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觉小传

王离离

一

1921年8月14日，王觉（原名：王大勣）出生在重庆巴县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其父王岳生（字正钟）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王岳生走上仕途。先后担任四川军政府统计局书记官；四川造币厂厂长；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1923年）；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等众多重要职务。国民革命后弃官从商，致力于社会事业。1928年初创《民治日报》，继而成立重庆电疗医院。在实业界又先后任过盐业公会主席、川盐银行董事（1936年）等职。1937年，与重庆社会名流、实业家刘子如、胡汝航，共同出资创办“三才”“三多”两家砖瓦厂，专聘技师精制中西各式砖瓦，这是当时四川和重庆最早开办的机制砖瓦厂。同年为慈善事业重庆私立孤儿院（任董事会副主席）捐资，据史料记载，在渣滓洞牺牲的革命烈士江竹筠和重庆市原副市长余跃泽，就是在该孤儿院受启蒙教育而成长起来的。

父亲在乡下拥有田地，城里置有房产，家里有用人、小轿车、网球场，王觉的生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父亲王岳生是读书人，知书达礼为人谦和，他做官还乡时极不愿在乡邻面前显摆，总是离王家大院老远就要下轿，徒步田坎进家。由于父亲的进步思想，辛亥革命的干将熊克武、但懋辛、刘伯承都是王家的常客。可以说，王觉在很小的时候便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以至后来他从重庆巴人中心校毕业，进入巴县中学念初中就开始接受共产党进步思潮影响，并熟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各种革命书籍。1936年暑假，王觉参加中共外围组织“重庆救国会”，并加入学校秘密团体“学联”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川东地下党利用学校作先导，在重庆一些学校发展党员，王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他成为一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地下战士。1939年秋，经中共巴县工作委员会批准成立巴县中学党支部，王觉时任支部书记。

20世纪40年代初期，王觉就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位于合川草街），在该校文学组任教。之后相继在巴蜀中学、邹容中学做过国文教师。在巴蜀中学任教时，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晓棠曾是他的学生。在学校教书期间他用进步思想影响学生，使许多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王觉遗文中述：“1947年秋，《新华日报》等党在重庆的公开单位拟返延安，形势紧张，根据地下党上级组织指示，我离开‘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重庆分会）到邹容中学任教。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在重庆地下党职教区。邹容中学是国民党四川元老办的一所学校，既不进步也不反动，政治空气比较平静。我担任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教学，学生年龄较大，大都不过问政治时局。我在邹容中学教书本属隐蔽，无意在校内开展工作，但通过讲授不免宣传一些进步思想，一般反映不强，只两三位同学似有所悟，课余来接近我，流露不满现实的情绪，郑祯荣即是其中一位。经过多次与郑交谈，看出郑有进步要求，我便与他谈论时局，介绍他读进步书籍，对他进行培养。寒假期间上级组织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决定，叫我辞去邹容教职，经上级同意于春季开学时请病假，介绍郭祚发同志（又名郭云刚，见我在‘文协’时发展并由我联系的党员）到邹容中学代课。”

1944年，王觉卖掉父亲遗留的田产，出资在重庆临江门一小巷内创办新地出版社，积极地为进步文艺事业作贡献。其间，为沙汀出版了书籍《还乡记》。1946年，协助何其芳编辑《抗战文艺》《七月》《希望》《萌芽联合特刊》等文学刊物，因此与何其芳先生结下深厚友情。“文化大革命”后，王觉常去北京开会，每次他都会专程去看望何其芳。在学校任教期间，王觉还兼职全国文协重庆分会的工作，撰写发表过许多文学评论，如《〈财主底儿女们〉——第一部读后感》《谈〈马凡陀的山歌〉》《读丰饶的原野》《承继伟大的文学遗产——写在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文艺节断想》等文章。

1948年4月，由于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受叛徒破坏，王觉奉命撤离重庆赴华北解放区，与川东、川西地下党的同志在天津汇集，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干部的入城学习，时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秘书。之后，“在中南局组织部钱瑛部长的带领下，随四野乘一列闷罐车南下去武汉。火车上，王觉热心为大家服务，打开水、买食物，照顾一些体弱的女同志，受到众人的称赞”。（黄友凡回忆中述）

