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玺. 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转变与方法革新——兼论西方生命历程研究的新进展[M/OL]//赵联飞，赵锋.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1卷.重庆：重庆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转变与方法革新

——兼论西方生命历程研究的新进展[1]

王殿玺

摘要：本文回顾了传统生命历程研究的发展脉络、基本观点以及困境，介绍了国外生命历程研究的新范式和分析方法，并对生命历程的中国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当前，国外生命历程研究强调整体（Holistic）范式，突出生命历程的多维性视角，试图全面、整体地概念化生命历程，以描述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体一生所经历的生命事件和状态变化，即研究个体随时间变化的纵贯一生的整体轨迹。生命历程研究的整体范式以序列分析方法为实现工具，该方法可以描述个体生命历程状态的年龄分布和轨迹形态，测量生命历程轨迹的复杂性，通过最优匹配计算生命历程轨迹的距离（差异）以及通过聚类分析刻画生命历程轨迹的模式类型。

关键词：生命历程；序列分析；整体研究范式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basic viewpoint, and dilemma of traditional life course research, and introduces the latest paradigms and methods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views and prospects the life course research in China. At present, the life course research abroad emphasizes the Holistic paradigm, highlights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life course, and attempts to conceptualize the life process in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manner to describe the life events and changes experienced by an individual during the course of social change, that is, to study the holistic trajectory runs through life over time. The holistic paradigm of the life course research is to use the sequence analysis method as the realization tool, and this method can describe the age distribution and trajectory shape of individual life course, measure the complexity of the life course trajectory, and calculate the distance/differences of the life course trajectory through optimal matching and characterize the patterns of the life course trajectories through cluster analysis.

Keywords: life course;sequence analysis;holistic paradigm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自生命历程理论创立以来，该理论以其包容性和跨学科的视角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研究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与个体生活动态关系的重要理论工具。[2] 生命历程理论家所构建的生命历程时间观、毕生发展观、宏微观相结合视角以及纵贯分析思路，成为生命历程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断延伸的基石。当前，西方生命历程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生命历程研究的欧陆范式或科利（Kohli）范式（郑作彧、胡珊，2018），不同于艾尔德（Elder）等学者所建构的传统生命历程理论体系，该范式建构了以生命历程的整体轨迹和秩序结构为核心的生命历程研究新取向。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新取向以研究方法论的回归转变为基础，以统计分析方法的创新成熟为凭借，逐渐形成了生命历程研究方法论的整体范式和其统计分析实现工具——序列分析方法（Sequence Analysis Method），进而达成与个体生命历程轨迹的跨度性、多维度对话。本文在回顾传统生命历程研究发展脉络与困境的基础上，重点描绘和评述西方生命历程研究的方法论范式转变和方法革新。

一、传统生命历程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困境

生命历程理论起源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学派芝加哥学派对城市问题的关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经历了较为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李强等，1999），工业化的发展引起了城乡人口的迁移流动和城市景观的日新月异，但是也伴随着城市移民融入、城市失序、犯罪越轨等诸多现实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学者们运用生活史、社会调查等方法研究个体所经历的变迁与事件，逐渐孕育出生命历程理论的思想萌芽。托马斯和兹纳尼茨基（Thomas & Znaniecki）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不仅研究了波兰迁移农民的生活历史和轨迹，而且对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论进行了阐述，如强调生命历程研究需要运用生活史方法来纵贯分析人们的生命经历和生活经验，从而将生命历程理论真正带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场域，因此通常将托马斯和兹纳尼茨基的这部著作看作生命历程研究的开端和经典之作。

如果说早期生命历程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对个体生活史的考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命历程理论的关注点开始出现转向，新出现的理论领域是分析宏观事件和国家行为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建构影响，强调总体的和综合机制对制度化的生命历程的塑造（Mayer & Schoepflin，1989），比如研究战争这样的历史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但是，这一理论领域构成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而非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即逐步将个体的生活经验与宏观社会事件相联系，分析宏观的社会变迁和国家行为对个体生活机会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战后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发展，不断涌现的历史事件和新的个体生活经历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如战后出现的婴儿潮、人口转变以及70年代的经济滞胀、1990年的东西德合并等，这些宏观事件或变迁为生命历程理论的宏微观视角结合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元素。艾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是这一阶段的经典之作，他关于经济危机对个体生命历程影响的研究，运用纵向视角描绘了美国经历经济危机一代人的生命历程，解释了经济危机这一宏观历史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塑造影响，从而将宏微观结合的视角纳入到生命历程分析框架中，进一步发展了生命历程理论。同时，这一阶段，生命历程理论框架的概念体系得到进一步丰富，队列（Ryder，1965）、年龄分层等级（Riley，1972）以及代表生命历程时间观的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历史时间（Elder，1975）等核心概念逐步被整合到生命历程理论表达中，进一步丰富了生命历程理论的话语体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命历程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不断完善。艾尔德（1974，1997）识别了决定和塑造生命历程的四个关键因素，即历史和地理位置、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个人控制和时机变化。吉尔和艾尔德（Giele &  Elder，1998）则对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了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五条核心原理（图1），包括：（1）全生命过程的发展（Life-Span Development），即个体的发展是贯穿终生的，年轻和成年早期的发展会影响晚年的生活，这种长时间跨度的纵向分析使人们更加关注长期的社会变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2）个人主观能动性（Human Agency），即个体在宏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下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个体在与宏观因素的互动过程中会不断调适和改变行为，体现为生命历程的自我选择过程；（3）一定时空中的生活，或称个体所处的时期和地域（Location in Time and Place），个体生命历程是受特定的时空条件制约的，并以队列效应或时期效应体现出来；（4）生活事件的发生时机或时间性（Timing of Lives），表明生命事件在何时发生以及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对个体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5）相互联系的生活（Linked Lives），这种联系一方面表现为个体所经历的生活事件是相互联系的，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也是与他人的生命历程彼此相联的。上述五条核心原理的提出标志着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以及框架体系日趋成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和研究领域。

在生命历程理论基本原理提出的同时，生命历程理论的话语体系也进一步丰富，轨迹（Trajectory）、转变（Transition）等概念被纳入到生命历程理论中，综合性概念框架得以建构。生命历程核心概念体系以生命历程为基石，艾尔德（1985）将生命历程定义为“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有序事件或角色转换，是人的一生通过年龄分化而表现出的生活道路”。在艾尔德看来，嵌入社会关系的生命历程是具有年龄等级的，是个体一生生活经历的历时性发生和累积，个体能动性与变化的社会环境交互作用共同塑造生命历程（Elder，1997）。沙纳汉和麦克米伦（Shanahan &  Macmillan，2008）认为，生命历程是塑造个体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角色、机会、限制以及事件的年龄等级序列。在这一界定中，年龄同样是生活经历的承载，而生活也赋予年龄以社会意义，不同年龄所经历的生活事件、承担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特定的人生阶段有着特定的生活内容、生命状态，这些内容与状态共同组成了个体的生命历程。生命事件也是生命历程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美国《行为医学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个体所经历的特定事件，如丧亲之痛、离婚、搬家”。生命事件标志着从一个生命周期阶段（或状态）转换到另一个阶段（或状态），并伴随着角色、期望、责任和行为的变化，这些事件通常会呈现出年龄上的分级或分化，虽然并不是总是如此（Levy，2005）。由于生命事件对轨迹方向和其他事件发生时机的显著影响，其也被称为生命历程的“转折点”。与生命事件相联结的概念是发生时机（Timing），其源于艾尔德（1998）提出的生活时间性原理，指生命历程中生命事件发生的年龄或社会性时间（Social Timing），某一生活事件在何时发生甚至比这一事件本身更重要，生命事件的发生时机和顺序共同构成了生命历程的结构。至于生命历程的转变和轨迹，转变指的是从一个状态或一个状况到另一个状态或状况，从一个生命阶段到另一个生命阶段，从一个角色转变到另一个角色，其核心是状态或角色的变化，涉及从“之前”状态到“之后”状态的变化（Levy，2005）。转变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一是“革命”形式，是指一种在时间上较为离散的转变，结果是出现一个新的“结构集合体”（Mounoud，1982）；其二是“转折点”形式，通常指以一个事件为标志的转变（Gotlib &  Wheaton，1997），意味着轨迹方向发生变化；其三是“社会流动”转变，包括向上、向下或水平三个方向，标志着个体经济、社会或文化资本的变化。轨迹则指的是稳定和长期变化的模式或者嵌入性的序列形貌（George，1993），主要用来描述整个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和发展，如在两个生命边界（出生和死亡）之间发生的所有变化，带有传记（Biography）的含义。

