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明代辽东路河的开凿和维护

谈到明代的辽河航运，不能不涉及路河问题。据《全辽志》记载：路河“自广宁东制胜堡起，至海州东昌堡，凡一百七十里，先年海运于东昌堡南十八里布花堡由路河通运，至广宁今制胜堡东下卸，军民商贩亦便”。[75]路河是明代辽东都司境内挖掘的一条人工运河，兼有陆运和水运两种功能，而在辽东这种特殊的边疆环境中，还有重要的防御功能。据估计，路河可能挖掘于洪武二十年（1387）以后，因为此前辽西是无人区，辽西各卫陆续设置以后，特别是辽王就国，所需粮食物资都得靠海运和河运，从三岔河到广宁城有170余里，正处于“辽泽”之中，地势低洼，道路泥泞，陆路运输非常艰难，所以才有挖掘路河的必要和可能。

路河的东部起点是布花堡。关于布花堡的位置，《全辽志》中提到两次：一是布花堡在东昌堡南18里；二是西宁堡条有“堡东布花堡可屯兵，堡西河湾空可按伏”的注解。东昌堡即是牛庄驿，其故址就在现在的牛庄镇，有众多朝鲜文献可以印证；[76]西宁堡就在现在的西牛古城子。两者位置都很明确，牛庄在西牛古城东南27里，如果布花堡在牛庄南18里，那布花堡就该在西牛古城东南35里，这明显不符合逻辑。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布花堡在牛庄以西，或西北，才有可能在西牛古城子东南，这个地点就是《辽东志》所附《海州卫山川地理图》上所标注的“新马头”。洪武时期，辽河以东各卫所需布匹棉花海运到牛庄港，广宁、义州等卫海运到凌河，金州、复州二卫运到旅顺口，卸载后再由各卫运回。永乐年间，山东登州卫只负责海运到旅顺口卸载，然后由辽东各卫自运。洪熙元年（1425）六月，广宁中屯卫军士冯述上疏朝廷说：各卫距离旅顺口遥远，自运“往复甚艰，且妨废农功”，要求朝廷恢复“洪武旧制”。获得批准。[77]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景泰三年（1452），也就是二十多年后，登州卫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提到：“洪武、永乐中，本卫海船儧运军需百物赴辽东者，俱旅顺口交卸，甚便。近令运至小凌、六州河、旅顺口、牛庄河四处交收”，但“小凌河等处滩浅河淤”，往往造成很大的损失，故请求把所余“布花钞锭”暂存旅顺，“以后年分仍运于小凌河四处”。[78]牛庄新码头可能一直使用到正德年间，由于长期在这里卸载布匹和棉花，故称其为布花堡，至于其具体地点，当在三岔河以南不远处，今马圈子西南20余里的西四镇耿隆屯村西辽河岸畔。

路河的终点是制胜堡，也是路河距离广宁最近的地点。据《全辽志》记载：广宁距东昌堡190里，而制胜堡至东昌堡为170里。这就是说，制胜堡在广宁城东20里的驿路附近。查今广宁城东20里处有二十里铺村，村中原有古城旧址，城墙下为乱石填筑，上为青砖包砌，周约800米，城南紧靠一条旧河道。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有如下记载：“三岔河，当全辽适中之所，为东西咽喉，其上流为辽河，分为三水，俱出建州界内，逶迤萦回，历黄泥洼合而为一，南行百余里为三岔河。又一百八十二里归于大海。当洪武辛亥，以渡海定辽之故附山东，而山东之饷辽者，必取道海上，由三岔河入路河，以达广宁之二十里铺，此河为全镇要害，原不从近日始。”[79]由此可以断定，广宁城东的二十里铺就是明初的制胜堡。

