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华在涌金派出所上班时，每天从观音塘小区出发，要走一段清泰立交桥。立交桥下，有一段铁路向北蜿蜒。有时，远远望见火车飞驰，黄国华总会想起28年前的车站站台，想起徐骊跪在他面前的绝望。
28年后，在齐齐哈尔火车站，在离杭州2600公里外的北方，在这个1991年讷河案要犯从杭州被押解回来的终点，黄国华刚一下火车，便迫不及待点了一根烟。
扑面而来的北风打着唿哨，站台上，行李箱轮子的碾动声与此起彼伏的手机提示音交织在一起，那些关在他心里28年的沉重往事，也一窝蜂地涌了出来。
当黄国华的背影混在陌生的乘客之间，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过中年的男人。可他在人群之中不知不觉放慢的脚步、时不时左顾右盼的打量，都提醒着我，我们此行所面对的，不仅仅是黄国华从1991年开始重新被定义的人生；还有从这里改变的许多人的人生。
齐齐哈尔，名字源自达斡尔语，有“边疆”之意。可如今，眼前这个宽敞明亮的火车站，已和其他城市相差无几。20世纪90年代，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要乘绿皮火车慢慢吞吞地走上三四个钟头，如今，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车站离徐骊曾经的家只有十几分钟车程。当年，她和老公吵架后走出家门，一气之下来到火车站，被贾汶戈团伙盯上，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当年，也是在这个车站，她被监视着在广场徘徊，引诱一个又一个外地人搭上去讷河的火车。那一个个陌生人的人生，就从这一列列有去无回的“死亡列车”开始，被残忍抹杀。
当年，也是在这个车站，她明知道儿子就在十几里之外的家中等她回家，她也不敢多迈近一步。她带着咫尺天涯的伤痛苦苦支撑，到最后，甚至不忍，也羞于让儿子记得自己的名字。
28年来，一列列火车呼啸而过，而那些在记忆中折叠的万千个瞬间，已经一去不返。
世事变迁，要找到讷河案的亲历警察谈何容易！他们有的退休无从联系，有的已经去世，就连当时来杭州办案一直吊盐水的讷河刑侦刁大队长，也在半年前因病去世。
几经周折，我们寻访到了讷河案杭州押解组组长，当年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的局领导之一。当时，是他带着押解人员去杭州执行押解任务。去杭州执行任务的押解人员一共14人，其中讷河当地派了10名干警，齐市抽调了4名。
一听我们从杭州赶来，不多寒暄，老局长就知道我们此行是为了讷河案。他皮肤黝黑，讲起案子声音洪亮，全然不像是一个80岁高龄的老人。“这趟差事，局里让我去，其实心里特别别扭。押解路上，来回十多天，没有一会儿心里是舒坦的。”
接到任务后，他们立即赶去杭州，和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的警察开展交接工作。但在押解的方式上大家有一些争议。
他回忆：“有警察建议飞机押送，我反对。包机的成本太高，还考虑到安全因素。我建议火车押运，包一节车厢。11月8日，我们准备将3名重犯从杭州押送回齐齐哈尔。杭州看守所没有电梯，这3个重犯戴着镣铐，光下楼梯就花了好些时间。贾汶戈经过时，看守所的在押犯人都趴在铁窗边看，他吼了一句：‘战友们，我走啦。’这情景我到今天还记着，是因为太嚣张、太可恨！”
从齐市出发前，这位局领导特意做了一面锦旗，想送给上城区公安分局。另外，他还带了一万块现金，想请所有办案警察吃顿好饭，但他说，这些都微不足道，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对南方同行的感激。