王觉遗文自述：“1948年4月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5月初与李思源同志离渝赴华北解放区，后参加天津接管工作，与由上海局派往香港的马识途、邓照明等四川地下党同志接上头，一同南下参加武汉接管，由华中局组织部专办王英同志（原上海局负责人之一）决定于1949年8月赴南京参加西南服务团。”“随四川地下党马识途、萧泽宽、邓照明等二三十人由总团决定编入总团政策研究室，在行军途中整理四川、重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研究室主任萧泽宽。”

1949年，王觉去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文管会学习接管经验，时任军管会文艺处组长。“他负责电影审查，一天要跑好几家电影院，因为他在天津也做过电影审查工作，因此对政治反动、淫秽黄色的影片严格把关，很有经验。那时，王觉与川东地下党同志黄友凡(后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常在一起畅谈理想、展望未来，他们一致认为：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作为幸存者，将来一定要为党努力工作。”（黄友凡回忆中述）后来，王觉和李思源（后任重庆市计委副主任）又奉钱瑛大姐的秘令，专程入川，传达党中央关于四川地下党如何迎接解放的指示。

再一次深入敌占区，这是一项既艰巨又危险的任务，然而，王觉同李思源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勇敢，乔装打扮与国民党特务周旋，为革命以身犯险。

1949年 8月，王觉奉命到了南京，在二野参加学习准备进军西南。在南京期间，当时二野的邓小平接见了川东、川西的地下党党员，大家备受鼓舞。紧接着，王觉随部队急行军经武汉、长沙到达常德待命。在常德期间，组织上安排大家收集有关重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为重庆解放的接管工作做准备，因王觉对重庆情况熟悉，便积极工作为上级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随后，他与西南服务团战友们乘坐一辆大型军车，途经湘西山区进入川东酉、秀、黔、彭，于 12月 4日抵达刚解放的重庆。到达重庆后，王觉作为军管会第一批军代表，顺利接管了重庆文教系统。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王觉在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处长。“重庆第一届文代会的工作报告，便是由他执笔、起草并修改完成。文艺界的各项政治思想运动，以及各项文学艺术活动，他都要参与领导。”（温田丰回忆中述）这期间，王觉经常到基层扶植区县文化，组织文化干部开展群众文艺创作。同时他还亲自审查戏剧作者创作的川剧、歌剧、话剧剧本，并尤为关注重庆地方剧种川戏艺术发展。1961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任白戈（“左联”作家）亲自挂帅，组织重庆市川剧院决定选送《绣襦记》《金钗记》《荷珠配》《红梅记》四部传统折子戏进京演出。戏剧排练期间，王觉具体负责指导审查工作。在繁忙中，他几乎每天都会亲临排练现场，对剧本及表演、服装、舞美、灯光等，提出修改意见并严格要求，甚至连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当时，重庆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袁玉堃、李文韵、许倩云、刘卯钊都参加了此次进京汇报演出。这次成功演出轰动了京城，随后受朱德、陈毅等中央领导邀请进中南海怀仁堂专场演出。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作协重庆分会移去成都，王觉调任重庆市文联作秘书长，协助主席邓均吾工作。为长篇小说《红岩》早期写作，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与王觉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对小说创作反复提出修改意见、进行细致指导。当时，重庆方面负责《红岩》创作的具体工作，主要由王觉亲自在抓，还将三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以专业创作员身份调进了文联。这期间，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也对《红岩》写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支持和帮助。那时，王觉在我们的印象里是白天忙碌的身影，晚上夜以继日地在灯下读书、写文章、审查各类剧本、修改各种报告。王觉为人从不以领导自居，他家的房门随时都敞开着，有登门谈工作的、谈创作的、汇报思想的，甚至有因诉说冤案而来的，来者不拒，都可以在他家吃饭、留宿。他的几个孩子，经常是在睡得舒舒服服的热被窝里，半夜被父母叫醒把床让给客人，家人在地板上打地铺睡。