所有的人工运河，都必须借助天然的河流为其提供水源，辽东路河也不例外。辽河平原南部的地形为两边高中间低，故三岔河以北的所有支流呈扇形分布，而辽东驿路和辽西路河都借助了这样的自然条件。一般来说，后人对明代辽东驿路舍直取迂感到很不理解，事实上，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就其利用自然条件而言，这样的选择是十分有利的。因为，从辽阳到广宁，如果直走辽河套，那将涉越众多河流，而迂回三岔河，则顺着广宁东南流向的河流，免去不断渡河之苦。辽东路河主要利用了西北东南走向的羊肠河。万历末年，熊廷弼在议论辽东屯田的时候，谈及路河的路线。“广宁东三十里，旧有羊肠河一道，自西北而东南，入海龙窝潮沟，其故道也。自先年挑挖路堤，阻其南向，遂横溢而东，入三岔河。一遇山水泛涨，堤内堤外，尽为潴淀。如依故道，两岸筑堤，中让百丈之阔，任水缓行，不与争险，度不及五十里，便可导入于海。”[80]据《辽东志》记载，羊肠河发源于塞外的白云山，熊廷弼这里所说的羊肠河，就是今天北镇以东的羊肠河。在路河没有修浚之前，羊肠河水南流经海龙窝潮沟入海。如今，羊肠河仍然南流，先是汇入饶阳河，再向南流入双台河。由此看，今天的双台河下游应该是明代的海龙窝潮沟。先是，清初路河废弃以后，羊肠河南下回归旧道，而后，咸丰末年，辽河自右岸冷家村决口，进入潮沟，形成今天的双台河。原来辽河以西的饶阳河，即原来的珠子河也被迫改道向西，借用羊肠河道汇入双台河，所以才形成今天羊肠河为饶阳河支流的局面，而熊廷弼让羊肠河回归旧道的方案中“度不及五十里，便可导入于海”的说法，与现在驿路附近羊肠河与双台河的距离大体相等，这说明明代的羊肠河确实是经三岔河入海的，路河就是羊肠河。据《全辽志》记载：“路河：城东四十里，平洋桥入三岔河。”平洋桥是驿路上的重要桥梁，其确切位置在今台安县西部新华乡城子村（平洋堡故址）以南3里的平安桥村。据《全辽志》记载：“考广宁一带路河水自境外羊肠河经镇武堡、高桥铺由镰刀湖入海；沙岭一带路河，自三岔西潮河亦流高桥铺入镰刀湖，二水合流，惟沙岭居中，地形高，多沙河易淤，议者欲相地形稽先年长广道备筑泊岸，更设闸几处，时其收泄，庶河道不淤，河水不涸，边防既固，水利且兴，霖雨有泊岸，缓急便于军马，否则挑挖虽勤，无补障塞，徒重劳民力虚糜钱谷。”[81]这里所说的镰刀湖位置最为关键。镰刀湖在何处？《奉天通志》撰者考证羊肠河时说道：羊肠河流经盘蛇驿，又南经莲花泡，“此泡明为镰刀湖，《全辽志》路河水自羊肠河经镇武堡、高桥堡入镰刀湖即此”。[82]首先我们确定一下，莲花泡是不是镰刀湖。考明代辽河套西部防御边堡，从镇宁堡（黑山大虎山）向南，进入地势低洼地区，这从各堡所属的边台中就可看出：镇宁堡有野猪湖北小台、野猪湖大台、野猪湖中小台、野猪湖北空台、野猪湖南空台、莽獐湖北空台、莽獐湖南空台、莽獐湖大台、莽獐湖南小台等；镇武堡（盘山县高升镇）有莲子湖大台、莲子湖西小台、陡砍湖台、莲子湖西空台、莲子湖东空台等；西兴堡（台安富家）有莲子湖台、长湖台、死鱼湖台、月湖台、死河口台等。[83]镇宁堡、镇武堡、西兴堡从北向南排列，野猪湖、莽獐湖、莲子湖、陡砍湖、长湖、死鱼湖、月湖也从北向南排列，汇聚柳河等北来之水。其中莲子湖即莲花湖，位于镇武堡以东辽东边墙以西，今盘山台安两县交界处东莲花、西莲花、小莲花等村附近，20世纪20年代，“水盛时周围还可达四十余里”。[84]确定莲花泡的位置以后，我们再看镰刀湖该在什么位置。上文引《全辽志》已经很明确，“羊肠河经镇武堡、高桥铺由镰刀湖入海……潮河亦流高桥铺入镰刀湖，二水合流，惟沙岭居中”，羊肠河从北向南流经高桥铺入镰刀湖，潮河从北向南流经高桥铺入镰刀湖，那么高桥铺在哪里？嘉靖十二年（1584），朝鲜使臣苏世让前往北京，在其所著《阳谷赴京日记》中对所经驿站和急递铺记载较详：他从牛庄出发，过三岔河后，“到宿沙岭”；第二天，过高桥铺、清川铺、平洋铺、老鹅铺，“午饭于高平驿”。[85]这里的沙岭即今日盘山沙岭村，平洋铺即今日台安县城子村，从沙岭到城子，直线距离近30里，而明朝急递铺的间距最小为10里，也就是说，从沙岭北行10里为高桥铺，从高桥铺北行10里为清川铺，从清川铺北行10里为平洋铺，高桥铺在沙岭北10里，按照今天的位置当在沙岭西北三台子附近，而此处已在莲花泡以南20里，因此，镰刀湖不可能是莲花泡，镰刀湖的位置应该在沙岭西北不远处。

