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穷人（一）

我爸爸去世的那年我才十四岁。我的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它不是在这儿开始，而是在离这儿很远的一个省里，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开始的。爸爸是Т[15]省П[16]公爵的大庄园上的管家。我们住在公爵的一个村子里，过着安静的、悄悄的、幸福的生活……那时我是个那么爱欢蹦乱跳的小不点儿，成天什么也不干，净在田野上、小树林里、花园里乱跑，谁也不来管我。爸爸不停地忙着工作，妈妈忙于家务，没有人教我识字念书，这倒使我很高兴。常常，一清早我就跑到池塘那里去，或是跑到小树林里，或是跑到割草场上，或是跑到割麦人那里去——太阳晒也好，自己跑到村外我不认得的地方去也好，身上被灌木剐伤、衣服被撕破也好，都没有关系——事后回到家里挨骂，我根本无所谓。

我觉得，如果我能一辈子不离开那个村子，在一个地方住下去，我一定会十分幸福。然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我们迁居到彼得堡时我才十二岁。唉，回想起我们凄凄惨惨地准备上路的情景，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当我向跟我是那么亲切的一切告别的时候，我哭得多么伤心。我记得我扑上去搂住爸爸的脖子，含泪恳求他在村里哪怕稍微再多待几天也好。爸爸大声骂我，妈妈直流泪；她说需要这么做，迫于形势非走不可。П老公爵死了。他的继承人把爸爸解雇。爸爸有一点儿钱放在彼得堡的某些私人手里周转。他希望使自己的境况有所好转，认为必须亲自到这儿来。这些都是后来我从妈妈那里知道的。在这儿我们定居在彼得堡城郊，在一个地方一直住到爸爸去世。

要我习惯新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哪！我们是秋天搬到彼得堡的。我们离开村子的那天，天气是那么晴朗、温暖、明亮；农活都干完了；打谷场上大垛大垛的庄稼堆积如山，聚集了成群的唧唧喳喳的鸟儿；一切都是那么明朗欢快。而在这里，我们一进城就碰上下雨，秋天潮湿的迷雾，天气恶劣，泥泞不堪，一群陌生的新面孔，都是些不好客的、不满的、怒气冲冲的。我们凑合着安顿下来。我记得，我们大伙儿都是乱哄哄的，忙忙碌碌地安顿好新家。爸爸老不在家，妈妈没有一刻安闲的时候——大伙儿完全把我忘了。在我们的新居里过了第一夜，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哇！我们的窗户对着一道黄栅栏。街上总是到处泥泞，行人稀少，大伙儿都把衣服裹得严严实实，都那么怕冷。

我们家里成天都非常忧伤寂寞。我们几乎没有亲友。爸爸跟安娜·费奥多罗芙娜不来往（他欠她钱），经常上门的都是来办交涉的。他们来了照例要争吵、叫骂、大喊大叫。每次这些人来访之后爸爸就变得那么爱发牢骚、发脾气，总是一连几个钟头在屋里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跟谁一句话也不说。碰到这种时候，妈妈也不敢跟他说话，只好一声不吭。我就坐在一个角落里看书，乖乖地、静悄悄地，一动也不敢动。