图2列示了生命历程理论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如果把个体生命历程看作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那么生命事件的发生会产生状态的转变或新状态的持续（Duration），而这种状态的持续期即为阶段，以各类生命事件为标志或以阶段为间隔的多维状态或角色过程就构成了个体的生命历程轨迹。以年龄为标识的生命历程延展并不是孤立的，还与他者的生命历程产生交互影响，同时还受外在环境的制约。生命历程理论即是融合了早期与后期相联结的纵贯分析思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来刻画和分析群体的生命路径和过程，从而探讨生命历程的内在结构以及与外在社会变迁的关系。

综上所述，生命历程理论创立以来，话语体系陆续丰富，理论框架体系渐趋完善，方法运用日臻成熟。克洛斯（Clause，1986）在总结传统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历程时指出，生命历程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的发展：一是毕生发展（Life-span）理论视角的出现，关注年龄效应和队列差别；二是计算机技术和统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处理时间的统计方法的发展，如事件史分析方法；三是大规模追踪数据的出现，生命历程研究的资料不断丰富。因此，正是理论的成熟、统计技术的进步以及追踪数据的出现为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促进了生命历程理论的成熟和应用。概括而言，21世纪前的生命历程研究主要遵从以下三种研究传统或聚焦以下研究问题：一是以生命时间（年龄）为基础，分析个体的生命历程轨迹，尤其是在相关定性研究中，通过描画生命事件的发生轨迹图来说明研究个案生命历程轨迹的变化，以分析事件的转折点意义。二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围绕生育、婚姻、迁移等生命事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事件发生风险的影响机制；以生命历程中的扰乱事件为着眼点，分析扰乱事件发生时机的差异如何影响人们的生命历程；从社会时间的角度研究生命事件的失序、延迟如何引致生命历程的紊乱，其观点是如果个体生命事件的发生时机背离了社会时间表，则个体即会面临生命历程结构失序的风险。三是遵循生命历程的长远视野，分析早期优势和劣势如何随时间累积而导致当前的不平等结果，其主要观点是早期经历主要通过路径依赖和社会建构机制来影响后期的生命历程结果，前者意指个体当前的优势取决于之前的有利地位，并且这种优势会在传递和累积中不断强化，而形成路径依赖；后者则表明生命历程后期的不平等是社会建构的结果（Dannefer，1987）。四是以历史时间为切入点，研究宏观的历史事件、国家政策与行为等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生命历程或生命事件的发生，或者社会系统如何限制生命历程能动性，其核心观点是生命历程嵌入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之中，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对生命历程转变频率和生命事件发生时机的系统性变化具有塑造性影响。

然而，传统的生命历程研究在整体生命历程轨迹的操作化测量、时序性描述以及内在结构模式探索等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并不能描绘不同群组的生命历程轨迹在社会位置和角色上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分布与路径，也无法解释早期经历如何影响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特定结果或整体生命历程轨迹，亦难以言明社会结构与生命历程能动性的作用机制。同时，在社会现实层面，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赋予了个体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个体可以自主地安排生命事件的发生时机和建构个体的生命传记，但这也带来了个体生命历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人们的处境和决策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生命事件及其转变更加灵活多样，并且人们没有适当的能力和准备去应对生命历程的潜在风险（Mills，2007）。在政策层面，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行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福利保障和职业稳定性（Standing，2011），个体被迫选择更为“灵活”的生命历程，这降低了生命阶段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换言之，西方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以及社会政策变迁为生命历程研究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新问题，这构成了生命历程研究范式转变的现实动力。这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关于生命历程的形塑机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或制度情境下，相比刚性的结构性因素限制，生命历程的能动性或内部调节机制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即生命历程外在结构与内在能动性的作用关系是否因时因域而异？第二，关于生命历程结构或模式的变化，生命历程整体结构有何特征？不同出生队列的生命历程模式在历史时间延展中有何变化？第三，随着个体化的趋向，社会结构性因素如何产生和消解生命历程的规范性，是否存在明确的“规范”来导引生命事件的发生顺序和时间安排以及维持生命历程结构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总体稳定性（Macmillan，2005）；第四，生命历程不同领域的研究，如向成年转变的生命历程总体模式、从教育到工作的轨迹类别、家庭生命历程的轨迹形态等。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生命历程研究领域新问题的涌现，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发展的生命历程理论遇到了自身发展的瓶颈，制约着理论容量的拓展。首先，生命历程研究的单维性和孤立性。生命历程理论给予了生命事件以突出地位，强调单独的生命事件对生命历程的转折性影响，但是却对生命历程整体轨迹研究关注不足。生命历程研究整体视角的缺位，不仅容易忽略生命历程的纵贯轨迹，而且易使生命历程理论缺乏解释力。因此，生命历程的整体视角，不仅可以将生命事件以及阶段转换等纳入到生命历程的多维状态轨迹中，而且能够分析个体纵贯一生的轨迹形态以及变化过程。其次，生命历程概念难以量化，我们不能如测量健康、社会经济地位那样将生命历程概念进行量化，而只能对生命历程的特定属性（如职业地位）进行分析，故我们无法得到一个代表生命历程的综合测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历程理论更多的是一种理论视角，因此现有研究多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研究具体问题，而不是纵贯地研究整个生命历程的轨迹，或得到一个生命历程的综合测量。再次，生命历程研究数据和统计分析工具不足。生命历程研究对数据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追踪数据或回顾性调查数据，但是这样的数据还不太丰富且需要时间累积。同时，当前生命历程研究的统计分析工具以事件史分析方法为主，相对单调，这些都构成了生命历程理论应用的困境。

二、整体（Holistic）研究范式：方法论的回归

自从生命历程理论创立以来，生命历程理论在社会学、人口学、犯罪学、社会医学等学科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研究主题涉及人口迁移、犯罪、健康、流行病学等领域。然而，传统生命历程研究在扩展生命历程理论应用范围的同时，却使生命历程理论局限于某一研究领域或置于单纯的视角应用，违背了生命历程理论创立之初研究个体一生轨迹的初衷，只研究某一阶段或特定领域（如健康）并不足呈现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