1964年，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亲自批示，组织文艺慰问团赴南江地区大巴山，对革命老区的群众和知识青年进行慰问。重庆市委当即安排组建一个文化工作队，决定由王觉率队，带领重庆市歌舞团演出队及剧本、音乐创作的作者李康生、沙子铨、杨世元等人，一同前往大巴山南江林场慰问演出。大巴山地处偏远高山，当地向导带领一队人翻山越岭极为艰辛。到达目的地，文化工作队受到当地村民和知青的热烈欢迎。以后，他们回到重庆作了汇报演出。队员们通过在山区体验生活，还创作了一出话剧——《新家岭》，这出由王觉亲手抓的话剧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未能公演。

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项工作开始全面复苏。1977年，王觉回文联官复原职。那时他正值壮年热情高涨，终日为重庆文艺工作四处奔走，文联下属八个协会的活动他都要参与。王觉无论为人、办事、作文都非常认真，第一届全国单列城市文联工作会在重庆召开，他嘱办公室起草一篇纪要，总共不到两千字的文稿，王觉字斟句酌费了大半宿工夫修改。王觉工作作风十分简朴。有一年，他与罗良德、凌承纬去哈尔滨开会，途经北京已是深夜，为找住宿大家跟着他步行从东长安街到西长安街，一辆辆出租车擦身而过，他就是不开口叫车，直到午夜一点才坐上了一辆没有遮拦的平板车。当天晚上，他们住在北京市文化局下属单位的招待所，睡在木板床上，枕着油黑发亮的糠壳枕头，王觉却一点不在乎。按当时出差规定，王觉可以乘坐飞机或享受火车软卧，但他为了机关节省经费，经常是放弃乘飞机而坐火车硬卧，他从来不把待遇放在第一位。那时王觉肩负的担子十分繁重，他除了负责文联机关的行政事务工作之外，还得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发展重庆的文学创作上。《红岩》杂志是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王觉兼任主编。为办好刊物，他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和著名作家沙汀（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激励和帮助下，呕心沥血地努力工作。

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形势一派大好。70年代末，重庆文艺创作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群众文学创作激情也空前高涨。王觉为把握这一大好时机，对创作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十分重视，对好的文学作品也倍加关注。那时《红岩》杂志每期刊发的稿件，他在付梓前几乎都要亲自过目。遇到重要作品，他要与作者交换意见并认真提出修改，甚至为其撰写评论。当时，《红岩》杂志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作品问世，都离不开他的关心和帮助，并为之付出了许多心血。1979年，在《红岩》季刊一期发表的长篇小说《一双绣花鞋》，王觉就费心不少。他与作者况浩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为打磨小说中的细节，他们经常在一起长谈切磋。这部小说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剧本——《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拍，“文化大革命”之后才拍成电影，将其更名为《雾都茫茫》。电影剧本也曾在王觉手上辗转往返不知有多少次，每一次他都通宵达旦地阅读和修改。

作家周克芹创作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曾得到著名作家沙汀的高度关注，沙汀在与王觉的多次通信中提及这是难得的好作品。在小说创作期间，王觉专程去四川简阳与作者见面，并邀请周克芹到重庆文联住下写作。1979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红岩》杂志首发。小说发表后，王觉为这部作品撰写了长达近万字的评论，先后刊发在《四川文学》和《红岩》杂志上。后经删节又在《重庆日报》发表。同年，在《红岩》刊发的上海知青作家叶辛创作的长篇小说《风凛冽》也被王觉看好，在这部小说发表之前，王觉也曾多次与作者通信交流并亲自修改。后来，叶辛与他的通信一直保存在王觉家中。那些年，许多优秀文学作品问世于《红岩》，使被列为全国大型文学期刊的《红岩》在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20世纪 80年代，王觉对重庆文艺界工作的参与和支持是多方面的，他不仅重视文学创作，而且对戏剧、歌舞、音乐、曲艺等剧目的创作和演出都十分关心。重庆市歌舞团自创编导，反映自卫反击战的舞蹈《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进京参赛前，经过反复排练，王觉有空就去排练场观看并给予演员鼓劲。后来这个舞蹈在全国获奖，回渝汇报演出也受到广大观众喜爱。1985年，由夏祖生、陈飞、白路平创作的话剧《陪都新闻》，也是在王觉的启发、提议和关心下产生的。当时，讨论剧本和排练都存在非常大的争议，但在王觉的鼎力支持下，市话剧团著名导演赵锵成功地将该剧搬上了舞台。这部反映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实事求是对待“李少石事件”的重头剧，在重庆“雾季艺术节”首演，得到了重庆市委原书记任白戈的肯定，并受到了著名戏剧作家曹禺的赞扬。该剧的前身电影剧本《李少石事件》也曾得到过文化部原副部长陈荒煤的肯定。1987年，话剧《陪都新闻》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改编为三集同名电视剧，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黄祖模执导。在电视剧拍摄期间，王觉与导演黄祖模促膝交谈，对拍摄工作予以诸多帮助。电视剧拍成后，王觉出席了在大坪红楼举行的首映式，还连夜亲自主持召开了座谈会。随后，《重庆日报》用整版篇幅报道了这部优秀剧作。当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连续播放了该剧。为此，导演黄祖模非常感激，特意精心制作一本剧照集送给王觉留作纪念。