我们来到彼得堡三个月之后，我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起初待在生人中间我是多么忧伤啊！一切都是那么冷漠阴沉，女教师们那么爱大声叫嚷，姑娘们那么爱嘲笑人，而我却是那么腼腆。多么严格，多么苛求！样样事情都有规定的钟点，公共的伙食，枯燥乏味的教师，开头这一切使我痛苦到极点。我在那儿夜里不能入睡。我常常整夜流泪，那寂寞的、寒冷的长夜。常常，晚上大家都在温习功课或是学习，我却在埋头读法语会话或是念俄语生字，一动都不敢动，心里却总是在思念我们的家，想爸爸，想妈妈，想我的老保姆，想保姆讲的故事……唉，真叫人伤心！就连家里最无足轻重的东西，我回忆起来都是愉快的。我不住地想啊想啊：想我现在要是待在家里有多么好哇！我会坐在我们的小屋里，跟我的亲人坐在茶炊旁边，那么温暖，那么亲切，那么熟悉。我想这时我会怎样紧紧地、热烈地搂抱妈妈！我想啊想啊，不禁伤心得悄悄地哭起来，我硬把眼泪往肚里咽，生字也就记不住了。因为我没有把明天的功课背熟，就整夜梦见老师、外语女教师和同学们，整夜做梦背功课，可是到了第二天还是什么都不会。她们罚我跪，一天只给我吃一顿饭。我是那么闷闷不乐，孤单寂寞。起初，我一念功课，同学们就都嘲笑我，逗弄我，跟我打岔，我排队去吃饭或是喝茶的时候，她们就拧我，平白无故地就向女教师告我的状。可是星期六晚上保姆来接我的时候，我总是欣喜欲狂地紧紧搂住我的老保姆。她给我穿好衣服，把我裹得严严实实，一路上她总跟不上我，我呢，老是跟她讲个没完，把什么都讲给她听。回到家里我是那么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紧紧搂抱我的亲人，好像有十年没有见面似的。接着就谈啊，讲啊，瞎聊啊；向所有的人问好，我又是笑，又是乐，又是跑，又是蹦蹦跳跳。然后跟爸爸谈起正经事儿，谈到学习，谈到我们的老师，谈到法语，谈到洛蒙德的语法[17]——我们大家都是那么开心，那么惬意。就连现在回忆起这些时刻来我都感到快活。我拼命用功学习来让爸爸高兴。我看得出，他把最后一文钱都花在我身上，上帝知道，他自己是在怎样挣扎。他一天一天地变得越来越忧郁、不满、爱发火。他的脾气完全变坏了：事情不顺手，欠了一大堆的债。妈妈常常连哭都不敢哭，话也不敢说，生怕惹爸爸生气；她变得那么病病歪歪，一天天瘦下去，还咳嗽得厉害。我从寄宿学校回来，看到的总是那些愁眉苦脸。妈妈悄悄地流泪，爸爸发脾气，开始了指责和非难。爸爸开始说我没有给他丝毫快乐和丝毫安慰，说他们罄其所有把钱都花在我身上，可是我直到如今还不会讲法语。总而言之，一切失败、一切不幸，一切的一切，全都怪罪我和妈妈。可是他怎么能折磨可怜的妈妈呢？我常常看着她，我的心都要碎了：她的面颊凹下去，眼睛眍进去，脸上泛着一种肺结核病患者的潮红。我挨的骂最多。开头总是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弄到后来只有上帝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我常常都弄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什么都怪罪到了！……真是一无是处！又是提到法语，又说我是个大笨蛋，又说我们寄宿学校的校长是个懒惰的蠢婆娘；说她不关心我们的道德品质，说爸爸至今没有能给自己找到工作，说洛蒙德的语法书糟透了，扎波尔斯基[18]的要好得多，说在我身上白扔了好多钱，说我显然是个冷酷无情的姑娘。总而言之，可怜的我尽管拼命努力复习法语会话和生字。可是什么事都怪我，什么事都要由我负责！这根本不是因为爸爸不爱我，其实他是非常疼爱我和妈妈的。只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操心、忧虑、失败把可怜的爸爸的身体折磨得快垮了：他变得多疑、容易发火，常常近于绝望，他开始不在意自己的健康，着了凉，突然就病倒了，他没有痛苦多久就死去了，那么突如其来，那么猝然。这个打击让我们一连几天精神恍惚。妈妈整天发呆，我甚至怕她会发疯。爸爸刚死，债主们就成群结队地找上门来，好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抵了债。我们把彼得堡城郊的那所小屋也卖了，那是爸爸在搬到彼得堡半年之后买的。我不知道其余的事是怎么解决的，可是我们自己落到了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安身之所、没有饭吃的地步。妈妈得了极为消耗体力的病，我们不能养活自己，没法生活，面前是死路一条。那时我刚满十四岁。正当这时，安娜·费奥多罗芙娜来看望我们。她总说她是个女地主，跟我们沾点亲。妈妈也说，她跟我们是亲戚，不过是远亲。爸爸生前她从来没有上我们家来过。她来时含着眼泪，说她非常同情我们，慰唁我们的损失和我们的贫困境遇。她还说，这都怪爸爸自己不好：说他过日子不是量力而行，而是好高骛远，过于自负。她表示愿意跟我们更亲近些，建议忘掉彼此之间不愉快的事；当妈妈声称从来没有对她怀有恶感的时候，她竟感动得落下泪来，领妈妈到教堂去追荐亲爱的（她这样称呼爸爸）。在这之后她就郑重其事地跟妈妈和好了。

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先说了一大套开场白和事先声明，把我们的穷困处境、孤苦无告、没有希望、束手无策的情况大肆描绘一番之后，然后邀请我们，照她的说法，到她家里去安身。妈妈向她表示感谢，可是好半天做不出决定，只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又绝不可能做出别的安排，最后只好对安娜·费奥多罗芙娜说，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她的建议。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从彼得堡城郊搬到瓦西里耶夫岛[19]的那个早晨。那是秋天一个晴朗、干燥、寒冷的早晨。妈妈哭了，我也非常伤心；我的心要碎了，心灵受到一种无法解释的、可怕的苦闷的折磨……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时刻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