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5讲
后英雄时代

我已经说过，帝国需要文化，文化也需要帝国。一来一往之间，帝国因文化而成了大帝国，文化因帝国而成了大文化。这两头，都具有世界等级。

但是，大帝国的大文化，并不是文化的最佳状态。

在秦汉两代，文化的大底盘、大框架、大目光都已建立，怎么还不是最佳状态呢？因为它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大创造。

文化的终极生命，在于创造。也就是说，无论是底盘、框架，还是目光，都是为创造设置的，都是在等待创造。

那么，在大帝国、大文化构想中，能够期待创造势头的活跃吗？很难。因为文化创造的主体，永远是个体生命。在好大喜功、轰轰烈烈的背景下，必然是群体话语鼎盛，个体话语冷落。而且，那种群体话语常常带有四个特性：排场性、雕饰性、虚夸性、近似性。例如，一度名声很大的汉赋，就明显地集中了这些毛病，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就连赫赫有名的贾谊、司马相如的那些赋，也是这样。

这中间存在着一些必然逻辑。

在西方，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如此强盛辉煌，似乎什么也不缺了。而且在文化上也非常骄傲，只要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地方，总有规模巨大的露天罗马剧场。但是所有的聪明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怎么也比不上以前那个小小的希腊所创造的文化。

记得几十年前，我在“文革”灾难中冒险钻进外文书库独自编写《世界戏剧学》，就曾为这件事大吃一惊。我在写完希腊悲剧的章节之后，很想在罗马戏剧中找一点儿像样的余脉，却怎么也找不到，尽管罗马有钱有势，张罗了大量的所谓“戏剧盛典”。

同样的道理，汉代的文学比不上《诗经》和楚辞，汉代的哲学比不上诸子百家。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在《诗经》、楚辞、诸子百家处于最佳创造状态的时代，并没有大帝国的支撑，整个社会还处于混乱、分散、贫瘠之中。由此可见，文化创造所需要的条件比较特别。

汉王朝历时四百多年，于二二〇年灭亡，从此，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历时近四百年。奇怪的是，恰恰是在这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文化创造的勃勃生机又出现了。

这里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哲学，因此接下来我要讲讲分裂时代的中国文化。

汉王朝灭亡之后，出现了三国对峙的遍地战火。战火中，本应出现大批军事家和政治家，但是没想到，当时出现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都不是一流的，却出现了一个一流的文学家——曹操。

曹操？一流的文学家？不仅你们没想到，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我在一本著作中写道：“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其实，与他打仗的诸葛亮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但在文化上，曹操不用任何计谋就把他打败了。可惜，中国读者熟知的是一个被军事阴谋缠住的曹操。

其实，我们在日常话语中，也一直在沿用曹操所创造的语句，沿用得比其他文学家多得多。你知道曹操所创造的文学语句有哪一些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山不厌高，水不厌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些文学语句都是曹操创造的，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上被全国各地运用得非常广泛。光凭这一点，他也是汉语文化的主要原创者，更不必说他诗作的宏伟意境了。

如果曹操早生一些年月，会是汉王朝的一名官员，能够完成这么高等级的文化创造吗？似乎很难。

分裂的时代，除了会产生大量“横向裂变”外，还会产生快速的“纵向裂变”，也就是代与代之间的背离和自立。

当年曹操身边有一个深受重用的书记官叫阮瑀，生了个儿子叫阮籍。曹操去世时，阮籍正好十岁。在曹操去世后三四年，他有一个曾孙女婿将要出生，那个孩子叫嵇康。我这么一排，大家就能明白，在曹操身边，新的一代出现了。阮籍、嵇康这两个孩子所代表的时代，我称之为“后英雄时代”。

我所说的“后英雄时代”，不仅是指曹操之后，而且包括整个秦汉王朝之后。对于这个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产生的人，我曾这样概括——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

这中间，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儿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每当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杀；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杀；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被杀；范晔，写成了皇皇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

因为一切解救的理念和途径都已废弃。既然无处讲理那就不再信理，于是，在沉重的杀气下，站出来一群重新思考天地、事事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们后来一直享有一个共同的称呼——“魏晋名士”。代表者就是阮籍、嵇康。

我请大家跟着我，在魏晋名士前面多停留一会儿，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非常重要。根据我所制定的文化定义，他们在生活方式、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三个方面，都做出了非同凡响的更新和重建。

他们一切从零开始，一切重新思考，这也包括对奠基时代的重新思考，对诸子百家的重新思考，对秦汉时代的重新思考，对英雄时代的重新思考。他们对已有的文化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只把自己放在非常孤独的地方思考天地的终极课题，因此很像是中国文化的叛逆者。而实际上，他们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质量。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相当于一次再生。

他们在中国文化的断裂处提升了中国文化，因此我要讲得详细一点儿。

如果没有他们，中国文化很可能陪伴着疲倦的诸子百家和威严的秦汉帝王一起老去，而且会老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