乎实物证据，只把古书中的零星古语当作证据，而且也不是古语本身，而是古语的“音转”，但也不一定是发生过的“音转”，而只是有“音转”的可能；弊病之二，在这种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他们脾气很大，每每发出惊人断语，来吸引社会人士的耳朵和眼睛；弊病之三，他们错把“骨气”放在学术上，绝对不会反躬自省，他们疑古、疑史、疑天下，却不疑自己。

但也有两个可以原谅他们的理由。第一，由于交通落后，兵荒马乱，体弱多病，他们没有投入实地考察的可能；第二，对于近代以来突飞猛进的国际学术思潮，他们知之甚少，即便去留学了，学来的也大多是入门框架，而且已经隔代。

反倒是一些留学回国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长期在野外工作，对中国文化的产生、自立、跨越做出了有益研究。然而应该承认，对中国文化的早期生态做出关键实证的考古发掘，主要完成于近六十年。所以，现在多数大学生在这方面的了解，一定超过那些著名的“民国学者”。

说了这段闲话，我要回到本题了。

我已经论定，在世界四大古文化的时间序列中，中国文化处于第四位，但我又要紧接着论定：唯有这第四位，不间断地延续到今天。

对于这个论定，我曾以生命进行体验。

我冒险贴地穿行四万公里，亲自考察其他三大古文化的现场遗留，来感知各种不同的湮灭状态和中断状态。

对此，我在日记体著作《千年一叹》中有过详细记述，现在为了课程的需要，简略地介绍几句。

先说我考察第一种古文化——巴比伦文化的感受。

这个人类古文明的第一胜地，是一个永久的战场。战争哪儿都会有，但是这个地方却不一样，一马平川，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吸引着一切掠夺者和征服者的目光。因此，这里永远是战马奔腾、杀声震天。更麻烦的是，这片诱人的土地缺少地理纵深，缺少回旋余地，缺少山川障碍，因此在频繁的战乱中就很难保存文化了。它的文字、法典、耕犁、数学，以及城邦，一次次被踩在马蹄之下。有的入侵者生怕当地人保存文化记忆，还会挖开大河的堤岸来一次次冲刷。那两条大河，即使不挖开堤岸也会经常洪水泛滥，成为战争的帮凶。因此，那儿从古到今，都充满着不安全感。一队队黑衣的流浪者，唱着悲哀的歌，却不知走向何方。

我去的时候，正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中间。那儿以极度的恐惧和仇恨，防范着一切外来者。我妻子本来是决心陪着我经历一切生命冒险的，却不可能走到那里，因此我们夫妻在约旦有过一次生死离别。妻子看着我像一根枯木桩一样矗立在中东沙漠里，不知今世还能不能见面，满心都是悲怆。

我好不容易进去之后，除了每时每刻都要躲避生命危险，还要寻找巴比伦文化留下的遗迹。找到一个关闭的博物馆，但据说，留存的文物已经很少，大部分藏在郊区的某个地下室里。但后来看到报道，这些文物也大多被抢了。总算看到了一行楔形文字，但一问，那只是一条当代的政治标语。

据当地人指点，真正的巴比伦文化遗留，就是一小段斑斑驳驳的沥青路残迹。我站在那里，惊叹这地方居然早在几千年前就掌握了提炼沥青的技术，感慨这条路上踩踏过多少外来者的马蹄、承载过多少新政权的仪仗。可怜，堂堂人类第一文明，只剩下了它。

我在街上与两个拉板车的小兄弟交谈。哥哥十三岁，弟弟九岁，父亲死于战争，母亲卧病在床，他们对上学读书毫无概念。我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两支圆珠笔，作为小礼物送给他们，但他们拿在手里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心里一酸，默默地说：“孩子，这叫笔，写字用的。我真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祖先，是全世界最早发明文字的人！”

不小心在街上看到一座雕塑，让人想起这里产生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产生的时候，巴比伦文化已经湮灭了好几千年。

我在巴比伦文化的发生地，一次次对比着中国文化。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太幸运了。在地理上，中国西北部和西南部都有世界级的高山，而北部是沙漠，东部是大海，外敌不容易入侵。内战虽然很多，但内战双方都只想把持中国文化而不是消灭中国文化，因此没有文化上的存废忧虑。而且，中国幅员辽阔，遇到战争和自然灾害也有流转和迁徙的足够空间。正是这种流转和迁徙，保存了文化。

在这种对比中，我进一步体认到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一天傍晚，在一个巨大的炸弹坑边上，我对着凄惨的落日，写了一首歌：

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

东方有人长相忆，

祖先托我来拜访。

我是屈原的梦，

我是李白的唱，

我是涅槃的凤凰再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