高桥以南的路河应该走今天西辽河故道，从西平堡（沙岭）和西宁堡（西牛古城）两边堡所属边台看，其间又有柳河、新柳河、珠子河等支流从辽河套流入，又东与太子河相汇，至此，太子河、羊肠河、珠子河“三水合流入海”，称三岔河。[86]从三岔河到牛庄这段路河，文献中没有记载其究竟利用了哪条河流，但《奉天通志》中的记载给我们一个启发：海城河在牛庄以东分为两支，“河之北枝出牛庄东关，屈西北流迳小姐庙南，水量渗溢过半，余津入太子河。南枝出牛庄西南北折，至牛庄西北三里，复折而西流，势逐渐缩小，一部伏流洼地中，至三岔河以南涌出地面，为辽河枝流，其余津西北流至小马溜入太子河”。[87]路河很可能利用了海城河的南支进入三岔河。

至此，路河的走向基本清楚，即从牛庄驿（东昌堡）出发，沿着海城河（沙河）南支向西北方向，过三岔河，再沿着西辽河（羊肠河故道）向北，过沙岭驿（西平堡），转西北，过高平驿（镇武堡）、盘山驿，到二十里铺（制胜堡）。

进入明代中期以后，辽东的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路河的军事防御功能越来越突出。正统初年，北方各部南下，不断骚扰辽东，辽东都司境内分别形成以辽阳和广宁为中心的两个战区，两个战区中间隔着百余公里的辽河套，之间只有单薄的驿路相通。而且“盘山东三站每霖雨，河水泛溢，常阻军马策应”。东三站指盘山驿（盘蛇）、高平驿（高升）、沙岭驿（沙岭），这一带地势低洼，积水遍地，行路十分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辽东都督巫凯于正统年间“奏筑沿河堤岸，为长广道，河水通行”。[88]也就是借助路河的堤岸修筑宽阔的驿路，把河与路结合在一起，使路河畅通。嘉靖年间，蒙古兀良哈三卫深入辽河套，近边墙驻牧。嘉靖四年（1525），辽东巡抚张连奏请浚治路河，委托管屯都司韩承恩起调定辽海盖等卫夫丁挑挖，旋复淤塞。嘉靖四十一年（1562）四月，蒙古土蛮部大举进攻辽西，兵部尚书杨博上言八事以救危机，其中第六款是“急发户部修边银令先修山海关东至广宁一路台墙”。朝廷马上派兵部左侍郎葛缙前往辽东督视军情，葛缙回朝后，[89]条陈十事，其中之一即“广宁一带路河淤塞，宜修浚”[90]。由于时间仓促，“以边墙一时难于迄功，奏准修路河通舟楫，扼虏不得入犯”。[91]第二年，王之诰被任命为辽东巡抚，委派“闲住总兵罗文豸动支奏请银两起调定辽广宁海州等卫军夫挑挖，河深一丈，廓二丈，三越月工完”。[92]据《明穆宗实录》记载：隆庆年间也曾对路河进行修浚，隆庆三年（1569）正月，朝廷“录修浚辽东三岔河广宁铺路河工，赐巡抚都御史魏学曾、镇守总兵王治道、副总兵王重禄、参将张九思、游击毕朝银有差”。[93]由于不断挑挖和修浚，辽东路河不但成为沟通辽东辽西的重要孔道，便利人员往来和物资的运输，而且与其外部的城堡、墩台和边墙一道，成为阻滞辽河套中蒙古各部侵扰的重要屏障。