因为这些思路没有考虑事件的发生顺序，也没有综合考虑所有的干预因素（Ferrari & Pailhé，2016），从而使生命历程理论的应用狭窄化，甚至出现断裂。同时，由于受到社会力量等外在因素的影响，生命历程可能不是简单地遵循有序的线性轨迹，不同领域或维度可能会以不同的速度发生，并会产生不同的生命历程结构，而传统生命历程研究则无法考察社会变迁对生命历程总体结构的作用。因此，生命历程理论呼唤整体范式的回归，即研究个体生命历程的整体结构以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对个体一生轨迹的影响。不同于基于事件分析的原子式方法，在欧洲大陆兴起的生命历程研究整体视角把生命历程轨迹看作一个整体和有意义的概念单位（Billari，2001），注重分析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社会结构性变迁对生命历程整体结构的影响，即外在的社会结构力量及其变化对生命历程内在结构和整体轨迹的塑造性作用。该范式假设，随着现代化过程减弱了个体与社会文化的联系（Giddens，2003），生命历程的能动性不断增加，生命历程状态也更加多样和多变，并且失去了普遍性和同质性特征（Shanahan，2000）。

生命历程理论强调生命事件的发生时间与顺序、生命阶段与转变以及生命角色纵向轨迹，而生命事件、转变、角色、阶段以及轨迹也便成为生命历程的基本要素。生命历程的整体视角认为，上述要素的时间安排与角色次序构成了生命历程的动态结构，当将生命历程概念化为个体角色轨迹随时间变化的形态时，即会呈现生命历程的一般结构（Jackson & Berkowitz，2005)。换言之，生命历程的结构涉及生命历程轨迹中角色转换的发生及顺序，其核心在于生命事件的发生时间和次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命历程整体轨迹，这便与生活史和传记（Biography）的一般原则相关联，侧重于关注“生命模式及其在时间上的动态”（Elder et al,，2003）。同时，生命历程结构研究与传统生命历程框架相互关联，其结合点在于社会时间表或年龄规范，当考察生命历程结构的变化时，其参照点在于给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时间表，即将当前生命事件的时间安排、角色排序与社会时间表进行比较，从而判断现时的生命历程结构与以往所识别的“规范”生命历程模式的偏离程度（Macmillan，2005）。对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结构变化的研究构成了生命历程研究整体范式的核心议题之一——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即是否存在明确的“规范基础”来规约生命事件的发生顺序、时间安排以及生命历程结构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总体稳定性或变化（Marini，1984；Brückner & Mayer，2005；Aisenbrey & Fasang，2010）。因此，生命历程的整体视角关照在社会变迁语境下，生命角色的发生与次序以及基于角色转换而构成的整体轨迹。

近年来，生命历程研究的整体范式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往往集中在一个或多个维度的生命历程领域，如居住、婚姻、生育和职业的单个或联合轨迹（Aassve et al.，2007；Elzinga，2003；Robette，2010）。生命历程的整体范式强调生命历程的多维性视角，试图全面、整体地概念化生命历程（Schwanitz，2017），试图从个体一生的角度来描述个体所经历的生命事件和人生阶段，特别是研究个体随着时间变化的整个轨迹，以呈现个体一生的变化过程。但是，生命历程理论的整体视角，并不排斥对个体某一领域的研究，在描述个体一生中的生命事件和阶段的同时，刻画个体某一专门领域或特征在生命历程中的变化也是十分必要的，如分析个体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随年龄或时间而不断变化的轨迹。因此，生命历程研究的整体范式是对传统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发展与变革，意在研究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纵贯一生的整体轨迹或某个特征的跨年龄变化，而不仅仅是对生命历程中特定生命事件进行研究，尽管这种生命事件截取式的分析对理解个体生命经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生命历程整体范式方法论的兴起，序列分析为生命历程整体序列的刻画提供了方法工具，该方法可以通过对不同队列整体轨迹的分析，揭示结构性因素对生命历程轨迹变迁趋势的影响。换言之，序列分析为生命历程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的观点，可以实现生命历程整体轨迹的分析（Sironi et al.，2015）[4] ，特别是多通道（Multi-Channel）序列分析允许我们根据所考虑的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对整体的纵向经历进行分类，如分别考虑就业轨迹和家庭生命历程轨迹等（Pollock，2007）。在实证文献中，依据生命历程研究的整体范式，学者们往往聚焦于生命历程的向成年和中年的转变、生命历程的（去）标准化（De/standardization）或（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5]、家庭生命历程、从学校到工作的轨迹类型、工作和家庭的生命历程轨迹与模式等。根据表1，相较于传统的生命历程研究，生命历程研究的整体范式在核心概念的操作化、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分析方法等方面都发生的明显变化。这种转变弥补了传统生命历程研究注重生命事件或状态的转变而忽视纵向轨迹变迁的不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整体研究范式也是对生命历程研究的一种补充，使我们既能够关注关键生命事件的转变，也可以考察整体轨迹的形态变迁。

总体而言，有别于艾尔德等学者所建构的传统生命历程理论体系，生命历程研究的整体范式建构了以生命历程的整体轨迹和秩序结构为核心的生命历程研究取向，该范式以整体视角为方法论基础，以序列分析方法为统计分析工具，试图在整体上刻画个体生命状态和社会角色的转变次序和轨迹形态，描绘群组生命历程中社会位置和角色的共时和历时性分布和路径，识别生命历程轨迹的模式特征以及探索生命历程的内在结构，从而探讨社会转型对生命历程轨迹演变的塑造机制。

三、序列分析：生命历程研究的方法创新

（一）生命历程研究方法的两种传统

在生命历程研究的初期，多以定性的生活史考察为主。而后，随着统计技术的发展，生命历程研究开始沿着定性与定量分析两个路径不断扩展，可以说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各占一半。但是，从生命历程研究的现有文献来看，定量研究的范式不断突显，生命历程研究或多或少被定量方法所主导。

生命历程研究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集中两个相互竞争的思路：一是基于时间的统计分析方法，分析预测生命事件的持续时间和发生风险，主要是通过事件史分析技术来实现；二是基于次序的复杂描述分析方法，尤其是通过序列分析和最优匹配实现，这一范式强调生命历程研究中“历程”的重要性，提倡纳入复杂事件的顺序和次序描述，专注于社会、家庭和工作等生命历程轨迹（Aisenbrey & Fasang，2010）。伊罗拉和海尔斯克（Eerola & Helske，2016）比较了基于模型的概率事件史分析和脱离模型的数据挖掘方法（序列分析）。他们认为，生活史日历数据是关于生活事件的较为可靠的回顾性数据，是两种方法共同的数据基础；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事件史分析主要用于估计生活事件完整轨迹的累积预测概率，而不是转变风险，序列分析则可以对比几种不同的指标和比较数据驱动和用户定义的替代效应。例如，在研究成年转变过程中不同生命历程领域的事件序列时，基于上述两种传统，既可以使用事件定义的多状态事件史模型，还可以应用平行生命历程领域的多通道序列分析。在生命历程研究中，上述两种方法相互补充，序列分析可以有效地发现典型和非典型生命历程轨迹模式，而事件史分析则更适宜探究事件发生的因果机制。

近些年来，第二种生命历程定量研究的范式开始逐渐盛行，序列分析方法开始在生命历程研究中广泛运用。序列分析方法的应用为生命历程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特别是在不断变化的当代社会中，随着生命历程研究朝着更详细的分析和解释方向发展，年龄、年龄结构、生命历程的度量变得更加困难。但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生命过程，关键概念的有效测量变得更紧迫、更复杂。年龄可以通过主观年龄标识、年龄规范和年龄期望等来测量，生命历程也可以借助重要的生命事件和生命阶段来测度，但序列分析方法为生命历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测量方法和技术，即通过生活历史和事件矩阵来衡量生命历程。这种测量方法是序列分析的优势，也是生命历程研究的新趋势（Settersten & Mayer，1997）。

（二）序列分析方法的发展历程

序列分析最早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阿伯特（Abbott）在20世纪80年代从生物科学领域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其思想来源于生物学的基因序列匹配研究，通过对不同基因序列进行匹配，分析基因链条的相似与差异。序列分析在引入社会科学的初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后来经多位学者的不断改进，序列分析才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在生命历程研究领域，成为研究事件序列的重要方法。

