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唐代诗歌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从现存近五万首诗歌来看，唐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诗歌题材的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唐代又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仅《全唐诗》所录即达二千多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负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唐代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馀特色显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也有百人之多。唐代诗坛多种艺术风格的争奇斗艳，诗歌体制的完备成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可以和思想史上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前后媲美。唐诗，是我国文学遗产中最灿烂、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我们在下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特定条件所促成，也是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

唐诗的繁荣首先跟唐代的经济高涨和文化高涨是密不可分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政治、法律、哲学等其他上层建筑一样，总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恩格斯在论及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哲学繁荣的原因时指出，“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1]。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对于魏晋以来世族庄园经济的摧毁，由于唐初“均田制”的推行以及其他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促成了唐初一百多年的经济高涨，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唐时的中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封建国家。正是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的辛勤劳动，创造了雄厚的社会财富，成为包括诗歌在内的唐代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唐代国际文化的广泛交流，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密切融合，唐王朝对思想文化采取相对自由的政策，儒、佛、道思想容许同时并存等等，都是促成唐代文化普遍高涨的有利因素。尤其对诗歌发生直接影响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艺术部门，都获得高度的成就。没有唐代音乐的普遍发展，就不可能出现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这类描摹各种器乐曲达到出神入化境界的诗篇。唐代的一部分诗歌是可以合乐歌唱的，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同饮旗亭听唱的传说[2]，元稹的“数十诗”曾由馀杭一位善弹箜篌的歌女商玲珑演唱[3]，都是例证。唐代题画诗的兴起显然派生于绘画艺术的发展。像王维既是山水诗的大家，又是南宗山水画的开创者，他自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六首》之六）。这些艺术品种之间的创作精神和原则是相通的，它们互相吸收，彼此促进：画家吴道子曾学书法于张旭，提高了自己的画境；张旭观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4]；杜甫的名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风也宛如雄武健美的舞蹈，表现出相似的矫捷奔放的气势。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就被并称为“三绝”[5]，各臻其妙，相得益彰。可以说，唐代的各种艺术品种共同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高度艺术水平，这为唐代诗人从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累和艺术营养。关于唐诗繁荣的经济、文化原因，许多论著都有阐述，我们不再详说。

庶族地主阶层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唐诗的繁荣又决定于这一阶层力量的勃兴和发展。

列宁指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他还指出，封建社会的“阶级同时也是一些特别的等级”，“等级的阶级”正是封建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6]。唐代正处在以新的封建等级制代替旧的封建等级制的时代，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和影响下，统治阶级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势力发生了急剧的不同变化[7]。如上所述，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以占有奴婢、部曲等劳动人手为特征的世族地主的经济力量，庶族地主的势力便应运而生，得到巨大的发展。经济地位的改变必然引起政治地位的改变。庶族地主与世族地主发生重新分割政治权力的斗争。李唐皇族原是陇西大姓，但与山东旧族（指居住在华山以东地区的王、崔、卢、李、郑等世族）存在尖锐矛盾。在这一斗争中，皇族地主是和庶族地主站在一起的。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重修《氏族志》，高士廉等竟然仍定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三。李世民直接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8]，用官职品级代替门第、身份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新标准，借以贬抑世族。高宗李治时，宰相李义府因“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即指《氏族志》）”，进一步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9]。“地实寒微”的武则天执政时，更破格任用了一些庶族地主中的人物，其中许多就是因文学见长而被提拔的。这样，唐王朝虽然仍是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但庶族地主阶层却已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地主阶层属于剥削阶级，是整个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因而在根本上是坚决维护封建制度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不像世族地主享有许多封建特权，比较了解人民的某些愿望和要求。他们是唐代历次“党争”中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阶级基础，也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基础。

已知的唐代二千多位诗歌作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工匠、舟子、樵夫、婢妾等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也有出身世家豪族的贵族诗人，但其基本队伍是寒素之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虽然积极跻身于封建统治的上层，但大多数仍然沉沦下僚，流浪江湖，经历了种种坎坷不平的遭遇，比较接近下层，加深了对于社会生活和斗争的认识。尤其重要的，确定一个诗人是什么阶级或阶层的代表，并不仅仅决定于他的出身。即使像杜甫那样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享有免赋免役的封建特权，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利益和要求，也不能越出庶族地主阶层所越不出的根本的阶级界限。他也是这一阶层的代表诗人。没有庶族势力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勃兴，也就不可能会有代表他们利益和要求的诗人们在唐代诗坛上的活跃，这在下面还将论及。

