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回顾、新线索与新视角

常平仓涉及中国古代财政、粮政、仓政、荒政等多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古人对其早有重视，总结常平仓建设的历史经验并为现实服务是相关史料在历代得以整理、分析、总结和流传的重要原因。其中，各朝正史之“食货志”、典制史书[3]、荒政史料[4]、仓政[5]，以及各地方志、个人文集等都有较为集中的记载。

常平仓的大规模建置终于有清一代，民国时期有关中国古代粮政、仓政、荒政的研究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历代常平仓。诸学者从粮农制度、救荒政策、仓储体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等不同视角对常平仓的起源、功能、运行机制和发展历史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为后继者开辟了方向。[6]其中，邓云特所著《中国救荒史》立足于荒政之考察为后来的常平仓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而沈文辅的《论古今中外之常平仓政策》所展现出的高远立意为常平仓研究的现代转换开启了思路。

20世纪80年代后，常平仓逐渐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主题。张弓对包括常平仓在内的唐代仓储制度的全面梳理对于此后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引导意义，学者们在这一主题下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更多的探索。[7]在以往累积的基础上，围绕着常平仓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研究多聚焦于一朝一代，虽然联通各时期的“通考”少有关注，[8]但针对一时期，特别是两宋、清之常平仓的研究则获得了显著的进展，广泛涉及常平仓的建置沿革、职事功能、运作机制、制度保障、绩效评估、空间布局、地域案例、储备技术、制度变革及其评估、常平仓与其他仓种的关系以及兴衰利弊等诸多方面。透过各类史料挖掘、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朝代比较等不同的方法，学术界从荒政史、仓政史、农业史、财政史、制度史、社会史、思想史、区域史、历史地理、管理史、价格史等多样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重要时期的常平仓有了渐趋深入与全面的认识。其一，不同时期的常平仓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管理、社会治理（典型的如荒政救济）等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功能、效果被逐步揭示出来。[9]其二，将常平仓放置于整个仓廪系统中加以考察，探究了常平仓与其他各仓种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到后者在历史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出“常平”功能，由此逐步形成了各仓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关系。[10]其三，基于经济社会系统的多维度考察成为研究的主要进路，分析方法和历史材料不断得以拓展。与此相适应，研究焦点亦不仅局限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的区域空间、地方社会视角和微观层面的仓储个案愈加受到关注，其中利用地方志、仓案、仓储征信录等资料对常平仓经营管理的微观解剖是研究的新取向，由此而进一步引申出对常平仓经营效益的实证分析。[11]其四，国家意志、治理能力和政治走向对常平仓的创设、发展、经营管理之利弊与绩效之影响被充分地揭示，由此而刻画出历代常平仓的建设由积极转为消极，功能由兴而衰的生命周期。[12]其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学术界逐步认识到历史变迁中的常平仓的种种复杂性与矛盾性。例如，常平仓动用资源多，但其绩效并不总能尽如人意；常平仓运行趋于制度化，但人治之弊依然明显；常平仓制度多有改良、创新，但难以长久维持；管理者虽认识到常平仓应遵循规律，但违背规律的操作时有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历史之中的常平仓被更加多面、立体地呈现出来，但学界对常平仓的评估还是更多地倾向于积极的一面，而晚近一些海外研究更是透过常平仓一反西方传统地“发现”了中国古代国家在面对经济社会危机时所表现出的高效组织与协调能力。

在海外研究中，日本学者星斌夫将常平仓、社仓视为一项福利政策，所著《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更多地将仓储置于中国传统的慈善公益事业之中加以考察。这表明，福利经济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向有传统。针对清代常平仓的研究，星斌夫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着手，一方面注重梳理仓储演变与制度沿革，另一方面运用大量地方史料来考察地方仓储的功能与运行，《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史的研究——清代赈济仓专论》在史料和视角方面的转换开辟了区域仓储研究的新进路。[13]欧美学者中，法国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和加州学派王国斌等人的合著《养民：中国的国家民用粮仓体系（1650—1850）》利用大量档案史料和统计数据对清代仓储的内部运行机制展开了细致的分析，并借此考察了官僚系统的内部运作。他们认为，清中期政府积极推动构建的仓储系统在维持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政府的行政效率是值得肯定的。[14]这样的认识也体现在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两部著作中。不同于西方学术界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他们借助仓储例证的剖析，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经济社会管理领域有着为人所忽视的积极一面，但以常平仓为代表的仓储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由兴而衰的周期性特征。[15]