序列分析方法的发展、成熟与应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阿伯特为代表，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发表了多篇论文来介绍和发展序列分析方法，他在综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序列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传统事件史分析方法在序列轨迹研究中的不足以及序列分析的优势（Abbott，1995），序列分析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发展在于最优匹配方法（Optimal Matching）的运用（Abbott & Forrest，1986；Abbott &  Hrycak，1990；Abbott & Tsay，2000），最优匹配是序列分析的核心，即以一定的转换成本计算序列之间的距离，从而解决了序列差异测度这一重要问题。但是由于最优匹配需要主观设定序列转换的成本，因而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和对结果有效性的质疑（Levine，2000；Wu，2000）。正是基于这些质疑与批评，促使一些学者致力于改进序列分析方法的弊端，序列分析方法也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序列分析方法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众多学者的贡献使序列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优化。例如，基于数据的转换成本设定方法的创立（Stovel et al.，1996）， 动态汉明（Dynamic Hamming）等距离算法的引入（Lesnard，2006，2008）等，进一步优化了序列轨迹距离的计算方法；子序列度量和序列轨迹复杂性测量指数方法的发展（Elzinga，2003，2010），状态序列差异分析的建立（Studer et al.，2011）等，使生命历程轨迹的测量方法更加完善；而后，加巴丁诺等学者（Gabadinho et al.，2011）专门编写了序列分析统计软件包，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在统计软件中操作与实现，这些都标志着序列分析方法的不断成熟。

批注：脚注

4、5掉了

补上原稿无

（三）序列分析方法的数据类型

序列分析具有特定的数据收集方法及数据形式要求，在理想情况下，生命史日历（Life History Calendar，LHC）数据最适宜运用序列分析方法进行生命历程的研究。生命史日历数据旨在收集关于个体生命事件发生时间和顺序的信息（Axinn et al.，1999），其实质上是合并了许多不同人生历史事件（如生育、结婚、离婚事件等）的表格（Freedman et al.，1988）。生命史日历数据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使研究者在多个不同的关联领域中交叉核对事件的发生时间。生命史日历格式通常是一个大的矩阵表格，矩阵的一个维度详细描述了受访者的行为模式，如结婚、入学等，而另一个维度则是记录上述行为模式的时间单位，如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间入学等。调查人员正是根据受访者所提供的资料填写在对应的矩阵单元格上，而研究者基于受访者的上述历史资料信息，可以较容易地记录个体在不同时间单位的生命历程状态并可以形成连续时间的生命历程状态轨迹。

除了生命史日历方法之外，生命历程回顾性调查（Retrospective Life History Data）、人口登记数据（Population Registration Data）也是生命历程研究的数据来源。研究者可以根据回顾性问题或历史登记信息构建受访者的生命历程状态序列轨迹，但如果使用生命历程回顾性调查和人口登记的原始数据，需要将调查与登记的历史信息转换为可供序列分析的数据形式。此外，应用序列分析的数据信息需要有足够的持续时间长度，即应该覆盖生命历程相当大部分或比例的年龄时间，只选择生命历程的2到3年是不够的；同时，收集生命历程的数据或构建生命历程的状态序列还涉及时间单位的选择与测量，通常会选择月或年作为时间单位，过宽或过于粗糙的时间单位亦不合适，而同时收集个体的人口学背景变量、家庭背景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也是较为理想的，便于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根据生命史日历数据或回顾性调查数据，可以抽离出个体在不同年龄的生命历程状态，进而形成个体的生命历程状态轨迹。因此，首先需要定义生命历程的不同状态，即明确生命历程状态空间，这是应用序列分析方法的首要环节。从广义上来说，个体的生命历程状态有很多种，学者们可以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学科范式以及现有文献选择生命历程的不同领域进行定义。若要研究家庭生命历程，可以用婚姻、生育等生命历程领域的联合状态作为生命历程状态空间，并以此来构建应用于序列分析的家庭生命历程状态轨迹，如在婚姻方面定义未婚、同居、已婚、离婚与丧偶5个状态，在生育方面定义无子女、有一个子女、有两个子女、有三个及以上子女4个状态，而根据婚姻（5个状态）、生育（4个状态）领域的状态进行组合，则可形成20个联合状态（5个婚姻状态 × 4个生育状态）。生命历程状态空间如表2所示。生命历程状态有两种代表方法，一种是用不同的字母代表序列的不同状态，一种是用不同的数字代表序列的不同状态。例如，就婚姻状态而言，可以用S（单身）、M（已婚）这样的字母形式来表示，也可以用1（单身）、2（已婚）这样的数字形式来表示。用字母形式代表的生命历程序列多为：SSSSSSSMMMMMMMM；而用数字形式代表的生命历程序列为：111111122222222。

表2　生命历程联合状态空间及字母编码示例

基于上述状态空间，我们可以构建每个人的生命历程状态轨迹，详见表3。表中每一个序列代表着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状态轨迹，这条轨迹是由个体不同年龄的状态所组成的，而这些状态可以是联合状态形式，也可以是单状态形式（如18岁是单身）。如前所述，表征状态的时间单位通常以年和月为主，表3即以年为单位呈现状态轨迹。

（四）序列分析方法的功能

阿伯特（1990）认为，序列分析方法对生命历程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近些年来，国外不少学者也开始将序列分析应用到生命历程研究中，其基本思路是：首先根据所采集的受访者的生命史信息构建其生命历程状态序列，而后通过最优匹配方法计算不同个体的生命历程序列的距离矩阵（序列间的差异），再以距离矩阵为基础用聚类分析方法形成生命历程状态的模式类型，并以聚类后得到的生命历程轨迹类型为因变量进行模型分析。一般而言，序列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一是理论上设定状态空间和转换成本；二是用最优匹配算法生成成对轨迹序列的距离矩阵；三是进行多维度测量或者聚类分析，运用聚类分析的结果作进一步的模型分析（Aisenbrey & Fasang，2010）。具体而言，序列分析在生命历程研究中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其一，描述生命历程状态的年龄分布与轨迹的变化形态。序列分析具有描述性分析的功能，不仅可以描述不同年龄生命历程状态的分布，而且可以描绘个体的纵向轨迹形态，即可以通过生命历程状态分布图（State Distribution Plot）和序列指数图（Sequence Index Plot）来分别可视化生命历程状态分布和轨迹形态。除此之外，序列分析还可计算和描述生命历程众数状态、状态平均持续时间、出现频次最多的轨迹、生命历程轨迹状态转换次数以及代表性轨迹序列等，以探索生命历程轨迹的结构性特征。

其二，综合测度生命历程轨迹。通过计算度量个体生命历程状态轨迹复杂性的熵指数，可以实现生命历程轨迹的综合测量。透过熵指数的队列分布，可以分析生命历程的（去）标准化趋势，从而探讨生命历程与社会规范的理论关系。熵是一个来自信息理论的概念（Shannon，1948），主要测量状态分布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在生命历程研究中，熵分析已被用于考察个体生命历程的异质性（Billari，2001；Fussell，2005）。例如，维德默和里兹查德（Widmer & Ritschard，2009）根据瑞士家庭调查面板数据，利用熵指数方法分析了生命历程去标准化的性别鸿沟，发现生命历程的去标准化并不是一个涉及所有生命历程领域的一致性趋势，在不同社会群体中遵循着不同的步伐，并且具有明显的队列和性别差异。