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世族垄断政治、为庶族大开仕进之门的新的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官人法，造成了世族对政权机构的世袭垄断[10]。唐承隋制，发展了科举制度，设置进士、明经等八科来选拔人才。后又以明经、进士两科并重，又逐渐演变为进士科最为时所崇尚[11]，台省要职、州县官吏多为进士科出身者所占据。而进士应试的主要科目就是诗赋。从过去依门第、身份得官，改为凭诗赋入仕，进而改变等级地位，这个重大变化不能不在地主阶级内部两派之间引起激烈的斗争。世族旧势力虽然已经大大削弱，但仍以族望、门第矜重于世，“虽国势不能排夺”[12]，并在政治上互相勾结，攫取权力。如李治时的李敬玄，“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13]。这是撇开进士科与庶族争夺权力的一种手段。不少世族的政治代表更公开反对进士科，我们可举唐中叶的几个宰相为例。杨绾认为进士科造成“幼能就学，背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的“积弊”，要求取消[14]。郑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836—840）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15]。权德舆“未尝以科第为资”[16]。说得最明白的是李德裕。他首先申明：“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这一自辩正好说明阀阅门第之家对进士科的敌视。他接着说：“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而“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熟习也”。他家甚至不置《文选》，鄙薄进士科的词章之学，“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17]。李德裕在唐后期不失为一位有所建树的宰相，但在进士科问题上，却典型地反映了世族的观点。世族势力的反对虽然一度影响到进士科的一些设施，然而终有唐一代，这一制度仍相沿不变[18]。进士科不仅吸引庶族，甚至也吸引世族。要求取消进士科的杨绾，自己就是进士进身的，而且参加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主持的考试，以诗赋名噪一时。李德裕在上面我们所引的话之前，也承认他祖父李栖筠在天宝末年因“仕进无他伎（伎，技能。《新唐书》作“岐”，指没有其他门路）”，不得不举进士。连唐宣宗李忱也以自署“乡贡进士”为荣[19]。世族反对进士科的失败，其原因不是像某些封建史家那样归结为帝王的“好雕虫之艺”，而是皇族地主为了巩固它的政权，通过科举尽可能地扩大它的统治基础，吸收当时日益强大的庶族地主力量参加政权。李世民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0]，就透露出这个消息。

唐代诗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举子。诗歌成为他们进入仕途的捷径。虽然试帖诗由于内容的陈腐和形式的呆板，很少有什么好诗，但以诗取士的制度，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对于诗人们一般诗歌技巧的培养和训练，对于诗歌艺术经验的积累和研究，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代严羽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21]以诗取士，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确实使诗歌成为唐代文化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成了知识分子毕生学习、钻研的必修科目。唐代诗歌的繁荣，是离不开这个诗歌大普及的局面的。

与以诗取士的影响相辅相成，诗歌在唐代的社会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在任何时代所罕见的。诗人们可以利用诗歌来博取帝王贵族的赏识，也用它作为傲视上层社会的资本，“千首诗轻万户侯”[22]。向达官名流干谒求进用诗，送人出使、还乡，慰人贬官、下第，也得用诗。诗歌的影响遍于许多社会阶层。元稹、白居易的诗曾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炫卖于市井”之中，写在“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歌妓演唱，村童竞习[23]。从李世民延请“四方文学之士”，备极奖掖，时人羡称“登瀛洲”[24]，到前面已提及的王昌龄等人旗亭听唱的传说，诗人们凭借诗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荣誉。唐诗与社会生活这种特殊的联系，与诗人们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戚相关，这种情况，既是唐诗繁荣的反映，也是唐诗繁荣的一种原因。

除了上述社会条件之外，唐诗的繁荣还取决于诗歌自身传统的发展。我国诗歌以《诗经》、《楚辞》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诗和辞赋在唐以前已经衰落和僵化。一种新的诗体——所谓近体诗，在六朝时逐渐酝酿、发展。齐永明以后诗人讲究声律，创作“新体诗”，到梁、陈时更加细密，终于在唐初沈佺期、宋之问手里产生了完整的五律和七律。长篇排律也在唐初出现。五绝源于六朝乐府和文人的联句，到唐初开始流行；七言四句的诗体起于六朝乐歌，文人写作七绝始盛于武则天和中宗李显时期。近体诗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逐渐演进的过程，正展示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唐初的两个现象很值得注意：一是有关声律对偶的著作大量出现，一是大型类书的成批刊行，都适应了律诗发展的需要[25]。而歌行、乐府等古体诗也仍然具有别辟蹊径、另开新面的广大可能。事实上正是如此。唐代诗人为了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或抒写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更多地运用篇幅较长、格律较宽的古体诗，在创作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体，形成唐代古体诗的独特面貌。当时其他的文学样式，如骈文已近僵化，短篇小说（传奇）和词在唐代后期才逐渐兴起，戏曲还处在萌芽状态。除了散文在反对骈文的斗争中获得重要成就外，只有诗歌，才具备广阔发展、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是作家们反映生活、述志抒情、驰骋才华的理想领域。这就是唐诗繁荣的一个内在因素。

