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有个优点：服人。熟人中，死的不提，单说眼目前活着的人里，有许多我钦佩的贤者。其中排第一号的，是年近百岁的张中行老爷子。
张先生降生于大清国光绪卅四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折合阳历则为1909年1月7日。如果普查户口，先生至今[4]应为93岁又9个月，真正可称为耄耋老人。
如果在十多年前，我尚不知先生为何许人，甚至连先生大名也陌生的。后来逛书店，突然发现署先生大号的书籍竟有五六种之多，报章杂志上先生的妙文也“忽如一夜春风来”，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如此之多，造成了视觉冲击力，自然要取来拜读。果然好看，文中虽无“黄金屋”和“颜如玉”，却有很深邃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于是，不仅记准了这个名字，并对此人恭而敬之了……
后来的一天，小子在我钦佩的另一位贤者吴祖光先生家里闲聊。忘了什么由头，我恭维吴先生有学问。不料他却笑着对我说：
“我那点学问，纯粹蒙事。张中行先生那才是真学问……”
这正好触动我好奇的神经，问下几条，才知两位老人交好甚厚，也知道了张先生如今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上班。问到张先生文章为何突然遍地都有、全面开花，答曰：“中行先生老而弥坚，虽年过八旬，笔耕不辍。更主要的，是张先生文章不论给哪家，从来是争相刊发，没有退稿的。写得多，发得更多，甚至不在乎一稿多‘发’，所以，到处皆是了……”小子那时也忝为一家戏剧刊物的副主编，既然邀约发表张老爷子大作已成为一种时髦，如同现在写戏曲的人不谈“实验戏曲”、不把传统戏曲肢解得让人看不懂便为“保守”分子一样，我便也要凑热闹。吴先生说：“我可以介绍你认识张先生，抬杠也能长学问，何况你是最温顺的，定会大有收获。”吴先生给了张先生单位的电话，并说要先打个电话给张先生，算是事先介绍过的……
打过好几次电话都没有联系上。听张先生同事讲，先生如今住在北京大学燕园，不是每天来出版社上班的。人家也没有告诉我老爷子家里的电话。架不住我有空就拨拉电话，终于有一天找到先生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通过听筒传过来，小子自报家门后，对方说知道，吴先生有电话打过来了。大概是吴老的面子大，张先生没有拒绝笔者采访，并约好了时间等细节。
小子如约而至北京沙滩后街一条胡同内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爬上三楼，在一间比较简陋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伏案工作的张中行先生。一个高高个子穿一身蓝咔叽中山装，胳膊上还套着一副蓝布套袖的老者。面目是很慈祥的，微笑着；脸比较长，鼻子却是又高又直，属于相面的称为“通关鼻子”那一种，眼睛可不大，属于小眼巴叉那类，可是老眼并不昏花，眸子很亮的……这就是我仰慕的极普通的一位老人又是大学者的张中行先生。
说明来意：为本刊邀篇有关戏剧的文章。张先生婉言谢绝，说自己对戏曲是门外汉，不能班门弄斧。经笔者再三鼓唇摇舌，最后老人答应：日后若在这方面有所得必撰稿以谢贵刊青睐。我告辞，张先生坚持要亲自送至楼下。再三坚阻，张先生下了一层楼，笔者无论如何不让老人再下最后一层楼了。因为下完了还要再上三层楼的。当我和张先生分别时，我是出于对八十高龄老人的尊敬，深深鞠了一躬。不料，老人也回敬一躬。我深受感动，这是父辈给子侄的一礼呀，虽然这次我无功以归，但我以能结识先生的喜悦抵消了遗憾。
不久，我与鄙刊主编小说家徐恒进、另一才华横溢的副主编钱祖惠女士（惜于数年前英年早逝）策划了一桩事情。鉴于戏剧的知音日稀，想扩大读者群，而刊发部分戏剧外延的文章。于是遍请京都文坛一些资深的作家为本刊操刀著文，并假座永安里一周姓友人开设的、由吴祖光先生撰写字号匾额的“四川家乡酒家”便宴，商讨文章的安排。
