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

东北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自然层面上看，东北南面大海，与中原相望；西越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相邻；长白山脉，纵贯于东部；小兴安岭，横亘于北方；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等河流环绕其外，辽河、松嫩、三江等平原静卧其中。人们习惯于用“山环水绕”来形容今天东北的地形和地貌，应该说还是比较贴切的。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均为内河，整个黑龙江流域都位于清朝的版图内，“山环水绕”岂能囊括。

对整个中国而言，东北无疑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就东北自身来说，由于受到地形、地貌、纬度、温度、湿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地的自然环境又有很大的差异，植物带和动物群的分布也不尽相同，而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方式，以及人们对自己文化模式的选择。东北南部，即辽河流域，纬度较低，气候温暖，降雨充沛，作物生长期长，属于暖温带气候，在自然的开发利用方面与华北平原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有些地理学家主张将辽河平原与辽东半岛划属华北地区。按照这种观点，东北与华北的地理分界线应该在松辽分水岭的南部边缘，即从今天彰武向东北经康平和昌图，折向东南经铁岭、抚顺、宽甸抵达鸭绿江西岸。[1]东北的东北部，即长白山区和松花江平原，以及三江平原，相比于南部，纬度较高，气候寒冷，但由于受到洋流的影响，降水丰沛，植物生长茂密，森林资源丰富，适合从事渔猎和采集活动。松花江及各支流谷地，土壤肥沃，雨水丰沛，亦可从事农业生产。东北的西北部为大兴安岭山区，以及科尔沁沙地和嫩江平原，由于受到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气候的影响，气温较低，同时因降水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这一带成为半干旱地区，草原发育良好，适合从事畜牧业生产，其南部和东部，降雨相对多些，亦可从事农业生产。

在传统社会，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温度、湿度、植被、动物群往往决定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为当时社会的主要资源是土地，如果没有更大的利益驱动，人们不会轻易把草原或森林变为耕地，从而放弃渔猎和游牧去从事农业生产；更不会轻易把耕地变为草原或森林，从而回归渔猎和游牧生活。因此，根据自然环境，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东北大体划分为三个区域，即适合于农业经济的南部，适合于渔猎和农业经济的东北部，适合于游牧和农业经济的西北部。

那么，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东北经济区域的分布格局是否与自然环境相符呢？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在清朝崛起之前，东北南北经济区域的界线在松辽分水岭，其人为的标志性建筑是长城。中原王朝在东北修筑长城始于战国中期，燕国大将秦开率军先击败东胡，向北拓地千里；再击败朝鲜，向东取地两千余里，然后在新开拓的土地上设置辽东、辽西、右北平等郡，把东北南部纳入燕国的版图，并在其北部修筑长城，以阻止北方各族南下。[2]秦汉统一，承袭了燕国在东北的政治遗产，设置相同名称的郡县，修筑相同走向的长城。人们常说，长城是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所谓“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长城以南推行与中原一致的农业生产方式，长城以北保留传统的渔猎和游牧习俗，长城南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有明显的差异。燕国、秦朝、汉朝、明朝都曾在东北修筑长城，虽然有的偏北，有的近南，但大都在松辽分水岭的南部边缘上，其走向大体与地理学家们划定的华北与东北的分界线相吻合。