二

我国古代诗歌在唐以前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思想传统。唐代诗人面对自己的时代，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表现了新的思想特色，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传统的内容。

唐代诗歌，特别是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强烈地追求“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的不平凡的生活。李白是惯用大鹏鸟来象征自己的豪迈气概和不羁精神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面提出了理想；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巨大感叹也包含着对创业的强烈渴望。杨炯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王维也说：“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这两位并不以政治抱负见称于世的诗人，也都表示出从军报国的热情。我国诗歌大量而集中地表现诗人的政治抱负，始于建安时代。曹操的《龟虽寿》、《短歌行》，曹植的《杂诗六首》（其五、六）、《白马篇》等，都表达了平定战乱的要求，带有那个历史动荡时期所特有的悲壮色彩。这个主题到了两晋南北朝几乎中断。唐代的许多诗人又大量地表达政治理想，充满着积极乐观的精神。李白和杜甫的“布衣卿相”的抱负就是典型的代表。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这都表现了以前的诗歌中较为罕见的宏图壮志。

这些唐代诗人的政治理想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和阶级根源。唐初的经济繁荣，政治统一，国力强盛，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诗人们对于建树功勋的种种幻想。当然，对于这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如前所述，唐代庶族地主阶层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活跃于历史舞台，他们表现了革新政治的精神。李世民时的魏徵、马周、刘洎，李隆基时的张九龄等，都是庶族出身的著名宰执大臣。从布衣至卿相，不是诗人们一时的狂言大语，而是有现实依据的。总之，唐代这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所歌唱的理想，在实质上正是代表了这一阶层的政治要求。

唐代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无视世族门阀那一套家教礼法，思想上狂傲豁达，不拘儒学正宗，行为也放浪不羁，“不护细行”，一直被世族所讥笑、鄙弃。其实，他们借助“任侠”的形式，“好语王霸大略”、要“游说万乘”、“喜仗义疏财”等，正是他们的政治理想的另一种说明或补充，他们的纵情狂放有时表现了理想不得实现后的牢骚情绪。而对权贵的蔑视和傲兀，则是一股冲击封建礼教的力量。李白是这种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真是“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26]。在这一点上，他发展了左思、陶渊明、鲍照的反抗权贵的精神，为后代对封建社会有不满情绪的人们所仰慕和学习。然而，这种思想性格有它软弱和消极的一面。由于庶族地主的阶级属性，李白实际上无法“不屈己，不干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无法脱离对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依附。他那么严厉地责骂了哥舒翰[27]，但仍不惜向他“述德陈情”，吹嘘为“天为国家”所造就的“英才”[28]，就是一个例证。李白又美化了他的放诞生活和傲世态度，并导向避世退隐、访仙问道的消极倾向，这些容易产生坏的影响。

唐王朝和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是我们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现象。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经历过国内各民族间的斗争和融合；然而，根据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原则，对于这些战争的性质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大致说来，天宝以前主要是解除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保卫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和平生产，保卫河西走廊的国际通道；天宝以后转为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征伐；安史乱后被侵扰的局势又逐渐形成。边塞诗历来就有歌颂和反对战争两种态度。六朝乐府中的《陇头水》、《出塞》、《入塞》、《从军行》等，偏重于战争苦难的描写，唐诗同时发展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尤以歌颂较为突出。唐代岑参、高适等边塞诗人正确地歌颂了将士们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侵扰的英雄气概，但他们常常把爱国和封建忠君混淆起来，“丈夫誓许国”（杜甫《前出塞》）和“归来报天子”（王维《从军行》）在他们看来是同一个东西；他们还往往在“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张籍《西州》）的理想中，夹杂着“将军天上封侯印，御史台中异姓王”（高适《九曲词》）这一类对功名的庸俗追求。唐代诗人又正确地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揭露了军中苦乐不均的尖锐对立，同情人民的苦难，但有的却抽象地反战，无原则地要求和平，这在中晚唐诗中存在不少的例证。