是日，文坛各老将很给面子纷纷如约前来。那一天光临的有张中行、冯亦代、吴祖光、黄宗江、黄宗英、汪曾祺、冯宗璞、董乐山、邵燕祥、舒展、姜德明等先生。当日诸赴约者，大都是老友重逢，颇解云树之思。一时觥筹交错，谈笑甚欢。不一会儿，便每人皆答应为鄙刊起码撰稿一篇，并且为了彼此不撞车，还安排了交稿的时间顺序。会后，酒家主人还为大家照相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应是极为珍贵的，其中的汪曾祺、董乐山以及钱祖惠诸君均已谢世，惜哉！
该日可一书者，尚有事数件。张中行先生虽在赴会者中年龄最长，但由于先生过去多在圈外，相识人不多。黄宗江先生到会较迟，进门后见到中行先生，先是一愣，细细辨认后，竟深鞠一躬，问先生：“还识昔日学生否？”叙起旧来，原来张先生六十年前曾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黄宗江竟是张先生的学生。师生数十年后邂逅，均已两鬓如霜。人生苦短，何其不易。大家也为这一对白发师生不期而遇，十分高兴，认为此亦人生一大乐事，也是本次会上一大佳话。摄影同志立刻将中行、宗江师生携手话旧的动人场面摄入镜头。
宴会毕，与会者由“酒家”老板每人发一百元钱作为来往打“的士”的车马费，宗璞女士数日后由北大住所寄给“酒家”一封信。信中说一百元钱车费有富余，只需84元，信后附寄16元。
宗璞女士做人如此，不愧为冯友兰大师之女，令人仰止。
数个月后，张先生为本刊撰稿，题为《典型与过度》，论及戏曲中塑造人物的法规：要中规中矩的典型，不要不适的夸张而成为过度。
我与张先生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了。一个重要原因，张先生从北大搬到离我家较近的马甸桥祁家豁子附近的一座楼房里。那年是1994年，先生85岁。在这之前，先生与年长他数月的老伴一直挤住在北大工作的二女儿家中。这次是先生工作了几十年的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破例开天恩给一个已经退休的老编辑分了一套三居室的新楼房。按当时说，这房也还算不错的。不过，俗话说：人在衣裳马在鞍；房子呢，则在装修。虽然当时尚没有今日（公元2002年10月）装修住房已发展到五花八门的地步，但当时谁家住新房起码也要来个简单装修。张先生却是反潮流，搬家之前只用扫帚一把，把那三室一厅打扫干净而已。这座楼房共搬进一百多户，也只有张先生这一户未作任何大小装修，开创了该楼的“吉尼斯纪录”。
我开始往张先生家跑，喝茶、清谈、侃大山。再有便是在一起吃饭。不光是我和先生两个人，头几年一起进餐的还有吴祖光、黄宗江、刘曾复等老先生。其中可以记录下来的有两次。
其一，是1997年伏天，酷暑难熬，笔者邀请当时88岁的中行老人，80岁新从外地旅游归来的吴祖光老人，另外，还有时任北京晚报副总编辑、有忠厚长者美誉的李凤祥，同时尚有一位以写旧体诗词享名的年轻女诗人靳欣去吃涮锅子。
三伏天围着火锅吃涮羊肉，两位主嘉宾，又都是耆宿，加起来近170岁，当然得师出有名。让老人们吃一个大汗淋漓，权做一回饕餮，显然不是理由。那么有什么“说法”吗？有。不久前，张先生的一部40万字自传体的佳作《流年碎影》刚刚出版上架。吴先生为本刊撰写的一部系列电视剧剧本《新凤霞》共13集约22万字，自1990年岁末动笔到今年（1997年）7月始全部完成。两部大作问世，可喜可贺。何况，女诗人靳欣的一部旧体诗集也于斯时付印成册，又是张、吴二老帮过大忙的，所以这几位一经笔者倡议并敦请，便都欣然而往。
张老爱吃羊肉，那年也快90岁了，可比笔者吃得快，虽然牙已大部分“下岗”了。酒也不拒绝喝，张先生谓“无酒不成席”，坚持要二锅头，说：“饮酒只饮此种，是粮食酒，又喝惯的了。”小子唯唯，但以此酒烈，不多给，只以一小瓶二两为限。
