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7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是很有名的反面教材，有两次错误都以他的名字“冠名”，一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另一次是王明右倾错误。王明为什么犯了“左”的错误又犯右的错误，他又是怎么上台的？这就需要结合当时党内的思想倾向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来认识。

（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是王明上台的直接原因

王明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原名陈绍禹。他自幼聪颖，在中学同学的印象中，他很有语言天赋，白话文写作出色。1925年，王明在武昌读书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王明再次展现了他的语言天赋，半年就能用俄语流利对话，对列宁主义理论比较熟悉。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将王明视为天才，对他格外器重。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1927年年初，联共（布）派遣米夫率领苏联共产党宣传家代表团到中国，并列席了中共五大，王明任翻译。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米夫受命参加大会的筹备与组织工作，王明也参加了翻译工作。米夫非常器重王明，随着其地位的上升，又决定把王明推上台。1930年年底，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华。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因所谓反对立三路线不力而受到严厉指责。米夫在会上大肆吹捧王明，说他在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他是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一边，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革命家。于是，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还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成为政治局里最年轻的一位。在很多政治局委员受到批评的情况下，王明由于得到米夫支持，自然就成为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唯一代表，并掌握了中共中央实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二）普遍存在的“左”倾情绪是王明上台的重要因素

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年仅26岁的王明能够上台，除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外，也与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直存在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有密切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许多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面对敌人的野蛮屠杀，许多革命者满腔愤怒，甚至会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这种“左”倾情绪容易导致盲动主义的急性病。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要搞城市武装暴动，导致盲动主义的“左”倾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虽然这种错误在1928年4月就在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但“左”的情绪并没有根本清理。随着局势好转，党内“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提出要迎接革命高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虽然只有三个多月时间，但损失也很大。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

不料，事情突然出现变化。1930年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王明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得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于是，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执行了一条比李立三的错误更“左”的错误路线。党内一直存在的“左”倾情绪显然是其成长的重要土壤。

（三）博古继续推进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特别是对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和活动规律很熟悉，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被视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幸好当时打入中统内部当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钱壮飞获悉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给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上报党中央。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马上组织转移，避免了一场后果严重的大破坏。据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回忆：“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顾顺章叛变，恽代英、蔡和森等党的领导人都因叛徒出卖而被杀害。6月下旬，在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不听周恩来劝阻而个人自由行动，结果被捕，很快叛变。这一系列的突发事件，迫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采取紧急疏散措施。9月，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周恩来到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临行前，他们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来维持工作，主要由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顾顺章还不大认识的人组成，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后叛变）三人担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当时只有24岁，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也不是中央委员，却一下子负总责，可谓一步登天。王明之所以选博古，也主要是看中他跟自己思想一致，能够贯彻国际路线。所以，尽管王明不在国内，但博古等人继续推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这个临时中央也在上海待不下去了，1933年迁到中央苏区，从而使中央苏区也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并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四）王明善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吓唬人

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又回国了。在苏联期间，他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地位相当高。这次回国，王明的感觉非常好，把自己当成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一到延安就发号施令。张国焘曾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了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评。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当时，毛泽东还对前来看望他的人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即使如此，王明的影响仍然很大。他“频繁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王明口才好，作报告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条理清晰，有的演讲被十几次掌声打断，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有人还回忆说，当时王明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要比毛泽东大得多”。很显然，王明能够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原因也在于王明善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使许多人失去了清醒识别和坚决抵制的能力。这也表明党的很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有待提升，直到整风运动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