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

谢伏瞻[2]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为我院建院40周年发来贺信，今年1月2日、4月9日，又分别为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和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发来贺信。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为一个研究单位三次发贺信，这是十分罕见、极其珍贵的，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我院的亲切关怀，我们大家在深受巨大鼓舞的同时，也深为一种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所激荡。

2018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同志来我院调研并发表讲话。王沪宁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他调研的目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5·17”重要讲话两年多了，讲话中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和要求，“破题没有？进展如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5·17”重要讲话三年了，致我院建院40周年贺信两年了，王沪宁同志的这一发问仍然是振聋发聩、发人深思的，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给我们出的题目，我们的考卷答得如何？需要认真总结，更要查找差距，制定措施，继续抓好落实。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贺信精神，很重要的是统一思想，深化认识。这里，我主要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几个重要问题，谈些思考和体会。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针、政策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创建、发展和繁荣起来的。1949年9月，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在此之前，同年7月，周恩来同志明确提出“我们要把社会科学在中国发展起来”[4]，强调马列主义是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为发展科学文化，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社会科学从一片荒芜中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6]1978年9月，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胡乔木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所有不同单位的目标是一个，就是繁荣中国的社会科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大地向前推进。”[7]1980年酝酿编制的“六五”（1981～1985年）计划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要有相应的发展。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11月22日，中共中央印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今后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是不可能的”[8]。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努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促进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繁荣和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应当高度重视理论建设，保障学术自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研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也使用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表述。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还深刻阐明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项原则：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5·17”重要讲话科学地解答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指导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长远发展的纲领性文献。

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一个重大提法的变化，而且是党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职责、战略要求的重大发展。

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我们不妨从中把握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加快构建”。“加快构建”这四个字是有深意的，“加快”阐明了任务的紧迫性，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适应时代发展、党和人民伟大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奋发有为；“构建”不是恢复重建，更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繁荣发展的已有成就基础上，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其一，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也必然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快速上升，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猜忌和戒惧明显加深，加紧对我国实施战略上围堵、发展上牵制、理论上歪曲、形象上丑化，我国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根本矛盾将长期存在。深入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认识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给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作出有说服力的科学解答。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并作出有说服力的科学解答。其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必须着力防范化解可能迟滞或阻碍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年初讲了8个领域16个方面的风险，今年年初又讲了8个重点风险，如何有效防范化解这些重大风险，给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并作出有针对性的科学解答。总之，时代提出的问题是紧迫的、综合性的、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不能无动于衷、按部就班，不能散兵游勇、支离破碎，甚至局部突破都是难以胜任的，必须有一个整体性的大发展、体系化的大突破。

第二个关键词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近代以来，国门大开，“西学东渐”，中国人民备尝“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的痛苦。中国共产党人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斗争中，从众多思想中找到了救国救民、实现民族复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并产生了重大理论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相应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毋庸讳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狭义或纯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当代中国发展的期望。一是用中国理论、中国学术解读中国实践尚不充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和警示，我们应该警醒，应该承认差距很大。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构建并发展出一套成系统、较为完备、较为成熟的解读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变化、解读当代中国发展奇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是拿西方的理论、学术、知识、观点、原理、概念、范畴、标准、话语来解读中国的实践，难免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问题。例如，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我们目前尚无一套系统地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国际经济学界早就有人断言，谁能从经济学上解释清楚中国的改革，谁就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即便不是为了得诺贝尔奖，我们的学者也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和学术担当。二是对民族复兴的学理支撑尚不充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这都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注入学术之源，为丰富中国智慧、凝聚中国力量、彰显中国价值提供智力支持。对照上述职责要求，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有不小的差距。明显的例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写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已经翻译成几十种语言，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但我国理论界尚未出现研究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为国际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公认的学术经典，不少成果在读者那里的反映是：“远不如读总书记自己的著作精彩、解渴。”再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尚未构建起能够充分展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应有价值和力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概念、指标体系。

概括起来说，一个拥有近9000万名党员、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自信成熟的伟大政党，没有系统完备、特色鲜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自信成熟的伟大国家，没有系统完备、特色鲜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拥有5000多年灿烂文明、高举和平发展进步的旗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信成熟的伟大民族，没有系统完备、特色鲜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不可想象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时代的呼唤，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中华民族的期盼，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的崇高使命，这是我们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贺信精神的必然结论。