席上因为有个年轻活泼的女诗人，氛围便活跃得多。靳欣拿手指着刚从张先生那里获得的《流年碎影》中题为“情网”的一章问：“您的情网上有人没有？”张老答：“有。”女士又笑问：“谁？”张老毫无表情答：“不告诉你！”于是引来大家畅笑。张先生之特有幽默皆如此。
由“情网”开了头，大家很自然便谈到那时刚刚谢世的杨沫女士。张、杨的关系圈里人没有不知道的，张先生却也不避讳，他径对吴祖光先生说：“杨沫追悼会头天晚上，您来过电话，问我参不参加。我说不参加，道理呢，当时说的是人家没有请我，我没接到任何参加会的通知。其实，问题不那么简单，我在电话里无法详说……”
“那您今天就评说一回如何？”以嘴直著称的吴祖光先生这样要求。
“可以。我和杨沫共同生活了5年，其中恩怨一言难尽。她死以后，我们的女儿给我来过一封信，说她母亲已去世，过去的恩恩怨怨就不要再提了。我回了信，说过去你母亲在世时，她不论在什么场合或什么报刊上提到我或写到我，我都是一言不发，何况如今她人已去了，我更不会说三道四。杨沫比我小，想不到她竟走在我前头，想到这儿我很难过。但在女儿面前不能说假话，我最后还是表明了心迹：就是我和她妈妈，无论各方面，都是差距甚大。还是讲一点真吧，所以这最后一面，我还是放弃了，没有去参加她的追悼会。”
大家见张先生面有悲切之色，便把话题引向了别处。
其二，是一年后同样一个暑热的伏天。不过已是末伏，已然立秋了。笔者又邀张中行先生、吴祖光先生，还有清朝道光皇帝五世孙、恭亲王奕訢曾孙、著名画家爱新觉罗·毓垣，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以及全国十大名律师之一的王耀亭等好友再赴火锅城涮羊肉，一为仿古制“贴秋膘”开胃口，另外，也是主要的，为刚刚失去爱妻新凤霞的吴祖光先生解解伤感和寂寥。
我问张老尚记得去岁立夏在此共涮羊肉之事否？又增一岁八十九岁的张老云：“记忆犹新。”又问：“尚能食肉否？”答：“此处鲜嫩羊肉片尚可食八两。”我等众人为张先生堪比廉颇而异常兴奋。
酒过三杯，肉过数盘，食速、饮速，倏然减慢。为了让吴先生多开启“频道”，我有意识地向吴老询问三十年代蜗居北京的名妓赛金花的情况，因为我们创作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其中要写到赛，问吴老知否这一至今仍被传媒屡屡提到的她。
这一下打开了吴先生的“话匣子”，他说：“我不但知道这个青楼神女，我还认识这个当时被人称为赛二爷的女人……”
大家都没有想到吴先生和她还有这样的缘分，便都支起了耳朵。吴老慢慢说道：“六十多年前，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刘半农和他学生商鸿逵写了篇有关赛金花今昔的纪实文章，于是沉寂多年几乎被人忘却的风云人物又似沉渣泛起。一时骚人墨客，街谈巷议，全是这一热门话题。许多名士深感赛老境堪怜，门可罗雀，大动恻隐之心，纷纷宴请、资助赛某人。家父——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景洲也未能免俗，并在家中宴请赛金花……”
“记得那时候，我祖母还健在，坐于上首，赛金花坐在祖母身旁。我父母两边相陪。我那时候是小孩，没有资格上桌子，我是藏在内室掀开门帘从隙缝中偷看这位赛二爷的。祖母是位很善良和气的老人，她夸赛金花长得好看。赛听了以后，竟偎依在祖母怀中，还蠕动了几下身子，嗲声嗲气地说：‘求老太太多照顾。’当时我觉得很滑稽，竟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一来引起赛和长辈们的注意，把我叫过来介绍给她。这时我才看清楚，她长得一点不好看：圆圆的大脸，黄黄的。可她却说我‘小少爷长得真精神’，又送我名片一，红色，较一般名片长大，上写：魏赵灵飞。当时弄不清她为什么起这么一个怪名。”
“现在您弄清楚了吗？”
“早弄清了。她说她姓赵，嫁了一个姓魏的丈夫，她给自个儿起了个名叫灵飞。”
祖光先生讲完这段独家秘闻，因饮酒而微红的脸上灿然而笑。这是笔者自其夫人新凤霞仙逝后头一次所见，心中不免高兴。又听吴老朗声说：“眼下众多文人中，见过赛金花而尚健在的，大概就剩我一个人了吧？”