历史上，有修筑长城的朝代，也有不修筑长城的朝代，那么，不修筑长城的朝代南北分界线又在哪里呢？

抛开割据分立时期，仅就统一王朝而言，辽、金、元三朝都没有在分水岭南缘修筑长城。但是，当我们对辽、金、元统治时期的东北进行文化分区的时候，仍然会发现，这个时期虽然没有修筑长城，但南北文化区域的界线仍然在松辽分水岭的南部边缘上。辽朝推行五京制度，有三京在东北，其上京临潢府（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东京辽阳府（辽宁辽阳）均在松辽分水岭以南。南部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实行与中原相近的郡县制，北部的居民则恪守着原有的生活方式，从事渔猎、游牧以及部分农业生产，实行“镇戍”或“羁縻”体制下的部落氏族制度。金朝兴起于松花江流域，同样设置五京，在东北也有三京，即东京辽阳府（辽宁辽阳）、北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上京会宁府（黑龙江阿城）。东京和北京在松辽分水岭以南的辽河流域，上京设置于松辽分水岭以北的松花江畔。从表面上看，东北三京均推行州县体制，中原文化已经推进到松花江流域，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设置的州县来看，前者相当密集，后者寥寥无几。南部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与中原文化接近，北部仍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多元文化特征突出。特别是完颜亮迁都以后，原来从中原掠夺的人口返回内地，女真各部也纷纷南迁，会宁再次成为部落氏族的活动舞台。蒙古兴起于漠北，元朝建立以后，东北仍然是边疆地区，经过多年的战乱和浩劫，人口急剧减少，元朝设辽阳行省管理整个东北，但松辽分水岭南北文化区域的格局仍然如旧，没有大的变化。辽、金、元三朝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没有，也没有必要修筑长城，但是，这个时期东北南北经济区域的界线仍然在松辽分水岭，与那些修筑长城的朝代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次，在松辽分水岭以北地区，长期存在东北部渔猎经济区与西北部游牧经济区，两者之间的界线在松嫩平原。东北部渔猎经济区，先秦时期活跃的主要民族是肃慎，秦汉以后为靺鞨，辽金时期为女真，他们或以氏族，或以族群，或以部落的面目出现，虽然名称各异，强弱不一，但在这块土地上，他们一直从事渔猎活动并辅之以少量的农业生产，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没有大的变化。西北部游牧经济区，先后成为匈奴、东胡、鲜卑、乌桓等草原民族驰骋的舞台，契丹消退以后，蒙古各部控制了这里。虽然历代聚居在这里的民族或族群文化特质有所区别，但游牧骑射一直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东北渔猎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会点在松嫩平原，但其具体位置要由各氏族或部落势力的强弱来决定。比如，秦汉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夫余国长期统治松嫩平原，源自白山黑水的靺鞨部势力强盛，游牧经济的势力就会遭到打压，范围就会缩小，从而退往大兴安岭山区。再比如，明清时期，蒙古各部几乎控制了整个松嫩平原，从而把女真各部挤压到长白山区。

什么是文化？在诸多的概念中，笔者更倾向于“生活方式就是文化”的解释。所谓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文化在空间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区或文化带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3]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因为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换句话说，因为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东北所形成的三大文化区或文化带基本上是稳定的，有时区域的边界清楚，如修筑长城的朝代，燕国、秦朝、汉朝、明朝，以及清朝初年修筑柳条边和新边后形成的东北渔猎文化区与西北游牧文化区的边界，有时区域的边界模糊，如不修筑长城的辽、金、元等朝南北文化区域的边界，以及东北部和西北部文化区域的边界。尽管如此，东北文化区域分布的大体格局还是比较清楚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东北文化区域的结构完全取决于地理环境呢？当然不是。客观地说，东北文化区域格局的形成是自然环境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诸多社会因素中，文化的传播及传播的方式不可忽视。

就东亚的文明而言，虽说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原始文化如满天星斗，但传统社会的主体是农耕文明，其中心在黄河流域，向外传播的方向遵循着从中心向周边辐射的规律。东北南部邻近中原，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渤海海峡虽为天堑，但即使在帆船时代，风向便利亦可朝发夕至。东北西南部与华北平原相连，冀东平原与辽西走廊之间，无高山大川阻隔，甚为平坦。相似的自然环境，便利的交通运输，给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中原文化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东北南部的辽河流域就成为中原文化向东北传播的桥头堡，成为农耕文化最为活跃的地区，其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与中原相近或相同。

文化传播与人口流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毕竟人才是文化的载体。《汉书》《三国志》在叙述燕国修筑长城前提的时候，提到东胡“却千余里”，何谓“却”？唐人颜师古注“退也”。提到古朝鲜则说“取地两千余里”，何谓“取”？夺取也。也就是说，是秦开的军事行动使土著民族向北方和东方撤退，随之中原人口大量北上占有这里的土地和资源。当中原人口进入东北的时候，排除其他因素，仅就环境而言，出于生存的考虑，人们首先要寻找一个与家乡相同或相似的环境，其中就包括气候、土壤、植被和动物群，而这个环境就在东北南部。历代迁入东北的人口有主动迁徙者，也有被动迁徙者，秦汉时期的事情我们所知甚少，但秦汉以后则要多些，特别是辽金时期，很多州县是靠强制迁徙的人口建立起来的。但是，即使是这种形式的移民，组织者也不可能不受“利润最大化”的影响，即给这些强制迁徙的人口创造一个相对合适的环境，从而给自己或自己的集团带来好处，而松辽分水岭以南恰好符合这样的要求。与松辽分水岭以南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相比，分水岭以北的环境自然要差一些，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经济更为不利。宋代洪皓《松漠纪闻》就记载：“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4]说明在当时人看来，松辽分水岭以北不适合农业生产。另据南宋马扩《茅斋自叙》记载：“自过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黍，所种止稗子。舂米，旋炊粳饭。”“自过嫔、辰州、东京以北，绝少麦面，每日以射倒禽兽荐饭，食毕上马。”[5]虽然松辽分水岭以北某些地区也种植谷物，但条件很差。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导致中原移民和农业生产活动止步在松辽分水岭以南，从而形成以农耕为主体的文化区域。