二 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

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筚路蓝缕、潜心耕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就我院来说，目前学科设置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民族学与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主要一级学科领域，有二三级学科近300个，这为我们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时代要求出发，应当看到，我院的学科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的问题，如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等，在我院也是存在的，有的还比较突出。

就我院各研究所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看，有的研究所这方面工作抓得好一些，有的研究所抓得差一些；有的已经发现了问题，着手调整和解决；有的则还满足于现状，没有发现和意识到问题；还有的不愿意触及矛盾，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建议大家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学科（研究室）设置哪些是科学合理的，哪些是不那么科学合理的；哪些是真正的优势、特色和重点，哪些是国家社会需要、学科有而不优、亟需加强的；哪些是没有发展潜力和前景、需要淘汰撤并的；还有哪些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是我院欠缺并亟需补上的短板。

综合分析，我院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有些学科是从苏联“学来的”，有些学科则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还有些学科是从西方“拿来的”。这是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形成过程紧密相关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确立了科学要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方针。全国科学教育界响应“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号召，进行全国高等院校和学科调整，将科学和教育纳入了国家计划体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深受苏联体制、苏联专家、苏联教材的影响。这一阶段，我国新建了一批学科，如计划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教育学、文艺学等；也撤销了一批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等。这种变化在我院的一些“老所”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例如，1955年中国科学院借鉴苏联科学院的学部制度，建立了4个学部。其中，哲学社会科学部下设哲学、经济、文学、历史、考古、法学等14个研究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为摹本的。再如，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哲学理论研究的组织领导，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蓝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是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加一些中国哲学的学科。其他研究所的学科设置也受到苏联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一些学科延续至今。例如，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设有投资、价格、产业布局等方向的研究室，直到现在我院还有些研究室与之对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新时期需要，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突破。在学科建设方面，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新建了一大批学科。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在经济研究所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一批分部门和专业的经济学研究所，不仅对推动相关领域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学、金融学、区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时期还恢复了一批学科，大大充实了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我国还从西方引进了一批学科，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工商管理学、传播学、全球史等。这就构成了今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格局。

总体来看，近代以来长期的“西学东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深受外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不健全、不系统、不完善的。虽然从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数量型指标看，我国已经是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大国，但是在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创新学科发展内涵等方面，与我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相比，与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际地位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从哲学社会科学大国向哲学社会科学强国的转变还任重道远。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健全、不系统、不完善，是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的根源。以我院经济学学科为例，某些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学科，已经越来越难以跟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大体说来，有四种情形：一是有些学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其学科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急剧下降，如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投资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等。二是有些原来的学科划分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要求，如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切成“块块”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现在已很难截然分开，难以适应现代经济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的农村研究和城市研究，也很难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三是有些学科低水平重复设置，需要整合、归并和提高，如区域经济研究，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都在搞，水平有高有低，且力量分散，形不成集团优势；再如，经济片各所都在搞宏观经济分析，力量也很分散。四是存在不少空白短板，即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而我们尚缺乏研究的领域，比如，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什么是创新型发展，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什么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如何建设，迫切需要研究；此外，一些新业态如互联网经济，一些新模式如共享经济都是以往不曾有过的，这些领域恰恰是我国近年来大发展的领域，也是我国在世界上发展领先的领域，需要总结和深化研究；还有像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政策、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如此等等。这些在我院都还是空白。

国际问题研究是我院的特色优势学科，有8个研究所（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也应该承认，8个研究所（院）很多学科（研究室）设置是改革开放初期，少部分是21世纪之初，与时代发展、党和国家事业需要、国际著名智库相比，存在一些突出的短板。一是聚焦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求不够紧密。如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各方面很希望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议，但我们有些专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研究所对国内经济并无深入研究，而研究国内经济问题的研究所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也不强。二是聚焦当今世界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储备性研究不够。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这个大变局的特点、成因和趋势是什么，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机遇和挑战是什么？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的特点和趋势是什么，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如何？如何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加紧实施的战略围堵？如何认识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蔓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如何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等。当然，我们不是要搞大而全、小而全，而是要有很强的专门学科和很强的集成能力。三是聚焦重点研究领域不够，平均用力，力量较分散。当今世界，中美关系是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而且已经超出双边关系的范围。中美关系大格局的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对中欧、中俄、中日、中国与朝韩、中国与东盟、中非、中国与拉美等诸多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今天世界上很多对我国不利的因素，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抓住中美关系大格局的变化这个“牛鼻子”，大量国际问题都会有新的认识，而我们不少研究所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