“我也见过她，而且大概还在您之先。”坐于上首的张中行张老操着他那略有香河味的乡音娓娓道来：“吴先生刚才提到的那篇采访录——《赛金花本事》，刘半农先生只写了少部分便一病不起，续写的是他的学生商鸿逵。不久，刘先生与世长辞。召开追悼会那天，北大名人云集。我当时是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自然要给老师送行。那天，赛金花也来致祭，穿一身黑绸子衣服，梳头缠足。虽年老，体形尚苗条，步履轻盈，后面跟着女仆。她没有上台讲话，可是送了挽联，署名就是吴先生说的魏赵灵飞。挽联词句奇佳，我只记住上联，不知系何人代笔。八十年代我遇到商鸿逵，才知是他代作。所以我也曾见到过赛某人，从时间上推算，刘先生那篇采访录刚刚见报不久，故应在您与赛金花会晤之前。”
接着又谈到如何评价赛金花。吴老说：“从三十年代颂赛金花热，到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批赛金花热，使得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前捧她的人，都是说因她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亲昵，救了北京城的老百姓，甚至给侵略者的赔款都因她的游说而减少若干。我认为这不太可能。甚至有新材料披露赛金花与瓦德西根本没见过面，一切都是赛金花给自己脸上贴金，哗众取宠……”
大家又把目光转向张先生。学识渊博的张老果然知之甚详，说：“反驳赛金花见过瓦德西的材料，见于四十年代伪满时大连图书馆刊印的非卖品《梅楞章京笔记》。收藏书刊著名学人姜德明先生曾读过并介绍过此书。作者丁士源前清时任北京高等警察学堂总办。三十年代，丁任伪满驻日公使。据丁讲，赛金花在联军侵略北京时，一天她化装成男子，又穿上靴子以遮掩她的缠足，与德军军法处长的翻译及丁士源等二人，共四人四骑想混进中南海游览。先到三座门，再到团城，最后经金鳌玉蝀桥至南海大门。守门德国哨兵以瓦德西外出为由，没有让这四人进去。赛金花和瓦德西仅有这么一点瓜葛，还谈什么这样那样的关系。估计当时赛穷愁潦倒，为了换口饭吃，不惜信口胡云。而当时的新闻媒体，又为制造轰动效应，便抓住赛的这番胡云，大搞新闻炒作。当时的一些遗老遗少、文人墨客又打着怜香惜玉的旗帜，推波助澜，遂使得赛与瓦有暧昧之情的‘假闻’广为传播，以至以假乱真，使多少人受骗上当。”谈到这里，张先生又端起杯来呷了一口二锅头，接着说道：“不过，当时赛金花在宣南陕西巷胡同开着妓院，她有名有貌，还能说几句英语和德语，所以她是结交了一些联军的中下级军官，也许做过些许对中国人有好处的事，如此而已。”
大家听得如痴如醉，连吴老也钦佩张先生记忆之佳。后来，我们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大清药王》中出现了赛金花，对这一人物的塑造，基本上就是按张老所云来写的。
张先生与吴祖光先生一样非常谦虚。吴先生说自己的学问是“蒙事”，张先生说自己的学问是“半瓶子醋”，是“样样通，样样稀松”。张先生的密友中，自谦者多，大书法家启功与中行先生情同手足。张先生著作封面题字，大抵出自启公手笔。张先生向元白上人（启先生字元白，上人佛家语）索字，也是有求必写。如今，启先生字声价甚高，而仿启字之赝品，也如雨后春笋，甚至琉璃厂有名的老字号古玩店里也公然出售假字。一时启字真假难辨。张先生问启老如何识别真假。孰料启老说：“写得好的字，是假的；写得不好的，是真的。因为仿我字的，必拿出十二成的力气；而我写字，眼睛不好，且比较随意，所以真不如假。”又问：“上人对此现象有何想法？”答：“挺好。仿我的字，可以谋生，可以活命，有何不好！请随便仿……”
张先生另一好友为八十多岁的京剧专家刘曾复老先生。每遇人介绍他这个名实相副的专家头衔时，刘先生必纠正道：“我可不是京剧专家，我是学医的，充其量不过一京剧爱好者而已。”张先生常对笔者说：“是专家的偏偏不敢承认；如今，专家满街跑，可你千万莫相信。专家的头衔不是谁都可以戴的……”