提到文化传播的规律，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值得注意。一般来说，距离中心越近，与中心文化的相似性就越大，距离中心越远，与中心文化的差异性就越大。历史上，中原文化向东北传播，就验证了这样的规律。如果把山东和直隶作为中原文化传播的中心，那么中原文化最先传播到辽东半岛和辽西走廊，然后才是辽河流域，这样首先在松辽分水岭，或长城以南形成带状的文化区域，在这个文化带中由于推行与中原相同的政治结构和生产方式，故中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也掺杂着诸多北部多元文化的特性，我们姑且称其为混合文化带，或过渡文化带。中原文化越过松辽分水岭再向北传播，则形成新的文化带，由于中原王朝推行羁縻统治和保留土著民族原有的文化传统，其主体文化以氏族和部落的多元文化为主，同时包含某些中原文化的成分，历史上松辽分水岭以北的文化区域就属于这种性质。东北最北部的文化带分布在黑龙江两岸，由于中原文化影响相对较弱，这里的文化基本还是原生态的。

清代之前，虽然各文化带的形成与文化传播密切相关，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文化区或文化带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起码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联系。南部文化区与中原之间的联系主要是行政和军事上的，经济上主要表现在中原对东北南部的粮食输出，以补偿自然灾害和军事活动所导致的短缺，还谈不上相互依赖。北部文化区与中原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朝贡贸易上，如马市贸易，时隐时现，时有时无，缺乏连续性，对南部经济影响也非常有限。从这个角度讲，东北南部与中原之间，东北南部与北部之间，经济联系并不紧密，基本处于分割状态。放下东北三大文化区，我们只看东北南部，相对而言，虽然我们把其看作同一文化区域，然而事实上，虽然在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但其内部可以分为若干个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同样缺乏经济上的联系，如鸭绿江流域与辽河流域，在很长一段时期，鸭绿江流域都是高句丽文化的核心地带，与辽河流域文化差异很大，后来成为女真各部的活动舞台，一直保留着女真的文化传统。再比如西辽河地区与辽河中下游，文化差异也相当明显，很长一段时间，那里都是游牧民族的家园，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逐步加以改变。仅从经济联系而言，东北南部本身也不是个整体，各部分之间同样缺乏文化基础和经济联系。历史上，东北是边疆地区，但边疆不仅是个政治概念，其内涵应该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而其基础应该是文化，从这个角度讲，此时的东北边疆并不是稳固的，直到清朝建立之前，东北自身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仍然处于割裂状态，东北与中原之间的经济联系还很脆弱，中原与东北、东北各区域之间还没有达到相互依赖的程度，自然环境对经济区域的稳定仍然起着关键的制约作用，要达到中原与东北、东北各区域之间经济的一体化需要有更大的社会动力。

那么，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动力呢？让我们重温历史，看看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因素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过去，是文化传播改变了东北的文化结构，左右着东北的历史发展进程，未来，文化传播仍然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东北虽然形成三大文化区，但文化区的存在只是相对的，并非固化状态。随着社会因素的变化，改变和动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就东北南部文化区而言，受到中原王朝和北部各种势力消涨的影响非常明显。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的时候，文化传播明显表现出强势，南部文化带就会向北推进，甚至越过松辽分水岭进入松嫩平原，辽、金、元时期都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当中原王朝势力减弱，松辽分水岭北部各族纷纷南下，那么，文化带就会向南收缩。这种情况在明代表现最为明显，如洪武年间在西辽河设置大宁都司，已经控制了辽河上游，但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国力减弱，对蒙古各部采取守势，只好放弃西辽河，大片农业土地沦为兀良哈三卫的牧场。正统年间，在辽东北部修筑边墙，把辽河套大片土地弃置边外，那里同样成为蒙古各部的驻牧之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文化区域之间的频繁互动不断改变着区域的边界，时常推动着东北三大文化区域格局的改变。

既然文化传播是推动东北文化区域改变的重要因素，那么人口进出就成为这种因素发挥作用的动力。每当中原人口大量向北迁移的时候，南部中原文化因素的作用就明显增强，如西汉时期；同样，当中原人口南迁，北部人口大批涌入的时候，中原文化因素的作用就会减弱，如东汉时期。