从去年6月到今年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切关怀下，王沪宁同志悉心谋划指挥，黄坤明同志直接领导推动，我们组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根据党中央审定批准的组建方案，按照“不是要归大堆，而是要真正打造中国历史研究的精锐”的要求，本着“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中国历史研究院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边疆、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在历史学部原有5个研究所基础上新设院部并成立4个内设机构，新设历史理论研究所，调整、优化、新设40个研究室，整合6个科研辅助部门，新设5个非实体性研究中心，学科调整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在我院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国历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为我院其他学科领域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应该看到，随着新时代我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演化，一些新的经济社会现象和问题已经不是单一学科能够研究清楚的，必须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联合攻关。学科体系不健全、不系统、不完善也是造成学术研究“碎片化”的根本原因，而零敲碎打的研究难以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总之，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依托，学科体系不扎实，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是无源之水；学科体系的中国特色不鲜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就是无本之木。我们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在加快构建学科体系、突出中国特色上下更大功夫。我们要强化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储备性、基础性研究，坚持问题意识和需求导向，聚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聚焦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科学谋划学科布局。我们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

专业所限，这里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学科片、文哲学科片、社会政法学科片的学科体系建设进行具体分析。希望全院各研究所都来认真思考、深入研讨、科学谋划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是关系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长远发展的大问题，是一项基本建设。

三 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

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学术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决定着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例如，同样是经济学、政治学，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与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就有根本区别，决定这种区别的，不是学科和话语，而是思想观点；同样是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就有截然不同的味道，决定这种差异的，也主要不是学科和话语，而是思想观念。

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史表明，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往往就是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成熟、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通常是区分学科最重要的标志。例如，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边际分析方法为核心，从而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

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全国社科界、全院同志共同努力。这里，不妨分析几个案例，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有益的启示。

案例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和发展。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景十三王传》，书中称赞汉景帝之子刘德时说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9]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封河间献王。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之乱，内宫储位争夺激烈，刘德深感儒道衰微，便在封地河间王国内大量收集古文先秦旧书，修兴礼乐，以期通过收集并研究儒家典籍振兴儒学。班固所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是刘德潜心收集古文先秦旧书，并招募四方饱学之士夜以继日梳理、校勘收集来的儒家经典，主要是赞扬刘德专注于辨明古代典籍的真假、对错、是非的那种求实精神。后来，唐代学者颜师古在对此作注时，将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0]。“实”指实际存在的文献。“务得事实”就是做学问一定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而这个事实根据就是先秦旧书之记载。“真，正也。留其正本。”[11]“求真”就是在大量的文献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而，“实事求是”原本是指研究历史文献、典籍、文物时的一种严谨治学、务求真谛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明清以后，这种治学方法和态度逐渐演变成了考据之学，尤其是清代，这一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呈一时之盛。梁启超曾说：“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12]经学家刘师培把清代这种考据学之治学方法总结为：“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13]概括地说，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中，“实事求是”主要是一种考据学意义上的治学方法和态度，而不具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所谓“实事”，主要指文献，而且是古代的文本，并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客观事物；所谓“是”，主要指“是非”意义上的“是”，即从古代文本中求得其“是”，并且越“古”越“是”，越“书本”越“是”，也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客观规律。因而，古代的“实事求是”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埋头书本、脱离现实的学风，只对古不对今，只面向文本而不观照现实。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术语进行了一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阐发，不仅使其思想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升华，而且使其思想价值和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境界。下面这段话，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14]从此以后，实事求是便有了特定的内涵，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的中国化表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

