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的生命基调，是以最大的安静，穿越最险的峡谷。

这是老子的教导，由“与世无争”，抵达“人莫与争”。

眼前这本书，就是穿越几个文化峡谷的见证。

第一个峡谷。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主持的博士生专业，特别难考。眼看那些年轻的优秀人文学者怅然离去，我比他们更加怅然。于是决定接受喜马拉雅网站的邀请，把博士课程向全社会公开讲授。这就出现“峡谷”了：一边是最难考的学业，一边是最辽阔的山河。这两者，如何穿越？想来想去，我把心放平了，预计课程开张时会有几万人听，随着内容加深，渐渐会减少到几千。几千就几千吧，能持续，就不错了。

第二个峡谷。

博士课程不应降格为大学本科那种常识性、常规化的教学，而应该让导师端出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我的研究成果都是具有整体突破意义的学术著作，例如《中国文脉》、《极品美学》、《君子之道》、《修行三阶》等等，很多基本思路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和流行观念，即便是高层文化界的人士读起来也会感到有些费劲。我怎么能让几千名不同学历的收听者都接受？怎么做到既被他们接受又不丢失学术深度？学术著作也能成段朗诵吗？朗诵那些艰深语句时该用什么样的声调和节奏？每句之间的停顿该有多长？……可见，要跨越这个“峡谷”，难度也是不小。

第三个峡谷。

第三个峡谷的难度就更大了。这个课程，必须涉及中国文化史上的多数经典文本，但这个课程只有音频，没有视频，也就是说，只能听，不能看。这就遇到了大麻烦，千年前的书面文句，一旦离开了文字呈现，连古人都听不懂，更不必说当代人了。因此，我就面临着一个必须穿越的“峡谷”：把所有重要的古代经典全部翻译成现代口语，让当代学员一听就懂。由于这些古典作品都具有文学性，我又必须把现代口语变成现代美文，以便在讲课时交替朗诵，交相辉映。然而，这个工程的规模实在太大，各种古典作品的性质又千差万别，几乎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而且，我对现代美文的标准很高，广大读者也熟悉我的文字品级，因此不可能引用他人的译本。怎么办？我不敢悬想辽阔峡谷间的万千云霾了，只是夜以继日地埋头翻译。终于，工程完成了，我居然系统地翻译了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代表作，以及佛教经典和君子之道名言。后来很多学员反映，这让他们第一次真正领悟了这么多古代经典的奥义。回头一想，这个“峡谷”实在穿越得比较辛苦。

第四个峡谷。

除了讲述自己和古人的著作之外，世上最好的博士课程，一定是“导师漫谈”。任何一个明智的导师都明白，那些从书上、网上都査得到的通行知识，千万不能再多讲，学生们一定讲得比我们更好。如果有足够自信，一个合格的博士专业导师应该把话题集中到独一无二的亲身感受中。难道亲身感受能贯通文史？这显然又是一个“峡谷”了，因为一边是区区单身，一边是浩浩时空，似乎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但是，我本人却是特例，曾在“文革”灾难结束前后体验过中国文化的屈辱和再生，又早早辞职考察过全中国和全世界的重要文化遗址。当我把这些人生经历自然融入，课程也就有了体温。这相当于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栈桥来连接一座座文化峰峦，以便学员攀缘。但是，个人的经历毕竟带有种种偶然的局限，能够获得多少学员的信赖？

……

——我在穿越上述一个个“峡谷”的时候，心里总想，跳荡如此之大，后面的跟随者一定越来越少了吧？他们一定累了，让他们离开吧。

每次去讲课，喜马拉雅小小的录音室里有一堆机器，机器后面坐着一个胖胖的女孩子。我进去坐下，她点一下头，表示已经开机，我可以讲了。讲完，我点一下头，表示可以关机了，就起身离开。这情景，完全没有我以前熟悉的课堂气氛。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讲下去的理由，我设想，眼前似乎坐着两个博士研究生，譬如李健韬、韩少玄，我在给他们讲。其实他们都远在北京。

课程是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的，消消停停终于讲到了年底，也就是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跨年之夜，喜马拉雅的顾文豪先生告诉我，现在收听这个课程的人次，是二千零七十万。

才二千？有点儿少。但似乎听到有个“万”字，那就是二万了。有点儿多。

顾文豪先生笑着重复：“是二千零七十万。”看着瞠目结舌的我，他又说，收听的人次每天还在大幅度增加。

果然，到我写这篇序言，收听人次已超过三千四百万。当我校对这篇序言时，已经接近五千万。

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

有如此多的人同时在收听一门有关中国文化的博士课程，而且，是一门始终无法降低标准、无法缩小格局的课程，是一门始终没有嵌入逗趣、惊悚，没有迎合世俗潮流的课程。这么大的收听数字，无论考之于历史，还是考之于国际，都算得上是世间奇迹。

对此，我没有“小得意”，却有“大骄傲”。因为这一奇迹证明，中国文化至今拥有充分的覆盖面和向心力，人们对它的追索劲头和话语兴趣，远未疲倦。

巨大的人数还会对我们产生一种默默的鼓励：对于中国文化，应该还有许多事情可做。

我已年高，不想再做什么，但对这次穿越，却心存快乐。

确实，原以为我在面对一道道巨大的文化峡谷时还像当年独自苦旅、冒险中东一样，只与孤云荒漠为伴，没想到身后竟然跟着如此多的人。他们安静地听我讲最古老的事情，读最深奥的文本，理最混乱的线索，追最踉跄的脚步，整整一年，日日夜夜，不离不弃。我当初最担忧的学术沟坎，他们全都跟着我跨过去了；我当初最烦心的历史沼泽，他们也都跟着我走出来了。

而且，聚集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大家都不喧闹，按照我所说的生命基调，以大安静穿越大峡谷，安静得把我自己都瞒过去了。

这整个事件，已经不是一门课、一本书，而是一场庞大无比的“行为艺术”。人头攒动，密密麻麻，即使航拍也无法略窥大概。

这种“行为艺术”，由当代传输科技制造，文化只是它的话题，而我，只是其中一个渺小的参与者。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快乐。我不知道这样的“行为艺术”会如何发展，将产生什么结果。既然不知道，就不多想了，且转身面对学员，深深鞠躬，道一声谢谢。

从反馈知道，你们特别喜欢我的“嗓音”和“语气”。现在变成了书，“嗓音”和“语气”都没有了，这使我们的交流减少了一种感性成分，有点儿遗憾。书的好处，是可以拿拿放放。你们即使把它放在书架里长久不理，我也会安静地在那里等着。

余秋雨

2019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