田园山水的描写也是唐诗的一个重要内容。陶渊明是我国田园诗传统的奠基者。他的田园诗固然表现了安逸闲适的避世思想，但他有“躬耕”的劳动体会，对劳动的农民有较为真切的感情，同时又含有洁身自好、不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反抗意味。唐代王维、孟浩然等田园诗人，他们的隐居田园，有的是政治失意后的归宿，有的是正在做官偶居“别业”，有的是致仕告退优游养性，有的则是当作仕进的“终南捷径”[29]，因而大都失去对现实黑暗政治不满的意义；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又大都失去歌颂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内容。不少诗人笔下的“田叟”、“溪翁”，实际上是隐士的化身。他们对于陶渊明的追慕，着重在“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王维《偶然作》），“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孟浩然《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很少认识陶诗的积极内容。因此，唐代以王、孟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其思想价值是不高的。至于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和陶渊明一样，他们也没有接触到。这个主题是后来由像元稹的《田家词》、王建的《田家行》、柳宗元的《田家》、聂夷中的《咏田家》等来发挥的。

自然山水是客观存在，反映自然山水的艺术作品却总是渗透着作者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要求，因而具有不同的思想意义。六朝时的谢灵运、谢朓是山水诗的著名作者，他们的作品以细致而逼真地描摹山容水态为特点，曾给唐代诗人以有益的影响。在唐代写景诗中，一类是描写祖国山河的壮丽，给人以雄伟的艺术感受。如李白、杜甫等的许多名作，能够加深人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唐代诗人差不多写遍祖国的名山大川，留下一幅又一幅的彩色画卷，是对六朝谢灵运、谢朓以来山水诗的巨大发展。另一类描写的境界比较狭小，给人以幽邃闲寂的感觉，这又常常跟作者的隐逸思想有关联。如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刘长卿、韦应物的一些作品。自然，它们从发掘自然美的多样性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矛盾的大爆发，也是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交织着已经激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形成了唐代后期复杂、混乱、动荡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进步的文学创作的源泉。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极大地深化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思想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诗人们正视严酷的现实，收敛起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理想，把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作为共同的主题，从而把唐诗的思想内容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照耀整个诗坛。白居易明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创作纲领，开创了新乐府运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晚唐。这个主题在我国诗歌史上历代都有吟咏，然而，从作家队伍的广泛和作家的自觉性来看，却是唐代的一个新特点。

其次，唐代诗人对现实生活做了比较全面的观察，因而在反映现实的广阔性上也大大超过了前代。他们从许多方面接触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等重大社会矛盾，诸如统治者的穷奢极侈、横征暴敛、拒谏饰非、斥贤用奸和农夫、织女等被压迫群众的种种痛苦。他们还提出了妇女问题、商人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其中不少方面是前代诗人很少接触或没有接触到的。如反映宫女生活的诗篇，一方面写出这些失去青春和自由的女子的哀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宫廷中的夺爱争宠、勾心斗角的现象。宫廷中的等级壁垒实质上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同样存在着阶级压迫。虽然有的诗人倾心于宫廷繁华生活的描写，例如王建的若干宫词，但是大多数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宫廷中压迫和被压迫、损害和被损害的内幕。又如随着唐中叶商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描写商人活动的诗篇。像元稹的《估客乐》、白居易的《盐商妇》、刘禹锡的《贾客词》、张籍的《贾客乐》、《野老歌》、姚合的《庄居野行》等，都揭露了商人“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的豪富，并和农民的贫困做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比过去《估客乐》等乐府旧题有了更多的现实内容。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愁水复愁风”的商人妇形象，如李白的《长干行》、《江夏行》，白居易的《琵琶行》，刘采春的《啰唝曲》等，也为传统的“闺怨”诗扩大了描写领域。