从毛泽东同志，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始终不渝地坚持、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其明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其基本要义是：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出主意、作决策，办任何事情都不能从本本出发，不能从抽象的定义、原则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和想象出发，必须从客观存在着的基本事实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第二，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乃至忽视理论。而我们重视理论，也正是因为它能指导实践，而不是把理论当作教条。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用“有的放矢”这一古代成语，用箭和靶来说明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相互联系，并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15]第三，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发展真理和检验真理。人们通过社会实践，获得理性认识，进而指导实践，但认识正确与否，又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践面前，正确的理论被证实，错误的理论被修正，同时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原有的理论。第四，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辟新境界。客观实际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实践永无止境，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找出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对实践经验作出新的概括，以推动实践和理论的新发展。第五，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共产党人就要求真务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察实情、出实招，崇尚实干，反对空谈。

必须指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6]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7]。正因如此，恩格斯反复申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8]列宁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19]因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或系统阐述过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案例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社会主义应该和能够搞市场经济吗？这个问题相当长时间里，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明确加以否定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地吸收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深刻剖析，科学地揭示了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奴役性质、虚幻性质，破天荒地第一次揭示了资本的“秘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怎样，他们只是提出了一般性的设想和原则。列宁由于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短暂，关于这方面也没有系统成熟的思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主张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可能搞商品经济，更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阵营长时间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将市场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以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实行市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国家计划下的产品经济，排斥商品、排斥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抵制资本主义影响、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进而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须采取的方法。

不仅如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和舆论界也同样认为，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可兼容的，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哈耶克等人，直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这种观念的维护者，在他们看来，没有私有产权就不可能形成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信号和充分的激励机制。也正是从这种根深蒂固的教条出发，当代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质疑乃至攻击中国搞的要么不是社会主义，要么不是完全市场经济。

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认为市场和计划都只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历史性贡献。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每一步深化，都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都是对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藩篱的冲破，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在继承邓小平同志改革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我们党和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并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国情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深度融合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案例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和国际会议上，倡导性地提出在世界上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并迅速取得广泛共识。联合国2017年2月10日将其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3月17日又将其载入安理会决议，2017年3月23日再将其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古代的先哲很早就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西周末年，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而不同”思想。此后的先贤陆续将这一哲学思想运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用来处理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关系。《礼记·礼运篇》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论语》主张“以和为贵”；《尚书》提出“协和万邦”；《易传》倡导“万国咸宁”。当然，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贯彻上述思想，但这些体现人民对美好社会向往的思想，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得以传承下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分析了人类共同体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由自然决定”的共同体，如氏族、部落、家庭、民族、国家等，在这些共同体中，共同特点是人的依赖关系占主导地位，分工和交往都局限于共同体内部。第二阶段，“由社会决定”的共同体，如资本、企业、银行、公司等，在这些共同体中，共同特点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分工和交往突破了自然共同体的界限，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特别是转化为资本的商品，作为天生的国际派，日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开启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第三阶段，以自由自觉个性为前提的自觉的共同体，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应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思想，基本原理和内在精神是高度一致的，但又有新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人类共同体不同历史形态特别是第二大形态和第三大形态时，都未曾预料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并存的局面，这当然是由于时代条件不同的缘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为解决当今全球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美国等西方大国极力推行利己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背景下，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激励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同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重要理念，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客观规律，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准确把握了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挑战提供了符合各方利益，并且是在无法解决这些挑战的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新方案，体现了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求同存异、包容发展的新全球观。

由此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

从上述三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有益启迪。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1]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科学的态度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22]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最重要的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及其文化形态，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其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的资源。再次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三要坚持问题导向。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出发的，科学地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而要科学地提出问题，就要把握它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一个假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真问题而不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最好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真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从而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揭示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和学术创新。四要着力提升原创能力和水平。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言必称希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只有从我国当代实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学术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创新。

四 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

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主要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朱光潜先生说过，思想就是使用语言。一种思想、理论、学说、知识、学术，从创立、发展到传播运用，总要通过一定的语言来塑造、成型和表达出来。思想不等于独白，即使是自言自语，也要使用一定的语言。话语既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构成思想的重要元素。当然，话语体系不单纯等同于语言，它是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

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们不妨再分析几个案例。

案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1938年4月，艾思奇同志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首次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23]的命题，倡导让哲学说中国话，说老百姓的话。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4]。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开创者。他在我们党内最早明确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特别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2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经提出，迅速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以精准独到、洗练晓畅的话语，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旗帜。