再三讨论之后，押解方案最后确定，包一节软卧车厢，把车厢中间的小桌子拆了，让三个重犯都坐在地上。除了齐齐哈尔的14名警员，杭州当地也派了10名特警人员一起参与押送。大家轮班，4名警察看管1名犯人，其中对贾汶戈等两名重犯采取戴脚镣、头盔、手铐，加上蒙眼、堵耳等措施，以防止其自残。而对徐骊，押解组决定，不给她戴重刑具。
从杭州出发，先到南京，在南京羁押一晚，次日早上8点启程。为确保押解万无一失，公安部下了命令，这列火车从杭州到南京，从南京到齐齐哈尔，每停一站，当地公安局的一把手要到火车站检查。
列车到了南京，杭州的10名警察结束了押解任务返回杭州，南京警方接力，负责从浦口转押至齐齐哈尔的护送。
“出发前，为了防止路上出意外，有人建议给贾汶戈打针杜冷丁麻醉剂，我坚决反对。一路上，3名重犯的情绪没有很大起伏。姓李的犯人比较沉默，贾汶戈则还想瞒天过海。他自言自语，我在黑龙江可没犯什么事……而我曾经问过徐骊：‘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助纣为虐？为什么不跑呢？’她只是很小声地回答：‘我不敢啊，他会杀我全家的。’回到齐市，我们直接把犯人押至看守所，全局的警察都在等我们。”
那个冬天，讷河县城树上的叶子都已经落光，光秃得就像徐骊的内心，再也没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安，但同样永不复得的，是她没有来得及老去就已来日无多的人生。也许，唯一让她可以得到安慰的，是她的儿子从此安全了。
老局长再一次看见徐骊，是在行刑那一天。他在刑场负责警卫工作。正是腊月，气温冷到零下三十几度。当徐骊从车上走下来时，也认出了老局长。她缓缓走到他跟前，对他鞠了一躬：“谢谢您对我的照顾，这辈子我报答不了您，下辈子再还您吧。”老局长也只有叹口气，说：“你好好走吧。”只见她慢慢走向刑场，随后，枪声就响了。
推算起来，徐骊被执行死刑时，刚刚27岁。
齐齐哈尔到讷河的高速公路两边，秋日敞阔的平原硬朗舒展，一丛丛芦苇铺天盖地。可当车窗外第一次闪过“讷河”的行路指示牌，我的心中顿时为之一堵。
北方小城有一种特殊的平静，那里静水深流，一成不变的街巷永远平淡，没有波澜，是那种似乎亘古不变的日常。临近国庆，讷河小城主干道的路灯柱子上插着五星红旗，看上去和其他小城的喜庆蓬勃几乎无异。
车子终于缓缓停下，想到旧时现场近在咫尺，徐骊当年深陷的杀人魔窟就在脚下……那一刻，我心中掀起的波澜丝毫不亚于28年前，那五十多字的简讯带给我的震惊。
这座废墟在一条静静的小弄里，车只能停在弄口。当地警察陪同我们一路走进去，而弄口旁，就是一个派出所。正午的大太阳下，街道忽然静下来。道路一半在阴影里，一半在阳光中。当地人说，这条街道阴气太重，即使站在太阳光下，依然止不住地觉得寒气逼人。前进200米左右，一座坍塌了一半的房子独立在阳光下，院子里杂草丛生。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就是传说中的那座魔窟吗？
房子只剩下了房架，没有大门。越过低矮的土墙，可以看见院落里被风吹动的荒草。门口的石阶角落里一些草茎在挣扎，茎叶上有花儿，花儿的旁边有一些小小的洞穴，应是黄鼠狼出没的地方……
这一切，令我头皮发麻。
黄国华想法儿跃过低矮的围墙，进到院子里面的荒草丛。那口窖井，也掩盖在杂草之下。地窖上盖着几块大石头，试图掩盖那黑洞之中惨绝人寰的劣迹。地窖有六米多深，离这个窖的口子隔一米多远，还有一个一米见方、直上直下的坑。1991年的冬天，从这两个黑漆漆的坑里，曾挖出过四十多具尸体。
那天中午，这个真真切切弥漫着28年前血腥气的魔窟，还是给了我难以磨灭的恐怖记忆。我戴在项链上的一颗琉璃佛珠，竟然就在那一刻，挣脱包裹的银囊项坠，跌落而下。当时，所有在场者都震惊极了，甚至当地的警察都不禁感慨，这巧合似乎喻示着连佛珠都难以忍受现场这深重的冤气。
讷河市公安局局长当年是名年轻的警察，案件破获那几天，他被派去看守所。在他记忆之中，整个东北几十年里，都没有比1991年冬天的讷河更凛冽的北风了。接到这么一个案子，小城所有的警察全都动了起来。当时，他参与看管二号案犯李川。