唐代诗人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具有比前代诗歌更大的批判力量。他们对于由贵妃、权臣、贵宦以及各级官吏、差役所组成的统治机构的腐败和罪恶，大胆加以揭露和谴责，有时甚至把矛头指向皇帝。如杜甫的《兵车行》、《忆昔二首》、《解闷十二首》，李商隐的《马嵬二首》，曹邺的《捕鱼谣》等，都直接针对最高统治者，或则委婉讥讽，或则尖锐揭发，在我国诗史上是很少见的，引起后代不少文人的惊异[30]。白居易曾说自己的诗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正说明这些诗篇的战斗作用。唐代诗人虽然还没有提出许多新的进步思想[31]，然而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观察确比前人深入一步。过去也有一些揭露贫富不均的诗歌，杜甫却把这些现象概括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惊心动魄的名句。概括得高由于感受得深。杜甫、白居易等对于阶级对立的事实当然不能达到资产阶级的阶级论的认识水平，更不能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做任何类比，但他们的感受确较深切。杜甫反复地做过这种对比：“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壮游》）、“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指劳动人民）杼柚茅茨空”（《岁晏行》），白居易的《伤宅》、《买花》、《轻肥》、《歌舞》等更用全篇对照，使人们对于这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获得深刻的印象。晚唐诗人在整个社会动乱的背景下，对社会贫富不均所进行的批判，实际上已预示着唐末农民大起义革命风暴的来临。

当然，由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属性，唐代诗人不可能怀疑整个封建剥削制度。例如他们反对过重的官税徭役，对劳动人民表示了同情，但是他们对于十倍乃至二十倍于官税的私家的高额地租剥削[32]，却一无反映。他们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最终目的仍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巩固，防止矛盾激化引起农民起义。至于那些歌颂愚忠、粉饰太平的作品也绝不是少量的存在，即使在一些优秀作品中也往往掺杂着不少封建性的糟粕。我们对待唐诗，和其他文学遗产一样，都必须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

以上是对唐诗几个重要思想内容的说明。

三

唐诗之所以有卓越的成就，也因为许多作者能够在艺术上推陈出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33]唐代诗人能学古更能变古。精熟《文选》是唐代诗人普遍的文学修养，但他们的作品很少是“《选》诗”的翻版，不像后代诗人常常产生一些唐诗的仿制品。这是唐诗艺术的一项宝贵经验。

整个唐诗发展的过程就是推陈出新的过程，不过在那二百八十多年间“因”和“变”的程度时有升降。大致可以分为八个阶段，这里试就各段的“新变”做简括的说明（在本书作家小传里已涉及的问题不再多说）。

一、唐初三四十年，诗坛沉浸在“梁陈宫掖之风”里。一代“英主”李世民也要做做宫体诗，劝他别做宫体诗的虞世南自己也不免做宫体诗[34]。其他宫廷诗人如杨师道、李义府、上官仪等无不追随梁、陈，风格轻靡。只有个别作者，如王绩，诗风平易率真，能自拔流俗，成为例外。

二、开元前的五六十年间，以四杰、沈、宋、陈子昂、杜审言等为代表的诗风，变化渐多。一方面由于律诗绝句的规范化已经完成，音调圆美谐和；另一方面由于歌行的组织辞赋化，篇幅加大，气势稍见壮阔。更重要的是诗歌题材从宫廷扩展到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内容充实。从本书所选的近体诗和歌行都能看出上述的变化，虽然还带着六朝的色彩，气象却显然不同了。陈子昂有意打复古的旗号做革新的事业，要拿汉魏风骨来矫正六朝的“采丽竞繁”，以《感遇》三十八章为标志的新变，开创了唐代五言古诗的新面貌。

三、从开元之初到安禄山之乱的前夕，约四十年间，诗歌发展成跃进的形势。最显著的变化表现在七言歌行，高适、岑参、李白等作家都能突破初唐歌行的形式，以纵肆的笔调，多变的章法，写壮伟宏丽的题材，表现豪迈的气概。尤其是李白，以高度创造的精神，淋漓尽致的笔墨作乐府诗，许多乐府旧题在他的笔下获得新生命。他的歌行打破初唐整齐骈偶的拘束，杂用古文和楚辞的句法，比汉魏乐府和鲍照的杂言更加解放，确是一种崭新的诗体。他的五言古诗具备汉魏六朝的多种格调，变古的程度不如七言歌行，但是仍然具有豪放飘逸的特色。大致说来，唐代诗人的古诗比前人写得放，写得尽。明锺惺曾批评唐代五言古诗“不能”或“不肯”减省字句[35]，这虽然带着偏见，却说中了唐代古诗较放较尽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不能或不肯减少文字的问题，而是什么内容要求什么表达方式的问题。唐代诗人把许多原来只用散文写的内容写进诗，自然会把一些散文的特点带到诗里；而在李白个人，由于意气豪迈，才思横溢，为了表现胸襟，逞足笔力，写得放写得尽也是自然的结果。七言绝句也是唐代乐府歌词常用的形式，李白、王昌龄、王维、王之涣、高适、岑参等都擅长此体，他们的作品是唐代七绝的代表作。