案例二：“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小康”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里的“小康”是指生活比较安定。儒家把比“大同”理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称为“小康”。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你们那个样子，而是小康状态。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26]。这里，小平同志借用中国古代的术语，赋予其新的内涵，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提出来，进而领导我们党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对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均作出系统部署，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的提出，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胜阶段。它创造性地改造了中国古代的话语，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集中表达，成为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并即将成为现实的宏伟目标。

案例三：“中国梦”概念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概念，此后又在多个重要场合和重要会议上加以阐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不断为人民造福。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中国梦”一经提出，迅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用高度凝练、明白晓畅、特色浓郁的话语，来概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在这一伟大梦想的感召下，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社会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

最近我还注意到一篇论文，该文考察了近代以来“规律”一词的语义变迁。在古代汉语中，“规律”是指人为制定的“规章律令”。晚清以后，随着科学观念的传入，“规律”一词才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这一义项当时并未得到普及。只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规律”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规律”不仅完成了自身的彻底转义，并在与其他相关词语的比较中取得优势地位，成为表述“客观性”、“必然性”最常用的术语。也就是说，转义的“规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最终得以普及的。[27]该文作者对文献的细致梳理是值得称道的。希望有更多研究话语体系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成果出现，如此，我们的“三大体系”建设将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如何才能提炼出标识性概念？一要扎扎实实地搞研究，发扬钉钉子精神，严谨治学，决不能投机取巧，标新立异，那样提炼出来的只能是“伪概念”，非但不能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反而会起消极作用。二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接地气，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提炼出的标识性概念才能合实际、通民心、立得稳、传得开。三要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相联系。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着力打造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做到中国话语、世界表达。要聚焦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标准、法律的制定，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建设话语体系要同办好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要坚持中国立场、注重中国特色，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要主动设置议题，勇于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

必须指出，“三大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例如，有的话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转化为学术。

五 加强对“三大体系”建设的组织领导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和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崇高使命。全院各级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不辱使命。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思想自觉。“三大体系”建设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重大的研究任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任何迟疑、拖延甚至麻木不仁、马虎大意都是要不得的，必须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行动到位，扎实推进。要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检验我们是否增强“四个意识”、是否坚定“四个自信”、是否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试金石。

二要扎实做好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状况调研普查。这项工作，作为今年重点任务专门作了部署。要在全力推进调研和摸底工作的基础上，加快“三大体系”建设，首先是学科体系建设。要以创新的思路，突出重点，该收缩的收缩，该加强的加强，该合并的合并，该新建的新建。力争通过学科调整，使全院的学科布局明显优化，真正实现学科建设大踏步前进。

建设“三大体系”，人才是关键。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要求高、周期长，要根据“三大体系”建设的需要，有长远的眼光，久久为功，舍得时间、舍得投入来“养才”。进人要围绕“三大体系”建设有计划展开，特别要针对一些学科领域人才断层、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问题，加强对中青年人才的引进和储备，加强对基础学科、冷门学科人才的扶持，加强外向型学术人才培养。要遵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成长规律，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机制，规范和完善职称评定制度、岗位聘用制度、奖励激励制度。要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完善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办院规律、有利于出高质量成果和高水平人才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

三要加强领导，敢于担当，奋发有为。院党组统揽全局，将进一步加强对“三大体系”建设的领导。各研究所所长要落实“三大体系”建设的主体责任，不仅要把个人的学术研究搞好，当好学科带头人，还要“抓总”，聚精会神管所治所。所长要始终把“三大体系”建设作为本单位的中心工作，持续深入推进。各所党委书记要把正“三大体系”建设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书记和所长各有分工，各司其职，但是分工不分家，要敢于担当，奋发有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使命催人奋进，使命引领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加快推进“三大体系”建设，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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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作者2019年5月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局级主要领导干部读书班上的讲话，本刊发表时有删改。

[2] 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3]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45页。

[4] 《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90页。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29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98页。

[7] 胡乔木：《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经济学动态》1978年第12期。

[8]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82年11月22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706/4495751.html，2019年4月15日。

[9]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中华书局，1962，第2410页。

[10]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第2410页。

[11]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第2410页。

[1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岳麓书社，2010，第30页。

[13]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823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1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82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35～13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88页。

[19]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1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4页。

[2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13～14页。

[23] 《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387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31～332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54页。

[27] 王士皓：《近代以来“规律”的语义变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重点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