“看守所里，和他面对面坐着，隔着铁窗。除了审讯警察，看守的人都不允许说话，一圈儿半的警察围住案犯。冬天里，车子不好骑，从家到看守所得骑30分钟，穿着棉大衣，头发上、眼眉、眼睫毛上都是白的，手都是僵的。”
他提到，那个时候常常听到徐骊的歌声。“大家都知道唱歌的人是她，她当过幼儿园老师。那时的看守所就巴掌大点儿地方，女监的动静这儿全听得到。她唱歌的声音很柔和，其实她面前只是光秃秃的水泥墙壁，但她的歌声里像是有听众一样。她唱得最多的一首歌叫《祈祷》，‘让时光懂得去倒流，叫青春不开溜’……大家都知道这个案子里她的处境，也不去打断她，让她唱吧。”
就这样整整看守了一个月。
讷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当年只有二十多岁，刚刚走上警察工作岗位。他当年的任务是看守挖掘尸体的现场。他说：“这个案子唯一帮到自己的是‘明天越来越好’，因为此后再也没看过比这更惨、更让人崩溃的现场。我们当时都害怕，一宿一宿地看着。挖出的尸体，好多是不完整的，颅骨、锁骨、胯骨，这三个地方有了算一具，剩下的全装塑料袋里，院子里摆着一溜儿。我记得清楚，我是从10月26日开始执勤的。那天还下雪了，我们带着枪都害怕。那一院子都是尸体啊！想要去上个厕所，一个班的六七个警察都约好一起去。”
“那气味……真的是这辈子都忘不了。我们这些执勤的都觉得，有可能马上就被呛得撑不住死掉了。老法医都给呛昏过去了，六米深的窖，里面缺氧，尸体高度腐败，不是专业的不敢动，就得法医下去，系个绳子，往上传。法医下去前，得不断地用鼓风机往洞里吹风散尸气。”
因为讷河案，当年讷河撤县建市的申请工作被耽误了整整半年。这个案子在讷河县志上也曾被记载。
大队长回忆：“当时大家都说，讷河算是完了。那年春节，附近亲戚都不愿意上讷河来串门，觉得晦气。报上、杂志上都登了，‘不想活，到讷河。’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顽童，都知道讷河有个杀人魔。案子破获后，原来的公安局长、政委、派出所长等集体被免职了。如果当时在杭州，是按麻醉抢劫案判；如果当时徐骊没有检举自首……不敢想象啊！”
1991年10月23日，讷河县公安局接到杭州市公安局的电报后，属地片儿警上门查证，没找到贾汶戈家，于是回电，“查无此案”。第二天，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接到杭州市公安局发来的案件电报。局里下命令说，必须找着这家。等警察上门，只有房东老两口在。
这个房子是贾汶戈租来的，和房东老两口平时住的屋子就隔了一堵墙。老两口住西面这屋，他们住东面屋。出事后，房东老太太吓得逢人就哭。警察来调查，她唯一能回忆起来的，只是贾汶戈家人来人往特别热闹，尤其是一到晚上，录音机里的音乐声就响个不停，但表面上真的看不出来贾汶戈是杀人狂。
现在想来，这个案子残忍到突破所有警察的认知，也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所关联。20世纪90年代，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一部分人正从贫困走向温饱，刑事案件逐年上升，破案率却没有相应地上升。而当年街上没有现在这样遍布的监控探头，也没有现在这样便捷的通讯工具，如果有人失踪没有报案，也没有证人，就真的会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为此，那些年里，公安机关时不时都要搞一下严打专项行动，可见在当时，治安形势甚为复杂。如今有不少人因为媒体报道的一些案件，就片面地认为当下的治安似乎没有几十年前的好，这是极为片面的想当然。过去的很多案子，只是因为消息闭塞传不出去而已。
贾汶戈的面具是一层一层被撕开的。贾汶戈是典型的“灯下黑”，就算他站在你面前，你都看不出他是个杀人犯。