顺治十三年（1656），朝鲜麟坪大君李渲曾在《燕途记行》中记载：“自牛庄抵广宁二百余里，大野泥浓，唐朝所谓辽泽霖霾，则陆地行舟，以是行旅不通。万历间宁远伯李成梁闻于朝，大发民丁，自牛庄抵广宁筑大墙堤，高广俱数丈，堤北坎土为壕，壕行船，堤容轨，民甚便之。”[94]查《明实录》，李成梁在隆庆元年（1567）为参将，隆庆二年（1568）三月为辽东副总兵。隆庆四年（1570）十月为都督佥事镇守辽东。[95]万历十九年（1591）十一月，去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再次以原官挂印充总兵官镇守辽东，万历三十四年（1606）死去，前后做辽东总兵近30年，而这个时期辽东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很多防御设施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和改建，路河作为辽东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修浚是完全可能的，只不过我们没有资料进行详细考证罢了。另据朱之蕃《辽东新修路河记》记载：“万历丙午仲春，蕃承使命颁恩诏于朝鲜，道出山海关，历辽阳，始得渡岛绿而竣事焉。关以外径与虏接，墩台守望，虽鳞次栉比，而柳栅沙沟，冲突窃发，每为行旅患，然原野平旷，可驰而为趋避也。惟自广宁抵三岔河，外逼虏穴仅二三里，远者亦不能十里，而地复沮洳，时冰初解，马腹每没泥淖中。讯之土人，当暑雨时，溢汇为巨浸，土田不可耕，行旅不能通，共患苦之，为日久矣。比于役归，预忧行路之难。至则崇垣屹若，驱车直经其上，而下抚河流，环绕垣外，回顾沮洳，已茂郁葱菁，化而为禾黍之场，弥望无际，不知其为垄亩者，当以几千万计矣。时与将吏有事于修筑者相构接，乃备闻其颠末，欣然为文，以纪茂功。盖自海运未罢时，镇武、平阳、西兴、西平、西宁五堡间，旧有路河，受三岔之水而南达于海，外足御虏，内可泄涝，陆通车马，水利海艘，辽阳之至便计也。故迹久湮，艰于修复，工繁费广，徘徊顾虑，而计划无复之耳。抚院赵公，总戎李公，同心合德，戚额隐忧，乘数年威严，顺治之暇，议大举修筑。按院康公，巡道郝公，储部谢公，协总戎公相度筹算，畚锸肇兴，于乙巳之冬，寒冱暂辍。今年春乃檄同知王邦才，督镇武以东；通判孙如汕继创议，通判张承祚初委经历周三聘之后，督镇武以西议调军夫；增月饷，建桥闸，疏河渠，计丈尺，严给散，井井条悉，而三道张公、杨公、马公及参游以下，各协力分劳役，工仅三万，费仅数千金而二百里遂成沃野，水归故道，顺流注海，舟航可通。驰驱堤上者，无复濡足湿裳之苦。且河深丈余，阔几三丈，堤高一丈，基三丈，顶阔半之，即胡骑生心，亦当势阻，而气夺矣。夫事之兴，有会谋之成在人，长城筑而夺矣，而天险完，金城渭上屯田，而兵食足，今兹一举而三利兼收。农者安于栖被，行者游乎坦夷，守者据其高深，岂安攘之远略，而久远之宏图也。”[96]这是文献中有关路河开挖和修浚最为详细的记载。