熵指数包括横向熵指数（Transversal Entropy Index或Cross-sectional Entropy）和纵向熵指数（Longitudinal Entropy）。熵指数开始被用来描述不同年龄或时点的生命历程状态的多样性，即通过计算不同时间点上（如不同年龄）的个体生命历程状态的熵指数，以比较不同时点或年龄上个体间生命历程状态分布的异质性，这称为横向熵指数。同时，熵的概念也可以应用于定义个体纵向轨迹的连续状态序列，称为纵向熵指数。此时，熵提供的是序列内多样性的度量（Widmer & Ritschard，2009）。换言之，纵向熵指数以每个个体为基准，通过计算每个个体的熵指数以测量不同个体内生命历程的复杂性。

横向熵指数用于测量状态的多样性以及状态分布的不确定水平，即计算不同时间点上不同个体状态的差异性，如同一年龄不同个体状态的分布差别。假定有两个状态，当一个状态出现的可能性与另一个状态相同，随机选择个体状态的不确定性最大。当一个状态出现的可能性比其他状态更高，则不确定减少。如果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状态，则没有不确定性，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其中公式（2）为标准化的横向熵指数。其中，代表状态的横向比例分布。当所有的个体都具有同样的状态时，H为0；当状态是等频率出现时，H达到最大。

                         （1）

                  （2）

纵向熵指数计算个体内生命历程状态轨迹的复杂变化，纵向熵指数通常采用标准化的形式，以用于比较。公式（3）为标准化的纵向熵指数计算公式，其中代表状态i在不同时间点的状态序列中所占的比例。基于不同状态的时间消耗（Time Spent），纵向熵指数根据每个序列来计算个体的熵指数，进而量化序列状态的复杂性。当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序列在观察期内保持相同的状态，如序列状态为B-B-B-B-B-B-B-B-B-B，则其纵向熵指数为0；当序列中的每个状态具有相同的数量，如序列状态为C-C-D-D-E-E-F-F，则其纵向熵指数达到最大。

                           （3）

其三，识别生命历程轨迹的模式类型。通过最优匹配方法计算生命历程轨迹序列的成对距离矩阵，并以此作为聚类分析的基础，探讨生命历程轨迹的内在模式和结构。序列分析中，最优匹配的基本思想是通过考虑将一个序列转换为另一个序列所需要多少的努力（Effort）或成本（Cost）以测量两个序列的距离或不相似性（Dissimilarity）[7]，从而得到不同个体序列之间的距离矩阵。转换序列通常需要三种基本操作：一是插入（Insert），将状态插入到序列中；二是删除（Delete），从序列中删除一个状态；三是替代（Substitute），状态被另一个替代。[8]但是，通常会将第一步的插入与第二步的删除进行合并处理。对于每个基本操作，可以设定特定的成本，即一个序列转换为另一个序列所要付出的信息损失代价，而两个序列之间的距离被定义为将一个序列转换成另一个序列的最小成本。然而，成本的设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通常是根据理论或数据特征进行设定，或是直接设定为固定值。例如，如果插入和删除的成本为1个单位，而替换的成本为2个单元，那么将序列AAA转换为序列AA的成本为1个单位，将序列AAA转换为序列AAB的成本为2个单位，而将序列AAAA转换为序列AAB的成本为3个单位。具体示例见图3：

图3　最优匹配计算距离示例

注：A、B、C、D、E分别代表不同的生命历程状态，T1、T2、T3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时间点或年龄，图中每一行代表一个序列，图右侧的矩阵为不同个体序列的距离矩阵。

如图3所示，第一个轨迹序列与自身是相同的，所以其距离为0；第一个轨迹序列与第二个轨迹序列有一处不同，故其距离为2；而第一个轨迹序列与第三个轨迹序列有两处状态不同，因此其距离为4。轨迹序列4到8是更为复杂的状态轨迹，所以其计算距离也就需要更多的步骤，轨迹序列4与轨迹序列6的距离为2，因为两个序列有一个时点的状态存在差异；轨迹序列5与轨迹序列8的距离为4，因为两个轨迹序列存在两个时点上的状态差异；轨迹序列6与轨迹序列7尽管有两个时点上的状态存在差异，但仅通过一步就可以将两个轨迹序列进行匹配，所以其距离为2，其他轨迹序列的距离计算也相类似。在设定了插入与删除（Indel，即Insert+Delete）以及替代的成本、计算状态轨迹序列的距离后，需要根据距离矩阵对生命历程状态轨迹进行聚类分析，以探索个体生命历程状态轨迹的模式类型，即利用Ward等算法进行层次聚类分析以实现数据的降维处理，从而将序列组织成组，使得组内的序列的相似度最大化并且在组之间最小化。聚类的有效性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检验，借助这些指标标准能够找到最佳聚类数目，从而实现聚类水平的稳定和个案信息的最大占用。在生命历程实证研究中，序列分析的轨迹模式识别功能得到了广泛运用。举例而言，法桑和拉布（Fasang & Raab，2014）分析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形式（Family Form）的代际模式，即子女是否表现出与父母相同的家庭行为模式，该研究不是关注孤立的焦点事件，而是将父母及其子女的家庭形式概念化为15至40岁之间生育和家庭形式的联合过程。[9]通过多通道序列分析方法，该研究发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存在三种家庭形式的代际模式：强传递模式（Strong Transmission）、适度传递（Moderated Transmission）和代际相悖模式（Contrast Pattern），其中强传递具有相同的过程和速度，适度传递具有相同的过程和不同的速度，而反向传递则具有完全不同的过程和速度。

其四，根据聚类得到的生命历程轨迹类型，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和设计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影响生命历程轨迹类型归属可能性的因果机制。以聚类分析得到的生命历程轨迹类型为因变量，通过拟合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不同特征变量对生命历程轨迹类型归属概率的影响。同样以法桑和拉布的研究为例，该研究以序列分析识别得到的家庭形式的不同代际模式类型为因变量，通过拟合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发现，对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而言，教育导致的向上流动是中度代际传递模式的强烈预测因素，而父母与子女之间密切的情感纽带则促成了强传递模式。

综上所述，序列分析方法之于生命历程研究的价值在于时序状态轨迹的探索，包括生命历程轨迹的测度和类型识别，其背后的主要目的是探查生命历程或生命历程不同领域的结构和模式，并能够与其他统计分析方法相结合，分析个体归于不同生命历程轨迹类型的影响因素，以及比较观察生命历程模式的代际变迁。但是，序列分析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一方面，不同于其他统计分析方法，序列分析是一种轨迹序列的挖掘和可视化工具，故其难以突显生命事件的转折点意义，无法深入探求独立生命事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序列分析方法由于需要主观设定序列转换成本，成本设定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分析结果，故在成本设定上要以理论和数据为考量。总之，序列分析方法为生命历程研究提供了一种可择的分析工具，与事件史分析、增长曲线模型等方法分别引向了不同的研究侧面，共同构成了生命历程研究的方法基础。