据小时候就认识他的管区警察介绍，贾汶戈父母死得早。小时候他聪明机灵，小学、中学都是当班长的，有个好学生人设。初中毕业后，他先被分配在一家当地工厂，做倒沙工。很快，他本性暴露：干活钻营，男女关系混乱，他的师傅开始看不上他。当得知贾汶戈和自己的养女李小芳恋爱，更是竭力阻拦。
不久，贾汶戈从工厂辞职，找了个杀牛的活儿。杀牛收入比较高，他攒了点钱，用这个钱他在讷河租了房，正儿八经注册了营业执照，办了个汶戈糖果厂。“法人”一栏写着他名字的营业执照，成了贾汶戈去火车站招摇撞骗的“利器”，招女工、招会计出纳、招仓管员……
徐骊就是这样被贾汶戈“招”到了讷河。管区民警说，当年的审案警察曾说，徐骊不敢举报跟贾汶戈对她的心理威胁也有很大关系。贾汶戈一直宣称自己在江湖上还有一个大哥，自己一旦出事被警察抓，这个大哥也会替他杀掉徐骊的儿子。团伙中其他几个人屈从于贾汶戈的淫威，也是怕他这个所谓的大哥。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人。
当年不顾养父反对跟贾汶戈结了婚的李小芳，更是尝到了自己酿的苦果。李小芳睡觉的土炕下的地窖，不断有新的尸体。这些人被杀之前，都以为是来糖果厂工作的。李小芳整夜整夜睡不着，也不敢违抗丈夫，只能吃大量安眠药。她常常一个人趁丈夫不注意，溜到县城电影院看通宵电影。她哪里是为了看电影，只是无处可去。
贾汶戈去苏州前，曾对李小芳讲，会每隔半个月和李小芳联系一次；如果过了半个月还没有接到他电话，就是他出事了，让她自己看着办。警察找上门来那天，李小芳也是去看电影了，回来一听老两口讲有警察来问事情，就立即畏罪自杀了。
后来黑龙江省公安厅专案组赶到时，马上把她送医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这个知情人。但是由于她中毒太深，没有能够救回来。
从案发现场回到车上，继续马不停蹄，前往鹤城（注：鹤城即齐齐哈尔市）刑侦支队。一车人谁也没有讲话，因为那个现场实在是一个深渊，把我们的精气神深深地吸走了。
残阳如血，接着便落下去了。风吹平原，如浪似海的芦苇在金黄的旷野上起伏。这些植物一茬儿又一茬儿倒下，来年又会被春天唤醒，生生不息。然而二十多年前在这魔窟里倒下的一个又一个生命，来年春天不可能再被唤醒，生命太脆弱，比不过风中的芦苇。
我们跌宕起伏的心情还远未收拾好，鹤城刑侦大楼历史博物馆里更真实的残忍又在等着我们，时间也掩盖不了的血腥在28年后依然弥漫在里面。
陈列室里静悄悄的，墙上及玻璃展柜里，当地警方依然保留着讷河案现场勘查照片，有公安部专家所绘的现场方位图，还有不少现场留存的物证和照片。
直面这些血淋淋的展品，讷河案的滔天罪行愈加人神共愤。42个死者（包括贾妻李小芳在内），这个数字并不只是一个两位数，它是42条鲜活的生命。对于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用28年的时间疗伤是远远不够的。
从警二十多年，见到的案发现场总是各有各的惨烈，即使只是公安战线的新闻记者，在我所触碰的报道领域，也总会面对这些惨烈，但我似乎总是会本能般地提醒自己，忘却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只记住正义最终会实现。但当置身于这种让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的犯罪事实之中时，这令人发指的罪恶即使如今只是在档案之中，也让人有一种瞬间被摧毁，无法呼吸的感觉。
当支队领导讲到一对父子的遭遇时，我们的心沉到了冰点。一对卖黄豆的父子被骗进贾家后，他们对父亲先下手。父亲激烈反抗，并对院子外的儿子大喊“快逃”。儿子本来有机会逃命，可为了救父亲，他冲进屋里和他们拼命。徐骊和另外一个同伙帮助贾汶戈制服了儿子，最终杀了这对父子。如果当时这对父子中有一人能跑出去，就会有人报案。也许，后面就不会有更多人无缘无故地死去。可天下又有哪一个儿子，眼见着父亲身陷险境而不救呢？