唐代的田园、山水诗在艺术上发展了陶渊明和二谢的传统。这时期的王维、孟浩然都能熔铸陶、谢而自成一家。王维尤其突出，常常用含蓄简省的文字描绘出一幅画境而绝去雕琢的痕迹。

这时期的诗歌，无论古体、近体都不再以组织辞藻为贵，齐、梁以来靡丽之体到此已经基本上扫尽，“六朝锦色”纵有残馀，已经不足为病，反倒是一种点缀了。

四、从安史之乱前夕到大历初十几年间的诗坛为杜甫的光芒所笼罩。杜甫论诗既承认传统必须继承，又指出历代各有创造，所谓“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偶题》）。他主张广泛地同时有批判有选择地学习古人，“转益多师”而又“别裁伪体”（《戏为六绝句》）。他的创作实践表明他确实能多方面地学习前人的优点，更能创造性地加以发展。推陈出新的成绩超过了同时代的一切作家。

杜甫一生把许多国家变故、民间疾苦，自己的所经所历、所感所思，都写在诗里。诗歌题材在他手里又大大扩展。杜诗形式多创新，首先由于内容的新。他的许多乐府诗直接写当时实事，不但没有“依傍”古题的必要，而且非摆脱古题的限制不可，所以才有“即事名篇”的创举。

在杜甫的五言古诗里，汉、魏、晋、宋诗歌的影响有些还有迹可寻。他从汉乐府和建安诗所吸取的似乎更多些。有时全用古调而青出于蓝[36]，更多的是融古于今，自成杜体。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壮游》、《送重表侄王砯使评事南海》等篇，沉郁顿挫，包容博大，夹叙夹议，诗中有文，确是有诗以来未有的奇观。惟有这样的形式才能诗史似地表现那个时期的重大题材，抒写作者胸中如山如河的郁积，展放作者碧海掣鲸的笔力，因而最能见出他的特色。

杜甫和李白的七古同样代表唐代这一诗体的最高成就。杜甫能用七古表现多样题材，有时叙写生活里的平凡情事也能寄寓深沉的感慨，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等，甚至像《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这样的题材也写成七古，议论滔滔，生发不穷。这是杜甫以前未曾有过的。

杜甫把律诗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杜诗今存一千四百余首，律诗近九百首。在这么多的律诗里，内容和语言都极少重复，可以想见其丰富多彩和善于变化。尤其在秦州时期，五言律诗数量多，变化大，悲壮的特色最显著。晚年在夔州更多律诗，许多著名的七律组诗和长律都集中在这时期。杜甫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往往“不烦绳削而自合”。像《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全篇对仗，《秋兴八首》（“昆明池水汉时功”）色泽极浓，但读起来会忘了它是讲究对偶和修饰词藻的，原因在于感情的激越，内容的动人。这是杜律一大特点。他的有些七律参用古诗的音调和句法，间有标明为“吴体”的，都是所谓拗体。这些拗体并非率意为之，而是为了追求别一种声律，有心创造出来的。读者对于杜诗声律的“细”处，也可以从他的拗体去体会。

杜甫还写了一百首以上的绝句。如果以平仄谐调的歌体绝句为正格，杜甫有大量的绝句可以称为“变体”或“别调”，它们的音调往往像古乐府或竹枝词，可能受了民歌的影响。

元结和他所选《箧中集》的作者孟云卿等，专尚质朴，是当时诗歌主流以外的一小股支流。元结诗的生硬处似乎预示着韩愈、孟郊诗风的特点。

五、从大历初到贞元中二十馀年是唐诗发展停滞的时期。这时期除韦应物之外没有杰出诗家。刘长卿的古近体诗都近似王维，韩翃的七律近似李颀，顾况、李益有些作品像李白，他们都不能越出开元时诗人的范围，也不能达到开元时诗人的水平。韦应物的古近体诗都可观，白居易说他“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与元九书》）。大历诗人中只有他较为突出。

六、从贞元中到大和初约三十年间（主要是元和、长庆时期）诗坛又出现大活跃的景象。白居易曾说：“诗到元和体变新”（《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所谓“变新”实际上包括题材、形式、风格等等方面的发展。例如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的古题和新题的乐府比李、杜反映了更多方面的现实问题，扩大了社会诗的内容。同时，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了明白易晓和便于合乐，有意写得“质而径”、“顺而肆”，就在歌行中增加一种新形式、新风格。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等故事歌行使人耳目一新，韩愈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大写火神请客的故事，更是新异。用诗来写故事显然是这时期的新风气，可能受当时传奇小说发达的影响。唐代的故事歌行发展了《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一类的乐府诗，既开创了新的体裁，也扩展了诗歌的题材。此外，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民歌的《竹枝》、《杨柳枝》、《浪淘沙》等词，在绝句中平添一格，同时也丰富了文人诗的内容。