四、回顾与展望：生命历程研究的中国经验

（一）研究回顾

关于生命历程领域的中国研究或对中国人生命历程的考察，学者们借助生命历程的理论视角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在宏观事件与微观生命历程之相互关系方面，学者们关注“上山下乡”（Zhou，1999；Wen，2017）、国有企业改革（郭于华、常爱书，2005）、计划生育政策（包蕾萍，2012）、改革开放政策（黄晓星、林滨，2017）等宏观事件和国家行为对生命历程的影响，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社会群组生命事件的发生模式和生活机会配置，以历史事件为标识的宏观社会变迁赋予了个体生命历程深刻的历史内涵和变迁印记，但个体生命历程亦具有嵌入生命跨度的能动性，通过结构性张力与能动性的交互能够创造更多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章淼榕、范斌，2017）；在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方面，学者们关注生命历程的累积机制，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生命历程后果，曾迪洋（2014）发现劳动力流迁行为的发生时机与过程，促使流动人口的生命历程发生转变，延长了人口再生产的周期；关于生命历程中健康不平等机制，认为老年人的健康分化不仅是个体因素累积的结果，更是个体与社会结构变迁互动的结果（胡薇，2009），并且这种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因性别而异（郑莉、曾旭晖，2016）；关于住房不平等，吴开泽（2016）运用生命历程视角发现，职业地位和家庭经济能力强或在房改结束前获得首套房的居民具有优势，并且上述优势来源于父代的住房支持，这种代际支持差异所引发的住房不平等称之为“代际累积”因果机制（谌鸿燕，2017）。关于代际生命历程，研究聚集于家庭代际资源的交换和互惠，认为代际交换轨迹是个体发展、家庭策略和历史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左冬梅和吴正（2011）发现家庭代际交换的年龄轨迹差异取决于历史时间、个体维度时间以及家庭维度时间的整合；关于向成年转变，刘玉兰（2013）发现童年迁移的类型、时机和持续对成年早期生命事件的发生模式和经济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

近几年来，生命历程研究的整体范式已经开始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基于生命史回顾性数据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例如，有学者基于生命历程研究的整体视角发现，1930—1970出生的中国人的成年转变轨迹模式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演变过程（王殿玺，2019）。还有学者利用序列分析方法识别出六类中国老年人典型工作—家庭生命轨迹，并分析了不同轨迹类型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发现回归家庭型、提前退休型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较低（宋月萍、张婧文，2020）。

总体而言，生命历程的中国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跨学科性，学者们开始逐渐运用生命历程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开展经验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二是方法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各具特色。生命历程的定性研究从生活史、叙事分析等方法深入揭示生命历程背后的个体动机、社会文化意义，而定量分析则利用事件史分析技术等统计方法来研究生命历程的转换及相关影响机制；三是生命历程研究的侧重点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视角为主，更为关注宏观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作用机制。此外，早期经历对后期生命历程结果的影响也逐渐开始得到关注。

（二）研究展望

国外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为中国生命历程的研究实践提供了新的汲养，但我们在借鉴、运用和审视西方理论传统的同时，亦会发现我国生命历程研究面临着理论整合、数据收集以及方法创新等方面的诸多困境。首先，生命历程理论观点的跨学科整合难题。如何结合中国情境将现有散存于各学科的生命历程理论观点整合形成综合的理论框架和体系，这构成了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的重大挑战。当然，理论整合难题是国内外生命历程研究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其次，数据资料匮乏。开展生命历程研究需要较长时间跨度的追踪调查数据或高质量的生命史调查数据，但这些类型的数据在我国还比较稀缺，已经成为我国生命历程研究拓展的限制因素。再次，研究方法创新不足。当前，我国的生命历程研究方法主要是对西方研究经验的借鉴，本土的方法（论）创新甚是缺乏，难以为理论发展提供支撑。最后，学术研究共同体尚未形成。国外生命历程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如肖恩（Schoon）等学者发起的纵向和生命历程研究协会（Society For Longitudinal And Life Course Studies），但在中国，针对生命历程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生命历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以上困境或不足，在中国这片学术沃土上，亟需拓展生命历程研究的疆界，特别是深化中国场景下的生命历程研究或研究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基于这样的判断或期许，生命历程研究的中国传统可在如下主题展开讨论。

第一，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自从艾尔德提出生命历程理论的五条基本原则以来，对生命历程理论的拓展和创新似乎进入了停滞状态，尽管阿尔文（Alwin，2012）曾经拓展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原则、列维（Levy，2001）将社会结构分析引入生命历程理论框架、比拉里（Billari et al.，2009）等人提出了生命历程研究的整体视角等，但是这些理论观点有的未经经验研究的证实，有的只是局部性的理论修正，并未达到人们对生命历程理论发展的预期，也并未实现生命历程理论观点的跨学科整合。在中国，尽管生命历程的研究视角已经在不同学科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关于生命历程理论的创新研究甚是缺乏。然则，在中国这样经历巨大社会变迁的社会，已然具备了生命历程理论创新的现实条件，如何基于中国情境提出生命历程研究的创新性理论思想，整合建构形成开放性的理论体系，成为摆在中国生命历程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例如，可以根据中国人的生命史数据，通过建立生命历程概念之间的理论联系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填补和丰富生命历程理论框架。因此，在生命历程理论创新方面，学界呼唤基于中国实践场景的生命历程理论升华，强调基于中国人生命历程研究的理论发展。同时，社会现实情景的变化为生命历程理论的拓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出生队列的生命历程事件更加多元、异质，这种现实变化为生命历程的（去）标准化或（去）制度化理论观点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是生命历程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另一方面，中国比任何国家所发生的宏观历史事件都更为丰富、剧烈，如何利用中国的数据资料来理解宏观事件对微观个体生活机会、生命历程变化的作用机理，也应当是生命历程理论创新的挖掘点。

第二，生命历程理论概念测量与命题检验。生命历程理论创建以来，提出了诸多概念与理论观点，且初步形成了松散的理论框架。在这些理论观点中，有些概念和命题得到了有效测量和检验，比如，在整体范式中，通过将生命历程轨迹操作为生命历程状态和角色的联合轨迹，可以利用序列分析实现生命历程轨迹的挖掘，但尚有很多概念和命题未得到有效的测量和检验，如能动性概念的测量等，需要探索科学的测量方法。特别是，在生命历程研究中，到底是结构性力量对生命历程变化的影响深刻还是主观能动性对生命历程发展的影响明显，学术界还没有定论，而对于中国这样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巨大社会变迁的国家来说，如何通过有效的测量厘定两者对生命历程轨迹的影响成为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之一。作为一种中层理论的建构，艾尔德提出的生命历程理论框架和相关命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检验，学者们可以利用中国的实证数据对框架中的不同部分进行检验，如对相互联系的生活这一命题的验证等。然则，要实现生命历程理论的检验，需要以下两个现实条件：一是生命史数据的收集，生命史数据是生命历程研究的资料基础，但遗憾的是，中国尚未有准确的生命史调查数据记录不同代际的生命历程，因而，有必要开展生命史数据调查，建立中国人的生命史数据库；二是跨学科的研究设计，需要将不同学科的视角与理论观点进行整合，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演绎和检视生命历程理论的不同命题。

第三，生命历程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创新。生命历程的定量研究方法日益丰富，但较为常用的主要涉及以下两种：第一种是事件史分析方法，截取某一关键事件或重要的转变进行研究，对于研究具体生命事件的转换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二种是序列分析方法，基于整体研究范式，分析个体或群体一生的生命历程状态轨迹，对于分析生命历程的结构和整体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生命历程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竞争轨迹分析（Competing Trajectories Analysis）、增长曲线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在生命历程的中国研究中，上述方法均有用武之地，研究者可以基于不同的研究设计采用适宜的统计分析方法。例如，研究者可以用序列分析方法揭示个体生命历程的轨迹、模式以及不同特征群体的差异，如不同世代生命历程模式存在怎样的变化趋向？不同性别、社会阶层间的生命历程模式又有何不同？研究者也可以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生命事件的发生机制，如分析与年龄相关的正式/非正式规范如何影响生命历程、社会分层机制与生命历程不同领域参与模式的相互关系、制度连续性会否增加生命历程的同质性抑或社会变迁会否产生生命历程分化等。研究者还可以利用竞争轨迹分析方法对向成年过渡、向中年转变等阶段性生命历程轨迹进行研究，如研究从教育到就业的转变、从单身到结婚状态的转变、迁移状态的变化轨迹、家庭—工作的转变轨迹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轨迹等。同时，生命历程研究方法的创新仍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事件史分析和序列分析方法各有优点，但也存在着各自的不足，如何结合事件史分析与序列分析方法的优点改进生命历程研究的分析方法，以使我们能够同时考虑生命事件的转折点意义以及生命历程整体轨迹的形态，这为生命历程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可能空间。