让徐骊在讷河案中不再无辜的，不仅仅是这一桩案子。即使她起初也是受害者，但她的犯罪事实，和贾汶戈团伙的其他人一样不可饶恕。
这起案件讲完，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齐刷刷地投向黄国华。他们知道，这个杭州警察是来寻找自己的答案，解开自己的心结的。看完这一切，听完这一切，黄国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他内心的翻江倒海都掉在这无边的沉默里。
这是一场真正的噩梦。滚滚而来的黑暗正宛若振海潮音，无情吞没所有。此后很多个夜晚，我会频频从噩梦中惊醒，梦中就是这可怖的现场。我似乎更深切地体会到了黄国华当年的心情。作为一个不是刑警出身的警察，第一次经办的刑侦案件就是这么一个地动山摇的案件。
那一刻，我也渐渐体会到了徐骊的绝望。一夕之间陷入这样一个人间地狱，这是28年后、坐拥一切现代交通、信息工具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苦痛。没有希望地活着，才有可能在地狱般的境地里活下去。希望，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在恶魔身边的徐骊，没想到碰到黄警官的时候又会重燃起正常人的希望。
想象当年徐骊每次经过离出租房200米远的派出所，心情一定是异常复杂的，开口还是沉默，也一定经历过了无数次的挣扎。于她来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那个在孩子堆里欢笑唱歌的老师已经死去，随着在犯罪团伙中越陷越深，她如行尸走肉般的生命早已埋在地窖里，连同那些无辜者的尸身一样腐烂发臭。
置身事外，抑或深陷其中，关于善良和邪恶，关于人性和法律，关于苦难和人生，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去判断。
此次寻访讷河案，黄国华一心希望能见见徐骊的家人。
徐骊的大姐徐叶，年近七旬。好几年前，徐叶从齐齐哈尔搬到哈尔滨居住，这才让她的生活有了一些转机和亮色。
原本徐叶不想见我们。谁愿意对萍水相逢的人揭开伤疤呢？谁想承认自己的妹妹是杀人恶魔的同伙？好在属地派出所警察的内勤热心。平时，她和徐叶一起跳广场舞，帮我们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她告诉徐叶，我们是从杭州专程赶来的，当年想替她妹妹申请立功赎罪的警察也一起来了。徐叶这才不再犹豫，直接跟着属地警察到派出所来了。刚走进会议室，黄国华立即站了起来。这是黄国华第一次见到徐叶，他很自然地开口叫她：“大姐，你和你妹妹蛮像的。”徐叶马上答：“我妹妹个子还要高，她是我们家最漂亮的。”黄国华问：“你想她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句再平常不过的问候，立刻让徐叶泪如雨下。她抬起眼睛看着我们，说：“我当然想她，但是我不敢告诉别人我想她。我也没法怨她，只能自己硬撑着。你们来之前，我还梦见她了。”
徐叶的话头打开后，再也停不下来了，好像这些年，她也一直在等待着，有人能问她这一句：“你想你妹妹吗？”徐叶很瘦，一直半侧着身子朝着黄国华。而黄国华手里的烟，一刻也没停下。
徐叶讲，徐骊属龙，比她小12岁，如果现在还在，应该是55岁。徐骊从小苦命，她3岁时，妈妈就去世了。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又多，亲戚建议把她送给别人家。15岁的徐叶不肯，铆着一口气，自己用小米粥一口一口喂大了小妹妹。
母亲不在，父亲也因病离世，家里的傻哥哥也早早走了，全靠大姐徐叶一人撑着，带着三个年幼的妹妹。她们家是五保户，吃的全靠左邻右舍给一口粥给一碗菜。最困难时，什么也没有，四姐妹就去摘榆树叶吃，甚至拿块盐巴各自舔两口。