从语言风格来说，元、白尚坦易，代表一种倾向；韩愈、孟郊尚奇险，代表另一种倾向。韩、孟号称善于学古，远则汉魏，近则杜甫，但是他们各具特色，都有显著的创造性。在语言上刻苦推敲，追求奇异，是当时的风气，不仅韩、孟如此，卢仝、刘叉、贾岛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这种倾向。柳宗元在山水描写中比王、孟、储、韦更多着意刻画，多少也和这种风气有关。李贺诗的奇诡瑰丽、新辞异采，妙思怪想，固然也受韩、孟诗风的影响，但他却在韩、白之外自创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不同凡响，别有天地。

这时期诗体有进一步散文化的倾向，这在韩愈的诗里最为显著。如果说李、杜诗中有文，韩愈却简直是以文为诗。白居易的古诗一般都写得铺放详尽，滔滔如话，“连用叠调”[37]。主张诗贵含蓄的人，可能对韩、白这类诗不很满意，但不能否认它们各为诗中一格，它们不但丰富了“唐音”，而且影响了后代。

七、从大和初到大中初约二十年间唐诗的艺术还在发展。这时期的作者以李商隐、杜牧最为杰出，不论古体、近体，都有成就。他们的长篇五古，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篇的精神和创作手法，叙事明晰，气势宏伟，题材重大。但尤以李商隐的七律和杜牧的七绝最有特色。李商隐的七律在前人已多方开拓、几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对语言、对仗、声律和典故，无不经过精心的选择和组织，开阖顿挫，变化万千，造成一种精丽和富于暗示的诗风，成为唐诗灿烂的晚霞。当然，这个特点同时包含着它的长处和短处：诗意隽永、耐人吟诵，但又因堆砌多、跳跃大而晦涩难懂。这对后世发生过好坏不同的影响。杜牧的七绝以清新俊逸的风格见长，在王昌龄、李白等人之后，犹能自成一家。温庭筠旧称与李商隐齐名，他的秾艳虽为唐诗增添一种色彩，但思想和格调是不高的。

八、从大中以后到唐末约六十年，不曾再出现大的作家和新的变革。这时期作者虽多，只是贞元以来各大家的学步者，例如杜荀鹤之于张籍、白居易，方干、李频之于贾岛、姚合，吴融、韩偓之于李商隐、温庭筠。这时期的诗，篇幅狭小，内容虽有感愤时事现实性强的特点，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都不如以上几个阶段，只能算是唐音的“馀响”了。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唐诗重大的变革和主要的成就都产生于陈子昂时代和李商隐时代之间。其间以李、杜时代最为突出，其次是韩、白的时代。每一时期的艺术成就都和自觉的革新要求密不可分（有时“变新”是在“复古”的口号下进行的），也和继承旧有的优良传统息息相关（“风雅比兴”、“汉魏风骨”都在唐诗的发展中起作用）。从唐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到“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批判继承和“陈言务去”、“词必己出”的创造精神相结合。如果说唐诗在艺术上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首先就是这种推陈出新的经验。

四

选录唐诗的工作，从唐元结《箧中集》、殷璠《河岳英灵集》起，一直代不乏人，出现了数量众多的选本。封建时代的旧选本，编选的具体目的可能各有不同，总的倾向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清康熙时的《御选唐诗》、乾隆时的《唐宋诗醇》之类的“钦定本”，它们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固然十分鲜明，就是一些学者、诗家的选本，也是如此。像宗法盛唐诗歌的《唐诗品汇》的选者高棅，明白表明他选诗对于“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38]；标举“和平中正”、要求体格详备的《唐诗别裁集》的选者沈德潜，也说“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39]。因而，旧选本往往不仅是文艺欣赏的读本、文艺创作的范本，甚或是应试科举的教本，同时也是封建思想的一种宣传工具。尽管这些旧选本经过批判分析，仍然是研究唐诗、研究编选者当时的文学风尚等的一项有用资料，但它们都不能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则是十分清楚的了。