第四，生命历程研究的跨国比较。当前，西方国家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纵向数据、生命登记数据以及回顾性调查数据资料，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开展生命历程的跨国比较研究。生命历程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对中西方关于生命历程研究的现有结论进行综述，而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中西不同国家的数据资料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分析生命历程模式与特征、重要转变的发生时机与类型如何因国家而异，如何通过文化、制度和经济因素来解释差异，特别是对发展阶段或国情相似抑或差异明显的国家进行生命历程对比分析，如此或许能够得出更具有国际视野、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此外，生命历程研究的国际视野还包括对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的国家的比较研究，如对经历东西德合并这种历史事件的国家成员生命历程的研究、福利国家崛起对生命历程计划性增抑的差别影响、战争对不同国家群体或者同一国家不同群体影响的研究等。同时，当前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数据，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命历程研究所需要的数据资料还十分匮乏，而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开展追踪调查，相信生命历程的跨国比较研究会更为便利，成果也会更加丰富。

第五，生命历程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自从生命历程理论创立以来，对生命历程理论的应用屡见于现有文献，在社会学、人口学、犯罪学、社会医学等学科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研究主题涉及人口迁移、犯罪、健康、流行病学等领域，由此可见，生命历程研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而在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中，同样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呼唤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参与，从而为中国生命历程研究提供不同的学科视角，促进生命历程理论的进一步融合。比如，有学者认为，生命历程轨迹是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能动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Settersten & Gannon，2005），而分析“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关系需要明确两者的概念和测量路径，并且要开发更复杂的理论和方法来构建两者的关系，而这些要求跨越发展心理学和生命历程社会学等学科间的界限；又如，在生命历程的（去）标准化研究中，越来越多相互矛盾的证据表明生命历程已变得更加标准化抑或非标准化，而对一观点的澄清亦需要跨学科的证据予以支持。还有学者认为，上述两个研究领域（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生命历程标准化或非标准化的现实证据）为生命历程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潜力，通过知识的跨学科转移，可以为因果关系解释提供不同学科的相互支持和彼此印证（Sibeon，1999）；其中，生命历程的跨学科研究可以尝试回答如下议题：一是结构性因素如何生产生命历程的标准性或规范性？二是能动性如何产生生命历程的非标准化和可变性？三是结构性和能动性因素会否或在什么条件下会塑造生命历程的多元性抑或统一性？这些议题的回答亦能够为生命历程的跨学科研究提供良好的开端，可以为描述生命历程的相互依赖性、过程和机制提供一种通用语言，各个学科均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研究问题，进而促进生命历程的跨学科合作和知识累积。

参考文献

包蕾萍，2012，《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  度化选择》，《社会科学》第5期。

郭于华、常爱书， 2005，《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一项对下 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             第5期。

胡薇，2009，《累积的异质性——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老年人分  化》，《社会》第2期。

黄晓星、林滨，2017，《社会变迁与生活机会:1977年以来的生命历程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刘玉兰， 2013，《生命历程视角下童年期迁移经历与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研究》，《人口研究》第2期。

李强、邓建伟、晓筝， 1999，《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第6期。

宋月萍、张婧文，2020，《工作家庭生命历程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城镇地区的证据》，《人口与发展》第5期。

王殿玺，2019，《童年经历与成年转变模式研究——以生命历程为视角》，《青年研究》第2期。

吴开泽，2016，《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社会》第1期。

曾迪洋，2014，《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社会》第5期。

左冬梅、吴正，2011，《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的年龄轨迹研究》，《人口研究》第1期。

郑莉、曾旭晖，2016，《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社会》第6期。

郑作彧、胡珊，2018，《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第2期。

章淼榕、范斌，2017，《回沪知青子女的生命历程能动性研究——基于个案分析》，《广东社会科学》第6期。

谌鸿燕，2017，《代际累积与子代住房资源获得的不平等：基于广州的个案分析》，《社会》第4期。

Aassve，Arnstein，Francesco Billari and Raffaella Piccarreta 2007，“Strings of adulthood: A sequence analysis of young British women’s work-family trajectories.”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3(3–4).

Abbott，Andrew 1990，“A primer on sequence methods.” Organization Science  1(4).

Abbott，Andrew 1995，“Sequence analysis: New methods for old idea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21).

Abbott，Andrew，John Forrest 1986，“Optimal matching methods for historical sequence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6(3).

Abbott，Andrew，Alexandra Hrycak 1990，“Measuring resemblance in sequence data: An optimal matching analysis of Musicians’ care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1).

Abbott，Andrew and Angela Tsay 2000,“ Sequence analysis and optimal matching methods in sociology: review and prospect.”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9(1).

Aisenbrey，Silke，Anette Fasang 2010，“New life for old ideas: the ‘Second Wave’of sequence analysis bringing the ‘course’ back into the life course.” Sociology Methods Research 38(38).

Alwin，Duane 2012，“Integrating varieties of life course concept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67(2).

Axinn，Willian，Lisa Pearce，Dirgha Ghimire 1999，“Innovations in life history calendar applic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8(3). 

Billari, Francesco 2001,“The analysis of early life courses: Complex descriptions of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8(2).

Billari，Francesco 2001,“Sequence analysis in demographic research.” Canadian Studies in Population 28(2).

Billari，Francesco，Dimiter Philipov，Testa Maria Rita 2009，“Attitudes,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ural control: explain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Bulgaria.”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5 (4).

Brückner，Hannah，Karl Ulrich Mayer 2005，“De-standard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What it might mean? And if it means anything, whether it actually took place? ”  9.

Clause，John 1986，“Factes and contexts of the life course.”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5(1).

Dannefer，Dale 1987，“ Aging as intra-cohort differentiation: Accentuation, the Matthew Effect and the life course.” Sociological Forum, 2(2).

Eerola，Mervi，Satu Helske 2016，“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fe history calendar data.” Statistical Methods in Medical Research 25(2).

Elder G. H. 1974，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lder，Glen 1975，“Ag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

Elder，Glen 1985，“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In: Elder G. H. Ed., Life Course Dynamics: Trajectories and Transitions, 1968~1980.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lder，Glen 1997,“The life cours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R. M. Lerner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1: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Elder，Glen，Monica Johnson Robert Crosnoe 2003，“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In: J. T. Mortimer & M. J. Shanahan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pp. 3–19). New York: Plenum.

Elzinga，Cees 2003，“Sequence similarity: A non-aligning technique.”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32(3).

Elzinga，Cees ,Aart Liefbroer 2007，“De-standardization of family-life trajectories of young adults: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using sequence analysis.”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3(3-4).

Elzinga, Cees 2010，“Complexity of categorical time serie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38(3).

Fasang, Anette ,Marcel Raab 2014，“Beyond transmission: Intergenerational patterns of family formation among middle-class American families.” Demography  51(5).

Ferrari, Giulia ,Ariane Pailhé 2016，“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France: Do children of immigrants differ from natives?”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31.

Freedman, Deborah,Arland Thornton et al.1988，“The life history calendar: a technique for collecting retrospective data.”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8.

Fussell, Elizabeth 2005，“Measuring the early adult life course in Mexico: An application of the entropy index.”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9.