苦难的日子望不到头。有天半夜，大姐等妹妹们都睡着了，走到家门口的北大桥，想要投江寻死。她清晰地记得，站在江边，看着黑黢黢的来路，宛若站在世界尽头，想要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声音。最后还是被赶来的妹妹们抱住了。到底不舍年幼的妹妹，咬着牙继续苦撑吧。
徐叶生怕自己对不起父母，所以给三个妹妹规矩立得很严。有一次，调皮的徐骊逃学，徐叶听说后，罚她跪了很久。从此，徐骊再没逃过学。
一直等到徐叶进厂工作，生活才有了稍许改善。徐叶拼命干活，被评为优秀标兵、优秀团干部。厂里保送读工农兵大学，全厂只有两个名额，徐叶被选中了。但她果断放弃了，她要照顾这个家，没办法。但厂子仍体恤着她们姐妹，按特殊政策给分了房。徐叶结婚以后，三个妹妹也都跟着她一起住。
等最小的徐骊高中毕业，进了分厂幼儿园做老师，这一家人都暗自庆幸苦难已经过去，生活开始像幼儿园老师徐骊的歌声一样，展现出明媚阳光的一面。
然而不幸的命运依然没有放过这个家庭。到了结婚年龄，徐骊经人介绍，认识了她丈夫，在齐齐哈尔一家国营企业卖肉的小伙子。
徐叶说：“从小我对小妹就管得严，给她找对象，总想找个本本分分的，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我妹夫长得还行，个子高，但不务正业，不上班。我妹妹被贾汶戈拐走那天，就是他们俩在吵架，因为她怀疑我妹夫出轨她闺密，我妹妹想不通，就自己走了。要是现在，我肯定让他俩离婚，但当时离婚是个不光彩的事情。”
徐叶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徐骊结婚后两人感情不和，经常吵架。起初，吵架后徐骊总跑回大姐家，但是大姐总劝说她不要吵，忍一忍。结果在那次吵架后，徐骊怕姐姐担心，选择了去嘈杂的火车站打发时间。
没有想到，这一走，她就再也不能回家了。谁又能想到，一次吵架，一个小小的选择，就让人生走上如此不可回头的岔路呢？
没有办法绕过临刑前这一刻。
徐叶很瘦，她越是想极力克制自己的抽泣，越是能让人清晰地看见，她裹着厚风衣的肩膀，控制不住地耸动。她回忆，徐骊失踪后，大概过了半年多，她接到过一个徐骊的电话。电话里，徐骊匆匆说，她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大姐照顾好家里，别的啥都没说。
接到公安局电话，让徐叶来公审现场，说她妹妹犯了案子。徐叶说：“无论如何，我也不敢想这是她做的。”从她失踪到那天再见到，徐叶有两年多没见过妹妹了。“她来不及和我多说，只说让我帮她将孩子养大。她说，她在杭州是故意犯案，为了让公安抓到她，能见到警察的大领导。”
行刑前，徐叶又见了一回妹妹。“那天，我和我二妹妹、我外甥、徐骊丈夫一起去了。大家一见面就哭，那场面不敢想。”
能够想象，徐骊见到孩子后的画面，那是被揉碎了的母亲的心，是挣脱噩梦的如愿以偿，是无法正视天真的羞愧，是永生就此别过的黯然。
北方冬天的清晨，天乌漆漆地黑。徐骊的孩子夜里就被抱出家门，等赶到看守所，在半睡中被抱给妈妈，似乎也完全没有觉察，这是分别了将近两年的母亲的怀抱。不等他反应过来，他就被抱离了这个怀抱，从此，他成了没有妈妈的人。
临行前，徐骊站在车上，跟他们挥手告别，一路还唱着歌。她身上穿的那套衣服，从里到外都是大姐新做的，一针一线缝的。她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大姐，我对不起你。”
这个事情后，徐叶在单位承受的舆论压力可太大了。
此后没多久，二妹妹又得了脑瘤，做了四次手术，没挺过来，也走了。这是怎样一个让人难过的人生，这是怎样一个破碎的家庭，徐叶的眼睛已经盛不下更多的悲伤了。她哭不动了。