当然，张先生的契友中，也有快人快语者。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对张先生说：“启元白的字越写越难看了，怎么能写成这样……”张先生笑着说：“看看尊驾的字，自从您眼睛坏了以后，您写的字，都摞一堆了，叫人怎么认，怎么能写成这样……”说罢两人大笑。虽如此，周先生与启先生又系莫逆，此真友谊也！
谈到字，张先生的毛笔字也写得相当有功力。五年前即1997丁丑年夏，张先生送笔者一幅字，曰：
“日课三餐饭，年华两鬓霜；梦余仍有恨，未作剧中王！”
下边小字：“此新打之油抄呈永和先生戏政。丁丑夏暑张中行。”
此系张先生近作打油诗一首。张先生酷爱京剧，尤喜谭派、余派老生戏。张先生常以未能粉墨登场票王帽老生戏《上天台》为憾。诗中“未作剧中王”句即指此。此幅赠书，半楷半行，间架结构匀称耐看。笔锋遒劲，骨气内含，首尾连贯，一气呵成，绝不似出自九十老翁之手。张先生行世之墨翰本不多见，如今张老又因病搁笔，所以我这一幅张老亲笔条幅逾加珍贵。
张中行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至今，十五六年中，出专著二十余种。这个时间段，是张先生自古稀之年奋笔疾书起，至新世纪到来，九十余高龄老人因病暂时停笔止。在常人是悠悠岁月颐养天年之日，而中行先生却是终日伏案笔耕不辍之时。《三字经》有名句：“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张先生七十而后发迹，虽得名而收小利，但仍可说是时来运转。张先生和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流年几乎一样：命运多舛，半生潦倒。不幸中的大幸，是中行先生熬到了“四人帮”被殄灭的那一天。于是，束缚的生产力被彻底解放出来，张先生那些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好文章才一发而不可收，连篇累牍地从金光大道下涌现了出来！我们为张中行先生的苦尽甘来，为张中行先生赶上这个好年头，融于新时代而欢呼雀跃！
尽管数年前中行先生尚能食肉八两，走路健步如飞，“老不讲筋骨之能”，这规律是无法逾越的。张先生病了，时为新世纪的第一年。是累病了的。一位外地不曾谋面的人拿着一张朋友写的条子来找张先生。这位朋友的朋友要老爷子办件事：购买故宫博物院还没有发行的金币。情面难却，张先生于是去联系，甚至亲自去故宫面洽。一来二去办好了，朋友的朋友揣着刚买来的金币走了。一家出版社要出一本张先生文集的最后期限也快到了。为了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中行老人又坐在他的8平米小书房内，一篇二篇地赶写妙文。终于全部赶写完毕。老人提着一包装着四十几篇呕心沥血出来的锦绣文章去他附近的一家铺子复印，刚好印到一半，老人倒下了，休克了，急忙送往医院抢救，诊断为心脏病复发。
药石有灵，幸而不死出院了。但从此步履艰难，行走需人搀扶；食肉改成食粥，饮酒改成饮奶，张老身体大不如前。而那一篇接一篇的佳作，却也暂时画上了个句号，这是读者多么不愿看到的事实呀。
比张老还年长一点的老妻是非常贤惠的，但由于年龄太高，也常年卧床。“苍天有时也有眼”，幸而二老有四个受过高等教育一个赛一个孝顺的女儿。她们排班侍奉二老汤药。“久病床前无孝子”，在她们身上是一句错话。四个孝女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她们的双亲。正因为如此，二老的身体如今比以前壮实多了。中行先生虽然睡眠还较常人多得多，但每天能看一二个小时电视台播放的京剧节目，关心着我们创作的另一部反映京剧艺人刘赶三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天下第一丑》何时在北京播出……看来，张先生在女儿们的悉心照料下，彻底战胜疾病，再度拿起笔来，为读者们再创作出几篇传世佳文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