Gabadinho，Alexis，Gilbert Ritschard，Nicolas Müller，Matthias Studer 2011,“Analyzing and visualizing state sequences in R with TraMineR.”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40(4).

George，Linda 1993，“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ife transi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1).

Giddens, Anthony 2003，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Giele，Janet，Glen Elder 1998,Methods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Gotlib，Ian，Blair Wheaton 1997，Stress and adversity over the life 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Pamela，Alexandra Berkowitz 2005，“The structure of the life course: Gender and racioethnic variation in the occurrence and sequencing of role transitions.”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9.

Kohli，Martin 1986，“The world we forgot: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life course.”In V. W. Marshall Ed., Later life: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ging (pp. 271-303). London: Sage.

Lesnard，Laurent 2006，“Optimal Match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CREST working paper. INSEE, Paris.

Lesnard，Laurent 2008，“Off-scheduling within dual-earner couples: An unequal and negative externality for family ti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2)

Levine，Joel 2000，“But what have you done for us lately?: Commentary on Abbott and Tsay.”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9(1).

Levy, René 2005“Why look at life courses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10(5).

Macmillan, Ross 2005，“The structure of the life course: Classic issue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9.

Marini, Margaret 1984，“Age and sequencing norms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Social Forces 63(1).

Mayer, Karl Ulrich ,Urs Schoepflin 1989，“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15).

Mills, Melinda 2007，“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life course: Toward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C. Howard ed., Contested Individu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Modell, John et al. 1976，“Social change and transitions to adultho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1).

Mounoud, Pierre 1982，“Revolutionary periods in early development.”In: T. G. Bever ed., Regression in mental development. Hillsdale, NJ: Erlbaum.

Pollock, Gary 2007，“Holistic trajectories: A study of combined employment, housing and family careers by using multiple-sequence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170(1).

Riley, White, Marilyn Johnson ,Anne Foner. et al.1972，“Aging and society.” A sociology of age stratification. Vol.3, New York: Sage.

Robette, Nicollas 2010，“The diversity of pathways to adulthood in France: Evidence from a holistic approach.”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15(2-3).

Ryder, Norman 1965，“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6).

Schwanitz, Katrin 2017，“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nd pathways out of the parental home: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32.

Settersten, Richard,Karl Ulrich Mayer 1997，“The measurement of age，age structuring, and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1).

Shanahan, Michael 2000，“Pathways to adulthood in changing societies: Variability and mechanisms in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

Shanahan, Michael ,Ross Macmillan 2008，B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M]. New York: W.W. Norton.

Sibeon, Roger 1999，“Agency,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ce as cross-disciplinary concepts.” Politics 19(3).

Sironi, Maria, Nicola Barban and Roberto Impicciatore 2015，“Parental social cla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26.

Settersten, Richard ,Lynn Gannon 2005，“Structure, agency, and the space between: On the challeng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a blended view of the life course.”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10.

Standing, Guy 2011，“Labour market policies, poverty and insecur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3).

Stovel, Katherine, Michael Savage ,Peter Bearman 1996，“Ascription into achievement: models of career systems at Lloyds bank, 1890-197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2).

Studer, Matthia, Gilbert Ritschard, Alexis Gabadinho ,Nicolas Müller 2011，“Discrepancy analysis of state sequence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40(3).

Wen, Fan 2017，“Education delayed but not denie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ohort returning to school.”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33.

Widmer, Eric, Gilbert Ritschard 2009，“The de-standard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Are men and women equal?”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14.

Wu, Lawrence 2000，“Some comments on sequence analysis and optimal matching methods in sociology: Review and prospect.”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9(1).

Zhou, Xueguang and Liren Hou 1999，“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1). 

[1]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生命历程轨迹的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19CSH010）”的资助。作者简介：王殿玺，男，北京体育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主要为生命历程、人口社会学。联系邮箱：wangdianxigod@sina.com。

[2]从现有文献来看，大量研究运用了生命历程研究框架，但叫法不一，存在着“生命历程理论”“生命历程视角”等诸多用法。笔者认为，“生命历程理论”通常是指由艾尔德开创的以生命历程或生命历程某一侧面为研究对象所形成的理论论述或原则及其后续发展；“生命历程视角”则往往侧重借鉴生命历程的概念内涵研究某一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散布于各个学科，并不聚焦。本文侧重于介绍由艾尔德开创的生命历程理论及其最新研究进展。

[3]图2对生命历程研究中核心概念的图示参考了阿尔文（Alwin）2012年发表的论文“Integrating varieties of life course concepts”，但笔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和深化。

[4]关于序列分析方法与生命历程研究整体范式的关系，从时间线上来看，序列分析方法的产生要早于生命历程研究整体范式，但正是欧洲学者不断改进序列分析方法并运用到生命历程研究中，从而促进了生命历程研究新思路的衍生，并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即分析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生命历程整体轨迹及其演化机制。从这一角度上来看，生命历程研究的整体范式与序列分析方法的改进密切相关。

[5]“生命历程的（去）标准化或（去）制度化”被用来指称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各种社会人口学变化，这些变化逐渐消解着生命历程的规范排序，生命历程的标准化转型逐渐被一套不遵循时间顺序安排和缺乏次序的生活所替代（Kohli, 1986; Modell et al., 1976），呈现生命历程的复杂化和多元化趋势，现代性晚期生命历程复杂性、多元性逐渐生长的假设被定义为生命历程的“去标准化或去制度化”。

[6]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可以设定不同的状态和序列，如埃尔津加等（Elzinga et al.，2007）关于家庭生活轨迹的研究，设定了单独居住（S）、未婚同居（U）、已婚同居（M）以及有至少1个孩子（C）等状态；亦如，费拉里等（Ferrari et al.，2017）在分析本地居民与移民成年转变轨迹差别时，将成年转变的生命历程状态设定为三大领域12个联合状态，即将居住方面（与父母同住、不与父母同住），婚姻方面（单身、同居、已婚）和生育方面（无子女、有子女）的状态进行组合，继而形成了成年转变生命历程的联合状态序列。

[7]序列分析方法借助最优匹配技术来实现序列之间的对比转换，即通过量化将一个序列转化为另一个序列的代价来测量序列间的距离或不相似性，需要通过插入、删除和替换三个基本操作来执行转换,每个基本操作都可以指定一个特定的成本或代价。一个序列转换为另一个序列的成本等于三个基本操作的成本总和，而两个序列之间的距离被定义为将一个序列转换成另一个序列的最小成本，两个序列的转换成本愈小代表两个序列愈相似。Hamming等序列算法保证了最小成本的实现，为每对序列进行转换后即产生成对序列的距离矩阵，而后可以根据序列的相似度运用聚类分析对序列进行分类。

[8]插入、删除和替换是最优匹配技术的三个基本操作，目的是实现序列之间的转换，计算序列之间的距离或相似度。其中，插入是指将一个状态元素插入到序列中，删除是指从序列中删除一个状态元素，而替换是指一个状态元素被替换为另一个状态元素。三个操作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序列状态元素的比对，如果序列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则须执行很多操作方能实现序列之间的转换。举例而言，图3中序列1与序列2有两处状态不同，如果把序列1中的B直接替换为A，以实现两个状态序列的一致性转换，称之为替代操作；而如果在序列1中插入A，再删除B，以实现两个序列的转换即为插入和删除操作（Indel）。

[9]该研究定义了单身无子女、单身有1个及以上子女、已婚无子女、已婚有1个子女、已婚有2个子女、已婚有3个子女、已婚有4个及以上子女、离婚无子女、离婚有1个及上子女等家庭状态形式，并通过上述状态形成了家庭生命历程联合状态序列，进而运用序列分析方法识别了父代与子代的三种状态序列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