从大姐的叙述中，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28年前的徐骊，知道了她有过那样一个悲苦的童年。曾经煎熬过的人生是沉重的，有看不到头的绝望，但她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只有一种无辜的单纯，看不出丝毫的苦难。
小时候的徐骊，应该也有过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的一种经历吧，时刻幻想着有一天会出现一个人，把自己带离这痛苦的生活。而现实是，这希望的火焰一次一次被残酷浇灭。这些成长路途中的损伤，一点一滴积累在敏感的心里，让她从少女时期就开始体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此她长久地提防、退让和独自排解，但无从逃避。在沉重的现实面前，她或许习惯了忽略自己的生命，她不会反抗，除了整夜的噩梦和哭泣，她不知如何面对如山崩海裂般奔涌而来的命运。
从齐齐哈尔准备返回杭州的前一天夜里，当地的警察同人找到黄国华。他们请黄警官吃饭，一个个敬他酒，接连碰杯。不知是谁轻轻哼唱起“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有人从座位上起身，直至大家全都站了起来。不用多说，这是警察都懂的一声叹息，也是只有警察才懂的惺惺相惜。
可以说，去东北之前的每一刻，黄国华始终相信徐骊是一个罪不至死的受害者，或者说，他对寻访结果寄托了某种希望。或许这种希望，就是在这28年中支撑着他固执地理光头的底气。然而结果告诉他，那个让他忘不掉的女人真的杀过人，真的做过那个犯罪团伙的主要助虐者，这让他的执念发生了改变。
我没有问过黄国华的心结有没有真正放下，只知道，他依然每周剃头。
东北之行有一个遗憾之处，就是我们始终没找到当年直接参与审讯的办案警察。当年那个魔窟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转述者大多还是间接的信息。而此行我们也没有找到徐骊的任何照片及个人物件，大姐说搬家时照片和遗书都丢了。网络上找到的有关图片，都被黄国华一一否定，说不是他见过的徐骊本人。这个案件、这个人物，依然与我们的认知隔着一条茫茫的时空之河，甚至，有的时候我都会恍惚，徐骊这个女人，在这个世界真实存在过吗？
讷河回来后大概一个多月，一个早晨，黄国华发来两份文档。我匆匆打开，是徐叶发给他的，徐骊写给大姐和儿子的遗书；同时发来的，还有徐骊年轻时的两张相片。
相片已经发黄，是很多年前流行的照相馆写真。照片中的姑娘戴着一顶不协调的帽子，满月似的面庞布满着对未知人生的憧憬。在帽子的阴影下，她的脸显得真实又不真实。她在照片中存在过，又像是只在照片中存在过，她的人生好像永远停在了27岁的那个春天。不知道那时的徐骊，会猜到她未来的命运比童年时更残酷百倍吗？
遗书整整十二张纸，密密麻麻全是娟秀刚劲的字迹。写给姐姐的，讲述了自己离家出走后所有的遭遇。或许28年前徐骊在写下这些时并不确定，遗书能否送到自己亲人的手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相信这些内容可信度还是很高的。这里面写的经历与我们之前所了解的大致相同，然而由亲历者一字一句在临终前道来，还是不禁让人震撼与唏嘘。写给儿子最后的嘱托中，只是一个平凡母亲的最难舍的牵挂：“望你听你奶奶和父亲的话，踏踏实实地做人，要做生活的强者，不要成为时代的绊脚石。更不要像妈妈一样，一步走错步步错，一失足千古恨。要热爱生活，珍惜你得之不易的生命，努力使自己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让妈妈放心的好孩子。”
大姐给黄国华留言：“你是个好警察，我替我妹妹谢谢你。你看了这遗书，把心结放下吧。不要再去剃光头了，我们都要好好地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