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子》人性论省察

第一节　省察前缘与动机

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

据赵岐《孟子题辞》可知，他不仅对孟子推崇备至，更致力于宣扬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孟子在中国文化长期的流衍中，始终保持活络源泉，甚至越来越受到后人的敬重呢？面对此一时代命题，必须紧扣孟子原典赋予的精神坐标，方能获致答案。

《孟子》一书，虽被广泛研究，却依然歧见迭出。承前贤传述，于今汉学家对中国哲学作进一步融摄中西的深入研究，使其不断推陈出新。不过，由于研究者本身的学养背景相异，援引的哲学路数不同，在面对同样的一部《孟子》经典时，却往往腌酿出迥然不同的风味，致使孟子研究呈现出理解上的莫衷一是，以及多元歧见的状况。换言之，当代孟学诠释的分化，表面看来是对于文本的解读不同，事实上则无不与诠释者自身所持的问题意识及使用的概念工具相关。由于笔者关切的主题落在当代孟子人性论重估省察的现代意义，因此拣择的系统也是采用当代儒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虽说当代孟子人性论的核心在于研究“性”，但作为“性”的延伸，必将论及“心”“天”“命”等诸概念之间的关系，因其“尽心”始能“知性”，“知性”才能“知天”。至于“命限”，即是关键，是天命所赋予责任的重大意义。唯有在逃无所逃地面对“命限”，才能尽“心”、知“性”，而得以知其“天”。因此，面对孟学的诠释差异，首要厘清的就是诠释者价值主张背后的问题意识与思维脉络，问题意识与思维脉络疏朗通透，才能够将可能成立的价值主张，递升为可把握的主题研究。

在传统的中国哲学中，心性论无疑是最具特色的重要课题。言简意赅并提出以此作为原始心灵论题的孟子，一直是近代学者阐幽发微的经典依据。回顾孟子心性论在当代儒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演进，我们看到牟宗三致力于传统儒学诠释与当代儒学重构，通过中西哲学对比所作的义理判教，体现并代表了当代国际汉学界和比较哲学界的共识，确然复活了孟子文献。尤以所著《心体与性体》望重于世，也将孟子心性论纳入了一个更开阔、更具时代性的思考脉络中。与此同时，当代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独立的学术研究，其中成绩斐然的又堪以劳思光为代表，从《新编中国哲学史》中即知劳氏对于儒学有着独到的见解。牟、劳二人都将儒学理解为道德心性之学，理论特质归结为主体性学说，然而彼此间对儒家思想所体现的主体性的实质面相，却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二人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道德心性与形上实体的关联性。在牟氏看来，儒学的根本特征是在建立“天道性命相贯通”的“道德的形上学”，基本特点是“即存有即活动”“即内在即超越”；而劳氏则断然否认孔孟思想中有任何形上学的延伸，仅承认完全走向内在的道德心性一路才是儒学的正宗，并认为任何形式的形上学或宇宙论都不足以对道德行为产生理论上的效力。因此，劳氏的论点即是“儒学在本质上是以心性论为中心的哲学”。简而言之，牟氏以其“天人合德”立论，劳氏则坚称“德本于人，无涉于天”。牟氏思辨地证立儒家始终具有道德的形上学，并以此道德的形上学为其道统，从而分判宋明儒学；而劳氏则是质疑任何诉诸存有的价值学说的理论效力。换言之，在对孔孟思想的认定上，牟氏认为孟子以拓展道德性的心来会知天，具有超越意识和形上追求，这种由人而天的理路，正与《中庸》《易传》由天而人的理路相得益彰；而劳氏则认为孔孟的义命分立，是将宗教意识转化为纯粹主体实践的人文精神，这种心性论与《中庸》《易传》相较，体现出的混杂的宇宙论和形上学的思想根本不相类属。在西学东渐、当代中国普遍眩惑于西方知识传统的氛围中，意见相左的两人，通过中西哲学的对比研究凸显儒家心性论特质的努力，对于进一步重估孟子“心”“性”“天”“命”诸概念间的关系，别具启发性的时代价值。

自16世纪末西方耶稣会士（Jesuits）登陆中国，发展出真理与谬见杂糅的传教士汉学，至19、20世纪之交，西方专业汉学逐渐形成，直到今天专业汉学的多维展开，西方汉学已经走过了四百多年的漫长历程。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体悟到，因着问题意识及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哲学在其产生之初，就注定走上与西方哲学完全相异的道路，从而形成了鲜明的特质。2005年出版的由江文思、安乐哲合编的《孟子心性之学》，记录了最近十多年汉学界围绕如何理解孟子“心”“性”“天”“命”诸概念的关系所展开的争论，反映出汉学界在不同哲学背景下研究儒学所遭遇的诸多困难。确切来说，这些汉学家正尝试通过评论来界定作为儒学核心的“心”“性”“天”“命”诸概念的范畴，并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书中录载了英国汉学家葛瑞汉（Graham，A. C.）于1967年在《清华中国研究杂志》上所发表的《孟子人性理论的背景》一文，考察了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性”的概念，以解释孟子所面对的人性问题。此文发表后，引发了近二十年来西方汉学界对孟子人性概念的诸多争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华霭仁（Irene Bloom）教授之间的争论。葛氏关于孟子人性概念是事实的和规范的观点，强烈激励了安氏和华氏，二人从比较哲学的视域来作对于孟子人性概念的解读，这对于我们理解孟子的人性概念，深具重要的启示意义。

安氏作为当代著名的汉学家，涵咏儒道各家，贯通中西，是中西比较哲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对于中国哲学有独特的解读和诠释，大力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博士论文不仅是在葛氏的指导下完成，亦曾受教于牟氏与劳氏。依着上述渊源，对于当代诠释的争议，笔者首先解释牟氏和劳氏二人内在问题对诤的差异观点，来作为论述起点；其次，通过葛氏、华氏及安氏等一批颇有影响的汉学家参与其中，对于孟子“心”“性”“天”“命”等诸核心概念间的关系进行批评，揭示理论背后所隐含的整体论述预设及可能导致的理解差异，从而提炼出不同文化思想相互碰撞激荡的可能途径；最后，笔者研究并解码汉学家的接受语境、问题意识以及视域融合的具体表现，尝试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探究汉学家之间在思维上的深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启动经典中的《孟子》，并借以揽镜自照，使《孟子》成为现代人自身思想建构的力量，成就活着的中国哲学经典。

本书的目的与其说是要直接证成汉学家们关于孟子人性论的当代诠释与省察，从而使其获致在现代文明中的价值意义，倒不如说是提供了另一种原本就忠于孟子文献的客观性理解。因为只要我们承认孟子思想本有其内在的整体性与一致性，同时与所置身的传统和时代环境息息相关，那么，笔者尝试澄清孟子研究所引发的争端，经由义理比较分析，推演个中问题，分判得失优劣，就重新提供了心灵洞见的参考资借，也为所有关怀当代文明方向及实践人性价值的现代人提供经典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