本书努力遵循毛主席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教导，选择唐诗中一些较好的作品向读者介绍。共选诗人一百三十馀家，诗六百三十多首。这是一个文学读本，不是文学史参考资料。选录的标准服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我们尽可能选取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好的作品，艺术标准中还考虑到能代表唐诗的特点。有些思想平庸但确有艺术特色、有一定借鉴作用的作品，也酌量选录。本书有作家小传和作品注释。在注释中我们努力多注意解决疑难和关键的问题，在小传中希望除扼要叙述作家的生平之外也能扼要地说明他们的创作特点。由于水平的限制，不但注释和评述可能存在缺点和错误，就是选目也未必妥当。希望以后在读者的指正下不断改订。

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五年进行修订（重定选目、增补和修改作品注释、作家小传等）。参加初稿和修订工作的有余冠英（负责人）、陈友琴、乔象锺、王水照同志。钱锺书同志参加了初稿的选注、审订工作，后因另有任务，没有继续参加。吴庚舜同志从一九七五年起参加了修订工作；范之麟、董乃斌同志也曾短期参加。

何其芳同志生前对本书的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把它作为我们文学研究所一项比较重要的业务项目抓得很紧很细；王伯祥同志在世时也对这项工作给予不少帮助。但他们已不能看到它的出版，使我们备感怀念。本书选目和部分原稿曾向所内外一些同志征求意见，得到许多教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也提过不少宝贵意见，一并在此致谢。

余冠英

王水照

一九七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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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八五页。

[2] 唐薛用弱《集异记》中“王涣之”（即王之涣）条。

[3] 见元稹《重赠（乐天）》自注及“休遣玲珑唱我诗”句。

[4]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

[5] 《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李白传》。

[6] 《列宁全集》第六卷第93页注。

[7] 我们采用了有些史学家的观点，把我国封建社会一定时期的地主阶级，划分为皇族地主、世族地主、庶族地主三类。皇族地主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体现者，也是国家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世族地主，又称士族、豪族，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享有封建特权（如免税免役、所谓“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的垄断官位等）。庶族地主，又称寒门，却没有或很少有这些特权。有的世族地主破落以后占地很少甚至全无土地，有的庶族地主却拥有大量土地，所以，我们不用“大地主”、“中小地主”来指称他们。

[8] 《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

[9]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10] 唐柳芳《姓系论》：“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大姓，即望族）已。”（见《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

[11] 《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12] 《梦溪笔谈》卷二十四。

[13] 《旧唐书》卷八十一《李敬玄传》。

[14]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杨绾传》。

[15]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郑覃传》。参看《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

[16] 《国史补》卷中《耻科第为资》。

[17]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参看《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

[18] 《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改更，旋即仍旧。”例如《通鉴·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五年，玄宗下敕，因“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改试“大经十帖”。

[19] 《唐摭言》卷十五《杂记》。

[20] 《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21] 《沧浪诗话·诗评》。

[22] 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诗。

[23]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及白居易《与元九书》。

[24] 《通鉴·唐纪五》。

[25] 前者如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等，见唐德宗时曾来华学习的日本和尚空海所著的《文镜秘府论序》。序文中还说，在崔融等人以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的著作，已是“黄卷溢箧，缃帙满车”了（今大都已佚）。此类唐人著作，还可参看《诗薮·外编》（卷三）、《唐音癸签》（卷三十二）等。后者如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等。虞世南还有《兔园策》，已佚。这些类书编纂的直接目的是为写作骈文、辞赋提供词藻典故，但实际上也为律诗的写作提供资料。

[26]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

[27] 见《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

[28] 见《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

[29] 原语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卢藏用传》。

[30] 如宋代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列举数例，叹为“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31] 在个别问题上诗人们还是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如白居易《妇人苦》诗中就反对妇女要守节、男子能再娶的不合理现象。

[32] 见唐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奏议》卷六《均节赋税恤百姓》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条。

[33]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

[34] 《唐诗纪事》卷一“太宗”条。

[35] 《唐诗归》卷十五李白《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诗，锺惺评云：“事妙诗妙矣，只觉多了数语，减得便好。却又不能，或不肯。唐五言古往往受此病。李杜不免。”

[36] 例如《遣兴》（“下马古战场”）全是建安诗的音调，奔放苍凉，凌驾建安作品之上。

[37] 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云：白居易诗“又多创体，自成一格”，“连用叠调”就是其中的一体。并举诗例云：“如《洛阳有愚叟》五古内‘检点盘中饭，非精亦非粝；检点身上衣，无馀亦无缺。天时方得所，不寒又不热；体气正调和，不饥亦不渴’”等。所谓“叠调”就是排比句。

[38] 《唐诗品汇总叙》。

[39] 《重订唐诗别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