辽东路河是路与河的结合，前期修浚，目的在于运输，后期修浚，目的在于防虏，虽然在不同时期修浚的目的不同，但修浚后的基本结果是一致的，那就是改善了辽泽中的交通条件，这一点从不同时期往来的朝鲜使臣记述中完全可以看出。

清朝之前的辽河航运断断续续，偶然性较为明显，即使在明初持续了数十年时间，也完全属于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关，所以当朝廷调整治边政策的时候，航运很快就衰落了。到了明朝中后期，当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航运事业复苏的时候，又因为统治者的短视而被打压。所以说，清代之前的辽河航运，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巩固边疆的作用，但没有强化各个区域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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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百衲本）卷28《地理志》。

[2] 《三国志》（百衲本）卷8《魏书》。

[3] 《辽史》（百衲本）卷59《食货志》。

[4] 《续资治通鉴》卷38。

[5] 《金史》（百衲本）卷24《地理志》。

[6] 《金史》（百衲本）卷27《河渠志》。

[7] 《金史》（百衲本）卷128《循吏传》。

[8] 《元史》（百衲本）卷7《世祖本纪》。

[9] 《元史》（百衲本）卷6《世祖本纪》。

[10] 《元史》（百衲本）卷14《世祖本纪》。

[11] 《元史》（百衲本）卷15《世祖本纪》。

[12] 《元史》（百衲本）卷17《世祖本纪》。

[13] 《元史》（百衲本）卷43《顺帝本纪》。

[14] 《明太祖实录》卷144“洪武十五年四月丙午”。

[15] 《明太祖实录》卷145“洪武十五年五月丁丑”。

[16] 《明太祖实录》卷69“洪武四年十一月戊午”。

[17] 《明太祖实录》卷90“洪武七年六月癸丑”。

[18] 《明太祖实录》卷103“洪武九年正月癸未”。

[19]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1《山川志》，嘉靖四十四年。

[20] 《明史》（百衲本）卷130《张赫传》。

[21] 《明太祖实录》卷245“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庚申”。

[22] 《明太祖实录》卷173“洪武十八年五月己丑”。

[23] 《明太祖实录》卷72“洪武五年二月癸巳”。

[24] 《明太祖实录》卷87“洪武七年正月壬申”。

[25] 《明太祖实录》卷123“洪武十二年三月壬申”。

[26] 《明太祖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乙亥”。

[27] 《明太祖实录》卷195“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乙未”。

[28] 《明太祖实录》卷122“洪武十二年二月丁巳”。

[29] 《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十月戊子”。

[3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80，第158页。

[31] 《明太宗实录》卷18“永乐元年三月戊子”。

[32] 《明太宗实录》卷22“永乐元年八月乙丑”。

[33]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5《艺文志》，嘉靖四十四年。

[34] （明）毕恭修《辽东志》卷3《兵食志》，嘉靖十六年。

[35] （明）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345《王敬所集》，崇祯十一年。

[36] 《明英宗实录》卷270“景泰七年九月乙未”。

[37] 《明宪宗实录》卷135“成化十四年二月庚子”。

[38] 《明宪宗实录》卷178“成化十四年五月甲申”。

[39] 《明宪宗实录》卷205“成化十六年七月丁未”。

[40] 《明孝宗实录》卷64“弘治五年六月甲辰”。

[41] （明）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345《王敬所集》，崇祯十一年。

[42] 《明武宗实录》卷11“正德元年三月乙丑”。

[43] 《明神宗实录》卷543“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

[44] 《明英宗实录》卷28“正统二年三月乙已”。

[45] 《明英宗实录》卷147“正统十一年十一月乙丑”。

[46] 《明宣宗实录》卷81“宣德元年七月癸未”。

[47] 《明宪宗实录》卷168“成化十三年七月癸酉”。

[48] 《明世宗实录》卷460“嘉靖三十七年六月乙丑”。

[49] 《明世宗实录》卷419“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

[50] 《明世宗实录》卷482“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丙戌”。