美国学者李明珠（Lilian M.Li）得出了与此大体相同的结论，[16]而澳大利亚学者邓海伦（Helen Dunstan）则揭示出了乾隆时期的常平仓建设围绕着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而形成的复杂关系，以及政府维持巨大仓储系统面临的种种困境。[17]邓海伦的这一认识与国内学者高王凌较早的研究形成了呼应。[18]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另辟蹊径，立足于清人陈宏谋的精英意识，剖析了官僚群体的杰出代表努力化解矛盾与困局，使常平仓、社仓造福于民的经世思想与实践路径。[19]

常平仓为中国古代旧制，它对于当代经济社会到底有多大启示和现实意义？它能否经过变通、转换而有利于国民福祉？除了荒政、农业经济、价格管理等领域的研究有所涉及之外，学术界对这类问题的深入探讨并不多见，一些点缀性的分析往往缺乏学理基础而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其实，若拓展视角，放眼世界，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常平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已被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借鉴，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出积极作用。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讲到汉代平准制度（这一制度运用于粮食调控，即为常平仓）时，插入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小故事：

汉代的平准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忱。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20]

常平旧制老树新颜，国民政府官员浑浑噩噩，浑然不知。但知识界并非如此，1944年农业专家沈文辅在《经济论衡》中介绍了华莱士在美国推行的农业常平仓政策。[21]1945年，沈氏又于《东方杂志》撰文梳理常平仓的古今中外，认为国人应继承这一重要经济传统，将其发扬光大：

常平仓制，早被国外所采用，发扬光大，益臻完善。国人或叹旧学之消沉，昧于作吻合经济理论之研究，或竟鄙视旧制陈法，不屑承袭策善；反由美国农学专家又兼农业政治家出而倡导，竟列为彼邦农业久长立法之中心，新农业调整计划之支柱。仲悝寿昌弘羊泉下有知，亦当含笑常平仓制之无远弗届，无往不利；国人知能未泯，更应愧对先哲，知所亟急直追矣。[22]

沈文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中国古代的经济传统容含着现代价值，它不应与现代割裂开来。事实上，将“现代”等同于“西方”的认识本无具有说服力的学理可依，人们唯有从更广域的视野观察中国经济传统，才能对其作出更为深入的理解与评估。这意味着，对常平仓的认知不能仅限于古代一维，而应着眼于古—今、中—西多重面向，将常平仓置于跨历史、跨文化、跨经济形态的分析框架下予以系统的探察。

聚焦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便会发现这一古今、中西转换的机缘最早落在了清末民初留美求学的陈焕章身上。陈焕章在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法，[23]古老的常平旧制由此走向世界，并对美国农业部部长华莱士（Henry A.Wallace）于20世纪30年代大力推动的美国农业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超民系统地探究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改革对中国常平仓思想的借鉴与发展，为围绕着常平仓而展开的多视角研究提供了古为今用的新思路。常平仓稳定经济的功能不仅仅体现在农业领域，李超民还关注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将农业常平仓拓展为多元储备的理论探索。继沈文辅之后，李超民突破了旧有的研究边界，这对于深化常平仓认知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24]