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社会整合的过程，文化传播越有效，社会整合的程度就越高，而要使文化传播更为有效，其中很重要的条件是交通要好，好的交通条件会使人流、物流顺畅，从而加快社会的整合。试想，如果渤海没有横亘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历史上的东北南部可能很早就已经中原化了。所以，交通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而辽河航运就是如此。

清朝初年东北的社会变迁，重现了数千年的历史，如果没有新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东北三大文化区域的格局仍然不会改变。顺治元年（1644），为控制中原，辽东人口几乎全部“从龙入关”。人口急剧减少，显然对统治不利，所以从顺治六年（1649）开始，清朝政府连续出台政策，鼓励向辽东移民，特别是顺治十年（1653）颁布的《辽东移民招垦令》，其力度之大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统治者这样做的用意非常明显，那就是尽快恢复南部的农业，但统治者不愿打破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东北整体文化结构，所以在《辽东移民招垦令》颁布的第二年，就在松辽分水岭以南修建柳条边，从而把南部的农业文化区和西北游牧文化区、东北渔猎文化区之间的界线固定下来，接着又修建了柳条边新边，再把西北游牧文化区和东北渔猎文化区之间的界线也固定下来。后来，柳条边虽然有所展拓，但整体格局没有大的变化。柳条边是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结合，以维护原有的文化区域结构为目的，所以在东北南部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之后，清朝统治者对移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即从“招民”到“限民”，再到“封禁”。但是，清代的情况与历代有所不同。首先是清朝的大统一，特别是百余年的康乾盛世，不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荣，而且也导致人口的迅速增长。乾隆时期，邻近东北的山东和直隶等省，人口都达到数千万人，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地旷人稀”的东北压力很大，数十万的山东人、直隶人通过陆路和海路进入奉天和热河，并很快使这里的人口达到饱和。乾隆中后期，移民已经越过松辽分水岭，向松嫩平原挺进。其次是松辽分水岭北部各族“顶托”力量的消失。清朝崛起前后，松辽分水岭以北聚居着众多部族，它们有独立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迟滞着南部人口的北上。但是，随着清朝的崛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先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自身的力量，不断把北部人口南迁，其中包括女真人，也包括蒙古人，努尔哈赤时期如此，皇太极时期也是如此，甚至入关以后顺治、康熙、乾隆时期还是如此。结果，松辽分水岭北部的部族人口，特别是满洲人口急剧减少。再次是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朝政府在松辽分水岭东北部建立镇戍体制，分别在宁古塔、黑龙江设立将军，这样，在松辽分水岭东北部，形成了吉林将军镇戍区和黑龙江将军镇戍区，城镇、官屯、驿站陆续建立起来，形成了新的生存环境。原来分布于此地的土著也陆续被编入驻防八旗，血缘氏族组织被地缘组织取代。在松辽分水岭的西北部，清朝从入关前就开始划分牧地，建立旗制，入关后不断完善，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盟旗制度。严格地说，盟旗制度虽然与部族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但其独立性和流动性已经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事实上，盟旗已经成为清朝政府带有自治性质的地方政权。清朝在松辽分水岭以北推行镇戍体制，不但消除了来自北部部族的“顶托”，而且为移民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清朝统治者长期推行封禁政策，但无论是镇戍体制的管理层还是盟旗体制的王爷们，其主观上都希望移民北上，同时客观上镇戍体制和盟旗制度下形成的城堡和村落也为移民的进入提供了依托，有利于移民的北上。

移民进入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随着移民不断向北前进的脚步，松辽分水岭北部的文化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东北文化区域的格局出现了根本性的变迁，清代的辽河航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辽河的港口随着移民的脚步向北推进，同时加速了整个东北地区的社会整合，具体说来，辽河航运的功能先是把辽河流域与中原整合为一个整体，再把辽河流域上下游整合为一个整体，然后把松花江流域与辽河流域整合起来，从而不断推进着东北社会的一体化进程。

[1] 参见李祯、祁承留、孙文昌《东北地区自然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2页。1954年罗开富将辽河平原与辽东半岛划属华北地区，并被大多数地理学家所接受，改变了将辽东半岛和辽河下游划入东北地区的传统观念。

[2] 《史记》卷100《匈奴传》。

[3] 〔美〕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钱岗南、傅志强译，商务印书馆，2004。

[4] （宋）洪皓：《松漠纪闻》，《四库全书·杂史类》。

[5] 李澍田主编《东北史料荟萃：金史辑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