[51] 《明世宗实录》卷563“嘉靖四十五年十月癸酉”。

[52] 《明穆宗实录》卷32“隆庆三年五月己未”。

[53] 《明穆宗实录》卷61“隆庆五年九月丙寅”。

[54] 《明神宗实录》卷8“隆庆六年十二月辛未”。

[55] 《明神宗实录》卷28“万历二年八月壬戌”。

[56] 《明神宗实录》卷177“万历十四年九月壬辰”。

[57] 《明神宗实录》卷308“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乙亥”。

[58] 《明神宗实录》卷571“万历四十六年六月癸亥”。

[59] 《明神宗实录》卷97“万历八年三月壬寅”。

[60] 《明世宗实录》卷543“嘉靖四十四年三月戊子”。

[61] 《明世宗实录》卷502“嘉靖四十年十月辛酉”。

[62] 《明世宗实录》卷460“嘉靖三十七年六月戊戌”。

[63] （明）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358《庞中丞摘稿》，崇祯十一年。

[64] 《明太祖实录》卷76“洪武五年九月壬申”。

[65]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80，第31页。

[66]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80，第44页。

[67] 杜宏刚等辑《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623页。

[68] 《明宪宗实录》卷160“成化十二年十二月甲午”。

[69] 〔朝鲜〕崔溥：《锦南漂海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569～570页。

[70] 《明太祖实录》卷238“洪武二十八年四月辛未”。

[71] 《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十月戊子”。

[72]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5《艺文志》，嘉靖四十四年。

[73] （明）冯瑗：《开原图说》卷上，台北正中书局，1980，第34页。

[74] 金毓黻修《奉天通志》卷74《山川志》，1934。

[75]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2《边防志》，嘉靖四十四年。

[76] 张士尊：《明代辽东“东昌堡”考》，《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77] 《明宣宗实录》卷2“洪熙元年六月辛亥”。

[78] 《明英宗实录》卷217“景泰三年六月戊子”。

[79] （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民国21年影印本。

[80] （明）程开祜：《筹辽硕画》卷1，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

[81]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2《边防志》，嘉靖四十四年。

[82] 金毓黻修《奉天通志》卷76《山川志》，1934。

[83]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2《边防志》，嘉靖四十四年。

[84] 金毓黻修《奉天通志》卷76《各县山水》，1934。

[85] 〔朝鲜〕苏世让：《阳谷赴京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399～400页。

[86]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1《图考》，嘉靖四十四年。

[87] 金毓黻修《奉天通志》卷76《各县山水》，1934。

[88]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2《边防志》，嘉靖四十四年。

[89] 《明世宗实录》卷508“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庚申”。

[90] 《明世宗实录》卷515“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91] 《明世宗实录》卷513“嘉靖四十一年九月辛亥”。

[92]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2《边防志》，嘉靖四十四年。

[93] 《明穆宗实录》卷28“隆庆三年正月己酉”。

[94] 〔朝鲜〕李渲：《燕途记行》，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2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73～74页。

[95] 《明穆宗实录》卷50“隆庆四年十月庚子”。

[96] （明）朱之蕃：《奉使朝鲜稿》，《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76册，齐鲁书社，1997，第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