常平仓的“新陈代谢”并非到格雷厄姆就终结了。事实上，与常平仓紧密相关的经济调控思想在格雷厄姆之后还有一系列重要的发展，“凯恩斯革命”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节点。李超民对此已有所注意，他发现“凯恩斯在1938年也曾经提出政府储备食品和原材料的稳定政策”，但是“他的主要思想并不同于格林翰姆（其著作的中译本作“格雷厄姆”——笔者注）”。[25]检索凯恩斯的存世文献，会发现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针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问题提出了缓冲储备思想，而这一思想与格雷厄姆的主张是有着一定相似性的。在后来一系列的思考和研究中，凯恩斯将其逐步提炼，并以“短期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Short-Period Prices）阐述于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The 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按凯恩斯所说，1936年出版的又一部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下称《通论》）是《货币论》的“自然演变”，但这一自然演变“有时却可以使读者当作为使人感到混淆的观点的更改”[26]。那么，《通论》的某些内容会不会包含着缓冲储备思想的“自然演变”呢——尽管它们表面看上去是完全“不同”的理论和主张。从思想的连续性考虑，这种“自然演变”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凯恩斯在20世纪40年代针对实体经济详尽地提出了一套缓冲储备方案，凯恩斯本人甚至将其称作华莱士常平仓的国际化，他希望此方案连同他提出的另一项针对货币金融体系的“国际清算同盟”方案（亦即“凯恩斯计划”）相互配合，促进战后世界经济稳定与新秩序的形成。虽然这两项规划最终流产，但包括缓冲储备思想在内的凯恩斯经济学遗产却启发了一个重要的流派——后凯恩斯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27]后凯恩斯经济学家们接续凯恩斯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就业缓冲储备”理论。其实，这一理论早在“罗斯福新政”（New Deal）时期就已借助“以工代赈”政策被大规模地付诸实践了。不过，只要略知中国经济史就会发现，所谓“以工代赈”并非新政的发明，其思想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已被阐发，并被后代加以推广应用。

如此看来，常平仓一次次的“历史超越”尚有很多精彩段落有待进一步挖掘并接着讲下去。那么，这些段落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联？特别的，缓冲储备思想是怎样一步步发展、演化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若深加追问，常平仓与经济学理之间尚有重重谜团需要解开。事实上，常平仓的故事铺展开来本是一幅历史与经济经纬交织的“画卷”，而只有通过历史—经济、时间—空间深度交融的描绘才能将其丰富的内容更为完整地呈现出来。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若深入探究常平仓包含的经济学理演化脉络，会进一步发现，常平仓与经济哲学之间仍有一层关联有待打通。我们知道，任何产生深远影响的经济思想、政策的背后必然有一套思维模式作为其本体论的支撑。马克思在批判萨伊“三位一体”公式时讲道：“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28]看来，如果不能从常平仓中抽绎出更为一般的经济世界观，并基于哲学本体、经济理论、政策施用这三个维度作出整体性的把握，对这一中国经济传统的理解将难以走向深入，也就无法揭示出潜藏于其中的更为一般的经济规律。

综上所述，尽管有关常平仓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如果着眼于新线索和新视角，尚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而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工作也有待进一步展开。其一，既有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个历史时期，以常平仓为关注点，以“通”“变”为主线，以古今、中西交叉为坐标，对其内涵、历史演进的整体性把握仍是一个少有涉及的领域。其二，经济学与历史学在研究中需要更为深度的交融。长期以来，对经济学理的深入探讨一直处于常平仓研究的边缘地带。特别的，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与常平仓缓冲调控功能相结合而展开的分析并不多见，它们之间可能的联系是颇值得探索的方向。其三，从常平仓的“理”和“用”中解读出更深层次的“体”需要再次开路辟径。中国古人何以能发展出常平仓法？常平仓法又何以能转化为绵延不绝的经济传统？既有研究未能从经济思维方式的视界回答这一问题以揭示潜藏在常平仓背后的哲学本体论，并借此探寻中国经济传统的本质内涵与特征，以及其与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实践可能存在的古今关联。进一步的，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视角下，常平仓怎样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继续作出贡献？这也需要从认识论到政策论上作出更为全面的解答。

总之，综合利用交叉、比较的方法，联通时间与空间，对常平仓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国经济传统及其现代价值的研究既需要整合既有的认知资源，更需要从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再出发。本研究尝试在此方面付诸努力，以期对相关问题更为全面、深入的解答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