峨眉电影制片厂青年编剧王冀邢每次创作了小说、剧本，都会送给王觉审阅并请他提出意见。王觉也非常欣赏这位年轻人的才气，在许多场合都会提起他。几年后，王冀邢编导的电视剧《布尔什维克兄弟》在重庆拍摄，内景主要选在文联小院，他提出要借用王觉的住房作拍摄现场（此时王觉已去世），当提起这个剧本王觉生前都看过时，王觉家人欣然同意，无条件地给摄制组提供了许多方便。

王觉一直对重庆的音乐、美术、书法、故事演讲，及其作品创作都非常重视。1984年，为重庆綦江农民版画进京展出，王觉与四川美协主席牛文多次去綦江审查精选参展作品，此后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版画作品就是他和牛文拍板通过的。那些年，四川美术学院历届毕业生举办的画展，都会邀请王觉前去观摩，他与川美的几届院领导都是朋友。王觉对少儿美术、书法、儿歌朗诵比赛也很关注，重庆市少年宫举办的少儿文艺活动也常邀请他参加，他都不会缺席。

20世纪80年代成渝两地文学界非常活跃，两地作家协会的关系十分密切，王觉经常带重庆的中青年作家、编辑去成都。《红岩》杂志社编辑李耀国、赵晓玲曾与王觉一同去成都，与四川许多作家都是朋友。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陈之光与王觉友情甚笃，以兄弟相称。成都的许多老作家都跟着他叫王觉王大哥，而成都的青年作家则跟着重庆的青年作家亲切地叫他觉伯伯。1994年，重庆作者赵晓玲、刘凯娟和王离离应《四川文学》之邀，赴九龙沟参加小说创作笔会。那次会，聚集了四川许多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阿来、裘山山都在其中。笔会上好几个人都向王离离提到，当年王觉去世（1991年10月28日）的消息传到成都时，那天正赶上四川省作协开会，大家不由站立起来集体为王觉默哀，一些与王觉感情深厚的老作家都流下了眼泪。

王觉在重庆文艺界担任领导时一贯爱才惜才，与各类文艺家广交朋友。他对人一片公心，唯才是举，起用了不少人才。他曾经举荐许多中青年作家、诗人、演员和书画家，尽力给他们提供机会和予以帮助。在文联，王觉对老一辈作家、编辑不但重情重义，而且还时常关怀照顾他们。文联办公室老主任向晓、作家杨甦生病住院期间，他经常独自去医院看望。同时，还关心更小一辈的青年，当时先后来到文联工作的陆大献、邓毅、卢德龙、刘阳等，他们的成长都得到王觉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王觉离世后，重庆文学界人士将他多年在文联的工作称之为“王觉时代”，以示对他的怀念。

王觉一生操劳，临到70岁去世前都没放下工作，没放下工作中的繁杂、工作中的纠结、工作中的牵挂、工作中的乐趣。王觉曾毁家革命一辈子，对党忠诚、正派廉洁、两袖清风、一生勤谨，为党的事业和重庆文艺事业竭尽全力。王觉去世时，一副挽联挂在他曾辛勤工作过的文联机关大礼堂：

献身文坛从未丝毫懈怠鞠躬尽瘁君为表率
挥汗艺苑不敢半点偷闲死而后已你是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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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王离离（1954—2015）系王觉之幺女。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职重庆市少年先锋报社，担任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